涂鸦的中国式蜕变

798外墙上“拧巴”的英文字母、夸张调皮的肖像，让来来往往的人渐渐认知了涂鸦这种艺术形式。如果你认为涂鸦只是乱涂乱画，那就大错特错了。一位策展人Howard Rutkowski曾说，“涂鸦艺术绝不仅仅是在街头墙上做创作，它是一种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逐渐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同时也使涂鸦艺术注入许多新的活力。”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欣赏涂鸦?如何让涂鸦给我们的城市和生活带来更多惊喜和精彩呢?

涂鸦·参与者

自称是作家而不是画家

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黑暗、肮脏、危险而且破落。找不到发泄创造力和想像力渠道的年轻艺术家们将作品带到街头和地铁站，城市成了他们的画布，这也是纽约涂鸦艺术的起源。

“还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看到地铁车厢上的涂鸦时，觉得很有意思，我不知道是谁创作了这些东西，但我知道应该参与其中。”美国著名涂鸦艺术家Daze说，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在不同环境下，还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并且带着问题加入涂鸦行列。

身为第一批美国涂鸦艺术家的Daze认为，涂鸦的本质在于自我表达。涂鸦艺术家更喜欢称自己为Writer(作家)，而不是“画家”(Painter)，“如果真要界定我的身份，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一个创造者，一个通过这项艺术创作东西的创造者。”

涂鸦·发展

登上画布 走进美术馆

1980年，纽约的“时代广场展览”正式宣告了涂鸦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出现。1982年曼哈顿岛西德尼·贾尼斯画廊首次展示了纽约城市艺术家的作品，展览标题就是“涂鸦展”。涂鸦作品开始进入画廊和美术馆。

卢迎华是一位策展人，他认为涂鸦的创作地点和行为模式对涂鸦艺术的发展至关重要，“美国早期涂鸦艺术家会在火车上创作，他们会等火车来，然后进行创作，再被清洗掉，就像一个游戏过程。涂鸦始终是艺术家用来表现生活态度的一种方式，其中还加入了反叛精神。当美术馆把它带入艺术殿堂消费时，到底是在消费形式还是在消费态度，值得我们思考。”

涂鸦·方式

宽容对待涂鸦精神

创作平台的转变也带来创作方式的变化，“我在画布上创作第一个涂鸦作品是在1986年，那时我会去纽约地铁创作，也尝试着在工作室创作。其实当时艺术界对这种艺术形式很感兴趣，但他们非常质疑当这种艺术进入画廊之后，会不会丧失作品的精神。”Daze比较了两个媒介，“在工作室是一个学习、研究、思考的过程，画布作品表达的情感更加细腻。而在户外，更多是体力上的消耗，同时要迅速做一些决定。两种创作方式有不一样的精神状态，但都很有意思。”

同为涂鸦艺术家的孙宇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从涂鸦进入画廊那一刻起，它的生命已经走向完结，“我认为涂鸦的承载媒介就应该是城市，当它被放到画布上，让观众到画廊看时，我想它已经丧失了一种精神。但我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强调涂鸦精神和形式的关系，对待涂鸦就是一种宽容心态。”

在我国，香港较早接触到涂鸦艺术，后来涂鸦才被推广到内地，而广州、深圳等大城市，是内地最早出现涂鸦的地区。近几年，国内的涂鸦通过网络的力量传播到各地，还出现了一些活跃的涂鸦组织。

中国涂鸦艺术家陆大宁上大学时，在北京看到了很多涂鸦作品，于是产生了兴趣，“我觉得涂鸦是很绚丽、能给人视觉刺激的一种艺术形式。最早我在墙面上创作，现在主要在画布上。”

同样是涂鸦艺术家的孙宇坤在5、6年前开始接触涂鸦艺术，“当时是因为看了一部叫做《霹雳舞》的电影，电影里狂野的字体和配色很吸引我，于是开始慢慢接触这个领域。单纯来说，涂鸦本身就是对内心的宣泄。”

虽然涂鸦在中国发展得很快，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涂鸦艺术只有十余年历史，普及程度也不高。“中国的涂鸦艺术家是一个很小众的圈子，在北京很少能看到大面积的涂鸦作品。”孙宇坤说。

“很多人认为涂鸦是一种潮流，作者也是照搬一些现成的东西。但是当这种文化沉淀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如何把它融入到本地文化之中。我感觉涂鸦想要在中国发展，一定要和本国文化结合起来。”陆大宁表示。

孙宇坤和同伴们也一直在找寻本土化的表达方式，“我发现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英文字体非常困难，因为英文字体就像我们的书法一样，是融入了血液的东西，或者说是从骨子里流露出来的一种气质。于是我只好换一种方式，进入现实创作，用人物、肖像等日常经常接触到的素材去创作。”

找寻本土化表达方式

涂鸦·在中国

涂鸦·思考

如何切入大众生活

在中国，涂鸦艺术正经历着本土化的蜕变，而在全球，涂鸦艺术也因起源于街头艺术而充满矛盾性及改革的迫切性。Howard Rutkowski表示，“如何让这种艺术作品切入到大众生活中?我想评论家首先要多写文章，让大家了解涂鸦艺术，画廊要多做展览，让大众有更加直接的感知方式。如果作为收藏品，我认为收藏家更希望作品充满个性。涂鸦艺术要想长远发展，必须保持它的个性，也就是原创性，并且要把不同地域背景下的不同想法融入到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