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当山历史地位的变迁

武当山，古代一名太和山，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位于汉江上游南岸，是我国著名的道教名山，素有“举世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之誉，其地位在历史上有较大的变化。“武当”最早出现在汉代文献中，汉末至魏晋隋唐时期，是求仙学道者的栖隐之地；至宋代，道经始将传说中的真武神与武当山联系起来，将武当山附会成真武的出生地和飞升处。武当山平添了巨量神通，为它以后的显荣尊贵打下了基础。入明以后，真武的地位扶摇直上，武当山也因之被尊崇，被封为“太岳”、“玄岳”，成为“天下第一名山”。清代武当山的地位大为下降，但它对于周围的地方社会仍具有较大的影响力。随着地位的上升，从宋元开始，武当山吸引了各地的善男信女向它朝香和文人学士的游历，对区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发展主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明以前的概况

武当之名最早见于汉代。《汉书·地理志》南阳郡有“武当”县，《续汉书·郡国志》南阳郡“武当”县条下自注：“有和成聚”，李贤注引《荆州记》：“县有女思山，南二百里，有武当。”又《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建武四年（28年）二月“遣右将军邓禹率二将军与延岑战于武当，破之。”李贤注：“武当，县，属南阳郡，有武当山，今均州县也。”武当县与武当山，究竟孰先孰后，已不可详考，但见于《后汉书》，武当多为战乱时期之战地或屯田之所（《后汉书·邓禹传》、《后汉书·朱祐传》、《后汉书·苏竟传》），而《后汉书·朱晖附孙朱穆传》称：“时（按约当桓帝时）同郡（按指南阳郡）赵康叔盛者，隐于武当山，清静不仕，以经传教授。穆时年五十，乃奉书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其尊德重道，为当时所服。”可见武当山由于较为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清幽的自然环境，已成为当时隐居修行的场所，从传文“以经传教授”及朱穆“奉书称弟子”的情形看，似乎在隐居者赵康周围还聚集了一批人，隐然成为南阳郡一个修行的中心。

魏晋南北朝时期，武当山已颇有名气，来此山隐居修道者明显增多。《太平御览》卷43“武当山”条历引诸书，我们可以据此略作分析（为清眉目，我们在引书前加上序号）。（1）《山记》曰：“武当山区域周迴四五百里，中央有一峰名曰参岭，高二十余里，望之秀绝，出于云表，清朗之日，然后见峰，一月之间，不见四五，轻霄盖于上，白云带其前，旦必西行，夕而东返，常谓之朝山。盖以众山朝揖之主也。”（2）《南雍州记》曰：“武当山有石门石室，相承云尹喜所栖之地。又《阴君传》云：君字长生，入武当山升仙，是也。”（3）郭仲产《南雍州记》曰：“武当山广三四百里，山高陇峻，若博山香炉，苕亭峻极，干霄出雾，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絶。若有于此山学者，心有隆替，辄为百兽所逐。”（4）《山海经》曰：“祭水源伏流三百餘里，汉武帝遣殿上将军戴生之此山采仙药，遂得道不返。”（5）《甄异传》曰：“历阳谢允字道通，年十五，为苏峻贼军王免所掠，卖属东阳蒋凤家，尝行山中，见虎槛中狗，窃念狗饿，以饭饴之，入槛方见虎，攀木仰看，允謂虎曰：‘此槛本为汝施，而我几死其中，汝不杀我，我放汝。’乃开槛出虎。贼平之后，允诣县，别良善，乌程令张球不为申理，桎梏栲楚，允梦见人曰：‘此中易入难出，汝有慈心，当救拯回。’见一少年通身黄衣，遥在柵外，时进狱中，与允言语，狱吏知是异人，由此不敢枉允，蒙理还都，西上武當山。太尉庾公闻而愍之，给其粮资，随到襄阳，见道士说吾师戴先生孟盛子非世间人也，勑若有西上欲见我者，可将来，得无是君。允因随去，入武当山，斋戒三日，进见先生，乃是昔日所梦人也。问允复见黄童不，因赐以神药三丸，服之便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时有祥云紫气荫其上，或闻芳香之气彻于山谷。”

