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是不能被计划的：比计划经济更可怕的，是计划思维

所以，人生的正确策略应该是，为了实现伟大的成就，必须对任何道路都保持开放心态，做一个“踏脚石收集器”，从而走出一条原来无法想象的道路。对高大上、单一目标的过分执念，往往会导致短视效应，对真正有意义的“发现”视而不见——

很多数学发明是基于数学家的求知欲和新奇探索，最终成为物理、化学定律的必备；

内燃机的前身是感应线圈，最初根本不是用来制造发动机的；

OpenAI智能机器人的成功算法，最初来源并不是有助于机器人实现既定目标的算法，而是纯粹为了完成某些有趣的动作的结果。

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理论——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

微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宏观上却不一定对；宏观上是对的东西，在微观上可能十分错误。局部的目标、发现，对于最终那个宏大的目标、发现而言，究竟是不是正确解，往往也不得而知。过分执着于远方宏大的目标，就会陷入对“当下无用”的否定以及对“当下有用”的过度依赖。

但历史曾无数次证明，当下无用的东西，往往才是最有用的东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大胆试错、勇于尝试都是这个道理。

计划思维迷思之二：社会工程运动

对自然科学的拙劣模仿

毫无疑问，这个时代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的最大特色其实是“不确定性”，也就是说，究竟哪一类领域、何种发现、什么样的技术会成为新技术的前哨站是绝对不可能事前预测的。

从最早的大航海探索到后来的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互联网革命，再到最近如火如荼的ChatGPT人工智能革命，这些重要的发明创造，背后都没有一个项目投资部或计划委员会；事实上，那些带着极强“目的”、“计划”思维的社会项目都以失败告终——

1971年尼克松发起了一场“抗癌战争”，至今没有任何效果；

1982年日本出台了为期10年的“第五代计算机”系统，以失败告终。

诚如哈耶克在《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对社会工程运动的批判一样，认为创新可以像建筑工程一样打草稿、做设计，是“极力想控制社会的狂妄之徒的帮凶”。 没有哪一个伟大的创新是战略规划出来的，有人说：“所谓战略，就是事后总结出来的好运气”，任何声称自己早已看透未来的商业大师，大概率都是骗子。

计划思维迷思之三：坎贝尔定律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多数人的工作方法是盯着一个明确的目标拼命钻研，但现实世界中很多看上去能帮助我们实现目标的方法却有很大的欺骗性，甚至衡量目标的标杆本身也有问题。

目标不但没有成为“踏脚石”，反而成为了“绊脚石”（Stumbling Block）。

社会学家坎贝尔针对社会上层出不穷的准“绩效考核”，提出过一个“坎贝尔定律”：任何量化的社会指标越是被用于社会决策，社会腐败的压力便越大，也就越容易扭曲和腐蚀它所要监测的社会进程。 坎贝尔定律指出，一个指标在社会决策中越重要，就越有可能被操纵。

“坎贝尔定律”揭示的第一个危害是——单一指标很难把握真正的关注点。

比如，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标准来评估教师，会直接迫使教师开展应试型教学，最终的结果不是培养出具备丰富知识和实用技能的学生，而是产出擅长记忆和考试的应试型学生，学生生的成绩可能会提高，他们真正掌握的实用知识反而变少了。教育的真正目的是让学生理解学习、爱上学习、善于学习，而不是成为“答题高手”。

“坎贝尔定律”揭示的另一个危害是——不当激励，为了使结果更好而选择奖励，反而使事情变得更糟。

例如，英国在印度提出了用奖赏策略消灭毒蛇的计划，导致印度人为了获得赏金而争相饲养眼镜蛇，印度的毒蛇数量反而增加了；旨在减少酗酒的运动，可能会导致危害性更高的药物逐渐泛滥；为提高企业收益而给高管支付奖金，实则会导致短期逐利。

诸此种种，正巧反映出一直以来的各种社会机构中所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乱象，但也有人反驳说：“只有被衡量的指标才能被完成、被优化”，但事实却往往给予重击，结果总是“越计算越愚钝”。

