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观点】圆桌讨论：全球地缘政治大变局与国际新秩序

本文为2024年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的现场实录

主持：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王涵

嘉宾：

信和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海南大学“一带一路” 研究院兼职教授、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廖群

瑞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汪涛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董忠云

王涵：前面都听到了很多很精彩的观点，我们这个环节讨论一下地缘政治。第一个问题，在过去几年地缘政治波动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声音——去全球化，地缘政治的冲突一定程度上会对全球的供应链，包括技术、制造业、大宗商品会产生系统性的冲击。前两年有一个声音，这种冲击会对全球的通货膨胀水平起到一个抬升的作用。同时很多的专家都在讲，最近的通胀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通胀在回落。想问一下台上几位嘉宾的观点，在当前这样的情况之下地缘政治对通胀的冲突是告一段落，还是只是在现在通胀回落的过程中周期性的力量体现得更强？中期来看，这种通胀走势对货币政策到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廖群：在当今全球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通胀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现象。为什么前期有一个通胀？从供给两方面来看，首先是需求，需求主要是以美国还有以欧盟为首的国家印钱，无限地印钱肯定就会通胀。供给角度就有比较多的因素，一是前两年疫情造成了一定的供应链冲击，二是跟地缘政治相关，中美打贸易战也是去全球化，这样又对供应链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从需求端角度，美国采取了非常强劲的手段，从最近一年的成果来看，美联储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通胀到了三点几，往二走，经济还没有衰退。今年肯定继续一直到2%为止，明年上半年年初到2%左右。现在问题是能不能回到完全正常的状态？地缘政治、疫情的疤痕效应估计今年应该来讲不是很重要的因素。中美贸易战所造成的到底有多少？也没看见有详细的研究。货币因素去掉了，这个因素是不是还能把通胀撑起来，如果这个因素影响不是太大，能不能到2%以下？现在看来有希望，美国中美贸易战也通过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最后关于通胀，现在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如果正常情况下不要担心通胀，你要担心通缩。全球产能过剩这是全球性的现象，特别是我国，本世纪以来都是通胀，是因为国家生产能力过剩。通胀是特殊现象，中长期来讲全球经济还有没有内生的增长潜力，这个更重要。

汪涛：我同意通胀比较集中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地方，中国和亚洲，尤其是中国面临通缩的压力。目前来看最主要问题是美国这边，欧洲通胀的原因还是疫情期间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这个已经得到了一些修正。另外，供应链在疫情期间的中断、劳动力市场发生的变化、地缘政治本身带来的影响，主要是俄乌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这些去年也已经下降。

未来产业链的进一步重组可能对长期的价格通胀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应该会逐渐释放，并不会短期推高通胀。瑞银全球的观点，预测美国今年的通胀在年底之前回到2.5%，美联储会大幅度降息。当然从更长期一点来看，是不是美国的通胀在产业链转移，以及未来绿色转型也可能会推高成本？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胀是不是能够在2%以下，还是在2.5%-3%之间，这个是有争论的。

今年美联储降息多少，什么时候降？关于这点存在一定的分歧。瑞银认为3月份就开始降，今年降275个点，非常大幅度的降。不管降多少，今年美国国债收益率会下行，而且已经开始下行。这会为中国货币政策进一步的宽松，为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空间。我们也预测今年有小幅的降息降准，并且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人民币对美元会略有升值。

鲁政委：通胀我觉得有两种，第一种我称之为官员们眼中的通胀，这是一个同比的变化，即使你不管它也会下来的。第二种我称之为主妇的通胀，在家要操持家务买东西的绝对价格水平肯定没下来。所以不同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刚刚汪首席说的我也同意，即使从官员通胀的角度，不同地区也是不一样的，美国的同比在放缓的过程当中，虽然我觉得2024年还有反弹的机会。当然不会再反弹得那么高，中国的物价相对2023年会有一个明显的回升，但是绝对的水平还是不高。比如PPI我们2023年预计是-3%左右，2024年会变成正的，可能不到1%。CPI也会比2023年有明显的抬升，但是也还不到1%。

这样带来的结果2024年中国经济最亮丽的一驾马车会是出口，出口的同比将是与2023年相比三驾马车当中变化最大的。这背后最强劲的支持力量来自于两个，一个是欧美通胀已经不强了，但是经济还没有很差，那我们的需求就得到了更好的维持。一个是从产业周期来讲，2023年的第一季度是全球的TMT的谷底，自此之后TMT的产业开始进入到回升的通道当中。如果只看制造业，TMT还包括一部分相当大的服务业，TMT在中国的经济当中的占比是中国工业产值的第一大行业，比汽车还要大得多。我们的TMT大概占工业产值的比例是10-13%之间，汽车大概只有8%左右。这个巨大行业的景气改善都会成为支撑中国的工业，中国出口非常重要的力量。