上引第1条，亦见《太平寰宇记》卷143《山南东道二》“均州”条，引作《武当山记》。《武当山记》不见于目录学著述，《太平御览》卷757有“殷斌《武当山记》”（原本脱一“武”字，此据《四库全书》本改），据《宋书·裴松之传》，殷斌为南朝刘宋时人，与裴松之同时，则《武当山记》为六朝故藉。《甄异传》见《隋书·经藉志》，晋西戎主簿戴祚撰。第4条不见于今本《山海经》，或为后人附益。总之，上引5条均出汉魏六朝时，所记武当山约有二事，其一是说武当风景秀丽，宜于修行。郦道元《水经注·沔水篇》亦称武当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参（字从山）上（熊会贞按：‘上’字当衍）山’。山形特秀，又曰‘仙室’。《荆州图副记》曰：山形特秀，异于众岳，峰首状博山香炉，亭亭远出，乐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中，历阳谢允舍罗邑宰，隐遁斯山，故亦曰‘谢罗山’焉。”《方舆胜览》卷33“均州”条引《荆州记》至称武当山为“嵩高之参佐，五岳之流辈”1。可见武当山在当时已享盛誉。其二是说学道者人数众多，已见上引。此二事相辅相成，汉末以至六朝时期，社会动荡，道教始兴，武当山因其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吸引大批学道修行者，又经修行道士的鼓吹，武当山益为时人所知，名声更大了。上述武当山的灵异故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隋唐时期和平环境，武当山似寂然无闻。唐末五代时期，著名道士杜光庭编写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将武当山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姚简、孙思邈、郭无为、陈抟等著名道士隐居武当修道。尤其是陈抟，传太极图，向被称为宋代“图书”之说的始祖。北宋初年，流传于世的道经称武当山为真武修炼和上升之地，例如今存河南嵩山、刻于北宋元符二年（1099）的《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经》即称真武“入武当山中修道，四十二年功成果满。”[1]此说很快在民间流布。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均州武当山，真武上升之地，其灵应如响”。《方舆胜览》引《道书》云：“真武开皇三年三月三日生，生而神灵，誓除妖孽，救护群品，舍俗入道，居武当山。四十三年功成飞升，遂镇北方，人如而至，语以其故，妖氛遂息。因曰：‘尔后每庚申、甲子及三十日，当下人间，断灭不祥。’五龙观即其隐处，在武当山上，有三石门。”[2]我们知道，两宋文治极盛，武功却乏善可陈，其边患始终来自北方，真武作为北方之神，此时附会于武当山，这对于武当山地位的尊崇，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有关情形庄宏谊有详细描述[3]，此不赘述。

下及元朝时，武当道士编刊了《武当福地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经书，使真武神在武当山修仙得道的故事更为丰满完善，真武附着武当的观念愈益深入人心；甚至还认为武当之得名便是“以玄武神居之”（程钜夫《雪楼集》卷5《均州武当山万寿宫碑》）。武当山成了世人崇奉的真武道场，香火也比宋时更旺。统治者或加封神号，或修宫赐额，或召道士祷雨却疾，或遣使奉香建醮，尤其是元仁宗生日与真武圣诞日相同，具有司命职能的真武便倍受尊宠。朝廷每年都派遣使者到武当山建金箓大醮，“自是累朝岁遇天寿节，一如故事”[4]。也就是说，仁宗以后的皇帝，每年三月三日都要遣使到武当山致祭，他们自己的“天寿节”也要遣礼部官乘驿传、奉御香到武当山建金箓大醮，为皇帝祝延圣寿。甚至一年要建四次金箓大醮，如荆襄道教都提点唐洞云于延祐（1314－1320）中奉诏，“遇天寿节乘传函香，醮襄阳之武当。岁数四，率以为常”，这实际上成了皇室的惯例[5]，盛行不衰。道教法事活动的频繁举行，使武当山道教教团势力日益扩张，武当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地位大为提高，成了与正一道本山龙虎山齐名的道教圣地，如《元史·泰定帝纪》载泰定二年（1325）七月，遣使“代祭龙虎、武当二山”。《元史·文宗纪》载天历二年（1329）十一月“命帝师率群僧作佛事七日于大天源延圣寺，道士建醮于玉虚、天宝、太乙、万寿四宫及武当、龙虎二山。” 《元史·顺帝纪》载至元二年（1366）四月，“遣使以香币赐武当、龙虎二山”。又如张德隆“数被上旨，函香代祀岳镇、海渎、汾阴、后土、龙虎、武当诸山”[6]。这表明在元朝皇帝眼里，武当山道场与龙虎山道场同等重要[7]。当时传说，武当山就是真武大帝的神山，常常能看见那个穿黑衣、被发仗剑、足踏龟蛇的大神，于是，当时五龙观道士张洞渊就乘机利用了这一传言，把武当山搞得突然神圣起来（赵孟頫《松雪斋集》卷6《玄武启圣记序》）。随着武当山地位的上升，文人骚客开始为武当山宫观撰碑写序、吟诗作赋。这与唐宋时期著名文人很少光顾武当山的情形是不相同的。据统计，元代著名文人为武当道教所作诗文约有二十余篇，其中有翰林学士程钜夫，大书法家赵孟頫，地理学家朱思本等[8]。

