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传染病的不仅仅是季节，而是整个生态环境

记者：耿挺

新冠病毒是不是一种只适应于冬季环境的病毒？随着北半球春暖花开，全球新冠疫情会不会有所缓解？除了针对病毒及疾病的研究，科学家们如何从环境和生态角度审视传染病？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全球健康学院副院长郭晓奎教授认为，传染病的发生不是由一个因素所决定的。一般而言，影响传染病的环境因素有三个：包括了温度、湿度、地理等理化因素，能够传播疾病的生物因素，以及人口密度、生活习惯等社会因素。

季节性疾病与温度因素紧密相关

无论是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还是在科学家们的严谨研究中，呼吸道病毒感染诸如普通感冒、流感，通常是在冬季流行。当新冠袭来，人们寄希望于“冬天的结束、夏天的到来”能够让这次疫情自然结束。然而，有研究指出，2020年的夏天仅仅是疫情控制的一个窗口期，如果没有采取积极有效举措，疫情很可能在下一个冬季卷土重来。

“不同的季节，的确会有不同传染病。”郭晓奎说，呼吸道传染病主要发生在冬季，包括流感病毒、冠状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病原体在这个时期更加活跃。而夏秋季传染病的主角是肠道疾病，各种细菌成为重要的致病原。因此，在不少医院里，冬季的呼吸门诊和夏季的肠道门诊都会人满为患。

传染病表现出季节性，无疑与病原微生物的特性有关。病毒在体外生存不易，对温度、光照等因素敏感。一种在冬天里能够在物体表面存活3天的病毒，如果置身于夏天的高温和强烈日光下，可能活不过半天。而细菌则恰恰相反，夏天的温度让它们能舒服地在食物表面繁衍生息。

但有些病毒并不会受到季节的约束。例如，诱发肠道疾病的轮状病毒更适应在夏天引发传染病，而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引起的乙型脑炎也多发于夏秋季。“影响传染病的环境因素不会只有一个，而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郭晓奎说，乙脑病毒的传播并不借助于空气，而是通过蚊虫叮咬，因此外界温度的高低是通过影响蚊虫活动来间接影响它的传染季。

对于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冠状病毒而言，温度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影响因素。郭晓奎说，通过对动物体内冠状病毒的检测会发现，从冬天到夏天，我国的冠状病毒主要感染群体也如同气温升高的地区一样，从南部向北部一步步转移。

传染病新挑战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

对于一种传染病而言，影响其传播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理化因素、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冠状病毒传播的温度属于理化因素。而理化因素还包括对传染病影响最大的水、干旱、光照等。而影响乙脑传播的蚊虫是媒介，属于生物因素。受到这类因素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各种热带病，它们大多在蚊虫活跃的热带地区传播，一旦进入温带或寒带，一个病人很难传染给其他人。人口密度是典型的社会因素。传染病在人与人员之间的传播，一个摩肩接踵的大城市肯定要比鸡犬相闻的农村要容易地多。

在郭晓奎看来，过去对疾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和治疗上，现在对疾病的研究需要更加宏观，加入环境、生态和社会等综合因素。

郭晓奎举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将全球气候变暖与霍乱联系在一起：现已知海洋浮游植物为霍乱(或副霍乱)弧菌提供了栖息场所。当海水温度上升或因为沿海城市向海洋排污过多而呈富营养化时，海洋浮游植物大量繁殖，会造成如海藻泛滥的“赤潮”等现象。这将有利于霍乱和诸如贝类海产品中毒等其他疾病的暴发流行。1991年10月，赤潮在智利引起三百多例贝类海产品中毒，造成11人死亡，并同时在拉美国家引起霍乱流行。

这个案例说明，在过去的100年里，当人类用抗生素、疫苗在对抗单个传染病已经取得成效并为之自豪时，突然发现随着生态环境的剧变，新旧传染病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和形态重新冲击着人类社会。

“发达国家的过敏性疾病远比发展中国家多，这是因为那里卫生条件好，城市化程度高，人们不会像先祖一样与泥土打交道，免疫系统已经不认识很多原本应该很熟悉的外来物了。”郭晓奎说，“从生态学角度看，正是由于一个地区微生物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在对抗新旧传染病的新冲击中，不仅需要医生、科学家研制出新的药物和疫苗，更需要全球范围内多学科、多组织、多国家、多阶层的人们共同努力，从而在新的生态环境中能够再次管控传染病。这将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