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虎翼雄：沙特阿拉伯政权稳定的根源

事实上，关于平衡是国家和社会发展之道，有许多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进行过论述，比如亨廷顿就认为，政治秩序取决于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比例[3]；福山则为第三世界国家“到达丹麦”，即实现富强、民主、安全、治理良好、低水平的Corruption开出了国家建构、法治与民主之间实现完全平衡的药方[4]；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提出，一个社会要维持良性状态需要维持其各子系统之间最低限度的平衡[5]。他们都在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道理，即“平衡”是治国理政之道，平衡的打破或极端的出现基本意味着混乱的开始和衰朽的临近。在政治制度发达和社会成熟度较高的国家，平衡可以通过权力之间的制衡以及公开的、在制度框架下的“讨价还价”（比如政策或法律的制定以及选举等）实现，但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这样的路径难以走通，更多的需要依靠统治者的意愿及其治国理政能力。当然，动态多元平衡并不意味着所有因素的一锅烩，而是强调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平衡要素不同，主政者需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解除威胁，缓解利益冲突，维护统治。

2动态多元平衡分析框架下的沙特阿拉伯内政外交

基于对沙特阿拉伯80余年历史的分析，特别是着重对它所经历的重大挑战甚至是危机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在不同阶段沙特王室解决重大矛盾、度过危机的措施和手段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一直以来都非常注意保持王室内部和内外政策的平衡，并在出现部分失衡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整。

80多年来，沙特政权能在多次危机中保持稳定绝不是简单的“石油换安全”，也不仅仅是依靠收买或镇压，更不是因为君主制是适合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这种诸如“皇权天授”的理念。众所周知，同样是阿拉伯伊斯兰君主制的埃及法鲁克国王被推翻，同样具有丰富石油收入并且也得到美国支持的伊朗巴列维王朝倒台，将收买与镇压手段用到极致的利比亚长期统治者卡扎菲被人民处决。沙特政权之所以保持了稳定就是因为它的执政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维护了动态多元平衡的治国理政之策。

（一）以动态多元平衡实现王室内部的稳定

无疑，沙特王室内部的稳定是沙特政权稳定的基石。如果王室出现分裂或者内乱，沙特王国的稳定难以保证。历史上，在沙特王室统治的相当长时间内，王室内部的纷争时有发生，特别是第二沙特王国的覆灭与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甚至相互仇杀密不可分。正因如此，沙特王室非常重视内部的团结统一，通过各种机制确保王室内部的实力均衡和协商一致。

在现代沙特王国历史上，即使是在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关于王位的争夺中，沙特王室也致力于维护内部的团结，整个过程体现了广泛协商的原则，没有发生直接的暴力冲突，王室以及国家的治理阶层，包括乌莱玛、部落首领、高级官员和军事人员都表现出了在协商基础上的团结一致。

纵向来看，沙特与费萨尔的王位争夺本质上是关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和王位传承制度。王室的大多数选择了费萨尔事实上就是选择了一条渐进性改革的道路,也选择了王位的兄终弟及制度。在一个传统社会，放弃一位传统的领导者而选择更加精明能干但充满现代意识的领导者，也显示出沙特王室和精英阶层对国家发展和富强的渴望，是他们平衡与权衡的结果。事实证明，费萨尔的确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奠定了沙特王国未来数十年发展的根基。他坚持的渐进性改革（改良）道路符合沙特的历史与国情，逐步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又避免引起大的不满甚至是动荡。并且，当精英和国民意识难以统一一致时他能够妥协，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团结最广泛的群体，注重平衡各方利益关系。

虽然在沙特王室内部也有“反对派”，尤其以60年代“自由王子”运动为代表，但很快他们也回归了王室的主流。尽管不同的意见仍然存在，但总体说来，沙特王室内部在关于王位继承、国家发展、对外政策等重大战略问题上还是比较一致的。费萨尔国王之后，沙特王室内部各主要支系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力量中心,比如国防主要由苏尔坦亲王支系控制、国民卫队主要由阿卜杜拉亲王支系控制、内部安全主要由纳伊夫亲王支系控制、外交主要由费萨尔支系控制等，几个重要的省份地区，比如利雅得、东部省等也由不同的（同父异母）兄弟掌控。此外，石油产业及经济部门由非王室成员控制。这些支系之间以及王室主要亲王与社会显贵阶层之间，形成了相互制约与制衡的关系，从而实现王室内部和沙特王国内部主要势力之间的平衡。

