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东周祭祀遗址编钟

中国上古音乐中，特别是以青铜乐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构成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金声玉振、钟鼓齐鸣的煌煌穆穆是属于中国古代雅乐的独特声响。河南出土的青铜乐器种类齐全、形制典范、所展现出来的发展序列也比较齐全，规模大小各异。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夏代铜铃是中国最早的青铜乐器；商代出土的青铜乐器最多的是三件或五件成组的编铙，编铙在安阳殷墟、商王畿之地的温县小南张商代墓葬、一直到商末周初的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都有出土。经过对原件的测音和复原研究得知，这一时期编铙组合出现了较明显的音律、音程关系；其后西周时期出现和发展起来的编钟，应是从商铙基础上演化而来。西周青铜乐钟为中国先秦编钟音乐奠定了基础，并在东周时期走上了发展的高峰。青铜编钟是中国音乐史上浓墨重彩的礼乐重器。东周时期出土的编钟，形制稳定、制作精良，组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特别是春秋中期，在黄河流域的郑国和卫国，先后出土了多组镈钟和钮钟结合的编钟组合，例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墓地甲墓、60号墓、新郑郑公大墓，以及山东、山西等地的东周墓葬中都有镈钟和钮钟组合的编钟群出土，镈和钮组合的青铜乐钟成为黄河流域典型的编钟组合方式。而其中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所出土的编钟，更是以数量众多、音阶完备、性能高超而震惊世人。

新郑市位于郑州市南部，地处颍河中上游，历史遗存众多，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与韩国先后建都之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三百九十多年，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至秦始皇十七年（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韩国在此建都一百四十五年。此地区出土青铜器及青铜乐钟数量众多，新郑市范围内出土还有属于春秋中期偏晚的郑公大墓的青铜编钟组群。

1923年河南省新郑李家楼出土郑公大墓春秋编钟，是镈钟与甬钟的组合，“编钟出土后即被分散，共有23件，其中特镈4件，甬钟19件（图十），今河南博物院藏镈1件、甬钟6件；今国家博物馆藏镈1件；台北历史博物馆藏镈1件；余不知去向”[4]这件镈的形制较大，通高93.5厘米、铣长66厘米重105.8千克，能发两个音三度关系，分别为正鼓F+31、侧鼓B-31；[5]舞上有五条夔龙组成的钮设计精妙，36个卷曲龙纹枚分饰各处，整体布局及枚数、篆部、钲部等处与新郑祭祀遗址所出图的镈大致相似。郑国编钟的组合方式可以从上述新郑出土编钟中找到发展轨迹。

图九 新郑李家楼特镈

图十  新郑李家楼编钟推测全景

此外，新郑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旧藏镈钟一件（图十一），舞部上有凸形方环状钮，舞部饰有平雕蟠虺纹、正鼓部为卷曲盘绕的蟠虺纹，钲边和篆部交界处阴刻框边，漩涡状枚36个与新郑郑国祭祀遗址所出的镈钟（图十二）时代特征和形制上均极为相似。

图十一 新郑旧藏镈钟

图十二 新郑祭祀遗址镈与新郑旧藏镈对比

（从左至右祭祀遗址镈、T595K1：1镈、旧藏镈）

图十三 新郑祭祀遗址镈与新郑旧藏镈细部对比

（从上至下为祭祀遗址镈、T595K1：1镈、旧藏镈）

形制尺寸对比如下：单位：厘米、千克

通过数据不难看出，此两枚镈的各项数据非常相似，应为一系列的青铜乐器，也存在着关系更近的可能性，是否有此类更多组的编钟尚不可知。可见新郑地区此类青铜乐器的数量之多，一个方面反映当时的音乐水品和普及程度，这一时期此地区民族民间音乐的流行和发展不是无缘无故的。

新郑市旧藏钮钟（图十四），一组18件，各9组成编。钮为长方形，舞部素面、无枚、钟面饰阴线螺旋纹。与新张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钮钟在编列形式方面略有相似。

图十四 新郑旧藏钮钟

1979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国墓地的10号墓出土编钟一组，其中镈钟8件、钮钟9件，编列组合也是镈钟与钮钟的组合。