二、明代地位的尊崇

由于明成祖把真武神作为明皇室的特殊保护神而大加崇奉，因此，真武修真得道飞升之处的武当山也受到特别的重视与礼遇。早在迁都北京之前的永乐十年（1412）三月初六日即下诏曰：“奉天靖难之初，北极真武玄帝显彰圣灵，始终佑助，感应之妙，难尽形容，怀报之心，孜孜未已。又以天下之大，生齿之繁，欲为祈福于天，使得咸臻康遂，同乐太平。朕闻武当紫霄宫、五龙宫、南岩宫道场，皆真武显圣之灵境。今欲重建，以伸报本祈福之诚。”[9]命孙碧云审度地形，相其广狭，制定规划。七月即公布黄榜，申称靖难之初，就想在北京建庙，因内难未平，只得做罢。即位后，“思想武当正是真武显化去处，即欲兴工创造，缘军民方得休息，是以延缓到今。如今起倩此军民，去那里创建宫观，报答神惠”[10]。成祖下令大规模营建武当山宫观后，任命隆平侯张信、附马都尉沐昕为总提调，参与修建活动的中央和地方官员有400多人，高峰时期，参加的各色人员多达30余万人。修建武当宫观的工程巨大，所需用材浩繁，除大部分石料来自于本地外，其余用料均从全国各地调运而来。次年八月二十五日，明成祖谈到他大修武当宫观的缘由时指出：“武当天下名山，真武成道灵应感化之地。元末宫观悉毁于兵，遂使羽人逸士、修炼学道者，无所依仰。朕积诚于中，命创建宫观，上以资荐皇考皇妣在天之灵，下为天下生灵祈福，俾雨晹时若，灾沴不生，年谷丰登，家给人足。”[11]

武当宫观，从永乐十年（1417）七月动工，主体工程于永乐十七（1419）年完成，附属工程于二十一年（1423）完成，共建9宫9观33处建筑群，大小为楹1800多间。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74《宛委余编》载“当永乐中，建真武庙于太和，几竭天子之府库”。其规模不仅在当地前所未有，在当时也是独一无二的，以致王士性感叹道：“至宫庭之广，土木之丽，神之显于前代亡论，其在今日可谓用物之宏也矣。《志》云聚南五省之财，用人二十一万，作之十四年而成，大哉我文皇之烈乎。非神道设教，余山安望其俦匹耶？”[12]武当宫观以后历代多有增修，其中以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增修规模最大。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二十九日下诏：“朕成祖大建玄帝太和山福境，安绥华夷，显灵赫奕。计今百数十年，必有弗堪者。朕今命官奉修，便行与湖广抚按官督同该道官，诣山勘视应合修理处所。估计公费，限四十日以内回奏工部知道。”当地官员接旨后，立即勘查，奏称除金殿外，其余均需修理，共需银十万四千二百五十余两。世宗共发内币银十一万两，命侍郎陆杰提督工程[13]。维修工程于六月动工，至次年十月竣工。据明王佐《大岳太和山志》卷3《敕重修宫观》统计，总计修理大小宫观955座，为楹2441间。嘉靖四十五年（1566）又修理了玉虚宫等宫观及附近的道路桥梁。此后，隆庆三年（1569）、万历三年（1575）、天启七年（1627）分别对有关宫观进行了维修。除朝廷直接营建外，许多藩王、官吏、信士也不断在武当山兴工建造庵、观、祠、庙，其规模难以计数。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有各种建筑500多处，大小为楹2万余间。武当山乃被称为“皇室家庙”，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道场。关于明代庙宇的修建、明朝廷对武当山宫观及周边环境采取的管理措施及武当山地位的尊崇，已有学者所论甚详[14]，此不赘述。