显著的变化从2015年开始出现。萨勒曼国王上台后所采取的政治改革措施相对激进，进行了多次内阁改组，任免了大批部门主官，特别是先后突然罢免了王储穆克林和穆罕默德·本·纳伊夫并最终确立他自己的儿子、现年32岁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王储，这在王室内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也着实震惊了世界。实事求是地说，在王位继承问题上，萨勒曼国王所面临的局面远比他的各位兄长更为困难，即使不废黜原王储穆克林，在穆克林之后沙特王位的继承也必将面临“换代”，但他在今年6月21日宣布废黜王储纳伊夫的惊人之举将对王室的团结统一甚至稳定产生严重影响，必将会打破多年来沙特王室内部小心维护的权力和利益格局，进而可能破坏王室内部各权力中心的平衡，现在未知的是影响何时到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届时的当权者是否有能力控制等。

（二）以动态多元平衡应对意识形态和安全挑战

一直以来，沙特政权在意识形态和安全上都遭受着各种挑战：上世纪50、60年代是埃及及其阿拉伯民族主义，70年代末以来是伊朗和它的伊斯兰主义，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扩张的伊拉克，进入本世纪以来则是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沙特王室很好地利用了经济红利、政治改革、武力压制、外部支持和国际及周边局势的变化，平衡了威胁与利益、国内与国际，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以埃及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在50、60年代的中东“摧城拔寨”，一个显著现象就是众多的王权被推翻。阿拉伯民族主义带给沙特王国第一次意识形态挑战的同时也伴随着来自埃及的安全威胁。而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的龃龉更加重了沙特政权面对的危机。面对来自埃及纳赛尔主义的挑战，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沙特统治者采取了务实政策也竖起了理想主义大旗。

受埃及纳赛尔主义的影响，1953年10月17日，近2万名阿美石油公司的阿拉伯工人开始大罢工。沙特政府一方面通过向阿美石油公司施加压力，改善了工人工作居住条件、提高工资等，满足了工人的部分诉求；但另一方面，沙特王室也严格控制有组织的力量出现，否决了关于成立工会等要求，[6]并在形势进一步恶化时采取强制措施,通过驱散、逮捕，甚至全面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等方式平息事态。在意识形态竞争方面，费萨尔国王通过竖起伊斯兰主义的大旗强调沙特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抗衡。当然，阿拉伯民族主义最终没有在沙特王国产生严重后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在沙特尚未出现经济与思想独立并且有组织的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沙特王室充分利用了1967年阿以战争局势的变化来平衡与埃及的关系，缓解了来自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压力。

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构成了对沙特王室政权合法性和稳定性的最大挑战。一方面的原因是伊朗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向其境外、特别是沙特盛产石油的东部省输出革命思想，意在揭露沙特王室的腐败和伪善，并号召沙特人推翻王室统治；另一方面，伊朗带来的挑战与50、60年代的埃及纳赛尔主义不同。当面对纳赛尔的威胁时，费萨尔采取了伊斯兰主义来抗衡阿拉伯民族主义，现在伊朗举起的也是伊斯兰主义的大旗，甚至在很多方面是比沙特的伊斯兰主义更为“正统”、更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旗帜——强调的是伊斯兰法学家治国，突出的是民众参与和公平公正。

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沙特东部省的什叶派群众开始公开纪念此前被禁止的“阿舒拉日”，并走上街头反对宗教和经济歧视；而在麦加则发生了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占领麦加清真大寺事件。对此，沙特政府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平衡策略。一方面,沙特政府采取强硬立场，逮捕了抗议示威活动的领导者，武力解决了麦加清真大寺事件；另一方面，他们与什叶派代表会谈，承诺改善当地条件，提供更多的民生设施，包括建设更多的学校、医院等。同时，沙特政府也释放了那些在示威活动中被关押的活跃分子。通过改善东部什叶派群众的生活条件，释放更多的经济红利，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维护了该地区的稳定局势。[7]这两个事件被平息后，为了安抚国内不同的群体，沙特政府亦采取了平衡之策：一方面，为了缓和保守的乌莱玛的不满，政府收紧了社会政策，比如关闭女性俱乐部、理发店，取消女性播音员，不再资助女性出国留学等，使得费萨尔以来的改革进程有所减速；另一方面，为了使主张改革者满意，政府许诺尽快颁布基本法，建立协商会议，让更多的新生中产阶级有参与和表达的机会。[8]

