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的起源研究

花儿的起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起源的地点问题，一个是起源的时间问题。

关于花儿起源的地点问题，以前虽然有诸多争议，但是现在学术界一致认为甘肃临夏是花儿的发源地。正因如此，临夏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中国花儿之乡”的称号。笔者有四个证据可以证明花儿起源于临夏：①文献记载：最早关于花儿的文献记载是明朝人解缙被贬河州（河州是临夏的古称）期间作的诗：“亦有渔人捕鱼者，短歌微送月明回”；②谚语“承认”：“陕西的乱弹，河州的少年”（“乱弹”即花儿的俗称；“少年”是花儿的别称；甘肃临夏古称“河州”）、“银川的大米兰州的瓜，红辣子出在了循化；漫上个少年了走天下，花儿的故乡在临夏”，[1]这两句谚语都说花儿的故乡是临夏；③花儿（歌词）“默许”：“哎，漫一首花儿了问一句话，花儿的家乡是阿达？（“阿达”，是临夏方言，意为“哪儿”）哎，花儿本是尕俗话，你记下，河州是花儿的老家”[2]（②③说明花儿起源于临夏的说法在相当广的地域内得到了花儿演唱者和听众的普遍认可，否则，这些谚语和花儿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了）；④演唱形式：流传各地的花儿歌词无一例外都是用临夏方言写成的，表演时也基本上都使用临夏方言进行演唱。

花儿起源于临夏，与临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是分不开的。临夏还是我国新石器文化最集中、考古挖掘最多的地区之一，是黄河文化发祥地和远古人类生息繁衍地之一，据考证，1.5万年前就有先民生活居住。临夏已挖掘的文化遗址有500余处，著名的齐家文化、半山文化等文化类型因发现于临夏而得名，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79个，被誉为“彩陶之乡”。[3]悠久的历史文化为花儿的诞生创造了必要条件。另外，临夏自古以来就处在政治边缘地带，受到的约束较少，所以各种民族和各种文化得以在此自由迁移、交流融合。花儿是由汉、回、藏、土、东乡、保安、撒拉、蒙古、裕固等民族共创共唱的地区性民歌，所以它形成、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传唱地区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各种民族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为花儿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花儿诞生于临夏的重要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临夏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临夏是古代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上的重镇，明代四大茶马司之一，有“河湟雄镇”、“西部旱码头”和“陇上八州之首”的美誉。“临夏特殊的地理位置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从自然因素上看，临夏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交汇地带，是我国地势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过渡区域，并且靠近中国地理几何中心；从人文角度看，临夏是中原大地连接西北，通往中西亚、欧洲等地的交通枢纽，是南下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的重要通道和进入青藏地区的中转站，历史上是儒道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大文化体系交汇的核心地带。

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为花儿诞生于临夏创造了有利条件。临夏处在两大高原的交汇处，因此海拔较高，地形复杂，气候干旱，植被稀少。在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下，人们的性格粗犷豪迈、放荡不羁，所以他们需要像花儿这种调子较高、歌声悠扬的音乐形式来抒发心中的情感。再者，临夏深居内陆，高原环绕，地形闭塞，交通不便，因此各种民族、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后生根发芽并产生出新的民族和文化。但特殊的地理环境阻止或减缓了本地区与外区域文化的双向交流，使得本地区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和冲击较小，所以地区特色和民族风格明显。

因为花儿发源于临夏，所以花儿的起源时间应该以临夏花儿的起源时间来判断。关于临夏花儿的起源时间，学术界虽然有“周朝说”（赵存禄）、“唐代说”（张亚雄）、“宋代说”（孙殊青）、“元代说”（武宇林）、“明代说”（柯杨、孟国芳、阿小萍）等多种说法，但是赞成“明代说”者在花儿研究者中居多。

笔者以为，临夏花儿的具体产生时间应该在明朝初期，原因有五：其一，最早关于花儿的文献记载就出现在明朝初期。明洪武三十年（1398年），大学士解缙被贬临夏期间有诗写道：“亦有渔人捕鱼者，短歌微送月明回”，这是关于临夏地区民歌和花儿音乐的最早记录。笔者以为这里的“短歌”应是花儿无疑，一方面，自古以来，临夏地区传唱和流行的音乐形式基本上就只有花儿一种，所以“短歌”不会是其他音乐形式；另一方面，“短”字刚好体现了花儿歌词以三句或四句为主的短小精悍的特点。除此之外，明神宗万历年间游宦西北的山西诗人高洪在其作《古鄯行吟（之二）》中写道：“青柳垂丝夹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关于民歌花儿的明确记载，它既形象的再现了古鄯地区（今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古鄯镇）的田园生活，又说明到明朝中期时花儿已经流行开来，进一步地，它也可以成为花儿产生于明朝初期的证据。

其二，临夏地区传唱花儿的主要民族到明朝初期时已经形成，花儿又是伴随着这些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元朝通过对外扩张战争、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宗教政策将大量从事匠人工作、商业和传教活动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突厥人等带到临夏地区，为临夏地区各民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外，因巩固边防等原由，大批汉人迁入临夏驻军屯田，并与本地的各民族杂居通婚，为临夏地区民族格局的形成做了充分准备。到了明朝初期，临夏地区的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传唱花儿的主要民族已经形成。需要补充的是，临夏地区的方言格局也是在明朝初期伴随着这一地区民族格局的形成而基本定型的。

