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5大都城的政治地理因素。

1

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除此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首都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同时又保证对首都的经济供应。

从政治地理角度来看，适宜建都的地点一般有几个层次的考虑，其中有两个层次最为要紧：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地理区位，二是建都地点本身的地理环境，包括自然条件与人文基础。第一层次又分为两方面，一是选择全国的地理中心或是有利的控内御外的位置，二是与统治集团的发源地是否相近的原则。

以地理中心为首都的思想可以说是最简单的思路。唐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比较大范围的天下之中就在三河地区，从政治地理上来说就是所谓核心区。而从三河缩小到一个地点的天下之中则是洛阳。所以从西周到唐代，都有在洛阳建都的事实或打算。虽然王朝领土范围的中心位置是建都的理想位置，但有时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现实位置。因为除了理想以外，政治军事经济因素要起着实际的作用。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控制内部的敌对势力，另一方面要抵御外部的侵略行为。在这种考量下，首都就可能设在有所偏向的位置而不是地理中心。具体而言，在唐代以前，适合这一要求的是西安一带。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对山东地区（即崤山以东黄河下游地区）而言是居高临下，起着明显的控制作用。而这一地区又有四塞之固的地理优势，即使控制不了东方，也能据险保守独立。洛阳则没有这个优势，万一四方叛乱，则难以保全国家政权。这是控内。而对于御外而言，由于唐朝以前，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敌威胁来自西北，如果对于强盛王朝而言，首都偏于西北有利抗敌自保。到了宋以后的外患则来自正北或东北，所以首都的定位也要受到影响而发生变迁。

另一个与地理中心有矛盾的因素是政治根据地———王朝时代称为“龙兴之地”。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这个因素十分重要，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亦无不如此。甚至后梁的朱温，明太祖与明成祖（各选择不同地点），中华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概莫能外。甚至连割据江东的孙吴政权也有“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说法。

在以上因素之外，首都所在地的经济地理条件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虽然首都地区的粮食与其他用品可以从全国调配，但粮食供应却要有最基本的保证，于是都城所在地区要求有一块能生产粮食的平原。在以上所说的五大都城中，都有这一优势。与经济地理相关的则是交通条件，首都必须位于交通枢纽处，这样既有利于对全国的政治控制，同时又保证对首都的经济供应。

以上这些条件既互相补充，又互相制约。于是中国的都城，尤其是统一王朝时期，就会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很难有一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些条件，既然如此，就会产生某一时期在两个地方徘徊建都的情况；二、在长达3000年时间里主要的都城实际上很少，唐以前只有西安与洛阳，开封只是一个补充。金以后至今主要就只有北京，南京只是一种权宜。以下让我们以历史事实来详细分析上述的结论。

2

洛阳处天下之中，不但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点是防守困难，真正打起仗来，则洛阳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周的先人为了向东开拓，其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到周文王终于定于丰，在今西安以西丰水西岸。这时的周还只是商王朝的一个诸侯国，随后的武王将政治中心迁到与丰隔水相望的镐。不久，武王伐纣，周取代商朝，统治了中原地区。当周武王君临天下的时候，镐京作为首都就显得过于偏西，洛阳一带处于中原地区之中心位置，有建都的优越地理条件。武王就有在洛阳建都的想法。但终西周之世，正式都城一直在镐京未迁，原因有三：一是关中自然条件好，粮食供应充足；二是离前敌较近，在国家强盛时有利于抵御，而且关中是四塞之地，有险可守；三是与周人之发源地相近，有政治上的后盾。但也有一个重要缺点，即在地理上不是全国中心，于行政治理不便，所以到了东周王权衰落，抵御外敌力量削弱，就不得不将都城东迁，远离犬戎等西北民族的侵扰。洛阳处天下之中，不但对全国行政管理十分有利，而且各地贡赋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也处于道里均衡的有利地位。但缺点是防守困难，真正打起仗来，则洛阳的安全性不如西安。

