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先生】杨清江：温陵文史的坚定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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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提问时，杨清江侃侃而谈。

人物简介

杨清江，1946年生，泉州惠安人。196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泉州市革委会教革组、泉州六中、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等单位服务，长期从事泉州地方文史研究。2006年退休后，参加《泉州文库》丛书的整理出版工作。现为泉州历史文化中心理事、《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独立撰写或参与撰写的作品有《闽台萧氏缙绅录》《南台岩志稿》《泉州古城踏勘》《承天寺志稿》《杨清江文史类稿》《福建市舶司人物录》《温陵稽古录》等，点校整理《丰州集稿》《瘦松集》《镜山全集》《黄宗汉全集》等。

□记者 吴拏云/文 林达鑫/图（除署名外）

他涉猎既广，钻研又深，举凡地方历史、文化脉络、山川建筑、掌故轶闻，博闻强记，都了然于胸。所治细大不捐，每有发见。遇疑义，则必搜寻载籍，小心求证，严谨考实，得其本真……集中多篇可作名山藏的力作固不待言，即便是于大学问家而言或许不屑为之的一些田野调查、小考证，也独具只眼，知微见著，闪烁睿智和求实精神。

——《温陵稽古录·序》周焜民

杨清江有执著钻研的精神，每天伏案加班阅稿、写作已是常态。

2001年紫帽山踏勘时的留影（受访者 供图）

1.先生您是惠安哪里人？据说您父亲是一位裁缝，后来到了泉州市区在侨光电影院附近开了一家裁缝小作坊。您的母亲则是位家庭妇女，父母亲在您脑海中留下的印象是什么样的呢？另外，您青少年时期的学业历程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杨：我是惠安东郊螺阳镇仓下（今为村下）村人。我出生3个月即被带入泉州城内。

1926年，我父亲在他15岁时即入（泉州）城打工。他一生十分勤勉，曾在裁缝店里当学徒。约在上世纪40年代，他开了一家名为“义华”的裁缝店，地点在豆生巷的北面，即今侨光电影院附近。父亲做事兢兢业业，人又和蔼、善良。他的裁缝生意一直不错，在街坊邻居中拥有较好的口碑。后来社会推行公私合营，我父亲就成了公私合营服装社的一名员工。我母亲小时候曾是一位童养媳，后来在上世纪40年代初来到泉州，与我父亲结为夫妻。她是一位贤惠的家庭妇女。

父母亲从小教育我要节俭朴实。母亲更是特别叮嘱：绝对不能浪费粮食，否则会遭天雷劈。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迄今为止我都对粮食十分珍惜，不敢有些许浪费。

1952年，我就读于泉州立成小学。但因为我们这届学生年龄偏小，所以学校先为我们开了一学年的幼儿教育。所以我在立成小学实际读了7年。1959年，我初中就读于泉州三中，初三时又因手臂受伤感染了慢性破伤风，不得已休学一年。高中我是在泉州一中完成学业的，但高中毕业时恰逢发生文化大革命，无法参加高考，只好在家等待就业的机会。

2.您1969年参加工作，进入泉州市革委会教革组任职。这是您首次踏入职场，当时您的具体工作是什么？

杨：1969年，泉州市革委会成立。我接到通知，让本人前去泉州市革委会教革组报到，具体主要从事地方小学教材的编撰工作。2年后，调去参与《三代会报》的采访活动，负责会议采写，并整理资料。后来又调到南安山美水库工程指挥部参加工作。总体来说，在这段时期，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写写文章、整理一些资料。

1972年，我从山美水库回来，被安排到市郊东湖学校当了半年的老师。不久，再次被调动至泉州六中，主要参加学校团委的工作。

3.您是怎么转化成为一名研究泉州本土历史文化的学者的？这中间有没有什么人或事，影响到您？

杨：那要从我参加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工作开始说起。当时市里从各单位中抽调人手来参与第三次人口普查，我也是其中一员。普查结束后，按省里的布置，需要组织人手进行全市人口分析，于是我被留了下来。当时有个课题是“泉州历代人口的变迁”，市人口办主任林玉耀吩咐由我来完成。之前，王鸿图先生已为该课题打了一份底稿。为了补充材料、完善报告，我查了很多资料，翻阅《二十四史》《全国地理总志》《福建通志》《泉州府志》等文献，最终整理成一篇名为《泉州历代人口衍变》的研究性报告文章。未曾想，这篇文章受到了泉州文史界前辈陈泗东等人的赞赏，并被推荐为市社科联的优秀论文。从那时开始，我对泉州本土的地方史志产生了极大兴趣。

