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1933年苏联饥荒发生的原因

　　1932～1933年，苏联历史上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饥荒，但是“有关俄国发生饥荒的一切消息，无论是苏联宣传机构，还是官方人士都予以辟谣。就连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三十年代初期在苏联旅行后回到西方说：俄国发生饥荒的消息是谣言，他可以证实，俄国的粮食供应在他旅行期间比任何时期都好。”[1]随着时间的流逝，饥荒的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并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得到了官方的承认。饥荒的存在已经不再被怀疑，而关于这场饥荒发生的原因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一般来说，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非常复杂的，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1932～1933年苏联饥荒来说，既有政策性的失误，也有客观条件的影响。

农业集体化对饥荒的影响

　　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将个体的小农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程，实际上将农民的土地、牲畜甚至部分财产无偿、强制的交给国家。进入集体农庄劳动并领取劳动报酬的农民就是集体农庄庄员，那些不愿意进入集体农庄的人被称为个体农民。主要的组织形式是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

　　1929年，斯大林在《大转变的一年》中说道：“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由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发展，我们正在完全摆脱粮食危机，或者说已经摆脱粮食危机。如果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更加迅速的发展下去，那就没有理由怀疑，再过两三年我国就会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甚至是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2]斯大林的愿望固然很美好，但现实却是非常残酷的。斯大林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政策不仅没有使苏联摆脱粮食危机，而且危机状况日益加剧，最终不可避免的出现了1932～1933的苏联饥荒。

　　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出现与实现全盘农业集体化的进程相伴随。当1928年苏联开始农业集体化进程的时候，苏联的部分地区就已经出现了粮食供应困难的局面。随着集体化运动的深入，组建了更多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越来越多的农民也成为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是苏联并没有如斯大林所说成为世界上粮食最多的国家之一，而是日益陷入贫困与危机之中。到1932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已有60%以上的农户加入了集体农庄，农庄的播种面积也已经占到了全国播种面积的70%以上。在主要产粮区，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达到80%～90%。[3]当1933年1月份苏维埃政权宣布全盘农业集体化完成的时候，苏联已经到了农业经济几乎崩溃的边缘，广大的农村和城市被饥荒和贫困所笼罩。

　　一、全盘农业集体化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农业生产力

　　全盘集体化过程违背了农民的自愿原则，遭到了极大的抵制，对农业生产造成了非常大的不利影响。具体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制集体化的各种政策违背了农民的意愿，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集体化过程中强制没收农民的财产和土地、对个体农户征收过高的税额、劳动日报酬低等，让农民看不到积极劳动的好处，并且受到各种限制。很多农民不愿意被集体化，往往宰杀牲畜，破坏农具，毁坏果园。1930年秋天苏联政府通过了按照阶级原则向农民征收税额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富农应交税额和当年的农业税相当，中农所交税额为农业税的65%，但每户不低于6卢布，贫农5卢布，而集体农庄庄员只有4卢布的税额。[4]1930/1931年度个体农民承担的税额比农庄庄员高74%。[5]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不管集体农庄收成如何，庄员们都只能拿到固定的劳动日报酬和部分现金；庄员们更愿意在自家土地上耕作并在市场上自由出售粮食。于是，庄员旷工、磨洋工、劳动质量低、对农业生产漠视等现象非常普遍。甚至于1932年5月15的《真理报》上都承认，“部分集体农庄庄员对播种不感兴趣。”[6]

　　（二）不管是播种还是收割，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都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集体化以来农村中普遍存在粮食困难，农民不愿意也不能饿着肚子在田里劳动。集体农庄庄员拒绝劳动，这并不是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机构的人员在各地逮捕了很多人。[7]在乌克兰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州的一个农村苏维埃有150户农民在挨饿，除非给他们粮食，否则他们拒绝工作。[8]1932年2月，下伏尔加地区的一个集体农庄由于粮食不够决定不再向庄员供应口粮，于是第二天就有70%的庄员拒绝劳动。[9]基辅州的一个集体农庄庄员宣称，他要去列宁格勒寻找粮食，要是有人阻止他就要自杀。“他的妻子饿死了，孩子们还在挨饿，他们没有任何粮食了，因为粮食只发放给那些在田里劳动的人。”[10]此外，很多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逃离了农村，到城市去寻找生存机会的行为也加剧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不足。俄罗斯学者康德拉申认为，由于强制集体化，1930～1932年间至少有700万人离开农村到城市的工厂工作。[11]

　　（三）播种种子不足。不管是1931年还是1932年的春播，都存在种子不足的问题。如果说1931年种子的不足引起了担忧，那到1932年这种不足就成了灾难。尽管1932年2月向农村提供了不少于7530万普特[12]的种子，甚至一度停止了粮食出口，但是问题依然很严峻。[13]据国民经济统计局的报告，到1932年4月份，集体农庄所有的种子只占全部需求的67%，乌克兰、乌拉尔、西伯利亚的种子缺乏最为严峻。[14]很多集体农庄、个体农民都没有了可以进行播种的种子。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15]1932年1～4月的报告，因为缺乏种子，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很多集体农庄不准备进行春播。种子缺乏又导致了播种的滞后，错过了播种的最佳时机，严重影响了播种质量。

