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凯：《汉书•文帝纪》“养老令”新考

汉代但逢皇帝加元服、册皇后、立太子、祥瑞现等吉庆之事，往往会下诏赏赐臣民。此类诏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由“赐由”、“受赐对象”、“赐格”三部分组成。《史记》所载，便是其典型，即文帝元年三月诏赐的“赐由”是立皇后。“受赐对象”是“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赐格”是“布帛米肉各有数”[⑤]。两相对照，《汉书》的“赐由”亦是立皇后；“受赐对象”为“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及高年两个群体，与《史记》基本相同，惟孤儿一类，《史记》特列“九岁已下”，《汉书》则未作强调。“赐格”方面，二者差异较大，《史记》的表述较为含混，对于什么样的人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赐物，没有明确说明；《汉书》对高年群体的赐物分配有明确说明，对“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却语焉不详，单从文本角度看，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群体是否属受赐之列。[⑥]由此看来，《汉书》传世文本在文帝元年三月诏的记述上，存在着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⑦]，而其中赐物价值即“赐格”之高，尤其令人生疑。学界已有成果多根据“养老令”之赐格来论述汉代养老福利政策的变化，如果这个赐格不实，那么对于相关问题就需要重新审视了。笔者不揣浅陋，试考述如下。

一

文帝“养老令”所谓“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按照常规的释读，可以理解为：8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得米1石、肉20斤、酒5斗；90岁以上老人，每月除1石米、20斤肉、5斗酒外，还可得2匹帛、3斤絮。[⑧]细细研磨，这段史料中至少存在着三个令人费解的地方。

其一，80以上90以下的老人每月受米1石，意味着这一年龄段的老人事实上成为了“受鬻法”的实施对象，值得怀疑。“受鬻法”是西汉前期最重要、最基本的养老制度之一，其福利对象是90岁以上老人。[⑨]吕后时期，拥有大夫以上爵位者，年龄达到90岁，每月可受鬻米1石，公卒、士伍之类的无爵者95岁方可享受此项福利。[⑩]武帝时期，受米者的年限基准笼统规定为“九十以上”。[11]显然，文帝时期的80岁受米与其前其后的90岁受米规定存在着矛盾。有学者据此认为，文帝放宽了吕后时期的九十受米限制，“八十岁以上者即可享受月赐廪米一石的待遇”[12]。对于“受鬻法”这样的重要制度，文帝为什么要“放宽”年限？如果文帝之“放宽”是事实，那么武帝为什么舍文帝之制而遵吕后之制？

其二，“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史料中将“赐”与“月”联系起来，意味着“赐物”的行为结束后，与之相应的“受物”的行为却在每月重复，有些不同寻常。[13]从道理上讲，这样的“赐”法不是不可以，帝王予物臣民的许多行为方式都可以称“赐”，天子愿意怎么赐就怎么赐；但是从《二年律令》专设《赐律》一门的事实来看，在汉代，“赐”也是有章甚至有法可循的，并非想赐什么就赐什么，想怎么赐就怎么赐。而且从文本的角度细究，汉代文献记载中但凡皇帝赐物于臣民，通常的格式基本上都是“赐某人（或某群体）某物若干”，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赐律》中关于“赐”的条文，全部遵此格式。“赐某人某物每月若干”，就笔者阅史所及，这种表述方式尚无二见[14]。如果这种判断不误，那么在“赐”与“月”之间应该存在着一些我们尚未注意到的问题。