由于朝廷的精心管理和及时维修，武当宫观在明代二百余年中，始终保持完好。走南闯北的地理学家王士性在评价全国的宗教建筑时称：“刹宇：南则报恩、灵谷、牛首、栖霞，北则香山碧云天宁功德。杭则灵隐、净慈，汴则少林，济则灵岩，滇则太华三塔。庙则孔庙，东、西、南、北四岳庙，宫则净乐、玉虚、紫宵、南岩、遇真、五龙六宫，俱不在祈年、望仙之下。”[15]作为道教代表性建筑的“净乐、玉虚、紫宵、南岩、遇真、五龙”，全在武当山，其地位于此可见。

明皇室大规模兴建武当宫观，扶植武当道教，使武当道教在全国道教逐渐衰落之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武当山也相继被敕封为“大岳太和山”、“太岳太和山”，成了明皇室钦定的“天下第一名山”。它对明代及后世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16]，现仅从地名学方面作一探讨。

自宋代以来，特别是明代，真武信仰的兴盛，真武庙的大量修建，武当山对各地香客的吸引，使真武在民众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表现之一便是留下了大量与“真武”、“武当”有关的地名。与武当山有关的地名有二种，或是指山，或是指庙，除为人们所熟知的江南武当齐云山、陕南小武当凤凰山擂鼓台、湖北长阳中武当、荆门“小武当”圣境山、谷城沈垭“小武当”、南武当——湖南慈利五雷山、山西方山县境内的北武当外，据我们所收的史料，尚有不少，现将有关地名列表如下：

序号

所在地

名称

记事

资料来源

1

直隶顺德府沙河县

五明山

县南180里，上有元帝庙，又名北武当山

《古今图书集成》（以下简称《古》）卷109

2

正定府平山县

天桂山

上建真武殿，称为北武当山

《兼济堂文集》卷15

3

山西太原府文水县

真武庙

县西南光统头山上，季春三日远近四集，号曰西顶

《古》卷293

4

汾州府永宁州

元天庙

州治北120里龙王山上，土人呼为北顶，逢三月初三远近进香人辐辏

《古》卷337

5

汾州府汾阳县

真武庙

号西顶，三月三日民间男妇皆赴石盘山西顶真武庙进香赛愿

《古》卷339、340

6

陕西西安府雩县

鸡头山

县南30里，俗呼小武当山

《古》卷493

7

西安府洛南县

武平岩

谓其高可与武当齐也

《古》卷494

8

甘肃凉州府永昌县

武当山

城北5里

乾隆《永昌县志》卷1

9

大通县

元朔山

县城25里，人又名北武当

《甘肃大通县风土调查录》第1类

10

四川保宁府苍溪县

武当山

其形如屏，塞大江之流

《古》卷597

11

夔州府奉节县

长龙山

上有天仙观，奉真武祖师，号为“川武当”