不久，泉州启动第一轮修志工程，当时由陈泗东先生牵头组织。陈先生于是找到我，邀请我加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84年，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张立的帮助下，我被正式调动到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1986年，泉州升格为地级市，我们这个单位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4.当时在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里有陈泗东、傅金星、沈玉水等人，他们都是泉州文史界的知名人士了，你与他们相处得如何？有没有什么私交？

杨：我那时与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诸位先生相处非常融洽，因为我对他们十分尊重。一旦他们对我有什么差遣，那我肯定是雷厉风行地去办的，这点让他们很满意。我对文史工作有着极高的兴趣，而且“屁股不怕十年冷”，是个坐得住的人，基本是一上班就勤勤恳恳地工作，还时常在夜里加班，写文章写得很勤。

那时，因要搜集、整理文献资料，我便和办公室里的另外一位同事小黄进行了分工，他主要负责搜集大事件资料，我负责搜集历史人物的资料。于是，我就成天捧着历代《泉州府志》等主要志书文献，一边查看人物资料一边写索引，哪位人物有哪些志书记载我都有记录，条分缕析，易于查找。所以至今我对众多泉州历史人物的资料都熟稔于心，这些人物有无个人传记，在哪本志书文献上才有记载，大抵能够心里有数。其实我的记忆力不算好，但依靠勤勉阅读，达到熟能生巧的目的，所以才能对泉州文史略通一二。

杨清江（中）与泉州文史专家陈泗东、黄安全、安永绥、傅金星在一起。（受访者 供图）

平日经常浏览书籍

5.明万历《泉州府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泉州府志》，但我听过泉州最早并没有完整的万历《泉州府志》，后来是经过您与同事的努力才拿到了影印版，弥补了这一缺憾。这中间的过程比较曲折，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杨：1984年至1986年间，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整理泉州史志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譬如说清乾隆《泉州府志》的誊刻和收藏。当时泉州图书馆、档案馆都没有乾隆《泉州府志》这部志书的完整版，最多只有半部。通过朋友介绍，我探听到北峰中学藏有一套，是早年泉山书社重拓的版本。惊喜之余，我连忙托朋友找到北峰中学校长，协商之后把该志书借出来誊刻、影印了300部，为泉州文史界留住了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你提到的万历《泉州府志》则更来之不易。当时泉州没有万历《泉州府志》，这部志书在国内据传也只剩孤本。于是，1985年陈泗东先生首先倡议设法复印一套。当时，打听到万历《泉州府志》为北京国家图书馆所收藏。所以，我便被委派前往北京，争取借来这部志书。可到了北京国家图书馆一问，因为此书是孤本，图书馆非常重视，不肯外借。后来，我把好话说遍，该馆负责人才同意让我在馆内影印这部志书。影印完，我坐下来细阅这部志书，却发现母本的上半部竟缺失了3复页（6面）。这让我愁得不得了。此时，北京国家图书馆里的一位管理员好心告诉我，据她所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内，恰好馆藏了万历《泉州府志》的上半部。一听这话，我立马从北京赶至南京，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内打听万历《泉州府志》的消息。可是该馆坚称这半部志书极其珍贵，不肯让我复印。无奈之下，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坐下来，手工抄录了这缺失的6面内容。怕有遗漏，翻来覆去对照了好几遍，直至确认无误，才敢放心返回泉州。

一到泉州，我将影印来的万历《泉州府志》与手抄的6页纸内容，托付给一位书法高手，让他按照府志原有的字体、笔迹，将这6面内容补录于志书影印本之中。如此一来，阴差阳错，我们手上的这套万历《泉州府志》影印本反而成了国内最完整的版本了。

6.1996年至1997年间，由九三学社与泉州市鲤城支社文史界社员联合发起了一次泉州古城踏勘活动，您也参与其中，能讲讲当时的活动主要目的是什么吗？踏勘活动具体是如何开展的，您在其中主要工作是什么？活动取得了哪些研究成果与结论？