其三，赐物异常优厚，规格与价值过高。仅以90岁以上老人群体而言，他们每月得1石米、20斤肉、5斗酒、2匹帛、3斤絮。根据西北汉简所揭示的汉代物价水平[15]，猪肉价格约为每斤3钱至7钱，取其平均数5钱，则20斤肉约值100钱。酒价每斗为50钱，5斗则合250钱。帛价每匹约为325钱至800钱，以平均400钱计算，2匹帛则合800钱。絮有“阜绔橐絮”、“堵絮”、“络絮”、“襄絮”、“系絮”等品类，其中用来装棉衣之“堵絮”，价格大约是每斤150钱，3斤则合450钱。如此，90岁以上老人每月所受肉、酒、帛、絮四项合计为1600钱。又，居延汉简所见禀食名籍中，大男每月禀食量为3石，大女、使男为2石1斗6升，使女、未使男为1石6斗6升，未使女为1石1斗6升。90岁以上老人的食量，与使女、未使男较为接近，其每月所得米1石，基本上解决了月需口粮的一半以上。按照这样的统计，九十岁以上老人的月度收入，已经超过了一些低级官吏的月俸。[16]虽然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优遇高年，但是国家对这一群体的福利支出超过特定官吏群体俸禄支出，这样的现象，实在罕见。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赐格的不合理性。文帝诏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17]，所以赐米、肉、酒，帮助他们解决饮食问题；赐帛、絮，帮助他们解决穿衣问题。这里的“二匹帛、三斤絮”，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汉初的衣服用料有相对固定的尺寸数量，如《二年律令·赐律》规定：

赐衣者六丈四尺，缘五尺、絮三斤，襦二丈二尺、缘丈、絮二斤，绔（袴） 二丈一尺、絮一斤半。

赐衣者六丈四尺，缘五尺、絮三斤，襦二丈二尺、缘丈、絮二斤，绔（袴） 二丈一尺、絮一斤半。

又《金布律》规定：

诸内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稾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袴）二丈、絮二 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袴）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稾禅，各半其丈数而勿稾绔（袴）。夏以四月尽六月，冬以九月尽十一月稾之。布皆八稯、七稯。以裘皮绔（袴）当袍绔（袴），可。

诸内作县官及徒隶，大男，冬稾布袍表里七丈、络絮四斤，绔（袴）二丈、絮二 斤；大女及使小男，冬袍五丈六尺、絮三斤，绔（袴）丈八尺、絮二斤；未使小男及使小女，冬袍二丈八尺、絮一斤半斤；未使小女，冬袍二丈、絮一斤。夏皆稾禅，各半其丈数而勿稾绔（袴）。夏以四月尽六月，冬以九月尽十一月稾之。布皆八稯、七稯。以裘皮绔（袴）当袍绔（袴），可。

汉制，布帛长4丈、幅宽2尺2寸为1匹。2匹即8丈，加上絮3斤，基本可以　裁制“衣”或“袍”1件。90岁老人每月都可得2匹帛、3斤絮，那么每位老人每年可得96丈帛、36斤絮，至少可制成“衣”或“袍”12件，或冬夏衣至少各4套（“衣”、“襦”、“绔”俱全），如此多的帛絮，几乎足够一个五口之家一年的服饰之用[18]，这是不是有些太“奢侈”了？这样的“养老”政策，不但能给当事人提供足够的生活所需，还能顺带解决当事人所在家庭的生活问题。所谓“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明确表示养老的主要承担者是老人所在家庭，国家只是起着辅助即“佐”的作用。“养老令”关于国家在养老保障方面的这种功能定位，意味着此次赏赐高年的福利物品仍然有限，而不会是包吃包穿。显然，“养老令”中的赐物价值，已经高到与这个前提极不匹配的地步。

另外，从国家对“三老”和“高年”两个老年群体的政策待遇上看，也能发现一些问题。汉代县、乡皆设三老一名，由50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的男子担当[19]。既为“众民之师”[20]，又参与基层行政事务管理，三老之受重视程度，通常要高于高年群体。高祖二年初即设三老并“以十月赐酒肉”，而未顾及高年群体，或多或少已经反映了其不同之处。从史实记载来看，天子赐及三老及高年的时候，三老得到的赐物往往更为优厚，或者说至少不比高年薄少。如武帝元狩元年立皇太子，“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21]可以清楚地看到，90岁、80岁这样的高年，在待遇上逊于三老。文帝时期也有赐及三老的例子，如文帝十二年三月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22]与“养老令”90岁以上老人每月“帛二匹、絮三斤”的规格相比，却明显低了许多。文帝时期三老待遇不及高年，这又是令人生疑的地方。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养老令”赐格之高，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帝为人恭俭仁爱，在位期间多有善政，如废肉刑、减免税赋等等，在尊老政策上更为惠厚，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此高规格的赐予，意味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当时的西汉政府能否承受得起？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在论证过程中通常是径直使用这一材料，甚至将之作为赞颂文帝尊老惠政的论据，却忽视了西汉政府财政承受能力的问题。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养老令” 赐格过高的问题，并由此对“养老受鬻令”是否成为制度提出质疑[23]。当然可以认为，执政者制订政策时脱离了现实，使所具之令沦为“具令”。诚然，一项制度，如果成本太高，得不到现实条件的支持，出发点再好，也难以贯彻实施下去。文帝时期推行的一些变革，也确实有迫于现实压力而未能入令者，甚至有最终流产者[24]。从赐格过高这个角度理解，“养老令”或许也是执政者考虑不周而出台的不切实际的政策。但是，从以上诸多令人费解之处综合考虑，“养老令”不单赐格过高，还存在着与立法精神背离、文本表述不合规制等问题，如果复以“立法不谨”视之，似乎未免有些过于简单化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二