　　（四）耕地和播种过程中役畜严重不足。畜力不足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农村的粮食困难越来越严重的条件下牲畜饲料减少，大量牲畜虚弱甚至饿死；另一方面在于农业集体化导致了家庭牲畜的数量大大减少，很多人在集体化前就将牲畜宰杀。牲畜下降最厉害的是在集体化刚开始的年代，与1929年相比，1930年牲畜总头数下降了2倍多，其中大牲畜下降1.8倍。[16]到1931、1932年，牲畜头数依然在下降，但是程度已经减轻了。1932年3月份苏联农业人民委员会通报了牲畜状况，报告认为，总体上牲畜头数在下降，但是各地区情况并不相同。例如，就马匹为例，卡累利阿上涨7.3%，乌克兰保持稳定，而中央黑土区急剧缩减了23.8%，北方边疆区缩减29.4%，下伏尔加缩减16.7%。除地区差别之外，各经济成分之间也不平衡，个体经济领域牲畜头数下降最快。[17]为此，5月份从蒙古、中国、图瓦、阿富汗、波斯、土耳其进口了大牲畜3.4万头、小牲畜15.75万头用于解决役畜不足的困境。[18]

　　此外，苏联不断开垦荒地，扩大播种面积，但是拖拉机等农业机械的供应跟不上播种面积的扩大，使得役畜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可用役畜不足又导致牲畜超负荷劳动现象非常普遍。在伏尔加，1928年每头牲畜平均耕地6.3公顷，1932年达到了10.4公顷，个别地方达到了13～14公顷。这种超负荷劳作不仅保证不了耕地的质量，而且也完成不了那么大的任务量。[19]一些地方不得不用母牛来耕地，因为播种质量太低，在伏尔加的索罗钦斯基区25%的土地都被毁了。[20]

　　（五）传统的轮耕制被破坏，导致土地过度利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强调扩大播种面积，形成了对轮耕制的破坏，导致土壤贫瘠并影响了农业产值。播种面积从1928年的2000万公顷增加到1932年的3200万公顷。[21]1928年乌克兰的休耕地为27.7%，全苏平均为59.1%。据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数据，到1932年全苏联几乎没有休耕地了。[22]在伏尔加有的地方完全没有实行轮耕制，5～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一茬又一茬的连续种植小麦，这样严重耗尽了土地的肥力。[23]

　　（六）集体农庄的行政命令体制也对农业生产形成了影响。在行政命令体制下，党内缺乏民主，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官僚主义现象严重。如果出现反对意见，那就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这种现象也成了1932～1933年苏联饥荒发生的原因之一。苏联的集体农庄在农业生产上没有自主性，何时开始农业生产以及具体的农业生产指标都是由上级机构制定，然后一层一层分配下来的。但是很多农业生产指标没有考虑到不同区域、不同集体农庄的具体情况。生产指标不仅详细规定了各种农作物的种植面积，而且不得随意更改，因此出现了很多本来适合种植小麦的地方种了大量的燕麦，适合种植燕麦的地方又种了其他作物。在何时耕地、播种、收割、打谷等农业生产程序的时间上集体农庄也没有自主性，一般都是上级机构确定具体时间，然后才开始各种农业生产运动。但是农业不同于工业，受气象条件影响很大，不同的地区气象条件也完全不同，往往使农业生产错过了适宜的时间。

　　（七）不利的天气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也影响了农业收成。1932年的天气状况并不是很好，很多地方报告中都体现了这一点。在乌克兰的基辅，3月份的气温比1926～1934年的平均值低很多，5月份又比平均值高。降雨量和往年相比差别也很大，在苏联的很多地方，尤其是基辅区甚至发生了水涝。[24]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6～7月份完全没有下过雨，导致一些地带的庄稼完全干死了。在20个区里总共有231393公顷粮食作物夭折了。活下来的作物质量也非常差，一些集体农庄都不打算收割，他们认为不值得为此白费力气，因为即使收割了还是什么也得不到。[25]外伏尔加的干旱也很严重，为此苏共中央政治局向外伏尔加提供了3～4亿普特的商品粮，并命令地方机构在干旱严重的地区组织灌溉。[26]北高加索第一书记告诉卡冈诺维奇，庄稼收割完准备打谷的时候下起了很长时间的雨，很多庄稼都被泡在了雨水中，有些已经开始长芽、腐烂了。[27]

　　可以说，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系列主客观原因对苏联农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其中，违背农民意愿的全盘集体化政策和强制性的推行措施，给正常的农业生产带来的冲击尤为严重。集体化以来，苏联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如以1928年农业产值为100%，那么1929年为98%，1930年为94.4%，1931年为92%，1932年为86%，1933年为81.5%。在畜产品生产总值上，1933年只有1913年的65%。”[28]

　　1932年，中伏尔加地区的一个农民在绝望中在给《消息报》编辑的信件中写道：“进入集体农庄之前我们家有9口人。家里什么都有，而且数量很多：燃料、衣服、鞋子。有一匹马，三只羊。我向国家上交了20普特黑麦，40普特小麦、燕麦、土豆、大麻。进入集体农庄之后，我勤勤恳恳的工作了355个工作日，但是我却没有粮食吃，只有秕糠和土豆，我们快支撑不住了。我的孩子们已经饿晕了。尊敬的编辑，与其完蛋，我们可不可以退出集体农庄呢？”[29]

　　二、消灭富农运动的消极影响

　　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政策中除了将个体小农经济联合成规模巨大的集体经济之外，另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是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这场运动不可避免的在农村引起了混乱，也影响了农业生产。

