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摊文化”由来已久，看民国时期的上海滩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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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摊经济”一词成为热门话题，笔者不由得联想起旧上海的“地摊经济”。当时的市场环境不同于现在的开放并包，在老上海想要摆摊，需要考虑到的问题相当繁复。

民国时期的上海，已俨然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摊贩的数量暴增。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不断有难民涌入上海，加上工人下岗成为常态，所以大多数苦无生计的市民选择摆摊养家糊口。

“各贫陋街巷之空地上及里弄内，添设大批不领执照食物摊。”

如果时间可以回溯，那么，笔者一定会在当时的上海经营旧货生意。在当时，各式各样的旧货市场林立，不论是旧衣服、旧家具、旧书报、旧无线电，旧货的品类五花八门。据统计，当时仅英美租界所发放的旧货摆摊执照，就有六千户之多。

这还只是有营业执照的摊贩，那些不具营业执照者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了。在那个年代，有许多犹太人经营着零售产业，向上海的中国人和洋人兜售鞋帽、五金制品、面包小吃。倘若不想经营中国商品，还可以销售美国货。解放战争时期，美国货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进口商品，当时的美国香烟、丝袜卖到脱销，十分抢手。

据说，在当时的南京路上，经常有商贩将美产的避孕套吹成气球，以这样的“招牌”来招揽生意。1945年末，政府于新康路开设了联合商场，将外国货的经营变得正规化。不过，经营外国货也只是一时之选罢了，毕竟摆摊这种事需要结合自身资源及社会经济情况进行考量，变化性比较大。不论是经营旧货还是贩卖外国货，虽然生意兴隆，但利润却是非常薄的。

在当时，想要多赚点钱，最好的办法还是经营“无本生意”。

例如：算命先生，在当时的生意便非常火爆。只需置办一身体面的行头，再来一幅小框墨镜，就能在大世界附近落脚。当然，想要做这种不需要多少本钱的小生意，如剃头、修脚、修鞋、修车、画像、刻字等，对个人手艺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即便是前面提到的说书先生，也得有一副能说会道的舌头才行。如果不懂得推销自己，甚至言语间有得罪人之处，小摊早就被人掀了，哪有赚钱的道理。

此外，就是经营固定摊位，还是做流动摊贩，这也是个大问题。固定摊位需要缴纳租金，捐税的压力不小。流动摊贩虽然没必要缴纳税金，但却要面临警察的驱赶。在旧上海，警察兼具城管的职能，只要警察一出现，满大街的小贩往往会作鸟兽散。当时的法治不健全，所以警察打骂、勒索小贩的情况屡见不鲜。除此之外，因为争夺“风水宝地”，小商贩之间爆发争斗的情况也属家常便饭。

固定摊贩嫌弃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抢了自己的生意影响了交通，所以，双方经常进行械斗。

不论在何时，最多的摊贩还是蔬菜贩、瓜果贩和小吃贩。毕竟，这些食物是生活必需品。但凡交通便利、商业繁华的地区，小吃摊的数量往往是最多的。小吃摊销售的小吃品类比较多，尤以面食、早点、小菜、茶点比较多，除此之外亦不乏小贩经营颇具特色的小吃。民国时期的《国画日报》上登载了上海馄饨摊的“盛况”：“大梆馄饨人人敲，码头担子肩上挑，一文一只价不贵，肉馅新鲜滋味高。”

那么，旧上海的摊贩的收入怎么样呢？

根据《文汇报》的记载，1946年的摊贩日收入在千元到六千元不等，这笔钱基本能供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不过千万别觉得当时“日入千元”算是高薪，可别忘了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相当可怕，连买根油条都得准备一叠钞票。

因此，想要衡量小贩的收入，还得用购买力来折算。

按照1949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当时的菜贩每个月的收入折算成大米合195斤，修车铺则是500斤，百货摊则是120斤。当然，这只是销量惨淡者的“最低收入”，不论怎样的经营，都不乏行家里手。

那些经营得当的小贩，非但能赚取一家人的所用之资，还能积累下一笔存款。例如当时堪称“铁饭碗”的电车公司，其员工每个月的收入在五百斤大米到一千五百斤大米左右，一个百货摊若经营的好，其收入能达到这份“死工资”的两倍。

参考资料：

【《国画日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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