翻检史书，西汉时期与文帝“养老令”赐例最为相近者，是武帝元狩元年四月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并存问致赐事。《汉书·武帝纪》载：

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丁卯，立皇太子。赐中二千石爵右庶长，民为父后者一级。诏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眊、孤、寡、鳏、独或匮于衣食，甚怜愍焉。其遣谒者巡行天下，存问致赐。曰：‘皇帝使谒者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就关涉高年的内容而言，二者都将80岁以上、90岁以上老人分成两个群体分别行赐。就90岁以上群体而言，二者都有帛2匹、絮3斤的内容；就80以上群体而言，米3石与米1石、肉20斤、酒5斗相比，品类不同，价值大致相匹。二者也都对发放程序做出了规定。惟一不同的是，文帝“养老令”在发放数量前置一“月”字，使得二者的赐物规格形成巨大差别。文帝是因立皇后而赐，武帝是因立太子而赐，二者都是最重要的行赐事由，赐物规格却是如此悬殊。而导致这种匪夷所思情形出现的直接原因，惟在一“月”字之有无。那么，文帝“养老令”中的“月”字，会不会是衍字呢？

查《汉书》百衲本及其他后世校勘补注成果[25]，均不见可征之据。但顺帝阳嘉三年五月戊戌诏提供了新的线索。《后汉书·顺帝纪》载：

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26]

昔我太宗，丕显之德，假于上下，俭以恤民，政致康乂。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嘉与海内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诸犯不当得赦者，皆赦除之。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26]

“赐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赐帛，人二匹，絮三斤”，这个赐格未见于东汉诸先帝，倒是与文帝“养老令”颇为相似。所不同者，一是米的数量由“一石”改为“一斛”；二是“米人月一石”改为“米人一斛”，少一“月”字。石与斛是同级的计量单位，在汉代经常互通使用，一斛即是一石。[27]如此，二诏之差异，只在“月”字之有无。如果文帝诏中剔除“月” 字，那么两诏之赐格规定与语言表述几乎完全相同。这种高度相似，难道纯属偶然？

按太宗即汉文帝。顺帝诏书先述文帝之德政，复言自己“嘉与海内洗心更始”，不难看出，发布诏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天灾人祸，手段便是按照文帝“故事”施行仁政，因此，诏令中赏赐高年的规格与“养老令”雷同，似乎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复制”行为。如果这种理解不误，那么就可以由此反推，文帝“养老令”中本无“月”字。如果“月”字确实为衍字，那么“养老令”的赐格内容相应变为：“年八十已上，赐米人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帛，絮三斤。”如此，前文提到的各种令人费解之处，也就自然冰释了。

顺帝阳嘉三年诏，我们当然可以理解为是对文帝“养老令”的“扬弃”——在继承其福利人群二重分类方式和福利品种、基准数量的同时，变更其月度发放方式为一次性发放方式，从而使之具有可操作性。但是从情理上推测，顺帝既然有意效法文帝，把“养老令”内容作为自己的施政模板，那么就不应该在福利标准上“大打折扣”。如果打了折扣，则是心不诚，心不诚则事不济，事不济则功不显，徒为人笑。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汉书》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讹误，“月”字之衍导致文献信息失真，使原本现实的政策变得不现实了。从《资治通鉴》对《汉书·文帝纪》相关内容的阐述来看，最晚到北宋，“月”字之衍就已出现。