道光《夔州府志》卷6

12

河南开封府密县

香炉山

县西25里，上有元帝庙，土人呼为小顶

《古》卷371

13

开封府汜水县

太和山

县北城内，汉代上有台，后人以砖石砌之庙祀玄武，像武当之太和宫

乾隆《续河南通志》卷7

14

怀庆府温县

元帝庙

城外西南，俗名小顶

乾隆《温县志》卷8

15

怀庆府孟县

元帝庙

城北门偏东，土人呼为北顶

《古》卷420

16

怀庆府济源县

真武庙

县西北50里金炉山上，明嘉靖末建，俗呼小北顶

乾隆《新修怀庆府志》卷3

17

怀庆府修武县

元帝庙

县北50里太行最高处覆釜山上，即今之小北顶

乾隆《新修怀庆府志》卷3

18

南阳府裕州

黄石山

一名小武当，山巅有真武庙

《古》卷448

19

卫辉府辉县

真武庙

县西百里紫团巍上，俗称小北顶

道光《辉县志》卷4

20

卫辉府辉县

真武庙

紫荆山上，俗号小金顶

道光《辉县志》卷4

21

陕州阌乡县

亚武山

城西，相传真武先居于此，今有真武庙，因亚于武当，故名

光绪《阌乡县志》卷2

22

湖北荆州府江陵县

太晖观

西门外，俗呼为赛武当

《古》卷1194

23

襄阳府襄阳县

龟山

治西4里，一名小武当

光绪《襄阳府志》卷2

24

襄阳府南漳县

云雾观

县西北20里香炉山，俗呼小武当

乾隆《襄阳府志》卷9

25

襄阳府南漳县

玉溪山

南门外，山麓有石室曰白马洞，今倚洞为庙，俗呼小武当

乾隆《襄阳府志》卷4

26

德安府随州

赛武当山

县西140里

同治《随州志》卷4

27

宜昌府远安县

鸣凤山

上有真武庙，人比之武当

同治《远安县志》卷2

28

郧阳府郧县

赛武当山

一名伏龙山，城南160里

同治《郧县志》卷2

29

施州卫

洪岩山

高出群山，上有真武观，俗呼小武当

《古》卷1188

30

湖南长沙府宁乡县

真武行宫

在广济山，顺治建，近岁神灵显应，朝礼者翕然，称小武当云

《古》卷1210

31

湖南永州府新田县

赛武当峰

上有武当行宫

《古》卷1273

32

广东南雄府始兴县

小武当山

城东70里，半山腰有岩洞，内有北帝铜像，极称灵验，今俗名小武当山

《古》卷1321

33

福建福州府古田县

小武当山

在县水口，隔江祀真武

《古》卷1035

33

江西赣州府龙南县

小武当山

距县治120里

《古》卷919

34

浙江嘉兴府嘉兴县

小武当山

旧名南溪真武祠，元建，明凿池叠石，复筑土山于圣帝殿后

《古》卷962

35

衢州府龙游县

豸屏峰

县北30里，上祀真武圣像，因号小武当山。严、衢、金华诸属邑拜祀者无虚日

《古》卷1014

与武当有关的地名涉及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地域范围还是相当广泛的，实际上，与武当山有关的地名应更多，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志，除河南、湖北的资料较为全面外，其余地方基本上不出《古今图书集成》、明、清《一统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及《续编》、《明代孤本方志选》、《清代孤本方志选》、《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乡土志抄稿本选编》，《四库全书》所收省志以及畿辅、山东、广东、广西、浙江、云南、贵州、台湾等省的省志，，但府县志看得太少，难免会有遗漏。

与武当有关的山名，称小武当的最多，称北武当的也不少，这些山名的由来多是因为建有真武庙，个别塑有真武像。与武当有关的地名，还有所谓“顶”，如西顶、北顶、小顶、小金顶，则多指庙宇。在北方，尤其是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经常会有类似的“顶”字的出现。此处的“顶”该作何种解释呢？赵世瑜在研究碧霞元君庙时，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以为，京师各顶，主要是指北京城外几个有名的崇祀碧霞元君的寺庙，之所以称之为“顶”，是指“祠在北京者，称泰山顶上天仙圣母”[17]。清人则说得更具体：“祠庙也，而以顶名何哉？以其神也。顶何神？曰：岱岳三元君（按：指碧霞元君、明目元君、佑渡元君）也。然则何与于顶之义乎？曰：岱岳三元君本祠泰山顶上，今此栖此神亦犹之乎泰山顶上云尔。”[18]意思是说北京人把原来的泰山顶上的碧霞元君移植到这里，仍相当于在泰山顶上[19]。其实，北方人不独碧霞元君庙称为“顶”，其他庙宇也可能称为“顶”，至少真武庙就有称之为“顶”的例子。我们估计能称之为“顶”的庙宇，与庙宇所祀之神的本庙很有关系。碧霞元君的本庙为泰山碧霞祠，北方人将上泰山称为“上顶”[20]

