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研究综述

贫困和生物多样性退化是当今全球人类面临的两大挑战, 生态旅游被认为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药方。国际生态旅游协会(The International Ecotourism Society)在1991年将生态旅游定义为一种在自然地区开展并能保护自然环境和改善当地居民福利的旅游活动[1]。该定义强调生态旅游应惠及地方社区。之后, 有学者进一步细化该概念, 认为生态旅游是指在较为原始自然地域中进行有责任的旅游行为, 以享受和欣赏历史和现存的自然文化景观；这种行为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具有较低的旅游负面影响并为当地居民提供有益的社会经济活动[1]。该概念融合保护与发展两大主题, 其理论逻辑是由于贫困社区生计高度依赖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故只有在消除贫困后才可能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 其中生态旅游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手段。该观点突破了以往自然保护区将地方社区排斥在外的隔离政策, 将自然保护区周边居民纳入保护计划, 是人地关系研究领域的一次重要进步。之后, 生态旅游将社区参与和社区增权等新理念纳入进来, 提出生态旅游是指在脆弱的、原始的和自然保护区的旅游, 具有较低的旅游负面影响和较小规模, 有助于教育旅行者、提供保护资金、直接惠及地方社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增权以及培养对不同文化和人权的尊重[2]。因此, 生态旅游的定义不是静态的, 而是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其内涵愈加丰富。

生计概念源于20世纪90年代, 各学者对其表述方式及概念界定往往有所差异。但目前大多数学者认同的生计定义是指谋生的方式, 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包括储备物、资源、要求权和享有权)和活动基础之上[3]。即生计是由能力、资产和活动等生计要素组成。之后,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将生计资产内涵进行了细化, 将其划分为自然资产、金融资产、物质资产、人力资产和社会资产5种类型[4], 该内涵将能力纳入进来, 但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有所淡化。其中, 自然资产是指能从中导出有利于生计的资源流和服务的自然资源存量和环境服务；金融资产指用于购买消费和生产物品的现金、储蓄以及可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物质资产是指居民拥有或利用的住房、工具、设备和公共基础设施；人力资产是指谋生所需的技能、知识和能力；社会资产是指存在于家庭、家族和社区内部和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持网络[4-5]。

对于生态旅游在消除贫困或改善社区生计方面的作用, 目前的研究争论仍非常激烈。支持者认为生态旅游为地方社区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旅游收入, 改善居民生计并减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 进而促进环境保护[6]。为此,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环境保护主义者将生态旅游看作是自然资源保护和地方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手段, 并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大力推广[7]。反对者则认为生态旅游带来环境退化、野生生物栖息地破坏、经济损失、收益漏损及不公平分配、地方文化破坏等不利影响[8], 消除贫困这一目标难以实现。上述研究往往从单个方面研究生态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 并未系统阐释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影响的整体框架, 也未对正反两方面的净影响进行综合评估, 导致人们对生态旅游扶贫效果的认识模棱两可, 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的发展。因此, 本文通过文献分析法, 在综览国外大量相关文献后, 重点梳理国际上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分析不同研究分歧原因及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旨在为国内生态旅游扶贫效应理论研究和生态旅游开发提供借鉴。

对于生态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 有学者提出生态旅游开发应致力于使社区增权, 使社区居民能决定生态旅游开发形式以及成本收益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中的分配[9]。之后, Scheyvens将增权理论引入到生态旅游影响研究, 并设计社区旅游增权的分析框架以阐述生态旅游开发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影响(表 1)。其中, 旅游增权包含经济、心理、社会、政治4个维度, 并从增权和失权两个方面详细列举生态旅游发展对当地社区生计的可能影响[10-11]。同时, 该分析框架突破传统增权理论中狭窄的权力观, 将增权从政治维度拓展到经济、政治、心理和社会4个维度, 属于增权理论的重要发展。在研究尺度上, 该框架将生态旅游影响受体界定为当地社区。鉴于旅游增权理论在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及该框架的系列优点, 该框架成为21世纪以来生态旅游地方影响评价的重要参考。但是, 实际上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影响在各个维度上的表现是不均衡的, 社区生计关键要素在各维度分布也不是均衡的, 故各维度研究内容不是均等的。为此, 本文参考本研究框架并结合相关文献主要研究内容, 拟从经济影响、社区参与、能力建设、社会文化和公共设施四个方面系统梳理国外生态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