杨：1996年至1997年间的几次泉州古城踏勘活动都是由我牵头。第一次是泉州唐城遗址的踏勘。在泉州唐城城址的问题上，泉州文史界前辈陈允敦与庄为玑曾有不同的看法，城址何在一直存有争议。陈允敦老先生是庄为玑先生的老师，师生俩为了这事，甚至闹得有些不愉快。这主要是因为旧志语焉不详，清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759年—1763年）重修《泉州府志》时尚难定论，其修志“凡例”中列了专条说明：“泉郡城旧志以为唐王审知所筑，而天祐以前其城之见于各籍者，志已无稽，今姑仍其旧。”于是泉州唐城问题成为泉州地方史的一大悬案。当时我认为应尽快开展一次现场踏勘，寻找唐城的更多线索，以厘清它的来龙去脉，在我们这代人解决这个问题。

1996年9月至1997年12月，由我和九三学社泉州市鲤城支社文史界社员发起，邀请部分社外文史专家参加，联合开展对泉州古城址的踏勘和研究，侧重考察唐故城遗址。在此期间，先后开展5次集体踏勘调查，7次学术研讨活动。在对古城进行踏勘后，结合现有文献资料，我得出的结论是泉州唐代在王潮创子城之前即有城池，虽始创未详，然最迟在开元六年（718年）即有“州郭”则可定，“泉州城池非自王氏始明矣”。而且唐故城规模比王潮所建之子城大，比留从效所筑之罗城小。

后来，因为泉州古城要进行城市改造，这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摸清城内的历史遗址遗迹，先行做好调查摸底工作，以防重要历史遗址遗迹遭破坏。2002年12月8日至2003年8月31日，泉州市九三学社成立“泉州旧城区遗址遗迹”课题组，开展对泉州古城历史遗址遗迹的调查活动，当时参与的成员包括九三学社吴乔生、郑焕章、林胜利、林德民、史云山和我；社外专家学者有李玉昆、黄天柱、谢长寿、苏光棠。我们走遍古城内的每一条长街深巷，对古城之内的自然实体和人工建筑物，包括山丘、台地、沟渠、池塘、街巷、桥梁、名胜古迹、居民住宅（重点古民居），以及曾经存留过的著名历史遗迹遗址进行实地踏勘考察。每一次调查，都有专人负责记录，整理成日记，轮流执笔，共计32篇，集为《踏勘日记》。

另外，1990年6月，陈泗东先生应中共晋江县紫帽乡党委副书记蔡联泽之请，与陈允敦、吴捷秋、黄梅雨、傅金星、吕文俊诸君子联袂勘察紫帽山南麓诸胜景，事后作《紫帽山南麓访古十记》，以存见闻，收到了很好效果，起到了示范作用。

2001年，泉州市九三学社（特邀社外个别专家参与），组建大坪山、桃花山、紫帽山旅游资源调查考察组，对“三山”进行踏勘调查，寻访“三山”遗址遗迹。没有包括清源山，是因为当时清源山已经做过调查，正在修《清源山志》了。那时为了做好“三山”的踏勘调查工作，我们在深山老林里不断摸索，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时我们也还算年轻，扛得住。换作是现在的话，身体根本吃不消。2003年，九三学社文史界部分社员受鲤城区政府的委托，又对紫帽山北坡以苏夫人姑庙为中心的周边地区的人文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踏勘调查。2001年和2003年的这两次活动，我作为泉州九三学社社员，都积极地参与了，受益良多。后来更是不揣冒昧，狗尾续貂地作《紫帽山北坡访古十记》，以此怀念诸先贤，克绍箕裘。

现在回想，在这些踏勘活动中我们把能找到的、能问到的，点点滴滴，都记录下来，还进行了一定的归纳、整理，留住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证据，算是对泉州的一个贡献吧。

堪称著述等身

《泉州古城踏勘》一书凝聚了包括杨清江在内的众多泉州文史专家、学者的心血。

7.这种现场踏勘肯定与我们单纯阅读文献资料来获取信息是不同的。您觉得作为文史工作者，现场踏勘有什么好处？

杨：踏勘说白了也是一种调查、研究。有时现场踏勘的结论，可以与某些文献资料上的记载进行相互印证，有可能发现不足，甚至可能对其进行纠偏。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踏勘区域内遗址遗迹的现有面貌，以及部分历史变迁信息，为后续调查研究积累资料。所以现场踏勘对于文史研究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