　　1929年苏联开始大规模农业集体化之初，斯大林就开始了向富农的进攻。在消灭富农运动中没收了富农的“生产资料、牲口、生产和生活用的建筑物、加工企业、饲料及种子储备”，并将其全部转交给集体农庄。富农被分为三类：第一类即反革命的富农活跃分子，“立即用关进集中营的办法予以消灭，对恐怖行为、反革命暴动及暴乱组织的策划者不惜使用镇压手段”；第二类为富农活跃分子，“驱逐到苏联边远的地方和该边疆区范围内的遥远的地方”；各区范围内留下的富农为第三类，“把他们移民到集体农庄范围以外的新拨给他们的地段上去。”“驱逐去的地区应该是没有人烟的和很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为了方便没收富农的财产，在斯大林的建议下制定了划分富农身份的规定：“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但是全家不少于1500卢布、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等等任何特征中的一个都将被认为是富农。[30]

　　在国家的强力镇压之下，许多富农赶在国家之前已经“自我消灭”了，他们将自己的财产分赠给亲友，甚至不惜破坏，而一些人逃到了城市。地方政权和贫农受物质利益的驱使，不仅剥夺范围远远超过规定，而且手段粗暴，完全变成了对富有农民的洗劫。一个地方领导人在给斯大林的情况通报中说，“我们从富农那里拿走的不仅有牲畜、肉类、农具、而且有种子、粮食和其他财物。留给他们的只是母亲生他们时所拥有的。”[31]

　　被剥夺了财产的富农立即被集中到统一地点，然后由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武装人员押送到远离交通干线、经济落后、荒凉闭塞的边远地区。“遣送时正值隆冬季节，其中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和怀有身孕的妇女，他们被塞到运牲畜的车厢里，人摞人，妇女就在这里生下自己的孩子……；后来，又把他们像狗一样地扔到车下，再安置到教堂和又脏又冷的板棚里……虱子肆虐，又冻又饿，数以千计的人像狗一样被弃之不顾，任由命运摆布，没有人愿意去关注他们……每天都有50名甚至更多的儿童死去。”[32]

　　流放富农过程中毫无系统的措施引起了非常混乱的结果。乌克兰、俄罗斯的大部分富农被迁往哈萨克斯坦，但是哈萨克斯坦多为牧区，被流放的富农以前从事的是种植业，这种不对称使得他们很难适应流放地的生活并快速掌握劳动能力。[33]其他的流放地如乌拉尔、西伯利亚、北部边疆区等地区环境更加恶劣，很快就引起了疾病，很多儿童、妇女、老人都死亡了。[34]而最严重的是缺少粮食。在1930年7月份莫洛托夫收到的报告中写道：“从乌拉尔、哈萨克斯坦发来的消息称，缺乏特殊移民的粮食储备。”[35]每天只发给富农300克的面包，很多天都在挨饿。当饥荒在乌拉尔肆虐的时候，特殊移民中的一些人选择了自杀。[36]在流放地，“好几个月都没有盐、没有面包、没有干净的饮用水。”[37]俄罗斯学者认为，在流放地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死于饥荒、疾病、苦役。[38]同时，流放地的逃跑现象也很严重，有些人偷偷的返回了原住地，有的人沦为盗匪。

　　苏联消灭富农运动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些人真的都是富农吗？除了以消灭富农为借口镇压“反革命分子”之外，被消灭的所谓的“富农”其实很大一部分都是在新经济政策中富裕起来的农民和中农。而传统意义上的富农，即革命前的富农在国内战争时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被击溃了。”[39]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苏联农村出现了一个向普遍富裕道路发展的上升过程，“中农户发展成殷实富户的情况愈来愈成为中农发展的主流。”[40]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可以说是农村中的精英，相比其他人，他们更加勤劳，更懂得农业生产技术。消灭这部分人就等于消灭了农村中“会种粮食的人”，那些对农业生产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则变成了集体农庄的当家人，他们只知道服从上级命令，自然而然的也就影响了农业生产。同时，这些富裕起来的农民被消灭，让其他人看不到辛勤劳动的任何好处，“为什么要天天劳动呢？反正不管我打多少粮食，统统都是国家的，我们总是在挨饿。”[41]

农业为国家工业化大战略服务

　　20年代中期苏联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提出了国家的工业化问题。1925年的苏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认为，“要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环境包围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照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42]当1928年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其工业生产能力非常落后。在世界制造业中中，苏联只占5.3%，美国占39.3%、德国11.6%、英国9.9%、法国6%。[43]因此为了赶超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苏联的国家工业化任务非常艰巨。

　　在苏联当时的情况下，进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只能以高积累与剥夺农民的办法来取得，这是斯大林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原则和特点。实际上，苏联长期执行输出农产品，进口工业设备的政策，农产品的出口是苏联换取外汇购买进口设备的主要手段。为了保证国家工业化用粮和出口，并将粮食牢牢控制在国家手里，苏联大力推行粮食收购制度。其后果就是造成了“工业产值逐年增加，但是每个小时都有数千人死亡”[44]的悲剧。斯大林在1942年会见英国领导人时也谈到：“这的确是一次恐怖事件，它持续了多年，但是，为了我们工厂里出现新的机器，田野里奔跑着拖拉机，这是必要的。”[45]

　　一、不顾后果的粮食收购

　　苏联的粮食收购政策始于1918年，新经济政策时期曾有所放松，到1929年农业集体化之后粮食收购政策又开始加强。苏联的粮食收购制度是一种按照固定价格向国家交售规定数量的农产品的政策，往往具有强制性。但是国家规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比生产成本和零售价格差好几倍。1933～1934年的小麦收购价格是一公斤3.2～9.4戈比，而同时一公斤面粉的零售价格为35～36戈比。一公斤土豆的收购价格是3～4戈比，零售价格为20～30戈比。[46]

　　（一）国家的粮食收购量大大超出了农村的承受力。要探讨1932年的粮食收购与饥荒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搞清楚的就是1932年的粮食产量、收购量以及留给农村的粮食之间的关系。