就业和工资性收入是当地社区从生态旅游中获取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经济收益之一。许多农村社区将生态旅游视作潜在的经济救助者, 以期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新商业机会和技能培训[12]。这些就业机会主要分布在旅游服务部门, 如餐饮、住宿、交通、导游、纪念品销售等, 为当地居民提供直接经济收益[13]。例如, 基于菲律宾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案例研究, 发现河流生态旅游已经成为当地多数居民重要的收入来源, 其生计策略也从渔业和非木材林产品利用转向旅游业[3]；基于印尼巴厘岛海豚表演旅游案例研究, 发现当地船夫从旅游业获得高于地方平均水平的经营收入[14]；对哥斯达黎加和泰国1985—2000年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贫困程度进行比较后, 发现自然保护区通过旅游就业有效减轻周边社区的贫困[15]；基于南部非洲六国的案例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参与者家庭总收入是社区平均收入的2.33倍, 旅游就业对偏远贫困地区居民而言至关重要[16-17]。

另一方面, 生态旅游在当地就业和收入增加方面的作用也受到严厉的批评, 质疑私人经济偏离他们的法定义务或自组织产业导向利益分享模式的能力与动机[18]；Scheyvens认为当商业是生态旅游背后主要驱动力时, 旅游企业自然会疏远而非惠及地方社区[10]；即旅游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而不是致力于改善地方社区福利或扶贫[18-19]。同时, 有研究者指出生态旅游开发的成本往往由当地社区承担, 如建设国家公园或自然保护区所需的社区强制性搬迁、自然资源的限制利用、野生动物对居民庄稼和家畜的损害等[20], 旅游收益常常不能抵消其经济损失。例如, 基于乌干达布温迪国家公园案例研究表明居民平均每年的净损失占家庭总收入的12.5%[21]；基于印度Nanda Devi生物圈保护区的研究发现野生动物对庄稼、蔬菜和蜂箱的破坏以及禁止采集草药给居民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相应的补偿和就业收入[22]；而且, 野生动物造成直接损失还只是居民损失的冰山一角, 因为居民需要从事更为昂贵的预防性措施, 如站岗、设立各种障碍、转向种植不容易受损坏庄稼或者家庭搬迁[23]。上述研究虽研究了相关居民从生态旅游获得的直接收益或遭受的直接损失, 但并没有从整体上分析生态旅游发展对周围社区的净收益, 也没有分析不同空间位置社区净收益的差异。

生态旅游除为地方社区提供直接就业和工资性收入外, 还往往通过乘数效应将旅游业与地方产业相连接以为旅游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 从而促进当地产业体系的发展, 尤其是地方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中, 未直接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会间接的从生态旅游发展中获益。Mitchell指出地方利益相关者与旅游供应链的间接联系对旅游目的地贫困居民的影响往往比旅游就业收入这一直接联系更为重要[24]；也有研究者认为将当地企业纳入旅游供应链中可为当地居民创造比旅游部门直接就业更多的就业机会[25-26]。例如, 基于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研究发现旅游业为地方社区创造广阔的产品及服务市场和微型企业发展机会[27]；基于南非野生动物旅游度假区旅游和地方农业联系案例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地方食物进入到旅游食品供应链中[28]；但高端住宿设施主要通过中介网络获取食品供应[29]。即旅游业与当地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取决于供应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外部竞争、市场营销、游客消费偏好等, 地方介入旅游产业供应链程度越高, 其获取收益越大。