所以西安与洛阳两处对于定都而言，各有利弊。也正因如此，唐以前统一王朝的都城的定位，也就有了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的特点。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王朝。秦人也一样从西边来，秦国的都城从西到雍，到栎阳，最后定于咸阳，就在今西安的西北面。秦国以此为基础，打败东方六国，自然也以此为统一天下以后的首都。秦虽然不以洛阳为陪都，但代之以秦始皇经常性地全国巡行活动。秦亡汉兴，仍然出现定都何处的问题，刘邦从东面而来，到了洛阳，定都于此达三四个月。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他认为是合适都城所在。后来接受娄敬、张良的建议，才西迁长安。

娄、张二人都认为，关中可以控制全国形势，靠着关中的险固与富饶，也可自我保全。以控内而言，建都关中是合理的选择。就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所面对的北面强敌是匈奴。首都建在关中有利于抗敌。秦代据之收复河套地区，深度打击了匈奴势力。汉初虽然国力不强，只能以和亲政策与匈奴周旋，但汉武帝以后，国力强盛，以关中为基地而打击匈奴于西北，取得了压倒的优势，不但建设河西五郡，超越秦国疆域，而且开辟西域地区，将今天新疆内外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之中。这时的长安就不再过于西偏，而比过去靠近全国领土的中心了。故大致说来，若王朝进取则定都长安，若守成则定都洛阳。

十六国之后统一北方的北魏，也选择洛阳作首都。因为其目的是要进取南朝，不可能以长安为基地。只有分裂后的西魏与北周才再次以长安为都。而东魏与北齐何以离洛阳而就邺城，道理也不难理解，只是因为胡化政策的施行，自然要使都城向北迁移，以靠近原来鲜卑的根据地。还有一个原因是洛阳离东西魏（后来的北齐北周）分界线过近，军事上不利，而且移邺城实际上更靠近东魏与北齐疆土的中心。但这一搬迁为时甚短，且影响不大。而隋代北周而起，自然继承了其首都长安，唐继隋立，道理相同。关陇集团的根据地在此，首都不可能东迁洛阳。但是洛阳地处天下之中，地理区位条件实在优越，所以隋唐两代都城也免不了有长安洛阳的徘徊。

那么难道中国之大，从西周到唐代2000年，就没有第三个可供选择之处，必得在西安与洛阳之间作取舍？的确如此。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而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与洛阳之外，我们的确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除了以上已经讲过的原因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西安洛阳东西迁移幅度虽不小，而南北位移不出纬度一度，实际上，西安、洛阳与开封，几乎就在东西一条直线上，这或可以说是一条建都的东西轴线。元代大一统以前，除非偏安，除非其他特殊原因，统一王朝首都必定不可能定位于长江流域，也不可能定位于中原王朝边缘的北京一带。只能在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勉强可作为第三个选择的则是开封。从唐末起开封就是真正的政治中心，原因不是别的，就是控制了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驻节于此。朱温之所以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自然是便于控制。待后梁篡唐而立，就直接定都开封了。这是以自己的根据地作为首都的典型。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开封利用运河的漕运更加方便，于经济上有明显的好处。但是由于洛阳长期以来是建都的理想所在，所以朱温定都开封并非一锤定音，接下来便是开封与洛阳的小徘徊期。朱温定都开封不过两年便西迁洛阳，四年后又还都开封。后唐灭梁以后，便迁都洛阳。后晋灭唐，两年后又定都开封，此后才延续至北宋不变。

但北宋建立之初，也并非一下子就确定建都开封的。开宝九年（976），宋太祖赵匡胤到洛阳巡幸，打算以之为都，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阻之。赵匡胤退一步说，如果洛阳不行，想到长安建都。赵光义问为什么？赵匡胤说，想“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等人还是坚决反对，认为应该回到开封才是正理。这大概可以算作长安洛阳之争的一个尾声吧。

北宋以后，长安即使从理念上也永远与都城告别了。

3

中国首都的选择，形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

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的都城建设开始有了离开长安洛阳一线而发生南北位移的现象，这可以算是后来首都偏离东西轴线之滥觞。北朝仍有建都长安洛阳之可能，南朝则只能建都于长江流域了。而在长江流域只有三个城市———即三“陵”———有建都的可能，一是秣陵（后称金陵），二是江陵，三是广陵。