为了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沙特在两伊战争中虽然大力支持伊拉克，提供了巨额资金、基地等，但也注意平衡伊拉克与伊朗、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与伊朗的外交关系一直没有破裂。通过内外政策平衡，沙特的政权得以保持稳定并在加速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控制了社会变迁的速度，使沙特王国处于缓慢但稳定的变革之中。

极端伊斯兰组织给沙特政权带来两个挑战,一是安全与稳定，主要表现为各种暴力恐怖事件或恐怖主义威胁；其二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以一种更加保守的伊斯兰来反对沙特王室已经比较保守的伊斯兰，正是在这一点上，沙特王室显得力不从心，因为一切“左”的（保守的）主张看似都是正确的，这些主张能从经典中找到支撑，特别是在沙特这样一个“民众比政府还保守的社会”[9]，这些极端保守的主张很容易找到同情者和支持者。

除了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应对极端主义者外，沙特王室还加强了内部的管理与控制，加大了对教师、教学资料和宗教人士的检查，包括把那些宣传反政府和传播极端思想的人士投入监狱，加速瓦解极端分子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同时使自己更加地伊斯兰化，包括宣传和传播沙特的瓦哈比伊斯兰主义、投入巨额资金在全球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开展扶贫、教育、赈灾等慈善活动。但随着美国中东战略的变化，一个在中东地区深度介入、变平衡战略为霸权战略的美国受到了更多的攻击，导致反美主义在该地区进一步扩张，使得美国自顾不暇也让被认为是美国“爪牙”[10]的沙特政府连带遭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美国战略的转变，使得一个不稳定的伊拉克变为现实，一个更加忧虑自身安全进而加快发展核武器的伊朗出现,这些都增加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和不稳定性。因此，沙特通过传统方式，即发展与世界其他大国的关系来平衡或者对冲在区域内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对沙特的影响。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实现动态多元平衡一直是沙特外交的突出特点。

（三）以动态多元平衡推动王国渐进性改革

一般认为，沙特王国的现代化过程始于费萨尔国王时代。费萨尔的名字之所以能够等同于“现代化”，就是因为他致力于发展教育、特别是为女性提供受教育机会。[11]为了获得保守的乌莱玛阶层对女童教育的支持，费萨尔做出的妥协是由乌莱玛负责制定和监督女童教育课程，并为此专门成立了由乌莱玛人士负责的女童教育部。[12]

1973年，当阿拉伯石油国家以石油为政治手段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后，石油价格上涨了近4倍（从3.01美元/桶涨到11.65美元/桶），沙特的国民收入也成倍增长。正因为有了充足的物质财富支撑，费萨尔国王所做的审慎的、渐进式的增量改革能够全面平衡各方需求，避免了很多国家在现代化初期所经历的混乱。因为“即便是最贫穷的沙特人也不会对王室家族的财富感到不满，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迅速提高”，因此他得到了从城市居民到贝都因人，从进步分子到原教旨主义者，从商人到穷人的广泛支持。[13]

在60、70年代，沙特王国的现代化过程并没有造就足够多的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沙特王国经济发展和国家富裕的基础在于其丰富的石油，并非基于个体的和行业性的努力。并且当时出现的所谓中产阶级，如从西方获得学位回国的知识分子等，与各主要部落甚至是沙特王室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而那些几乎没有这样“特殊”背景的、人数极少的中产阶级往往在寻找这样的机会和渠道，希望进入体制内。费萨尔国王就是通过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建立和健全国家治理机构，如司法部、教育部、高等教育部等，将传统宗教阶层和新兴中产阶级纳入政府机制，从而使得其利益与王国的利益一致起来，也增加了国王进一步管理和控制的能力，使国王能够挑选合适的并与之配合的乌莱玛和新技术官僚来担任职位。

上世纪80、90年代，对沙特王国来说是异常艰难的。为了应对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和国家财政收入骤减导致的经济下滑，法赫德国王采取鼓励和支持私有经济大力发展；而为了缓和民众对政治、经济等政策的不满，回应民众呼声，沙特政府逐步推动社会和政治改革，但这种改革由两股方向相反的力量牵引，走在不同的轨道上，因此沙特王室只有采取尽可能平衡各方诉求的方式来进行。法赫德国王最受外界所称赞的政治改革就是在1992年颁布了《基本法》《协商会议法》和《省法》，并在1993年使协商会议制度化。这几部法律的颁布和协商会议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是沙特王国渐进性改革的重要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面对困难和压力时的应急之策。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时，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和统治，作为一种平衡之策，沙特王室不得不推进改革，而在经济形势欣欣向荣时政治改革往往停滞。