表1.1 1928～1934年苏联的谷物产量和国家征购量（单位：万吨）

年代

谷物产量

国家征购量

1928

7332

1079

1929

7174

1608

1930

8354

2214

1931

6948

2283

1932

6897

1852

1933

6987

2340

1934

6765

2680

　　资料来源：Данилов В.П.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в СССР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1990.№ 5.СЮ26Ю28 Каро-мурза С.Г.Совет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ю. Москва. С.237-238.转引自徐天新：《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8页。　　

　　从上面的表格中我们看到，从集体化开始，苏联粮食产量一直在下降，同时粮食收购量却是集体化之前的2倍多。这种不对称情况为饥荒的发生提供了一定的条件。30年代苏联饥荒的顶点发生在1932年夏到1933年夏季，因此，上面的表格中应该重点关注1932年的情况。从粮食产量上来说，1932年粮食产量依然在下降，但是相比1931年下降幅度并不是很大。从国家收购量上来说，1932年的收购量又是集体化年代里最少的。那么，大规模的饥荒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发生在1932年呢？

　　从档案中发现，关键在于苏联官方的粮食产量统计数字是不可信的。苏联计算粮食产量的方法传承的是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做法：粮食还长在地里还没收获的时候就根据播种面积和估算的单位面积产量确定总收获量[47]。1932年的粮食产量是根据每公顷7.1～6.9公担计算的，但是多份档案表明，这个数字是经过“人为”加工的，他们将某一地区的最高产量当做平均产量，这导致了统计数字的严重夸大。[48]

　　1933年4月份肖洛霍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反应了官方数字和实际情况的差距。顿河罗斯托夫州估产委员会的官员费多罗夫在他的家乡韦申斯卡亚估计粮食产量时“站在离韦申斯卡亚约10公里远的地方指着一块小麦地问科列什科夫说：“你看每公顷能打多少小麦？”科列什科夫回答：“不超过3公担。”费多罗夫说：“可我看不会少于10公担！”科列什科夫说：“上哪儿去打10公担？！你看，庄稼成熟的这么晚，地里长满了苦苣菜和野燕麦，穗子也不饱满……坐车走了大约5公里后又开始估产。估产结果又相差很远……后来几次也是这样。”[49]中伏尔加领导人在给苏联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也说道：“最近4年我们这里的小麦产量非常低，平均不超过每公顷3公担，一年比一年低。”[50]

　　许多西方和俄罗斯学者也认为1932年苏联官方的的粮食产量数据不可信，他们预计1932年的产量为55700～61100万公担，只有官方采用数字的78%～85%。[51]30年代曾在莫斯科的德国农业专家О.席勒曾经有机会接触到苏联政府的农业统计数字，他说道，当时苏联的农业统计数字有三份方案：用于出版的、给领导人看的以及党内高层看的，并且认为集体农庄通常都会将产量提高10%。据席勒估算，1932年的粮食产量只有50000～55000万公担。乌克兰也有学者根据乌克兰公布的档案认为当时乌克兰的粮食产量确实很低。[52]

　　由此可以看到，中央机构的统计数字与1932年粮食的实际产量相差相当大。而1932年苏联的粮食收购计划正是在这种与实际粮食产量“脱节”的情况下做出的。这使得粮食收购计划大大超出了地方的承受范围。中央黑土区一个集体农庄主席写信给中央说：“我们这里荞麦每公顷的收获平均为26普特，而国家对荞麦的收购计划为每公顷132普特；豌豆平均每公顷收获175普特，而每公顷要向国家交纳480普特。完成国家收购计划后，农庄只剩下740普特粮食。”[53]据中央黑土区瓦卢伊斯基的三个集体农庄的数据，1932年谷物和大豆共产出8582.43公担，国家收购3721.38公担，种子储备1094.96公担，这两项加起来就占到了总产量的55.5%。[54]

　　此外，苏联主要产粮区不断增加的收购百分比使得主要产粮区的农民在饥荒中受到的打击最重。在1930、1931、1932年的收购百分比中，乌克兰分别为30.2%、41.3%和36.7%；北高加索34.2%38.3%和56.3%；1930年和1931年下伏尔加的收购比分别为41%和40.1%；哈萨克斯坦为33.1和39.5%。[55]

　　（二）苏联的粮食收购量超出了农村的承受范围，虽然各地领导人一再请求降低收购量，但是中央都置若罔闻，实际收购量甚至还稍微高于最初的计划。

　　1932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俄罗斯各地区、乌克兰、中亚和外高加索的粮食收购量之后，就不断收到来自各地请求降低计划的报告。7月19日、20日，联共（布）中央收到了来自乌克兰、北高加索、俄罗斯、白俄罗斯、远东区等各地表示计划太高并要求降低收购量的电报。[56]1932年7月24日斯大林在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信中说道：“毫无条件在全苏联范围内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遭受严重打击的乌克兰部分地区除外。这不仅仅是公平问题，还涉及到乌克兰与波兰相邻的特殊地位。我认为，可以将遭受到严重打击地区的集体农庄收购计划削减一半，个体农民削减三分之一。总计3000万或者4000万普特……此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外高加索，但是数量不能超过100万。”[57]其他地区领导人的要求都被驳回，要求毫无条件完成计划。

　　1932年8月20日北高加索领导人再次致信斯大林请求缩减收购量，斯大林拒绝并宣称“坚决拒绝北高加索请求缩减粮食收购量的所有尝试”，“如果遭受干旱的中伏尔加在五天之内都可以完成400万普特，而你们却不能完成200万普特，这说明你们在困难面前畏缩了。”[58]

