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国友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以兵临滇，滇王出降，于是在滇池地区设置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令复长其民。对此，《西南夷列传》曾有这样的议论：“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印。滇小邑，最宠焉。”为何滇国及滇王能得到如此的恩宠，千百年来，人们对此一直是或暗或明，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们才获得了全然的了解，这就是在西汉时期，滇池地区的滇国已创造出了一种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这种青铜文明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而这种青铜文化，在文化的内涵和指向上与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文化是旨趣各异的。

这里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云南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大规模交往始于何时，中原华夏族一汉族的文化何时传入云南地区。在武帝以兵临滇、置益州郡以前，云南地区与内地交往的大事史有明载有这样两件：第一，庄蹻入滇。《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此事的记载是：“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关于庄蹻王滇事，学术界素有争议。笔者认为，庄蹻入滇对当时滇池地区的文化并无太大的影响。据一些人的研究，庄蹻入滇应在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前后)，[3]而在此时，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而在此之前，考古发掘表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江川李家山等地的青铜文化也已各具特色、鼎足而立，而江川李家山的一座墓经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公元前625±105年。[4]这足以证明，滇池地区的青铜文化是自成体系的。另外，《西南夷列传》又称：“秦灭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姑不论庄蹻入滇后，滇王之位是否为庄蹻后裔一脉相承，即便如此，对滇池地区的文化恐也不会有太多影响，因为庄蹻及其部属入滇后，曾不得不“变服，从其俗”才能长之，况且楚国当时自身也是华夏族之外的“蛮夷之邦”，连楚王自己也自认为“我蛮夷也”。第二，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对于这件事，我们似乎也不能估计过高，因为不仅秦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多年，而且即使至西汉武帝时，当时朝廷对滇池地区各部族的状况也是所知甚少，不明所以，处于道听途说的状态之中，直到以兵临滇后，各种情况才多所了解，这说明，武帝以前，中原内地与西南夷地区是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中的，几乎没有太多的文化交流。

由上论说，我们可以看到，秦汉以前，无论是中原汉文化还是云南地区的各部族文化，均处在各自的初始发展阶段，各自都在完成自己的最初形态，其间虽有过若干交流的努力，但基本上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迎来自己的朝晖的。

二、五色交辉：西汉至隋唐时期云南地区的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

如果说在汉武帝郡县西南夷以前，云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地域特征和历史发展内在固有的动因，与周围各文化圈没有进行过具有历史意义的交流，而处于所谓“西南外夷，别种殊域”文化态势的话，那么这也是历史发展自身的进程使然。在稍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看到，云南地区恰由于其特殊的地域特征和民族分布而成为吸纳融合各种文化的天然交汇之地。对于这一点，中外学者均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说明。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学者海伦•査平在《云南的观音像》—文中即已指出：“他们（云南人）在思想意识和艺术风格两方面，将亚洲各个地区联结起来，并使我们领悟到，云南是最为有趣的熔炉之一，印度、西藏、尼泊尔、缅甸、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各种特质都在这一炉中熔化混和。”[5]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中国内地汉族地区传入云南地区的汉文化。

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土间一千余年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化从成型走向成熟光大的重要时期，作为这一时期开端和结束的两个强大王朝汉和唐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个高峰。而汉和唐都与当时的云南地区发生过极富文化意义的各种交往和交流，并且这种交往和交流对内地的历史进程和云南地区的历史发展都曾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历史影响。而这一时期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播迁和与云南各民族土著文化的交融接触便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史焦点。

在云南历史上，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西汉武帝在滇池地区设立益州郡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伴随着益州郡的设置，云南地区与内地中央王朝之间自此开始了长达1千余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历史关系，这种复杂历史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文化上，并且政治与文化常常互为表里，构成了汉唐间汉文化与云南地区各民族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而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对于汉唐1千多年间云南地区的地方文化，人们多用爨文化和南诏文化来概称之。而爨文化和南诏文化恰恰表征出了这一时期云南地方文化的时代特色及民族文化特色。

这里，我们先概略地把这一时期云南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作一展示：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在滇池地区设置益州郡；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在滇西设置永昌郡；蜀汉时，南中大姓反，诸葛亮遣兵平定之，置庲降都督统领南中地区；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在南中地区设置宁州，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以后内地扰攘不宁，宁州遂为大姓爨氏独霸，唯奉内地王朝正朔而已，此种局面直到隋初史万岁南征为止；唐初，积极经略云南，扶持南诏蒙氏统一洱海地区；天宝初，唐与南诏发生大规模战争，关系恶化；在南诏王异牟寻在位时，与唐和好，此后时战时和，直至唐末。