另一方面, 当地居民从生态旅游获得就业收入后, 会在当地进行更多的消费, 从而增加新的工作机会和收入, 最终促进旅游目的地经济的相对繁荣, 这也属于旅游发展的乘数效应[30]。例如, 有学者基于印度桑德班斯的案例研究发现旅游参与居民在食品和非食品消费上比其他村民分别多了19%和38%[31]；基于博茨瓦纳、马拉维和纳米比亚三国的生态旅游研究, 发现旅游就业收入使得不少家庭投资在房产、教育和“奢侈品”上, 并通过增加本地就业而惠及地方社区发展[16]。总之, 上述两方面的乘数效应使得地方社区获取更多的旅游间接经济收益；同时, 还可通过涓滴效应使得社区内贫困居民受益[32]。

贫困农村地区的旅游开发往往涉及吸纳与排斥, 社会主体之间在价值观念、目标和土地利用方面存在不平等和矛盾, 从而导致旅游经济收益在社区与外部区域之间、社区内部之间都存在分配差异及不公平问题, 如收益漏损和社区精英控制。首先, 在收益漏损方面, 赋权的利益相关者往往在发展中国家垂直组织旅游价值链, 将游客旅行轨迹局限于“机场—主要旅游景点—机场”, 从而将地方社区排斥在旅游价值链之外[33]。这种漏损主要表现在航空公司和旅行社主要来自客源地、从国外或附近大城市引入熟练高素质劳动力、外来投资者控制旅游设施、从外部区域进口旅游商品等。例如, 基于印尼自然保护区和博茨瓦纳北部的案例研究发现大部分旅游收益往往漏损到附近大城市的旅游公司或外国经营者, 地方社区经济收益微乎其微[34-35]；尼泊尔北部安纳普尔纳峰地区游客在当地日消费仅占7%[36]。其次, 在地方社区收益内部分配上, 权力最大和资源最多的社区精英往往获取大部分收益, 并不愿意与社区其他成员共享收益。例如, Lapeyre指出纳米比亚生态旅游主要取决于人际关系[37]；还有研究者发现地方精英尤其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基层官员垄断了旅游的经济收益[9]；越南沙巴地区的研究表明资金和外语水平等自身资源和技能方面的不足成为其参与旅游的重要障碍[38]。

面对学术界对生态旅游扶贫效应的猛烈批评和质疑, 许多学者开始关注社区参与在生态旅游中的作用[10]。重点关注谁应该参与政策制定并作出生态旅游发展决策[39]。社区参与旅游一般表现在社区旅游资源控制、旅游发展决策、旅游活动参与和旅游收益分配4个方面[39]。由于后两个方面在经济影响部分已有阐述, 此处不再赘述。

社区旅游资源控制是社区参与最关键的部分, 主要涉及社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问题, 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区的旅游发展决策权。Akama提出为支持地方社区对生态旅游一定控制权, 需要权力从国家层次向社区层次进行分权[9]。例如, 纳米比亚国家政府通过立法让渡一部分权力到农村社区, 使农村社区获得一定限度的公共财产所有权以经营和利用野生生物资源, 解决其参与旅游发展所需的土地所有权问题[40]；也有学者建议政府通过适当的立法干预, 以促使旅游发展惠及旅游目的地贫困居民[41]；也有学者指出政府在制定政策、法律和法规以保护本地资源所有权和决策参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2]。但现实层面, 上述所提到的国家在立法、法律法规或政治上对社区资源所有权的支持目前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缺失的[39]。同时, 自然资源所有权的让渡这一权力再分配过程必然导致当权者的失权, 这对于倡导新自由主义并以效率优先的政府而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接受, 也必然受到当前利益团体的强烈阻拦。实际上, 繁荣的旅游经济被用来巩固已建立的资本霸权体系, 旅游资源将会逐渐集中到这些拥有庞大资本的少数投资者手中[39]。总之, 地方社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涉及到政府权力让渡、政府目标、发展路径等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变革, 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棘手的问题。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社区参与旅游经营程度以及旅游收益分配的多寡, 是社区增权的重要方面[10]。地方社区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控制权是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决策合法性资格, 缺少这一根本性前提, 社区参与旅游决策的依据就变得非常模糊。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前提并不充分。例如, Scheyvens指出马尔代夫的土地属于政府而非个人或社区所有, 地方社区不能将土地作为投资旅游开发的股权(equity), 旅游决策权力主要在于地方政府[43]。同时, 旅游发展决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过程, 是权力拥有者进行权力和利益的博弈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往往让一部分赋权而另一部分失权, 权力再分配的结果通常是当权者更加强大而弱小者更加弱小。故寄希望于当权者主动让渡部分权力是非常艰难的。除给予社区参与旅游决策的合法地位外, 给地方社区提供基本健康、教育、社会保护服务和利用一系列信息、资产、网络的权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对于构建地方社区的理解力、知识、自信等旅游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42]。