董忠云：大家总体上对全球的加息都比较乐观，可能关注的东西或者关注的角度不太一样，从近期包括大家这几年关注到的逆全球化，经济热战，整个全球贸易参与更强调安全，现在整个产业链的布局不是以效率为中心，是以安全为中心。这种基调下对生产成本的拉动还是比较明显的，从美国数据来看，服务的通胀下来还是比较慢的，从我个人角度，还是要防止美国二次通胀的可能性。从今年年初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来看，我们都觉得2024年也是动荡的一年，年初发生了多少事情，都是外部的冲击。从美联储这波开始加息以来，我发觉这轮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节奏就没对过，市场总是很乐观，但是美国一直都很谨慎。，随着大国博弈包括全球供应链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王涵：这两年确实制造业变化很大，俄乌冲突对欧洲整个制造业有很大的冲击，另外“中国+1”概念的提出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在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之下，制造业在这样一个产业链重构的情况下会怎么走？中国的政策应该做一些什么？很多人讲应该要把很多的企业留在中国，是不是所有的企业都留，还是把低端和高端的企业做一个区分？

董忠云：应该说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也是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在产业链上还是做了很多不错的东西。站在全球的角度，我们对全球经济的看法可以关注一下最近一系列的技术变革，会不会带来全球新一轮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整个地缘冲突至少目前还没看到结束的迹象，这会不会对整个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从中国的角度，我们要关注制造大国的地位有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之前有些中低端产业链外迁，这是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很正常的现象，我们主要关注高端产业链的大国地位。刚刚说到地缘政治，我们还在加强整个供应链、整个区域性的合作，包括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我们需不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建立我们自己的出口，加强自身安全，减少单一出口的风险，与欧美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可能需要另外一套体系让我们减少这种去全球化的风险。

鲁政委：我自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现在全球产业链正在从过去的全球化向区域化和绿色化转变，其实是产业链在全球的一次巨大的地理位置的调整和一次伟大的不确定性的事业。刚刚讲到区域化和绿色化，突然想到未来的产业链会非常像新能源电力对整个电力系统改造的结果，不排碳但是变得波动了，老的火电非常的稳定，怎么共存？火电厂可以少发点电，继续保留着，我们需要提供补贴，叫容量电价。这次全球产业链的重布就跟这个非常像。5年、10年之后这些TMT回归美国本土真的更有效率，真的能够养得活吗？10年之后回过头来看有些产业回到美国本土，就像我们这个时候看待80年代的国有企业一样并不是有效率的。

同样的结果，这个时候你觉得“中国+1”对中国的产业链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前中国企业服务全球，我比喻成“前店后厂”，总部在中国，车间在中国向全球派送，未来会变成总部在中国，全球都有中国企业的车间，最后到底是中国的产业链变得更有韧性还是美国的？最后很可能中国的企业会由本质上是本土的企业变成一个遍布全球的产业网络。现在被迫的压力实际上使中国的企业面对全球化的能力变得更强，同时也使得中国自身产业链的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汪涛：在地缘政治风险下经济的分割对全球整体来说是一个负面的经过。有一些国家在中短期是会得益的，比如说“中国+1”，这个“1”选在东南亚或者是印度，短期内有更多的外资流入，包括中国企业到那边设厂带来的增长和就业。这样大的环境下，虽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比大幅下降，但实际上中国的产业链在东南亚、墨西哥、东欧等地区得到了延伸，整个中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中并没有下降，中国的产业链还是比较有韧性。展望未来，这些情况对中国经济总体来说是不是正面的，要辩证分析看待。我们在中低端的竞争力无与伦比，但是在高端真的割裂，我们可以自己加大研发，但高科技创新本来就是很难的，成本变高肯定不利于我们长期的发展。

在政策应对方面我觉得要两手准备，一方面要加大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增加研发投入，但同时我们要更紧密地去拥抱全球化，国家最近也宣布了单边开放，因为全球的竞争、全球的开放共享才能更大地促进产业链的升级和发展。

廖群：中国产业链今后肯定是受到很大的挑战。一个是经济因素，成本慢慢升高，很多产业链肯定往成本低的地方走。更重要的还是地缘政治因素，美国怎么拉着盟国把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问题就是速度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中国全球产业链很强，但是这个指标我看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15%不到，说明还没有那么依靠外面。

未来如何应对挑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中低端肯定是往东南亚往非洲迁的，就看高端能不能接上来，像TMT新能源汽车，但是高端越发展就越会受到来自别国的打击。另外，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产业链全的优势，中低的出去没关系，中间产品还在这儿生产和出口，这个优势一定要把握住，这样就防止中低高端全都跑掉。

王涵：前面几位提到了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事情，去年正好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10周年的白皮书，也是提到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旨在以更高水平的开放促进高质量的发展。这两年因为地缘政治的变化，不同经济体发展变化是不同的，中国和南方国家、拉美国家、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对很多企业家朋友来讲未来哪个市场是投资的地方？