。而真武的本庙在武当山太和宫，“大岳太和山宫，旧名大顶，国朝建立金殿于上” （天顺《襄阳郡志》卷2《寺观祠庙》），又称为 “金顶”[21]，又因其位于中原之南，北方人称为“南顶”，而河南、山西、河北等地真武庙就有“小顶”、“小金顶”、“北顶”、“西顶”等名称。如乾隆《温县志》卷8称，温县（即今河南温县）的北城之上，清代建有元帝阁，“俗名小顶。盖因武当有大顶，而以是配之也。上祀玄武，香火颇盛”。这些以“顶”命名的庙宇或山体，多标明方位如“西顶”、“北顶”，或标明大小，如“小顶”、“小金顶”等，这表明它们是相对武当山这个中心地而言的，武当山作为全国真武信仰的中心，其影响可以幅射全国。

三、清代的变化

真武在清代官方的地位不太高，这一方面与道教整体衰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则是清朝统治者有意抑制的结果。清朝虽也肇迹于北方，“鼎建北极，而北方之卦曰坎。天一生水，五行最先，上列符宿则为真武”（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宋拜绥序），理应崇奉真武，但由于真武是明皇室的护国家神，清室入主中原后，便有意贬低真武，大大降低其祭祀的规格与礼仪，转而大封其他神灵，如妈祖、文昌等，以降低真武的影响力。不过，由于真武是司命之神，尤其是具有保护皇室帝王寿命的职能，故清廷也奉祀真武之神，每年遇“万寿圣节”仍遣官致祭，康熙帝于十二年（1673）、四十二年（1703）二次遣近臣到武当山建醮，分别“御赐香币并银五千两”，“钦赐香仪银一千两”，并御书“金光妙相”等匾额五幅到武当山各宫庵悬挂[22]；乾隆、道光等帝也曾书写“天柱枢光”、“生天立地”等匾额赐给武当山。所以王概在《大岳太和山纪略》序中说：“至我朝，复加崇重，圣祖仁皇帝屡遣部员内臣致祭锡额赐币，辉煌神岳，我皇上特降谕旨豁免山税，比于泰岱，其降文徽号俨与五岳争烈，称钜镇焉。”不过由于道教的衰落、数次大规模的战乱以及自然灾害，武当宫观损坏严重，以致“荒废路绝”，虽有地方官的集资修复和武当高道的努力，如“残废久矣”的太子坡复真庵于康熙元年（1662）开始兴复，中因战乱而停顿，致二十三年（1684）始成；康熙二十一年（1682）地方官修复了朝天门至朝圣门以及七星树一带的山路；悟真庵“岁久倾圮”，“道人李来宗募化修复，适镇安将军噶公统禁旅抚辑均房，捐金倡建，越三年而成”；此外河南内乡至金顶的古路、御书楼、净乐宫后父母殿等陆续得到修复[23]。但终因朝廷重视程度不够，投入的人力、财力、物力较之明代极为有限，致使不仅无法恢复明代建筑的原貌，甚至连当时的现状也难维持，武当山的地位与明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王锡祺辑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时，深感清代武当山游记之缺乏，特意作了一篇《武当山记》：“明王太初、徐霞客皆有游记，而近无称述之者，余因采缀两先生作以著于篇。”（《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4帙）它对周边地区和区域经济、文化的影响，主要通过武当道教的传播和朝山进香民俗来体现。

明末清初，武当道士赴云南、陕西、吉林、福建、广东、广西、湖北等地传教，使武当道教在全国特别是西北和西南地区得到发展。据调查，广西桂林刘仙岩、玉皇阁，四川青城天狮洞，青海土楼观，甘肃天水，兰州金台观，山西吕梁地区的北武当，河南平顶山的真武观，安徽齐云山，福建漳州独后宫，台湾彰化松柏岭等，都是武当道士于明末清初前往开山传宗的地方[24]17。武当道教的发展，使真武信仰的流布范围更广，也使朝武当山香客的地域范围扩大、人数不断增长。