广陵即今扬州，只做过西汉诸侯国吴国之都城，气势不够。要到隋代南北运河建好之后，经济地位才大有提高。江陵居长江上游（以今而言是中游），离南方最富庶的江东（今称江南）地区过远，因此东汉末年，最适宜做半壁江山首都的地方，自然非秣陵，即今南京莫属。南京既在富庶地区之内，其地理环境又前据大江，南连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自诸葛亮说“金陵，锺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以后，历代帝王更是认为南京是最合适做首都的地方之一。孙权改秣陵为建业，作为吴国都城前后达70年之久。东晋起，又在由建业改名的建康建都，此后经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不变，总共作为以上六个朝代都城的时间达330年之久，统治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等地域广大的半壁江山。与此同时的今北京一带，由于地处中原边缘，长期以来还只是一个州郡级的首府而已。北京作为中原王朝的陪都以至首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逐渐形成的。

契丹族崛起东北，后建立契丹国，势力逐渐进入中原。五代后晋石敬瑭把幽云十六州的土地割让给契丹，遂使契丹国的南界直到今河北中部一线。幽州政治中心即今北京，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并改幽州为南京幽都府（后改析津府），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这是今北京作中原王朝之一的辽的陪都之始，北京作为有影响的都城可以从这一年算起，比南京晚了七个世纪。后起的金、元情况大致相同，既要统治中原，不可能将首都设在民族的发祥地，但又不能离得过远。于是北京就成为最合适的地方。

北京处于华北平原的北端，从北方而下，既已进入中原，可以控扼天下，又紧紧背倚边疆民族的发源地。往北可通过燕山山地诸山口，进入蒙古草原，往东北可沿渤海边缘大路进入松辽平原，往南可经太行山山麓通道直达中原地区核心。这种形势十分理想。清人入主关内，出现的依然是辽金元的政治态势。清的龙兴之地在东北，在建立了全国性的一统王朝之后，舍北京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地方作为首都。可以说，除了西安以外，全国没有第二个城市作为首都之气势可以与北京相比。西安是以西驾东，而北京则是以北临南。唐以前，山东地区，即黄河下游地区是可以与关西抗衡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所在。也就是说是东西力量的对峙。宋以后则是南北的对峙。东西对峙以西安为上，南北对峙则以北京为上，形势使然。中国首都的选择，形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传统观念。这一点有时要胜过经济中心的重要性，也要胜过天下之中的实用性。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最突出的以形势取胜的都城。

与金对峙的南宋按照前朝的惯例似乎应该建都南京，但宋高宗没有恢复全宋的雄图，且金兵曾南下深入长江以南甚远，故赵构宁愿躲到更偏安的杭州。这是割据南方的政权的一个例外，不去细说。应该重点述说的是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之始。就这一点而言，南京落后北京近100年。1368年朱元璋称帝，建立明朝，以应天府即今南京为首都。这是因为南京一方面有帝王之宅的形势，另一方面离朱元璋的根据地淮西老家很近。但形成有趣对照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棣从其侄子手中夺取帝位后，思路却与其父完全不同，他一开始就打算迁都北京，原因可能有几方面：一、北京是其龙兴之地，他封燕王，在北京有比较牢固的政治基础；二、他的帝位按中国传统观念是篡夺而来，他自然要避开嫌疑是非之地的南京；三、明朝的主要外敌是北逃的蒙古势力，建都北京有利于抗敌。但是，南京是明太祖钦定首都，永乐帝又不便立时改变，而且他的子孙想法又与他不同，并不都认同北京为首都，想要回到南京去。所以明朝前期，在北京与南京之间有过一场旷日持久的往复阶段，从明朝建立到正式定都北京经过了70多年时间，即使从永乐元年开始的两京制度算起，也有近40年之久。