与传统的农业不同, 旅游业需要较高的技能和市场知识, 才为游客提供满意的旅游服务。然而, 这些知识和能力往往是当地居民原先所不具备的, 缺乏教育和技能成为居民参与旅游业的重要阻力。即能力维度的贫困成为欠发达地区居民贫困的重要特征, 其重要程度甚至高于经济贫困, 故许多学者认为“一个人能干什么比他拥有什么更重要”[42, 44]。旅游就业为居民提供了一种学习的机会和平台, 参与居民通过技能培训、领导力培训、“干中学”、自主学习等多种方式的能力建设, 自身能力一般会有明显提高。有学者提出地方参与旅游最重要的成果是人力资本的提升, 提升的人力资本又反过来促进其更高水平的旅游参与, 进而促进技能和知识的进一步发展[7]；也有学者指出旅游就业通过为贫困居民提供人力和社会资本, 有利于他们未来成功从事替代非农生计策略和摆脱绝对贫困[45]；如尼泊尔奇旺国家公园利用部分旅游收入为周围社区提供的技能和增收培训项目, 促进居民传统生计农业向商业农业和非农就业转化[27]。同时, 旅游就业劳动力不仅通过职业培训促进自身能力建设, 其旅游就业收入往往用于资助家庭成员尤其是儿童的正规教育, 这将导致未来人力资本的提升[31]。如基于南部非洲案例研究发现旅游就业收入有效促进家庭成员教育投资[46]。除了正规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之外, 有学者指出源于旅游收益的小额贷款对贫困居民开展相关生计活动有重要意义[27]。除了个人层次上的能力建设之外, 有学者还分析了社区能力和组织能力建设, 它们构成社区能力建设的3个层面[47-49]。同时, 在能力建设影响因素方面, 基于斐济的案例研究指出本地小型旅游企业比大型外国旅游公司更倾向于本地劳动雇佣和采购, 社区能力建设及扶贫作用更加显著[50]。

许多研究认为生态旅游培养社区对自身文化的尊敬、自信、社区自豪感、弱势群体权力的改善和环境保护意识[10, 27]。有学者提出旅游经济收益使得当地社区开始欣赏他们独特的文化、自然资源以及传统知识, 增强地方居民的社区自豪感和环境保护意识[27]。同时, 生态旅游促进了社区与外界的社会文化交流[10]。在弱势群体权力的改善方面, Scheyvens认为旅游就业和收入促进传统等级社会底层人群(如妇女和青年)社会地位的提高[10]；基于哥斯达黎加的案例研究发现生态旅游使得妇女开始积极参与经营家庭宾馆、饭店和其他小商业活动, 这些活动将她们从传统的重男轻女的性别制度中解放出来[51]；还有学者认为生态旅游为妇女提供了一种公平的就业和收入增加机会, 促进了她们不同程度的经济独立, 并提升成年妇女及后代的教育水平并降低文盲率, 增强她们健康和卫生意识[20]。