其三，明朝时期，花儿会中的大多数不但出现了，而且已经相当流行了。笔者通过搜集资料发现：学术界普遍认为花儿会起源于民间祭祀活动和浪山活动（西北地区人民借助庙会等节日或庆典到风景秀丽的地方游玩的活动），并在明朝时已经大量出现。就拿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最具影响力的临夏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来说，有一首传统花儿歌词中有“明朝年间洪武年（1368年-1398年），莲花山上就朝山”的记载。另外，研究者在莲花山旧庙残存的铁瓦中发现最早的一片上写着“嘉靖四年”（公元1525年）。[5]据此，我们可以推断：莲花山花儿会至少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

其四，花儿歌词中大量出现的“碾伯”、“十三省”等地名和行政区划是只在明朝使用的专用词语。例如：“碾伯县有个碾伯川，牛心山有个洞哩；这里有你的扯心哩，别处有你的啥哩？”、“树林里虎丢盹，看见尕妹担的桶，人品压了十三省”，等等。花儿研究者柯杨主张从花儿本身所提供的材料来考察花儿的产生年代，他在考究第二个例子中“十三省”的沿革时指出只有明朝在沿用了元代的行省制后将其增加为十三省，后又改称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并据此认定这首花儿产生于明朝。既然明朝时期出现了大量的花儿歌词，那么从时间上推理花儿产生于明朝初期也是合理的。

其五，《西游记》、《杨家将》、《三国演义》等明代通俗小说中的人物经常在花儿歌词中出现，而《红楼梦》、《儒林外史》、《桃花扇》、《长生殿》等清代小说、戏曲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在花儿歌词中几乎没有出现过。花儿研究者阿小萍在其文《“花儿”产生时代浅谈》中指出，花儿以《西游记》、《杨家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等明代章回体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为题材的最多，而《红楼梦》等清代小说、戏曲在花儿中已不复成为题材和楔子。并据此反证了花儿兴盛于明朝初期。

毋庸置疑，任何一种文化艺术的产生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必须要经历漫长历史的积累，才能在某一历史时刻作为诞生的标志而正式出现。花儿作为音乐艺术的一种，自然也要有一历史积累的过程。花儿由生活在临夏地区的众多民族共创共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反映临夏地区社会变迁和历史发展的历史记录，是临夏地区各个民族和各种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史诗”。

花儿最早源于古羌族的游牧小调（羌歌）。秦汉时期，生活在临夏地区的是羌族人和汉族人。东汉末年至北朝时期，鲜卑、土谷浑、匈奴等族因战争迁入临夏后与羌人、汉人杂居而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空前活跃，开始出现以汉语为唱词框架，以羌族音乐为主调，并吸收多个民族音乐成分的临夏花儿的雏形。隋唐宋三朝是我国历史上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对外交流频繁的时期。一方面，政治相对稳定，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吸引了大量的中亚和西亚商人定居临夏；另一方面，战争和动乱引起了人口迁徙与民族融合，吐蕃、突厥等族迁入临夏。临夏花儿受藏语和唐诗宋词的影响而逐渐成型。元代时期，临夏成了驻兵屯田的地区，加上元朝开放包容的政策，使得边疆和西域各民族纷纷落户于此，由此，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民族逐渐形成，汉族也在这一时刻逐渐回迁。[6]各民族杂居而处，各文化相互交流，为临夏花儿的最终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临夏花儿趋于成熟。到明朝初期，临夏花儿便应运而生了。

如果我们要谈及花儿，就不得不说到回族，因为他们对于花儿来说举足轻重。回族既是花儿的创造者，又是传播者，更是主要传承者。如果没有回族做出的巨大贡献，临夏花儿就不可能传唱的如此之广、如此之久，也不会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界占有如此重要之地位，更有甚者，可能就不会有花儿这种音乐形式。

回族与花儿的这种深厚渊源，是有历史原因的。首先，花儿在形成的过程中吸收了回族先辈的语言和音乐中的成分，以至于到现在，花儿歌词中存在着大量阿拉伯语词汇，花儿的演唱风格也很接近穆斯林诵经时的腔调。其次，在花儿的传播过程中，因为回族人历来就有经商的传统，并且精于此道。临夏地区处在两大高原的交汇地带，从古至今，土地贫瘠，交通不便，使得回族不得不走上外出谋生的道路，所以他们通过商贸活动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将花儿传遍了西北地区，甚至传到了中亚。最后，从历史上看，他们希望通过花儿这种简单嘹亮的歌曲形式唱出悲惨生活的苦楚。有首花儿表达的再清楚不过：“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刀子拿来头割下，不死是还这个唱法。”[7]就这样，回族与花儿结下了“不解之缘”。

参考文献：

[1]吉文莉：《试论“花儿”的称谓、起源与发展》，《甘肃高师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武宇林：《中国花儿通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1版第67页。

[3]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旅游局：《临夏旅游》，深圳：深圳恒昌彩印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7月，1版第7页。

[4]高志海：《临夏花儿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硕士学位论文，西北师范大学，2009年，第28页。

[5]瞿学忠、杨雅琴、王卓：《莲花山“花儿会”：朝山者的诗与歌》，中国民俗学网（兰州日报）2009年7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