淅川下寺10号墓出土的“”镈钟（图十五），一组8件，春秋，钲部均铸有铭文，铭文相同，行款各异。舞上有两条夔龙相对的钮，篆间有螺旋形枚36个，舞部及篆带饰蟠螭纹，正鼓部饰夔龙纹。“”钟9件，形制花纹与同墓“黑敢”镈基本形似，为钮钟，舞上有梯形环钮，应与“”镈为成套使用的编钟。[6]

图十五 “”镈钟一组

河南省洛阳解放路编钟（图十六），一组22件。分镈钟和纽钟，其中镈钟4件，形式相同，大小次第，鼓部纹饰可分为兽面纹和双凤纹。作钮钟半环形钮，钮呈双蛇相对衔菱形珠。篆间饰蟠璃纹，上下篆间蟠璃纹相互颠倒。钮钟18件，分为两式，其中Ⅰ式7件，为有枚钟。制作相对粗糙，梯形长方纽，平素舞，合瓦体，于口上拱，少数铣微内敛。Ⅱ式11件。大小不一，亦制作粗糙，所饰纹饰皆为阴纹。器形基本同I式，惟枚用双同心圆代替。征间饰简化兽面纹，篆间饰两条对角的三角形云雷纹，鼓部饰两只相对的简化凤鸟纹。[7]

图十六 洛阳解放路出土的战国编钟

此套编钟，所见为4件镈和11件的组合，和新郑祭祀遗址的钟悬编列组合形式有着很多的相同。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出土编钟虽然不是实用器而是陪葬的明器，时代是战国中晚期，但可以见出自春秋中期以来的郑国编钟组合形式，一直影响到战国中晚期的东周王室所在地。在大的地域范围内，音乐形态和风格的相互影响及礼乐形制的流变，是否存在着相互的作用，尚需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了解。

新郑编钟群的络绎出土，更直观地告诉世人，郑国的音乐水平和这里的人们对音乐炽热的喜爱，千里中原八面乐风。透过这王室礼乐重器我们仿若聆听到那金声玉振的华彩乐章，通过对这些古老乐器的认识，藉以了解到优美的音乐华丽优美而生动鲜明的存在、发展并随着民族的血液一起延续、弘扬。

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的青铜乐钟编列风格，一直影响中原列国青铜编钟组合试的发展。新郑东周祭祀遗址出土青铜编钟的基本组合编列是4件镈钟为一组，应多用于音乐的低音和声部分，有点像管弦乐队的BASS的作用；钮钟20件分为两组悬挂，音阶进行分列，有利于演奏旋律。编列组合设计合理，不但兼顾音区之间的和谐，同时上层旋律钟的排列和组合，对于编钟演奏节奏稍快的旋律及旋宫转调的发展都有一定的作用。新郑郑公大墓春秋编钟，也是镈钟与甬钟的组合，共有23件，其中特镈4件，甬钟19件；豫南固始侯古堆春秋墓、信阳长台关楚国贵族墓葬、叶县许公墓地等、叶县旧县4号墓，以及新近出土的南阳彭伯墓中，都有这种镈钮的编钟组合群体存在，淅川下寺10号墓的“黑敢”镈钟、钮钟，都反映出中原编钟在形制和组合方式上对楚文化的影响。

叶县旧县4号墓出土编钟一组，总数为37件，其规模、数量仅次于曾侯乙编钟。

以两组甬钟、一组钮钟和两组不同风格的编镈组成一个庞大的青铜乐钟群，这种组合编列形式，是前所未见的。这种编列组合形式与本文所述郑国编钟的组合方式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一定的区别。另外，淅川下2号墓出土了一组26件甬钟是春秋时期形制最完美、音域最宽广、保存最完好的一套“王孙诰”编钟，之后战国初年的随州曾侯乙编钟达到了东周编钟组合辉煌的顶峰。洛阳解放路编钟，所见为4件镈和11件的组合，和新郑祭祀遗址的钟悬编列组合形式有着很多的相同。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出土编钟虽然不是实用器而是陪葬的明器，时代是战国中晚期，但可以见出自春秋中期以来的郑国编钟组合形式，一直影响到战国中晚期的东周王室所在地。在广大的地域范围内，编钟的编列组合乃至音乐形态和风格的相互影响，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些有趣的问题尚需今后继续进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