另一方面, 许多学者提出了旅游发展对社区文化的不利影响。例如, 有些学者认为拥挤、乞讨、酗酒、疾病传播、卖淫、犯罪等活动随着游客的增多而增多, 从而对当地文化产生负面影响[52]；同时, 为了一味迎合游客的需求, 文化过度开发反而损害了传统的地方文化。由于管理不善和官僚主义, 以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游客属于快乐追寻者, 导致上述文化侵蚀、酗酒、疾病传播等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更为突出[20]。由于社会文化因素是比较难以衡量的, 上述研究以定性为主, 并没有对影响程度进行定量的阐述。

Scheyvens[10]认为通过积极参与生态旅游, 社区凝聚力和团结意识将会得到增强, 她将其称之为社会增权。增权社区的主要标志是社区内部出现组织能力较强的社团, 包括青年组织、妇女组织、行业合作组织等。社会增权通常出现在旅游收益被积极用于资助地方公共事业的地方, 比如供水系统、道路、学校和健康门诊等。社会增权实际上它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 社会资本作为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以提高社会效率的网络、信任与规范[53], 其内涵比社会增权更加丰富。也就是说, 旅游开发提供的发展机会将分散的、无组织的居民组织起来, 以获取更多的社区收益和更公平的收益分配。也有作者基于墨西哥一个玛雅村庄的案例研究, 证明生态旅游的发展促进了本地社会资本的提升, 并由此提升社区进行利益博弈的能力[54]。

另一方面, 生态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收益不公平分配反而给社会资本带来损害, 其主要表现有嫉妒、抱怨、憎恨贪腐、不信任官员、不愿意合作等[10]。由于旅游参与及收益分配的不公平, 加剧了当地社区的分化和隔阂。如前所述, 在旅游经济收益分配方面, 外来投资者通过对旅游资源的控制将社区排斥在外, 导致社区居民与外来投资者之间的敌对态度；社区精英控制也恶化了普通居民与社区精英之间的不信任、憎恶和纠纷, 这些都破坏了社区的和谐和凝聚力[42]。例如, 马尔代夫度假胜地竞标过程中频频出现的贿赂与腐败使旅游资源集中到少数有权力的经营者手中, 也加剧了社区居民的抱怨与憎恨[44]。另外, 大量的研究发现旅游促进了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 包括道路、供电、供水、教育及健康设施等, 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对旅游业的税收和社区集体旅游收入,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改善社区生计[27-28, 46]。

本文在明晰生态旅游概念的基础上, 系统梳理国外生态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生计的影响, 研究发现生态旅游对地方社区生计影响存在不确定性。一方面, 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且管理良好的条件下, 社区能通过旅游相关部门就业、本地产业结构嵌入旅游部门、居民能力建设、自身文化及社区自豪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改善当地社区生计；另一方面, 在社区参与程度较低且管理较差的条件下, 会导致自然资源使用限制、野生动物对农业破坏、收益泄露及不公平分配、社会资本降低、文化侵蚀等问题的出现, 给当地社区生计带来不利影响。社区资源控制权、旅游经济规模、地方介入旅游产业供应链能力、居民自身能力、有效的旅游管理等因素对旅游扶贫效应起着关键性作用。

在研究框架方面, 基本按照旅游增权框架从经济影响、社区参与旅游、农户居民能力建设、社会文化和公共设施4个方面展开论述。该框架的优点是突出了政治增权和经济增权的作用, 比较全面的分析了旅游对地方社区生计的影响。但该框架也有明显的缺点：一是该框架是基于社区层次的, 不能直接应用于个体居民或居民组, 忽视了社区内的社会分异问题；二是许多影响居民生计的最基本的关键性要素并未考虑, 如自然资本(土地和生态系统服务)、物质资本(房屋和生产工具)、金融资本(储蓄)等；三是缺乏综合定量分析, 难以评判其净影响; 四是在时间尺度上, 当前研究过多强调旅游对当前社区生计的影响, 缺乏对未来长远生计影响的重视。