计划思维迷思之四：上帝的错觉

所有的伟大都是计划出来的

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曾提出过一个“盲眼钟表匠”的理论：

在地上发现了一块钟表，你一定会认为它是某个伟大人物计划发明的产物，就像他的代表作书名一样，这是《上帝的错觉》，但事实上却并没有这么一个计划者。

中国社会学家郑也夫在其代表作《文明都是副产品》中发现，人类历史的很多伟大发明都是某些不经意所为的结果，事前没有任何计划可言——

农业是定居和人口增长在天降“圣米”这类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的副产品，之前没有任何人打算打造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的出现又衍生出分工、交换、阶级、技术进步等等，这更非第一批农业人的目的；

文字是国家权力推动的产物，文字依赖国家权力——非它不可，国家权力依赖文字——有它才更方便，但文字之后产生的文化传播效应，绝非国家权力推动的目的；

造纸术是人们制造树皮布的副产品，在用来写字之前，“纸”被用来做包装以及做衣服，纸之后产生文化传播效应，也绝非第一批造纸之人的目的。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对创意、创新和创造的自由探索》一书中，两位作者也发现，颠覆整个行业或体系的伟大成就和发明，从来都不是按照某个目标刻意计划出来的，而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了不起的音乐家、作家、企业家很多都是半路出家。猫王幼年时期从未想过成为一位歌手；

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最早其实是自行车制造商；

真空管是早期计算机的奠基性零件，但是计算的概念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真空管需求的线索，真空管诞生时间也远远早于计算机，其创造也完全没有用于计算的目的。

所有例子都指向一个结论——文明都是副产品，伟大是不能被计划的。真正成功的图景往往会颠覆传统的目标理论，并打破以往的思维与认知。

以上四个迷思，只是本书范式的冰山一角。除此之外，书中还有很多亮点与精彩发现：

●计划思维弥漫社会各处

在书中两位作者发现，人类绝大多数甚至所有领域，从职业选择到爱情、休闲娱乐，甚至历史探索等，其成就都是不能被计划出来的——越执着于计划，离目标的成功越远；越伟大的发明，离最开始的计划越远。

●事实上，本书也是一本“意外之作”

两位作者本职工作是OpenAI人工智能研究员。这本书是他们在智能机器人研究的过程中蹦出的意外火花，在研究过程中，他们并没有任何出书的打算，结果“无心插柳”收获了这本颠覆人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的佳作，这些思维范式究打破了人类世界延续多年、难以撼动的、依靠目标和计划成事的文化基因，真正开启了人类伟大创新的惊喜之旅。

●“意外之作”尚有“意外之喜”

在书中两位作者还提出了“寻宝者思维”、“踏脚石模型”、“新奇性探索”等具体思维方法，是个人、商业、社会通向成功与幸福之路的操作宝典，为人类智识升级提供了全新的实践智慧。

二十多年前，央视有过一条公益广告：“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这并不是一剂心灵鸡汤，而是真正高水平的“成功箴言”，实现“宏图大志”的最佳方法，是“不刻意追求某个特定的方向”，因为越是刻意追求越是事与愿违。

佛教中有：“凡有所相,皆是虚妄”、“去我执、去法执”的警句，它们不单纯是宗教中的道德箴言，更是重要的人生指南，放弃过于执着的目标意识，人生有无限可能。

如果说反思计划经济的力作，首推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站在信息收集角度否定了中央计划的可行性；

那么在21世纪的智能时代、计划思维充斥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今天， 反思计划思维的力作则首推这本《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对创意、创新和创造的自由探索》

延伸阅读

《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作者：[美]肯尼斯·斯坦利 乔尔·雷曼

出版社：中译出版社

两位作者持续多年扎根人工智能前沿领域，这本书是他们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蹦出的意外火花。因为这一全新发现并不是直接回馈于他们本身所处的人工智能领域，而是“无心插柳”收获了对人类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的全新颠覆。这一研究打破了人类世界延续多年、难以撼动的、依靠目标和计划成事的文化基因，真正开启了人类伟大创新的惊喜之旅。

他们在学校、TED、科研论坛等场合公开演讲，让这一新思维方式影响并激励了许多人。他们自身也凭借写入本书的“寻宝者思维”“踏脚石模型”“新奇性探索”等具体思维方法，在人工智能研发领域取得了飞跃式的突破和进展，产生了一系列惠及人类的伟大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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