明代前期北京南京之间的小往复，不但反映了选择首都的各种外在因素交叉的复杂性，还体现了具有定都决定权的皇帝个人的心理状态。永乐皇帝自然是一心要迁都北京的，但迁延了19年之久，期间他有将近一半时间是呆在北京处理国事，或以北京为基地进行亲征。但在他离开南京的时候，他的太子洪熙帝却几次在南京监国，对祖父朱元璋定都南京有相当的感情，而不愿定都北京，想迁回南京。但他当皇帝只有一年时间，来不及完成这个任务。他的太子宣德帝情况又与他不同，虽然遵照父命有迁都打算，但他作为永乐帝的皇太孙，当其祖父远征蒙古时，都随侍在侧，所以对迁都南京积极性并不高。加之北京作为全国性首都条件的确比南京优越，故经过来回往复之后最终首都还是定于北京。

清朝代明而兴，选择北京为首都没有任何迟疑之处，这与金、元时期思路完全相同。而且由于清代所建立的多民族大帝国北部几乎囊括全部蒙古人部落，西北包容准噶尔与回部，西南领有西藏地区，远远超过汉唐盛世，北京的地理位置也因此不像过去那样偏向北部，而显得相对比较适宜。或者说，也近乎天下之中的位置了。进入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政治基础在北方，定都北京自然是不二的选择。但由国民党建立的国民政府，其政治基础却在苏浙，也因此自然选择南京作为首都。

英国地理学家柯尼希（V. Cornish）对首都的地理条件作了详细的研究以后认为，建都地点大致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自然仓库（natural storehouse），即首都附近资源丰富，粮食充裕，能满足首都需要；二是交通枢纽（crossways），即首都应位于要道交汇处，交通便利；三是要塞（strongholds），便于防守。这三点对首都而言的确十分重要。西安一带作为首都，其地理区位与这三点全部符合。虽然西安不处于天下之中的位置，于全国行政管理有其不便之处，但西安一带还是处于重要的交通地位上，往西通陇右，往南通巴蜀，往东通中原，往北通塞外，可以弥补不在地理几何中心的缺陷。洛阳于三个条件中只能符合一个，即交通枢纽。所以其建都优势不如西安。而无论西安无论洛阳，都只是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王朝，而且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里才是合适的。待到经济重心南迁长江流域，政治重心转向北方时，首都自然就可能出现南北的分化了，即北京与南京间的往复。而政治因素重于经济，北京自然在往复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优势。

但柯氏的总结与中国的情况还不尽相同。在传统中国，地理“形势”是建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这是中国文化的要义之一。以西安与洛阳比较，西安的形势胜；以北京与南京比较，北京的形势胜。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首都以西安及北京最为强势，是有其道理的。所谓形势，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地理特征。居高临下，坐东镇西，坐北制南，都是一种势，一是气势，二是地势，这种地理特征用到政治方面，就成了一种政治地理要素，这一点在中国首都定位中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文地理的特征。

另一个重要政治地理因素则是统治集团的政治根据地与首都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历史是王朝更替的历史，每一个王朝的兴起都与其政治根据地有密切的关系，这是王朝赖以依靠的政治基础，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首都定位会尽量与此基础相近，或离得不远。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是如果接近政治基础的要求与地理形势发生矛盾的话，那么还是以地理形势为首选考虑因素。西汉定都长安即其显例。当然，政治基础也有其两面性。一方面是保证王朝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妨碍当权者的革新行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倒反而要迁都以避开守旧势力的干扰。如秦孝公为了变法图强，将秦国都城从栎阳搬到咸阳，有摆脱反对变法的贵族们干扰的意图。北魏孝文帝将首都从大同迁到洛阳，更是明显地要减少统治民族拓跋鲜卑对实行汉化的阻力。

在与首都定位有关的政治地理要素中还有一对矛盾，那就是形势要紧还是中心为上。定都于西安与洛阳之间的徘徊，就是这一对矛盾的体现。这是比较难以决断取舍的矛盾，否则不会出现千年以上的徘徊，但比较起来仍是形势重要，而且说到底，天下之中的最大好处只是四方来朝与令下四方的道里均衡而已，如果只是具有天下之中的优势而并不符合作为首都的其他必要条件时，天下之中就未必一定被选作建都地点。因为交通枢纽的地位可以弥补并非天下之中的缺陷，西安与北京可以说是两个重要的交通枢纽，交通方便的优点也就克服了位置偏向的缺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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