非常明显，上述政治史上的大事表明，在汉至唐的1千余年间，中央王朝与云南各民族地方势力始终处于一种不断的争斗之中，这种争斗从总的局面上来看，是内地中央王朝处于主动和优势，而云南地方势力对中央的抗拒也是长期而顽固的。斗争的结局则是云南与中央王朝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从更广泛的背景上看，汉唐间云南与内地的这种争斗实质上也是汉族文化与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争斗，这种争斗的结局便是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迅速传播和云南地区各种文化特质的杂然并存与多元文化体系的初步形成。这种文化特色在爨文化和南诏文化中得到了相当鲜明的体现。

爨文化的研究近几年来获得了较大的拓展，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学术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但对于爨文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特征学者间则取得了许多共识。这就是爨文化是指自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晋灭蜀李氏，南中大姓爨氏称霸南中，至唐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被南诏蒙氏所灭四百余年间，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两个不同的人们共同体所创造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6]爨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型文化，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多种文化的影响，这其中有滇文化、汉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等。[7]

笔者认为，爨文化是一种有着丰富内涵、有着浓烈汉文化色彩的地方民族文化。汉文化在爨文化体系中有着多种的表现和意义。

首先，汉族移民在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而言，爨文化的创造者是爨地的广大居民即所谓爨人，爨人包括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爨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它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条件就是以爨氏为首的大姓势力对南中政权的独霸。而这些大姓，从现在的研究来看，又无一不是来自内地的汉族移民。南中地区汉族大姓的由来甚久，远在蜀汉时，汉族移民在南中就形成了相当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与当地各民族首领联合起来，共同抗拒中央王朝对云南的统治，故之，史籍中多以“大姓”和“夷帅”（或“渠帅）相对举而言。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姓势力有更大发展，控制了南中的政局。《华阳国志•南中志》称：“大姓焦、雍、雷、爨、孟、董、毛、李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至于世代独霸南中的爨氏家族，更是内地汉族移民之后。《爨龙颜碑》称：“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渺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爰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乃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位均九列，舒翮中朝。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乡望标于四姓。”

可以肯定，作为南中地区上层统治集团的汉族大姓对于爨文化的形成、演化及其文化特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四姓以外的大姓汉族移民也对爨文化的基本内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因为此，史籍在提到南中居民时，常用“夷汉”“夷晋”[8]“戎晋”[9]“宋夷”[10]来作为概括性名称。

其次，爨文化中具有相当突出和鲜明的汉文化要素。这表现在语言、生活习俗、服饰、宗教信仰多方面。

书面语言使用汉文、汉字。著名的《盂孝琚碑》《爨宝子碑》《爨龙颜碑》等就是传世至今的明证。而《孟孝琚碑》等不仅文辞雅丽，而且书法卓绝。如《爨宝子碑》“出于蛮滇，……然其高美，已冠古今”，“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端朴若古佛之容”，[11]而《爨龙颜碑》“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12]如此已臻极品的碑刻出现于云南，实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文化传布南中的一个最为典型而深刻的文化奇观。对此，有学者发出了这样的浩叹：“地处云南的碑刻，本应与江左风流—鼻孔出气；居然却会与北碑名碑不谋而合，这实在是书法史上最难以解释的有趣现象。”[13]

生活习俗、衣着服饰、宗教信仰与内地汉族相同。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氏墓的壁画中，墓主人居汉式房屋，有楼阙、斗拱，使用内地汉族常用的塵尾和仪仗。昭通地区出土的许多墓葬壁画上，绘有四神或四灵——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图案，而这也与内地墓葬相同。

作为一种多元复合文化，爨文化不仅具有鲜明的汉文化色彩，而且也具有浓厚的地方文化色彩，这就是汉文化逐渐与土著文化相融合以及土著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土著文化的特征表现在许多方面，语言上，土著民族“四译乃与中国通”；婚姻上，土著民族“娶妻不避同姓，婿不迎亲”；葬俗上，土著民族“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葬，唯收两耳”；姓名称谓上，土著民族“无名字……唯以长幼次第呼之”，等等。[14]这表明，爨文化具有十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

爨氏统治灭亡后，爨文化迅速为南诏文化所取代。对于南诏文化，林超民教授在《唐代云南的汉文化》一文中已作了精辟而全面的阐述，这就是“南诏文化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富于民族色彩的地方文化”，南诏文化是在“汉文化与土著民族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发展起来的”。南诏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民族文化同样渗透着大量的汉文化因素，这就是异牟寻所称的南诏文化“本唐风化”。总之，南诏文化是一种多民族、多特质、多元素的区域文化，汉文化在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南诏德化碑》以及著名的崇圣寺三塔就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典型表征。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作更进一步论述。

三、九九归一：宋元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汉文化与各民族文化

在云南历史上，人们习惯上以元、明、清时期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而把此前的历史时期即南诏、大理时期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此种历史划分，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确有其道理。但从文化史的演进、发展、变迁来看，则不能反映此一时期云南地区文化发展演进的内在联系和必然趋势。也就是说，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看，大理国统治时期实是云南文化发生转换的一个时期。这里就涉及到对大理文化特质的评估问题。