8.泉州的闽南建筑别具一格。在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里工作时，您做了哪些方面的研究？

杨：2001年，我进入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工作。当时该馆成立不久，而我对于南建筑只能算是个门外汉，为了弥补这方面知识的不足，我到处买建筑类的书籍。我个人觉得南建筑有闽南地方特色，但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古建筑在大的格局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想要熟悉闽南建筑，首先要熟悉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法式”“则例”等。所以，那段时间我基本处于勤买书、勤读书的状态。但说实话，由于年龄偏大，我在新知识的掌握上并不算好，只能说粗略了解建筑方面的知识。

当时南建筑博物馆征集来一批碑刻、匾额等建筑构件，堆放在院子里。我认为应该将这些碑刻、匾额等建筑构件的资料搜集、整理起来，于是我主动要求做这个事。后来，这些资料被收录于《历史的记忆——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馆藏构件》一书中。

另外我对于《泉州晚报》发表的资料非常重视，有关城市建设、古建筑、文史等方面的，我都进行了剪报收藏，名之为《〈泉州晚报〉建设事类剪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至2007年的，我都有。而且一共做了六七套的剪报，体量非常庞大，这些是很好的资料。后来这些剪报的一套存放在泉州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9.您对泉州很多历史名人故事都有考究，包括梁克家、吕惠卿、郑芝龙、洪承畴、万正色、施琅等。您还编写了郑芝龙、万正色等人的年谱，目前好像还在着手编写吕惠卿年谱，请问为历史名人编写年谱的初衷是什么？

杨：泉州是货真价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也培养出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如在北宋末，泉州政治精英大量地在国家舞台上崭露头角，甚至先后出现过6位官至宰辅的重量级官员。吕惠卿更是王安石变法的“第二把手”，变法几乎全部重要文件都是经由他拟定的，他的文笔也是十分出彩的。我们说当时苏东坡是文学方面的大家，而吕惠卿则是政论方面的高手，历史地位同样不容小觑。研究泉州历史，这样的人物肯定要受到我们的重视。所以我平常在看书时，只要一看到泉州历史名人的资料，我都会摘抄或者复印下来，唯恐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到了。

至于历史人物年谱的编写，主要是因为它具有直观性,年谱是历史人物一生的简明档案，有些年谱实际上就是个人资料的数据库，为历史人物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实证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历史人物因时移世远，载籍或佚失，或彼此乖迕，必求多方考信，详瞻精确。就一般意义上来说，年谱收集了有关个人最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厘清人物活动的许多线索，对于研究者来说，尤其重要。

10.文献典籍，甚至是善本、珍本、孤本，毫无疑问都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听说您为了搜寻文献古书资料，经常在泉州古城的各种古籍店内转悠？可否谈谈您在收藏古籍方面的收获？

杨：古籍收藏的投资太大了，坊间传说我个人收藏善本、珍本都是误传，我没有资金来收藏这类书籍，倒是现代一些翻印本、重印本有买过。我是从小很爱书的，念中学时，经常拿着书从指挥巷家中出发步行至泉州一中，一路走就一路看书。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知识都是从书里来。记得小时候很喜欢一套叫《唐宋名家词选》的书，定价3元多，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我想方设法找父亲讨要零钱，再找几位哥哥“众筹”，最后总算是把这套书买了回来，当真高兴得不得了。我对书的热爱，确实是源于天性的。

从1984年进入泉州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开始，我就对泉州的许多专著十分关注，不时会去书店看看，有泉州地方志方面的，历史人物资料文献方面的，特别是历史人物的著述，都有留心进行过搜集。我也经常拿历史人物的传记、著述与志书《艺文志》中的记载进行对照，有增或有减，都要记录下来。后来，我对书目的索引也很关注。泉州几个图书馆都有书目索引，去这些馆查资料时，我也会对泉州历史人物相关的书籍进行检索。到了2005年，泉州计划整理出版《泉州文库》时，我也就开始着手整理一些历史人物著述的参考资料。