对《基本法》的评价要避免两个极端。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是“表面文章”，还远远达不到国际公认的应给予每个国家公民的社会和政治权利的标准；[14]另一种观点认为它的颁布意味着沙特将开始政治改革，走向“自由化”，对保守势力不再容忍。[15]综合来看，《基本法》中明确了司法、行政与监督权的相对分离以及建立具有代表性的协商会议，是一种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世俗改革派的主张。但同时也明确了伊斯兰教为国教和国家的价值观，体现了宗教主义者的改革要求。我们必须注意到，沙特王室不可能从本质上改变其现有的制度和体制，也不会冒险去打破王国内部的各种平衡。

沙特政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施经济转型，力争改变对石油产业的过度依赖。沙特的石油政策从费萨尔国王时代起就表现出一种平衡性，这一点在1973年的石油禁运问题上表现明显，即沙特石油政策要在实现阿拉伯国家目的与维护世界经济基本面上实现平衡，在维护石油国家短期经济收入和石油的长期战略地位方面实现平衡。然而，要改变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实非易事，原因既有沙特石油储量太大以及开采成本较低，也有沙特劳动力的素质与能力难以满足王国经济转型的要求。因此，沙特王国的经济转型一直在路上。

2015年，萨勒曼国王继位后，大力推动国家转型发展，提出了“2030愿景”，在其中的“2020国家转型计划”中，大力发展非石油产业和创造就业机会是核心要义。该计划表明,沙特政府将大力发展矿业、旅游业等产业，到2020年创造45万个就业机会；加速私有化改革；增加朝觐人数；扩大外国直接投资；提高非石油部门的出口；削减补贴、降低政府部门工资等。[16]如果此项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沙特的经济发展将更加均衡。

3挑战与前景

沙特王国虽然在2011年以来的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政权危机中保持了稳定，但挑战和风险依然存在。

从政治方面来说，通过对此轮中东北非阿拉伯国家政权危机的观察，人们普遍认识到，导致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制度的好坏，而在于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去推动发展,去关切百姓福祉。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从阿拉伯人百余年来的挫折感中去探究。虽然在此轮危机中，沙特政权到目前为止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但如果沙特王室推动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进程出现反转，甚至哪怕只是有所延缓都可能影响到其政权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从2011年以来无论是阿卜杜拉国王还是萨勒曼国王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各项改革的重要原因。沙特王室需要不断地给人民看到发展和前进的希望，不断地让民众亲身感受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参与。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沙特民众和社会相对保守的属性，沙特政治也无法承受激烈的改革，任何激进的改革措施也将危及沙特政权的稳定。因此，把握好改革的速度和程度，也就是在诸多因素中寻求平衡才是决定沙特未来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因素。

从经济方面来说，如果说在危机开始的前几年，沙特王室还拥有充足的石油外汇储备，能通过在民生方面的大笔投入来维持稳定的话，从2015年开始，随着世界经济、能源格局的剧烈变化，石油价格再次跌到了历史低点，沙特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当前沙特面临政治与经济双重挑战叠加的风险，且受限制的因素也远多于70年代，如何在推进经济改革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利益，实现有机地、动态地平衡也将决定沙特经济改革的成败。

从区域角度来看，此轮危机的出现使得中东地区将更加长久地陷入衰退、纷争，甚至是内乱，这给沙特政权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从挑战方面来说，地区诸多政权的不稳定或多或少地会波及或影响到沙特政权的稳定性。从实际的层面来看，一个混乱的埃及、内战的利比亚、纷争甚至可能分裂的也门使得沙特在中东北非地区能够合作应对威胁的伙伴大大减少，虽然这会迫使沙特进一步加强与海湾国家的关系，推进海合会国家间的合作，但毕竟海合会其他国家的力量相对埃及等国来说非常弱小，难以共同有效应对威胁。对沙特政权的另一个挑战是“伊斯兰国”（IS）的出现。这个在外界看来异常极端、原始、残暴的组织在中东阿拉伯世界拥有众多的追随者，它利用2011年以来的中东大变局，不断“开疆拓土”，并以一种“极左”的方式宣布和践行对伊斯兰传统的回归。在其眼中，麦加和麦地那这样的伊斯兰教圣地不能由腐败堕落、与西方沆瀣一气的沙特王室掌握，他们要恢复的是伊斯兰哈里发时代的荣光。“伊斯兰国”这种在意识形态“正统性”上对沙特王室的挑战将会一波又一波地不断袭来。从机遇的角度讲，中东北非主要国家陷入困局使得沙特的地缘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政治一直未稳定下来，美国与埃及的军事合作已经基本暂停，埃及何时产生一个符合美国在该地区利益的政府还是未知数。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扩张和国内反对派的壮大，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政权越来越被削弱，这毫无疑问给伊朗政府带来极大的挫败感。如果沙特能够有效推进海合会经济与安全政策的一体化,并吸收更多半岛外国家加入该体系，将会大大提升沙特在区域安全中的地位。