　　1932-1933年饥荒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央报告中的粮食产量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但是地方领导人的不同声音被忽略了。1932年10月，哈塔耶维奇向高层领导人报告了伏尔加地区的情况，指出由于天气原因伏尔加地区的粮食收成特别差，去年每公顷平均产量只有6公担，而今年只有3.8公担。但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反应是极度的反驳。斯大林嘲笑了他的说法，而莫洛托夫打断他的发言，认为不同的地区没有可比性，因此总的粮食产量没有受到影响。[59]1932年11月2日，乌克兰粮食联合（Союзхлеб）[60]托拉斯经理布尔科夫在联共（布）中央会议上就粮食收购问题与中央领导人辩论，后来又在11月15日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详细论证了乌克兰粮食收成、储备、耗费与收购状况，认为目前的收购任务仍然过重，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辩论”的结果就是布尔科夫被政治局决议以“明显撒谎的、过低估计粮食产量的数字来欺骗党”的罪名被开除出党。[61]下面的表格是1932年苏联的粮食收购计划与实际收购量比较：

表1.2 1932年苏联的粮食收购计划与实际收购量（单位：百万普特）

地区

最初计划

最终计划

实际收购

乌克兰

364,0

260,0

262,6

中央黑土区

118,0

127,0

125,3

北高加索

140,0

112,4

119,1

中伏尔加

74,0

72,0

98,3

下伏尔加

79,0

80,0

89,4

乌拉尔

49,0

62,5

65,1

哈萨克斯坦

39,0

43,0

45,3

鞑靼自治共和国

24,0

27,0

30,4

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

27,0

27,0

36,3

苏联

1103,0

1114,3

1115,9

　　资料来源：АП РФ. Ф.3. Оп.40.Д.80. Л.84-85,149; Д.81. Л.2-4,22-23,34; Д.83. Л.91; Д.84. Л.102; Д.85. Л.93,149; ЦА ФСБ России. Ф.2. Оп.11. Д.1055. Л.88. 转引自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 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C19

　　上面的表格显示，虽然各地领导人一直在要求降低收购量，但是最后确定的总收购量还是高于最初的计划，甚至实际收购量比计划的还高一些。只有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最终确定的收购量和实际收购量下降了，但是下降的部分被其他地区填补了。除乌克兰和北高加索之外，其他地方实际收购量都比最初计划高。

　　（三）不断施压的收购过程和暴力的收购手段。在中央的压力下，1932年7月份各地开始了艰难的粮食收购，一开始就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32年8月11日斯大林在给卡冈诺维奇的信中说道：“据说，乌克兰2个州中有50个地区反对收购计划，认为它不现实。其他州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如果不采取措施整顿乌克兰局势的话，我们将失去乌克兰……我们的目的是将乌克兰变成苏联的堡垒，让它成为苏联共和国的榜样。我们应该花必要的财力去达到这个目的。”为此斯大林撤换了乌克兰政治保卫局的领导人。8月17日又决定派军队进驻乌克兰以协助农业生产和收购工作。[62]

　　到1932年10月初苏联主要产粮区和粮食出口区的收购危机已经非常明显了。乌克兰和北高加索是苏联极其重要的产粮区，这两个地方的收购量直接关系着全国粮食收购计划的成败。但是此时已经到了“完全没有粮食可收”的地步，并且还面临着“向必需的地区增援粮食”的威胁以及“向国外出口”的困难。[63]为了完成收购计划，1932年10月2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粮食收购》的决议，决定向这两个地方分别派出以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特别委员会以加强粮食收购工作。[64]

　　莫洛托夫到乌克兰之后于1932年10月30日向斯大林写信报告了乌共（布）中央讨论的结果。他首先建议斯大林根据讨论结果减少乌克兰6000～7000万普特的收购量（这个数字占最初计划的19.2%），并认为剩下的任务完全可以无条件完成。其次批评了乌克兰领导人在粮食收购工作上的“懈怠”和无组织性。[65]在以莫洛托夫为首的委员会的组织下，乌克兰的粮食收购进程加快了，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农民将面临死亡的威胁。到1933年1月份，苏联农村大规模的饥荒已经开始蔓延，但是乌克兰领导人巴斯泰舍夫和哈塔耶维奇向斯大林上书，认为没有完成收购计划的那部分粮食在农民手里，并且是他们“非法占有”的，如果“布尔什维克为粮食而斗争”的话，“毫无条件，可以100%的完成”收购计划。[66]

　　卡冈诺维奇在北高加索的作为比起莫洛托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他首先批评了北高加索地方机构中的的“懈怠情绪。”并于1932年11月2日的会议上部署了加强粮食收购的具体计划，其实质就是针对“粮食收购怠工者”展开大规模的镇压。卡冈诺维奇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他完成了联共（布）中央交给他的任务，收购速度大大提高了。到1932年12月15日，集体农庄的全年收购计划完成了83%，个体农民66%，平均达到了80%。[67]

　　不仅乌克兰、北高加索、下伏尔加等产粮区，苏联其他地区的粮食收购工作进展也非常困难。1932年11月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陈述了粮食收购困难的原因，指出由于发生了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例如暴雨、植物“锈病”、计划花费等等，提出了必须降低粮食收购计划的必要性，并且认为个体农民经济的粮食收购困难是中央计划导致的结果。[68]但是斯大林认为这些困难另有原因：即地方党和苏维埃机构的官僚主义和农民的反国家行为。他认为是地方党组织宣传动员不足以及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偷盗粮食所致。[69]因此斯大林号召在1932年8月7日关于《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的法律框架下和偷盗粮食的行为做“最残酷的”斗争。