公元902年，南诏国亡，经过几十年的政治纷争，公元937年，段思平在原南诏地区建立起大理国。大理国传国300余年，至1253年为蒙古军队所灭。从政治上看，大理国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甚少，较之南诏国，更具较大的地方割据性。因此之故，人们也大多以为大理国从文化上看也是具有强烈的地方性、民族性和区域性。从一般意义来说，这一看法也有其道理，但从文化变迁和文化体系的转换来看，大理国的文化却是上承南诏文化的余辉，下启元明清时期云南文化变迁的基本程式和轨迹。即是说，大理国文化实是以汉文化为主干，并在基本精神和特质上向汉文化转换和发展的一种区域民族文化。

学术界一般认为，至大理国时期，作为大理国主体民族的白族已基本形成。白族的先民为云南地区接受汉文化影响最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其他民族为高的白蛮。白蛮的主要居住地区为南诏国的中心区域洱海地区，而洱海地区不仅是南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唐王朝政权有着频繁的政治、经济交往，而且也是天宝战争的主战场，而天宝战争中被俘的数十万汉族将士后代大多也定居于这一地区。如前所述，南诏文化是吸收了大量汉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种地方民族文化，从各种情况来看，汉文化在大理国时期是得到了相当的继承和发展的。这种继承和发展，可以从大理国与宋王朝的交往中得到深刻说明。

从表面上来看，宋与大理的关系较之唐与南诏的关系是相当疏远的，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中国历史上，唐是一个强大的、处于进攻和开放状态中的政权，而宋却是处于强邻四逼、难于自安中的封建中央政权，这种情况使它不可能主动地与周边各民族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加上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错误认识，更使宋与云南的联系远为疏隔。但从大理国的情况来看，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在整个宋代，大理国统治者没有主动向宋王朝发动过任何军事进攻，相反，多次主动寻求加强与宋王朝的政治联系。宋初，大理国王遣使入宋请求内附，宋太宗封其为“云南八国郡王”。宋徽宗时，大理王段和誉又遣使入宋，贡献方物，请求册封，宋徽宗封其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在官方往来的同时，民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更是极为频繁，著名的博马贸易更是盛极一时。值得注意的是，在交换日常生活用品的同时，大理还从宋购回大量的汉文典籍，其中包括《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本草》《初学记》、张孟《押韵》《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等。有意思的是，大理至宋进行贸易的商人在与宋朝地方官交往中，表达出了这样具有浓厚文化意味的辞令：“知己之人，幸逢相谒。言音未同，情虑相契。吾闻夫子云，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今两国之人，不期而会者，岂不习夫子之言哉!”[14]

大理文化以汉文化为主干建构而成，这有许多文化要素可以证明。元初，郭松年在《大理行记》中对大理文化作了这样的概括：“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及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行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15]这表明，经过从汉至唐1千多年云南地区与中原汉族政权、汉族人民交往及和战，汉族文化已广泛渗透融合进入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大理文化就是在南诏文化的基础上，继续广泛吸收、融合汉文化而形成的一种以汉文化为主干的地方民族文化。

1253年，蒙古军队攻灭大理。元朝中央政权建立后，云南更直接纳于元朝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成为全国的十行省之一。终元明清三代，中央政府都对云南广大地区及各个民族进行着有效的统治，除了在少数地区和民族中曾实行了一定时期的土司土官制度外，云南地区的典章文物制度，无不与全国同。即使土司土官制度在一定时期后也逐渐丧失其作用而被废止。这表明，从大理国时期起，特别是元、明、清三代，伴随着汉族移民的大量涌入云南和中央王朝对云南统治的进一步强化，汉文化在云南得到了最为广泛的传布和深入，成为云南地方文化中的主流和主导，对原有的各民族文化起到了一种规范和统摄的作用，汉文化在云南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得以最终确立。

上述分析表明，汉文化在云南地区的传布并最终形成为一种统摄各民族文化的主流文化确乎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从总体上来说，是由于汉文化所具有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强烈的渗透力和凝聚力，或者说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也具有强烈的一致性和整体发展趋向。在汉文化成为云南地区的主流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汉文化与云南各民族文化仍然存在着互相交融渗透补充的趋向，这种文化上的互相渗透和交融无论是对汉文化还是对各少数民族文化都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和丰富。并且即使汉文化成为云南的主导文化，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化仍然具有强烈的生命活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按，作者 袁国友，云南沾益人，历史学博士。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探索》杂志副主编、科研部副主任，现任云南农业大学农村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有《近代昆明城市史》、《以昆明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昆明》《中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研究》等著作。 原文载《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55—61页。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