三

日本学者大庭脩曾指出：“在汉代，作为天子的诏令，在具有长期必须遵行的重要诏令中，在文中或结尾附有定令、著令、著于令、著以为令等用语”[28]。从文帝元年三月诏书反复出现“令”字的情形来看，“养老令”应当属于那种“长期必须遵行的重要诏令”，故有学者据此推测，这条诏令“大约在整个汉代一直是必须遵行的”[29]。但是也有学者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养老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长期施行。[30]那么，“养老令”到底是在文帝之后即被废止了，还是作为法令而为后世所遵行了呢？

本文篇首已经指出，传世《汉书·文帝纪》所载文帝元年三月诏，内容斑杂，需要结合《史记》相关内容来仔细辨析。其中涉及到养老的内容，可以大致划分为三部分： 一是以立皇后故，对八十岁以上、九十岁以上两个年龄段的高年赐物，即“年八十已上，赐米人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赐帛人二匹，絮三斤”；二是对赐物的发放环节予以强调，即“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其中提到的“禀鬻米者”，实际上是“受鬻法”的对象(按照本文“月”为衍字的推断，当指90岁以上老人)，由于基层官吏在发放鬻米的过程中存在着以次充好即“或以陈粟”的渎职行为，令文帝深为不满，所以诏令在细化赐物发放流程的同时，顺带对鬻米发放流程作出规定。三是对受赐人群的身份予以严格界定，即“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对“养老令”作如是解析，目的在于从其内容本身而不是从空泛的概念出发，来寻找其在汉代政治生活中的轨迹。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养老令”中的部分内容，在文帝之后政治实践中确实有所体现。

其一，赐物发放环节方面。《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狩元年四月派遣谒者巡行天下并存问致赐：

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赐县三老、孝者帛，人五匹；乡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职，使者以闻。县乡即赐，毋赘聚。

这里的“县乡即赐，毋赘聚”，就是赐物发放时的注意事项。如淳曰：“赘，会也。令勿擅征召赘聚三老孝弟力田也。”师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赐之，勿会聚也。”可见武帝诏要求县乡基层官吏“送物上门”，不得将受赐者召集会聚在一起统一散发。之所以有这样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对受赐者特别是高年之人的优渥敬重，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愁扰百姓，或者影响他们的农作安排[31]。

又《后汉书·安帝纪》载元初四年七月诏曰：

……《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32]

……《月令》“仲秋养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时，郡县多不奉行，虽有糜粥，糠秕相半。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其务崇仁恕，赈护寡独，称朕意焉。[32]

东汉的仲秋行糜粥制度，是西汉“受鬻法”的流变。[33]所谓“长吏怠事，莫有躬亲，甚违诏书养老之意”，意指按照规定，地方长吏应该亲自到场发送糜粥，这与“养老令”关于地方官吏亲自发放鬻米的规定，也是基本一致的。

武帝诏和安帝诏在发放物品环节的规定，表述不尽相同，但是似乎都是在遵循着一种既有制度。制度之源，应该就是文帝“养老令”中所谓“赐物及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虽然武、安二诏的表述远不如“养老令”细致，但是其内在关联不应被忽视。从这个角度上说，从文帝时期一直到东汉，“养老令”的部分规定似乎始终以制度的形式存在并被遵行。

其二，文帝“养老令”赐格方面的规定，在文帝之后似乎也是有迹可循的。前引武帝元狩元年四月诏，赐“年九十以上及鳏寡孤独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九十岁以上老人所得帛、絮的数量，与“养老令”完全相同。武帝此项赐格所援引的模式，或许就是文帝的“养老令”。东汉顺帝阳嘉三年五月诏在赐格上几乎完全“复制”文帝“养老令”，而其后的桓帝建和二年春正月的赐例[34]，亦与“养老令”的赐格相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两汉时期的各个朝代，即使是在相同或相近的行赐背景下(比如皇帝加元服、册皇后、立太子)，不同的君主对高年的赐格往往存在着差异，说明当时不大可能存在着整齐划一的相关制度。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帝的模式和规格对后世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某个特定时期，先帝的模式和规格仍然可能以“故事”的方式对后世施加着影响。从顺帝阳嘉三年诏、桓帝建和二年诏的例子来看，文帝“养老令”所扮演的角色，不是编入典册的律令制度，而是在政治法律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的先帝“故事”。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来看，“养老令”在文帝之后似乎既未被完全弃置，也未被严格遵行。