　　苏联的粮食收购运动中完全没有顾及到集体农庄和农民的利益。1932年11月2日，时任乌共（布）中央书记的哈塔耶维奇在号召粮食收购的小册子中认为，“在粮食收购运动中我们每一个党的领导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他必须关心集体农庄，关心农业的后续提高和发展，他必须重视每一个集体农庄并了解它有多少粮食，需要多少种子播种，并满足集体农庄和庄员基本的生产和消费需求。”[70]但是莫洛托夫认为上述想法和中央“不惜一切代价完成粮食收购计划”的路线背道而驰，并且加剧了粮食收购的困难。1932年11月18日，乌共（布）中央政治局谴责了哈塔耶维奇的小册子中的内容，党内积极分子的“异己思想”被果断扼制。[71]

　　1932年苏联的粮食收购建立在政治镇压的基础之上。对于完不成粮食收购任务的村庄和集体农庄采取了黑名单制度。列入黑名单的村庄被禁止供应工业品：火柴、盐、煤油、毡靴、羊皮袄、糖、钉子、餐具、编织物、卷烟、肥皂、玻璃等生活吃穿用度的东西几乎都在被禁之列。[72]1932年12月8日柯秀尔在给联共（布）中央的信件中写道：“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目前已经有6个区里的400多个村庄被列入黑名单。”[73]

　　在中央“毫无条件完成收购计划”的路线指导下，地方上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这在肖洛霍夫给斯大林的信件中有精彩的描述。完不成上交任务的人家被扫地出门，而“集体农庄庄员收留被驱逐的人在家中过夜或烤火是明文规定严格禁止的。被扫地出门的人应当在板棚、地窖、大街上和菜园里过夜。居民们被警告说：如果谁收留了被扫地出门的家庭，他自己及家人就要被扫地出门。有的集体农庄庄员还真的被扫地出门，其原因仅仅是由于他们不忍心看着小孩子被冻得又哭又闹，收留被扫地出门的邻居到自己家里烤火。有1090个家庭在零下20度的严寒里日复一日地、整日整夜地栖身于街头。大量的成年人和“生命的花朵”以雪为床在街头度过了两个月的冬季之后随着最后一场白雪离开了人世。而那些活下来的人也将是半残废。”[74]

　　扫地出门还不是登峰造极之举，为搞到粮食，各种镇压手段层出不群。他们“大批屠杀集体农庄庄员和个体农民”、“审问时将女庄员吊在天花板上，人被勒得半死了还继续审，让人跪在冰上继续受审”、“将人拉出去扔进顿河的冰窟窿里”、“被脱得只剩内衣赤脚坐在仓房或板棚里”、“往女庄员的腿上和裙摆上浇煤油、点着、再接着审问”、“让受审人站在一个坑里，把半截身子埋进土里后再接着审问。”[75]莫洛托夫后来也说道：“那时已无需动手，只看两腿是否打哆嗦就行。谁要是打哆嗦，他肯定藏了粮食！我们就把他打死！”[76]

　　而对于这些过火、偏激行为，莫洛托夫认为“我们不会让那些现在被指责有过火行为的人受委屈。问题是明摆着的：要么是收购粮食，宁肯同农民闹翻也要收购粮食；要么是让工人挨饿。我们的选择显然是前者。”[77]斯大林在给肖洛霍夫的回信中也认为肖洛霍夫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不在政治上犯错误，应当全面地看问题……那些令人尊敬的庄稼人搞了一场‘意大利式的罢工’，实际上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一场‘无声的’战争。”[78]在中央的这种态度下，很多地方对粮食收购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都视若无睹，甚至采取纵容、鼓励的态度。

　　粮食收购过程中对农民的镇压规模非常大，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能说明到底有多少人受到冲击。但是从肖洛霍夫的信件中，或许能够窥一斑而见全豹。仅在肖洛霍夫的家乡顿河罗斯托夫州韦申斯卡亚镇：“1.农户——13813户；2.总人口——52069人；3.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机关、民警局和村苏维埃等逮捕的在押人数——3128人；4.其中被判处枪决者——52人；5.经人民法院判决和经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委员会决定有罪者——2300人；6.被开除集体农庄的农户——1947户；7.受到处罚（没收粮食和牲畜）的农户——3350户；8.被扫地出门的农户——1090户。”[79]根据上述数字推算，高达57%的农户遭到了镇压。

　　在粮食收购过程中，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是不同的待遇。乌克兰的基辅州、文尼察州、哈尔科夫州因为个体农民经济成分比较高，播种面积占到了40%而被要求每公顷的粮食上交量比集体农庄高五分之一。[80]苏联粮食收购的政策也非常严格，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集体农庄的具体情况。不仅规定了每个农庄上交的数量，而且规定了各种农作物的上交量。用一种作物代替另一种作物的收购量是不允许的，被认为是变相的抵制收购计划。对于不能完成牲畜收购供应任务的地区也采取了惩罚措施。1931年9月份，西西伯利亚因为只完成了向列宁格勒肉类季度供应计划的25%而被减少了4000吨的粮食供应。[81]

　　为收购粮食，苏联打出了“为粮食斗争，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口号。早在1931年11月20日，一位老党员、红军战士就致信斯大林对这一口号提出了质疑。“每一条街道，每一次会议上都能看到这一口号……为粮食而战，意味着在苏维埃条件下，我们要重新成为世界粮仓……但是这一口号的概念非常模糊，我们整个共产党组织都被冲昏了头，我们忘记了其他的东西，忘记了联合，忘记了辩论……当坐下来开会的时候，不能表达出自己在想什么，作为共产党员，应该说计划完全现实并可以完成，这就是共产党员的职责，否则就会被开除出党。”[82]