在空间尺度方面, 国外学者将生态旅游对当地影响界定为目的地周边社区。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偏重于社区尺度研究传统与其自然资源所有制和开发方式密切相关。但这种情况与发展中国家土地国家所有和政府主导的开发方式截然不同, 过多强调周边村庄对旅游收益的诉求可能并非合理, 故究竟将“当地”设定在何种空间尺度(如村、镇、县)上还值得商榷。同时, 虽有些学者发现旅游对乡村社区影响集中在距旅游景点几千米狭小地理空间范围内[45], 但多数研究并没有对社区进行空间划分, 也没有研究不同空间上社区影响的差异。

在旅游经济收益方面, 重点研究当前社区获取收益数量及比例, 并强调收益分配公平性。但是, 大多研究没有对旅游收入总规模、社区分配额及社区居民数量进行综合分析, 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在没有详细阐述旅游收益这一总“蛋糕”规模前提下研究社区收益分配是不全面的。同时, 当前研究也没有阐述社区应该分配多少旅游收益才算公平。公平是收益有效分配的关键, 但公平和均等是截然不同的, 旅游收益实际上不能也不应该在利益相关者中均等分配[17]。另外, 当前研究还缺乏对旅游经济影响动态评价。总之, 虽然目前国外在生态旅游扶贫效应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此, 以下内容仍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当前生态旅游对社区生计影响分析框架与生计内涵并不完全吻合。当前研究集中在生态旅游对当地社区生计资产和政治权力的影响上, 如经济影响、居民能力、社会文化、公共设施和社区参与等, 分别对应着生计内涵中的金融资产、人力资产、社会资产、物质资产和自然资源所有权。但对自然资产和其他各类资产阐释不够全面, 也存在其他一些不足。鉴于当前分析框架的一系列不足, 英国国际发展署等部门为扶贫而构建的可持续生计方法框架, 强调外界干预对居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等方面的影响[4, 55], 可系统揭示不同层次居民生计问题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故未来应构建居民可持续生计定量模型, 测度生态旅游发展的扶贫效应。该框架不仅可以全面阐释旅游开发对当前社区及各类居民生计的影响, 还可对未来长期可持续生计进行系统评价。

西方学者主导下生态旅游研究强调的社区发展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所追求的整体发展并不吻合。在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下, 私有制及个人主义是其价值核心, 基层社区及组织对自然资源控制、经济发展决策、税收征收及使用、社会福利水平等具有较高的控制权, 社区自治水平较高, 故西方学者将生态旅游受益的主体界定为社区, 尤其是那些位于旅游景区附近的社区。但是,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央集权体制下, 公有制、集体所有制和集体主义为其价值核心, 重视整个区域的发展而不是少数社区。为此, 真正的社区参与旅游涉及到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变革, 包括不同政治力量和行政配置变化、财富与权力的重新分配、发展模式变革、政府作用变革等, 这些变革未必适合各国国情。故未来应根据不同国家案例区的政治经济背景, 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旅游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及演化, 充实该领域的理论研究。

上述研究大多采用截面数据分析某一时点生态旅游对居民生计的影响。但是, 旅游开发作为促进地方发展和改善农村福祉的一个工具往往需要一定的时间才会发挥作用。即旅游和生计改善之间的关系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基于某一时点的静态研究往往只是一个片段, 不能揭示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影响的整体过程, 故未来需要利用长时间序列的数据以及长期的跟踪调查, 关注旅游发展对社区生计影响的动态变化。另外, 旅游收益空间分配研究也比较缺乏。未来应发挥地理学3S技术及空间分析优势, 阐释不同地理位置相关社区旅游发展成本和收益的分配情况, 以理解发展中国家旅游收益的空间差异, 为设计更加公平的扶贫政策提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