综合以上分析，传世《汉书·文帝纪》“养老令”中存在着若干经不起推敲的疑点，“年八十已上，赐米人月一石”中的“月”可能为衍字。如果“月”字之衍属实，那么“受鬻法”的福利对象在文帝时期并未发生调整，“养老令”的赐格虚高问题不复存在。 文帝“养老令”是否作为一个完整的“令”被纳入后世法典暂且不论，其个别规定演化成为后世遵行的常设制度，个别内容在东汉时期仍然以先帝“故事”的方式产生着影响，却是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严格说来，如果不是把“养老令”之“令”理解为“诏令”之“令”，而是视为“律令”之“令”的话，那么所谓文帝“养老令”的提法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为避免歧义，不如把文帝“养老令”改称为“养老诏”。

［本文原载于《南都学坛》2011年第6期］

注释：

[①]《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页。

[②]明确将文帝元年三月诏中的养老内容冠以“养老令”之名，不知始于何时。沈家本《汉律摭遗》卷十九之《养老令》，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之《养老令》，都收录此诏，“养老令”一词延用至今。

[③]《汉书》卷一九《晁错传》，第2296页。

[④]《史记》卷一○《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20页。

[⑤]史书经常用“各有数”或“各有差”这样的术语来表述，而忽略具体的数字。

[⑥]清代学者王鸣盛比较《史记》与《汉书》之异同，认为“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赡。”（见《十七史商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这一论断之合理性，在此处有明显体现。又，文帝元年三月诏，亦见荀悦《汉纪·孝文皇帝纪》：“诏曰：‘今方春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百姓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死亡，而莫之省忧。朕为民父母，将何如？其议所以振贷之。’于是出布帛米肉之赐，其肉刑耐罪已上不用此令。”（见张烈点校：《两汉纪》下册《汉纪·孝文皇帝纪上卷第七》，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4页）《汉纪》只记录了鳏寡孤独穷困之人而忽略了高年，不知何故。

[⑦]王文涛先生即认为，“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三月所下赐物诏令，《史记》与《汉书》的记载不同，都有令人不解之处……《史记》所载当有所本，此系帝王诏令，非比寻常之事，可率意而写。班固对《史记·文帝本纪》的这一修改令人难以理解，疑有脱漏。”参见氏著《秦汉社会保障研究——以灾害救助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3－144页。

[⑧]《资治通鉴》卷十三《汉纪五》文帝前元元年：（三月）“诏振贷鳏、寡、孤、独、穷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赐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赐帛、絮。赐物当禀鬻米者，长吏阅视，丞若尉致；不满九十，啬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称者督之。’”其表述保留了赐物的品类，略去了赐物的数量，又将“月”字置于赐物前，用以说明每月所赐物包括米、肉、酒（80岁以上）和米、肉、酒、帛、絮（90岁以上）。这样的理解，实际上与今人无异，说明我们对“养老令”的解读符合逻辑，代表了最常规的释读方法。

[⑨]详见赵凯《西汉“受鬻法”探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⑩]《二年律令·傅律》：“大夫以上【年】九十，不更九十一，簪褭九十二，上造九十三，公士九十四，公卒、士五（伍）九十五以上者，禀鬻米月一石。”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1]《汉书》卷六《武帝纪》载建元元年夏四月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即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顺孙愿自竭尽以承其亲，外迫公事，内乏资财，是以孝心阙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12]朱红林：《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13]有学者称之为“定期赐物”，以区别于史书中常见的“临时性赐物”。参见尹怡朋《秦汉养老政策研究》“汉代对老人的赐物活动”，山东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