　　粮食收购造成了很多后果，打击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在有的地方，麦垛浸泡在下过雨的场地上，但是农民们并不着急将麦垛晒干。因为“今年的计划很难完成。大家都看得见…让小麦慢慢的发霉吧。发了霉的小麦外国就不要了，可我们还能吃！”[83]

　　二、“饥荒出口”

　　苏联工业化发展战略的模式是依靠农产品出口以换取工业设备。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为了摆脱危机，西方国家竞相向苏联出口工业设备。为了不错失获得先进的西方设备的机会，尽管集体化以来农业经济并不景气，苏联还是加大了粮食收购力度并加紧出口。苏联的粮食出口与工业化的关系十分密切，1930年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写道;“应当马上把日出口额提高到至少300～400万普特。否则的话，我们的新的冶金厂和机器制造厂就有落空的危险。”[84]此外，在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危机之时，苏联大量出口粮食也有展示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意图,“让外国的无产阶级看一下，我们的集体农庄建设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果。”[85]

　　1932年8月份开始了1932年收成中粮食出口。苏联对这项工作特别重视，并且多次突击出口。例如，8月19日的一份文件中要求辛菲罗波尔5天之内，即8月21～25日，至少出口小麦3万吨，大麦1万吨；10月16日，又要求3天之内出口1100万普特；[86]12月3日，将乌克兰11月20日开始的15天之内出口13000吨粮食的任务提高到25000吨，12月12日之前毫无条件完成。12月9日，据乌克兰地方领导人的电报，“截止12月7日，出口任务完成了110%，其中小麦23758吨——95%，大麦38819吨——111%，玉米36920吨——121%。”[87]

　　到1933年1月份，各地的粮食出口变得非常困难。在北高加索，计划出口30000吨玉米，但是只完成了16000吨，其中还有12000吨是潮湿的。剩下没有完成的14000吨玉米对于北高加索来说非常困难。计划出口大麦20000吨，但是也只完成了6000吨。中央不得不将一部分北高加索没有完成的出口任务转嫁到了乌克兰。[88]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中央还是要求毫无条件的完成出口计划，并且出口一直持续到了1933年4月份。[89]

　　主要的出口地区为乌克兰、中央黑土区、中伏尔加、下伏尔加、以及北高加索等主要产粮区，其中乌克兰出口最多。在1932年11月份全苏实际出口量中，乌克兰的比重就占到了59%。下表是苏联对外人民贸易委员会1933年7月15日统计的1932年粮食收成中的出口数字。

　　表1.3 1932年苏联粮食收成中的谷物出口量（单位：万吨）

作物种类

小麦

黑麦

大麦

大豆

燕麦

面粉

玉米

总计

1932年第三季度

193

75

143

5

—

0.3

—

41.63

1932年第四季度

271

97

167

41

—

0.6

102

67.86

1933年第三季度（计划）

250

75

125

16

11

—

—

47.7

　　资料来源：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 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311.　　

　　综合上面的数字，1932年的粮食收成中总共出口157万吨，而1932年10月份确定的出口计划为245.7万吨，完成了计划的63.8%。[90]而下面的表格是1927、1928、1930以及1933年苏联谷物进出口数量：

表1.4 谷物进出口数量（单位：万吨）

年份

进口

出口

1927

—

44.2

1928

3.1

28.9

1930

0.71

480

1933

0.68

170

　　资料来源：李仁峰主编：《苏联农业资料统计汇编》，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35页。

　　比较1932年的出口量和上面表格中的几个年份可以发现，1932年的粮食出口量低于1930年和1933年，并不算多。但是和集体化之前的1927、1928年相比的话，则几乎是其5倍之多。集体化以来粮食生产总值一直在下降，但是出口量却增长了数倍。俄罗斯学者认为，“在1930～1933年出口西欧1200万吨谷物赚回的4.42亿多卢布外汇是用“白骨”换来的。据统计，1932年一年出口量就能养活700万人。”[91]

　　从上面的分析看到，引起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因素是非常复杂的，多种因素相互交织而导致了这场灾难的发生。概括起来说，这些因素可以分为政策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

　　政策性因素主要在于斯大林农业政策的失误，表现为全盘农业集体化政策的消极影响以及过高的粮食收购和出口量。集体化以来，苏联农业产值持续下降，但与此同时国家每年的征购计划却在增加，粮食出口量也提高了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下，留给农民的粮食一年比一年少，农民家里的存粮也逐渐耗尽。到1932年，当各种矛盾积累到不可调和之时，饥荒终于爆发。

　　体制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于苏联工业和农业地位的不平等。长期以来，苏联工农业发展不平衡，农业受到工业的压榨，成为工业生产资金积累的来源。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苏联实行工业化战略之初的方针就是依靠粮食出口换取西方先进的工业设备，国家对农业的定位就是为工业化服务，这也是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的特征之一。第二点在于斯大林时期执政方式中的暴力因素。无论是集体化进程还是粮食收购过程都存在强制色彩，当集体化受到抵制、粮食收购计划超出承受范围之时，苏联都是依靠镇压手段来确保中央政策的实施。第三个体制性因素在于苏联党内缺乏民主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的影响。苏联党内不能容忍“异己思想”，地方官员没有发言权，唯上级命令是从，政策性的分歧长期被当做党内斗争来处理。这种因素导致苏联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问题没有被及时的反馈到中央，以至于饥荒已经开始大规模蔓延的时候高层领导人依然认为全国农业形势大好。

　　以上的政策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共同主导了1932～1933年苏联饥荒的发生。由此可以看到，一方面，国家政策的制定一定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体制，如果存在合理的体制，政策性的失误不会延续很长时间，可以得到及时纠正，但是如果体制存在问题，出现类似于1932～1933年苏联饥荒这样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注释：

　　[1] （苏）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赵洵、林英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1页。

　　[2] 《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19页。

　　[3] 陆南泉：《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4] Davies, Robert William, and Stephen G. Wheatcroft, eds.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Vol. 5, Palgrave Macmillan, 2004.p27.