杨清江的文史笔记颇多

1984年4月，杨清江参加福建省地方志业务讨论会时的留影。（受访者 供图）

2014年，泉州历史文化中心新届理事就职大会。（受访者 供图）

11.2011年，《泉州文库》第一批丛书正式出版首发，圆了数代泉州文化人的梦想。您是《泉州文库》编辑部的元老了，您觉得《泉州文库》的意义何在？

杨：这部《泉州文库》上架后，可以充分地展示泉州的历史文化，这是看得到、摸得着的。第一批丛书发行即出了26种25册，如今已达到120多种120多册了。我们泉州人要找这些著述资料都不容易，更别说其他地方的人了。编辑部一边搜集古籍，一边刊印，有些古籍甚至是孤本。比如《黄宗汉全集》稿本，这部书稿是黄宗汉去世后，其子、探花郎黄贻楫为其编纂的。可惜还没等到该书刊刻，黄贻楫也病逝了。书稿便由黄氏后裔保管，平时连看都不给外人看。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黄氏后裔将这部书稿经陈盛明先生之手，赠予厦门大学图书馆。闽南沿海地区，空气潮湿，类似这种古书稿要保存不容易，需要比较专业的保管才行。大约十年前，《泉州文库》编辑部成员与黄氏后裔前往厦门大学图书馆中，借到该手稿的摄影胶片，才将其影印了出来。影印后发现其中少了十几页，可能是整理过程中遗漏的。近年厦门大学重新整理出了新的影印本，我通过逐字逐句对照其中文字，才将这些缺漏之页的内容补齐，真是运气。再比如明代礼部尚书黄汝良的《河干集》，是福建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寻获的，据说也是孤本。

总的来说，《泉州文库》是福建省第一套地级市地方文献丛书，作者均是具有全国重要影响的历史名人。内容涵盖泉州由唐至清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哲学、宗教、语言文学、文化教育、艺术、科技等领域。丛书颇具规模，自成体系，一部在手，即可了解泉人著作概貌。《泉州文库》丛书对于回顾泉州历史文脉的延续，研究泉州人文精神的传承，探寻泉州历史文化的走向，推动泉州学和闽南文化的研究，推进海峡两岸文化走廊的建设，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2.您对泉州的姓氏民俗、掌故逸闻亦颇多研究，有点“杂家”的味道。请问“杂”为何成为您的特点，这是您的工作需求决定的吗？

杨：人口、姓氏、民俗、人物志、族谱、地名等我都非常感兴趣，当然也跟工作需求有关。古语说：“学成文武艺，货以帝王家”，而现在我们是党与国家培养出来的，当然应该为人民服务。说我有点“杂家”的味道，这也没错。因为平常我搞学术总是以一种老牛负犁、蚂蚁搬家的方式来点滴累积，只要是能接触到的，我都想要知道一些，所以知识也就显得比较“杂”。我还很喜欢记笔记，文史笔记杂文也写了有400多篇，几百万字。

13.近年来您又出版了《温陵稽古录》《温陵稽古录（续）》，依旧笔耕不辍。在过去的几年内，您还有哪些文化研究动态，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杨：2018年我开始参与编纂安海龙山寺的寺志，目前处于后期审校阶段，该寺志应该近期可以修毕。另外，泉州中山路始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是泉州老城区最著名的街道之一。中山路骑楼历经百年风雨，原汁原味保留下当年的闽南风、南洋风建筑风格，清晰记录了时代风貌。这条路取名“中山路”，是为了永久纪念孙中山先生，也很有意义。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能不能在泉州中山路即将“百岁”之时，为它出一部“路志”？2019年，我找到时任泉州古城办项目建设组副组长的林峰毅，跟他交流这一想法，竟一拍即合，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同意我们尽快为中山路修志。后来，我与几位朋友制订下这部路志的体例、纲目，然后一起分工，将能接触得到的中山路资料，不管是市志，还是区志，抑或是文史资料，统统搜集到了一起，才开始进行路志的编修工作。这部路志，不仅涉及中山路本身，包括路两边的巷道、街区，都是我们记述的范围。时间跨度预计从1923年至2022年，在这100年间发生在中山路的大事、新事、特事、奇事都将一一进行记载。百年间，居住于中山路上的著名人物，以及对中山路有贡献的历史人物，我们也都准备在这本书中为之立传。这部泉州中山路志有可能开创国内为一条路单独修志的先河，所以我也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