然而，沙特王国维护半岛地区安全的努力已经导致周边国家甚至是国际社会的疑虑，有关沙特外交政策从审慎到“显示肌肉”，即从克制到进攻的言论已经出现。有学者认为，以前沙特的外交政策多用金钱和宗教开道，但2011年以来，以直接出兵巴林和空袭也门为代表，沙特的对外政策更加倾向于展示军事实力而更少考虑使用外交手段。[17]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但的确指出了沙特王室当前面临的一个外交困境：一方面，地区局势和区域国家力量的变化和自身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使得沙特必须承担更多义务，积极介入区域安全事务；但另一方面过多的以军事方式卷入区域或相关国家的安全事务将增加人们对沙特王国行动的疑虑，特别是当前沙特王室并无绝对实力维护好区域安全，这种卷入可能会最终损害沙特本国的利益。

当然，最大的不稳定性来自于王位继承制度的变化，萨勒曼国王废黜穆克林王储，并确立他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第二王储的做法在王室内部已经产生了极大的争议甚至不满。刚刚发生的废黜穆罕默德·本·纳伊夫王储的事件更使得这种不满加剧。特别是在年轻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尚未完全证实自己的治国理政能力的情况下，想要在王室内部，让那些无论年龄、资历还是能力上都超越了自己的资深亲王心悦诚服的支持他几乎不可能。此外自上台以来，萨勒曼国王对内阁作出了多次重大调整，这些都将打破原有的利益格局，王室内部是否还能保持原来的团结一致是个未知数，也是影响未来沙特政权稳定性的一个最大变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快速推进政治改革和领导人更新换代的过程中，萨勒曼政府也注意经济改革与之匹配，推出了同样较为激进的经济、社会改革措施，包括拟将沙特王室最大的资产——阿美石油公司推向资本市场等。这些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措施若能取得成功，也可能实现新的动态多元平衡，维护沙特王室的统治。

总的来说，沙特政权的稳定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来说，任何一次重大的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政权危机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冲击到沙特王国，这为沙特王室的应对以及世界大国调整对中东包括对沙特的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从主观上来说，沙特王室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坚持务实与理想并重,追求王室内部与精英群体间、王国内部与外部、王国内部诸群体间的威胁与利益的平衡，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与对外政策间的相对协调，并能够在失衡出现时积极主动调整，从而使得国家沿着一个渐进性改良的方向发展，保持了沙特政权的稳定。

[注释]

[1][3] 【美】塞缪尔·P.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1~156页；第60页。

[2] Steven R. David, "Explaining 'Third World Alignment' " ,World Politics, Vol. 43, No. 2 (Jan., 1991), p. 236.

[4]【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5] 陈怀远、丁宇：《社会学基本理论与方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

[6] [8] 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336; p. 397.

[7] David Commins, The Wahhabi Mission and Saudi Arabia,New York: I.B.Tauris, 2006, p. 171.

[9] Anthony H. Cordesman, Saudi Arabia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olitical, Foreign Policy, Economic, andEnergy Dimensions, Westport: Praeger, 2003, p.161.

[10] Eric Rouleau, "Trouble in the Kingdom", Foreign Affairs,Vol. 81, No. 4 (Jul. - Aug., 2002), p. 77.

[11] Madawi Al-Rasheed, 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2nd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18.

[12]Ibid., p.120.

[13] Mark Weston, Prophets and Princes: Saudi Arabia fromMuhammad to the Present, New Jersey: John Wiley & Sons,Inc. 2008, p.199, 229.

[14] 参见人权观察组织网站：

https://www.hrw.org/reports/1992/saudi/INTROTHR.htm#Top Of Page.

[15] Helen Chapin Metz ed., Saudi Arabia: A Country Study,5th Edition, Washington, D.C.: Library of Congress, 1993, p.91.

[16]《沙特政府推出“2020年国家转型计划”》中国驻吉达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室网站。

http://jedda.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606/20160601336569.shtml.

[17] Mohammed Nuruzzaman, "The Myth of Saudi Power",The National Interest, April 11, 2016.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17年07期；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微信公众号平台首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