据杨立志先生研究，武当山进香的民俗早在北宋时即已出现。到元代，随着武当道教的兴盛，民间信士到武当山祭祀真武的朝山进香活动日益发展[25]。明代朝武当的风俗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清以后，武当山虽失去了昔日“皇室家庙”的地位，但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习俗，全山现存的清代进香功德碑尚有数百通之多[26]。“海隅之众，莫不瓣香而朝谒……四方朝谒者依然不绝如缕”[27]，就是其时的写照。清代及民国《武当山志》所载及武当山各宫观所存“功德碑”、“功德簿”的记载，清代到武当山进香的有广东、贵州、云南、四川、陕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等省的善男信女，其中最远的有福建漳州、广东汕头、佛山等地的香会[28]。

作为我国道教的“洞天福地”，明清时期影响巨大的宗教旅游圣地，同时又是中国两大武术门派之一武当派的发源地，武当山已成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表现主题，尤其是经过港台新派武侠诸大家如金庸（《书剑恩仇录》、《笑傲江湖》、《倚天屠龙记》）、梁羽生（《白发魔女传》）、古龙（《陆小凤》）、陈青云（《武当争雄记》）等人的宣扬，武当山以其特有的神韵和魅力，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29]。

【注释】

[1]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041）》，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7页。

[2] 祝穆：《宋本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17页。

[3] 庄宏谊：《宋代玄天上帝信仰的流传与祭奉仪式》，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下册）台北：中华道统出版社，2000年，第458-549页。

[4] 揭傒斯：《大五龙灵应万寿宫碑》，《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946页。

[5] 欧阳玄：《中兴路创建九老仙都宫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59页。

[6] 黄溍：《玄静庵记》，《陈垣·道家金石略》，第977页。

[7] 关于元代武当山的地位及元帝扶持武当道教的情形，请参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第三章元代武当道教的发展），华文出版社，1993年；杨立志《元代武当道教》载萧 父、罗炽主编《众妙之门——道教文化之谜探微》，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

[8] 刘洪耀：《武当山明代以前的建筑考》，《郧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0年第4期。

[9] 任自垣：《敕建大岳太和山志》，杨立志：《明代武当山志二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10] 同上第20页。

[11] 《大明玄天上帝瑞应图录》，《道藏》，第19册，文物出版社，1988，第633页。

[12]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25页。

[13] 《明实录·世宗实录》（第46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历史语言所，1982年，第6763页。

[14]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第四章明代武当道教的鼎盛）、张伟然《湖北历史地理文化研究》（第三章太岳朝香的习俗及其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及杨立志《明成祖与武当道教》（《江汉论坛》1990年第12期）、唐大潮《明王朝与武当道教》（《宗教学研究》1996年第3期）、马书田《明成祖的政治与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84年第3期）、杨洪林《明成祖与武当山真武大帝》（《武当学刊》1997年第4期）等文。

[15]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16] 同注释[14]。

[17]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3《城南内外·弘仁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第133页。

[1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062）》，第35-36。

[19] 赵世瑜：《国家正祀与民间信仰的互动——以明清京师的“顶”与东岳庙为个案》，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三联书店，2002年。

[20] 康熙《章丘县志》（卷1《地舆志·风土》），国家图书馆分馆：《清代孤本方志选（第1辑第3册）》，线装书局，2002年，第146-147页。

[21] 在古代的文献中，称为“金顶”的不仅仅是武当山一处，如京西妙峰山碧霞庙主殿后突出的岩石，由于炙烈的阳光常泻在石上，也被称为“金顶”。表中所列各“顶”均是文献中明确记载了与武当山有关的地名，否则不予收录。

[22] 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故宫故宫珍本丛刊（第26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18页。

[23] 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故宫故宫珍本丛刊（第26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

[24]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242－243页。

[25]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100－101页。

[26] 杨立志：《武当山朝山进香风俗浅谈》，《武当》，1992年第2期。

[27] 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故宫故宫珍本丛刊（第261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70页。

[28] 王光德、杨立志：《武当道教史略》，华文出版社，1993年，第266－267页。

[29] 张永禄：《金庸笔下的武当》，《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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