[14]《二年律令·傅律》的“禀鬻米月一石”，不能等同于皇帝的“赐”。对于政府向高年发放粥米这种行为，文帝“养老令”亦云“吏禀当受鬻者”、“当禀鬻米者”，用“禀”而不用“赐”，这种表述方法值得关注。汉代行政文书（如居延汉简集簿）中的“禀食”，往往是指官府供给粮食，而“赐”则突出强调恩惠来自皇帝。 “受鬻法”用“禀”而不用“赐”，暗含着这种福利是国家义务而非皇帝恩赐的意思。君主专制国家，公共权力与皇权也有各自的势力范围。因此，严格地说，“受鬻法”的发放粥米行为不能用“赐”、“赐物”来概括或指代。山田胜芳认为，“吕后时代是赐物于90岁以上老人，而文帝则将其降低到80岁以上” 。（《鸠杖与徭役制度》，庄小霞译，《简帛研究》二○○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这种说法如果不是认可文帝将受粥米者年龄降至80岁，便是混淆了“赐”的临时性特征与“受鬻法”的常制特征。

[15]以下各类物品的价格，参见刘金华《汉代西北边地物价考—以汉简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

[16]据陈梦家先生考证，西汉后期，百石之吏俸钱七百二十钱，其下的斗石、佐史为六百钱。见《汉简所见俸例》，《文物》1963年第5期。又据《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待诏公交车的东方朔，其月俸为“一囊粟，钱二百四十”。又据居延汉简，西北边地烽燧之候长，月俸亦不过一千二百钱。

[17]典出《礼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饱。七十非帛不暖。八十非人不暖。九十虽得人不暖矣。”汉人常引用，如《盐铁论·未通》文学曰：“饮酒之礼，耆老异馔，所以优耆耄而明养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饱，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非养老之意也。”《盐铁论·孝养》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饱，衣非帛不暖。”

[18]黄今言先生说，“假设汉代每人每年夏、冬二季各做一套衣裳，又不论大人小孩，平均每套用布2丈即半匹，则全家五口，一年做衣需要用去五匹布上下。”见氏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汉书》卷一上《高帝纪上》，第33页。

[20]《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24页。

[21]《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4页。

[22]《汉书》卷四《文帝纪》，第124页。

[23]如杨振红将“养老令”与《二年律令·傅律》以及武帝元狩元年夏四月诏比较研究之后，推测认为“文帝所具养老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长期实行”，“养老受鬻令是否成为制度亦因此成了问题”。分见杨振红《从＜二年律令＞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月令与秦汉政治再探讨——兼论月令源流》，《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4]文帝时有“九十者一子不事”的优复政策（《汉书》卷五一《贾山传》，第2335页），武帝时又有“民年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的诏令，沈家本据此即怀疑文帝此法“未著为令”（沈家本撰，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历代刑法考·汉律摭遗·户律一》“年九十一子不事八十二算不事”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32页）又据《汉书·文帝纪》，文帝二年废除犯罪“相坐”之法，后来又恢复了这条酷法，以“夷三族”惩治了新垣平。

[25]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汉书校勘记》，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张舜徽《二十五史三编·汉书之属》，岳麓书社1994年版；徐蜀《两汉书订补文献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26]《后汉书》卷六《顺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64页。

[27]陈梦家《汉简缀述》：“在通常计量之时，则可以石代斛”。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9页。

[28]［日］大庭脩著、林剑鸣等译：《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2页。

[29]参见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

[30]杨振红先生即认为，“必须具有普适性和长期法律效力，并且符合后主的治国思想、仍然可以施之于当代的令”才能被编辑入律，“文帝元年颁布的养老令，由于无法永久施行，故在景帝修订律令时便未将其编辑入律”。她还指出，武帝建元元年四月诏所谓 “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显然指的是《二年律令·傅律》的规定。武帝诏不提文帝元年所具养老令，反而提《二年律令·傅律》的律条，表明文、景修订法典时并未将文帝所具养老令编辑入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文帝所具养老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长期实行吧。”参见氏著《从的性质看汉代法典的编纂修订与律令关系》，《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1]和帝永元五年二月诏曰：“去年秋麦入少，恐民食不足。其上尤贫不能自给者户口人数。往者郡国上贫民，以衣履釜鬵为赀，而豪右得其饶利。诏书实核，欲有以益之，而长吏不能躬亲，反更征召会聚，令失农作，愁扰百姓。若复有犯者，二千石先坐。”（《后汉书》卷四《和帝纪》，第175页）

[32]《后汉书》卷五《安帝纪》，第227页。

[33]参见赵凯《西汉“受鬻法”探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34]《后汉书》卷七《桓帝纪》（第292页）：“（建和）二年春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庚午，大赦天下。赐……年八十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绵三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