　　[5] 同上。

　　[6] Правда.1932.15 мая.转引自同上p132页。

　　[7]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p131.

　　[8] 同上。

　　[9] 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 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1.№ 483.

　　[10]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489.

　　[11] В.В.Кондрашин.“ Докумед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о голоде 1932-1933гг. в СССР/” Гуманитарные науки в Сибири/ № 2.2010.С.60-65

　　[12] 普特（пуд.）是沙皇时期俄国的主要计量单位之一，是重量单位，1普特=40俄磅≈16.38千克。1920年根据列宁签署的法令废除了这一传统的计量单位，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普遍使用。

　　[13] РГАСПИ.Ф.17.Оп.162.Д.12.Оп.3.Д.876.Л.12.转引自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p127.

　　[14]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p89.

　　[15]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бъединен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缩写为ОГПУ，苏联人民委员会下设机构，1923年建立，主要任务是“与苏维埃联盟的其他执法机关共同协调工作，维护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团结，同在政治、经济领域中与苏维埃联盟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匪帮以及间谍活动进行不懈的斗争。”

　　[16] Н.А.Ивникий.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в период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П.П. Марченя, С.Ю. Разина.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а.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2011.C188.

　　[17]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676.

　　[18]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678.

　　[19] Редакция Кондрашин. В. В.. И. д.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фонд ДЕМОКРАТИЯ, 2012. № 12.

　　[20] 同上。

　　[21]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123.

　　[22] 同上。

　　[23]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12.

　　[24]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466.

　　[25]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313.

　　[26] 同上№ 693.

　　[27]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21.

　　[28]《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53页。

　　[29]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469.

　　[30]（俄）安·沃尔科戈诺夫着，张慕良等译：《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307页。

　　[31]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я: истоки, сущность,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1989. No3.С.43转引自徐天新：《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50页。

　　[32] 同上。

　　[33]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65.

　　[34]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54.

　　[35]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456.

　　[36]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57.

　　[37]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56.

　　[38]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в период коллективизации”.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власть в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хх века.C188.

　　[39] 姜长斌：《社会主人—俄国农民的悲剧命运——反思苏联模式中农业政策失败的沉痛教训》，《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3期。

　　[40] 闻一：《是富农，还是走上富裕道路的农民？——苏联二十年代农村阶级关系剖析》，《世界历史》，1986年第1期。

　　[4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121.

　　[42]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3分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7页。

　　[43] 表格来自李玉贞：《档案记载的苏联饥荒（1929～1934）》，《炎黄春秋》，2013年第一期。

　　[44]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473.

　　[45] （乌）马洛奇科：《1932-1933年乌克兰大饥荒》，基辅：1993年。转引自《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史论》第43页。

　　[46]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第167页。

　　[47] М.Б.Таугер.“Урожай 1932 года и голод 1933 года”.Ю.Н.Афанасьева.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уманитар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1995.С17.

　　[48]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C20.

　　[49]《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67页。

　　[50]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2.

　　[51] “Урожай 1932 года и голод 1933 года”.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С17.

　　[52] 同上。

　　[53] ГАРФ, Ф.1235,ОП.66.转引自《如何看待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及其后果？》,《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上）,第259页。

　　[54]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23.

　　[55] “Урожай 1932 года и голод 1933 года”. голод 1932-1933 годов. С17.

　　[56]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5,6.

　　[57] 同上 № 8.

　　[58] 同上№ 39,40,41.

　　[59] РГАСПИ.Ф.17.Оп.2.Д.479.Л.266-262.转引自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p390.

　　[60] 粮食联合（Союзхлеб），苏联粮食收购系统中的行政机构，统一管理收购的粮食。

　　[6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81.

　　[62]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37,31.

　　[63] 同上№62.

　　[64] 同上№ 78.

　　[65] 同上№ 79.

　　[66] 同上№227.

　　[67] 同上№ 120.

　　[68]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150.

　　[69] 同上№ 22.

　　[70] 同上 № 84.

　　[71] 同上№ 92.

　　[72] 同上№ 93,89.

　　[73] 同上 № 165.

　　[74] 《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78-679页。

　　[75] 同上第675页。

　　[76] (苏)丘耶夫·菲利克斯《莫洛托夫访谈录：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

　　[77]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99.

　　[78] 《斯大林致肖洛霍夫的信（1933年5月6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95页。

　　[79] 《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77页。

　　[80]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4.

　　[8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 416..

　　[82] 同上 № 376.

　　[83]《肖洛霍夫致斯大林的信（1933年4月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5卷，第670页。

　　[84]《斯大林关于经济和人事安排问题致莫洛托夫的信（1930年8月24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1卷，第138页。

　　[85]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296.

　　[86]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второй. Июль 1932 — июль 1933 .Документ № 294，297.

　　[87] 同上 № 303，305.

　　[88] 同上№ 308.

　　[89] 同上 № 303,310.

　　[90] 同上 № 299.

　　[91] Голод в СССР 1929～1934. Документы. Том первый. 1929－июль1932. Документ C47.

　　作者简介：张丽娟，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