廖群：西方肯定会对我们进行打压，我们对外开放首先尽量保住西方的市场，保持合作的心态，打压归打压，要从我们自己发展的角度考虑。接下来要开辟所谓的第二战场，按照我们的语境下“一带一路”，前两年我还听说是60个国家，现在变成一百五六十个国家了，这是很大的市场。目前来讲“一带一路”方面真正成功的也就是东南亚，现在已经是第一大市场了，超过欧盟也超过美国了。其他的中东、拉美、非洲这个怎么弄？确实需要智慧。因为“一带一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也看到有些问题，很多国家抱着一种我参加“一带一路”，中国应该支持我的心态。除了“一带一路”本身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受限之外，我们要慢慢的推进，另外“一带一路”不叫战略，叫倡议，是互利互赢的，这是今后我们推进“一带一路”，还有对外开放很重要的一点。

王涵：去年市场全球地区涨的好的是拉美，您怎么看这个市场，未来拉美是地缘政治冲突之下最好的市场，还是说美国的这些地方更好？

汪涛：市场跑得好很多是预期的问题，我最近在美国路演的时候跟做拉美的经济学家问巴西怎么样？他们说非常好，新总统上任以后，政策没有市场想的那么差，经济可能会恢复到1-2%的潜在增速。1-2%的增速在中国根本不能算好，很多时候是预期的问题，市场好并不表示经济发展就特别的好。

同样经济发展快的时候，有时候如果企业赚不到钱可能市场也不会好。讲到“一带一路”过去的10年，在争议之中还是有很多的进步，最主要的就是中国通过修建基建等等一些措施，促进了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就拉动了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从目前来看，过去几年“一带一路”方面变得更加成熟，出海的企业越来越多，当然很多“一带一路”沿岸的国家自己有一些负债方面的问题，也使得出去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要考虑未来可持续性的问题。刚刚廖群讲到我们的GDP18%，出口只有15%，我想说我们的进口只有12%，人家看起来只会觉得你进口的不够，不会觉得你出口占的比重太小。

在跟这些南方国家以及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合作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不简单把别人就看作市场，要一起把蛋糕做大，真正做到合作互赢，这样才会把它的经济跟中国的发展和繁荣绑在一起。我们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是100个国家最大的市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利好，不是简单把东西出口到你那去，你也可以到这个巨大的市场来发展。

鲁政委：对于“一带一路”的问题我想从身边说到更大的层面，否则大家没有直观的感觉。我在每一个城市出差住酒店的时候发现，早上吃自助餐是非常好的调研这个城市开放程度的指标，我发现在北京上海吃都是自己人在吃，但是到了深圳有很多不同肤色的人坐这儿吃，让我最惊讶的一次是合肥，有很多的“一带一路”的兄弟在吃自助餐。第二个事情是中国一家铝业的上市公司因为非洲几内亚的政变需要出一个公告，可见“一带一路”已经走到了多么深入的程度。

由此我们再上升到宏观层面来梳理一下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我们对“一带一路”经济体出口的规模，已经在45%-50%之间。所以“一带一路”已经不是一个概念了，是事实上的已经落下来了。你进一步的再去看，从2018年特朗普的贸易战之后，中国的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比见顶然后开始下降，美国市场现在还在下降的通道当中。中国的出口在全球的占比并没有进入下行的通道，在这中间非中国对非美出口的速度，抵补了我们在美国市场上份额的下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没有下降，还在继续上升。这就表明“一带一路”现在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再上升到第三个层面审视一下“一带一路”对我们的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无非就是市场、原料、技术，“一带一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市场，出口对美国市场的抵补。原料这一轮讲到全球经济的数字化、绿色化，特别是绿色的金属大量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一带一路”的经济体，如果要维持供应链的安全，这些经济体非常重要。

然后是技术，我们不能只简单的看到非美的市场抵补了美国市场的下降，你卖给第一世界人家老觉得东西不够完美，就要学习改进，卖给第三世界他觉得什么都好，我们很自豪的同时这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学不到东西，我们反倒对他开始有外溢，他看到中国的东西更好过一段时间也会慢慢学，所以我们未来在重视“一带一路”这些发展中市场的时候，我们尤其要重视欧洲市场。我觉得欧盟这个经济体有他非常独特的地方，不像美国那么咄咄逼人，也没有再次像美国那样主宰世界的雄心。所以这是中国未来一定要牢牢的拉住欧洲。

董忠云：中国为什么一直强调对外开放，我觉得这种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孕育着机会。俄乌冲突以后，去美元化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也来了，可以看到这两年我们跟俄罗斯贸易额大幅增长，超过2000亿美元。美国在放缓，但是我们在这边也起来了，包括美国要倡导印度中东和欧洲经济走廊，也是因为巴以冲突中断了，给我们“一带一路”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减少了压力。

王涵：前面讲了很多长期的事情，我们把时间抽回到2024年，今年我们知道国内外都有很多政治上的大事，大家怎么看今年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地缘以及经贸的关系？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在结合的背景下应该做什么？

董忠云：2024年是动荡的一年，年初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红海的危机，包括韩国、日本发生一连串的事情，让我们感到2024年全球压力会比较大一点，而且2024年也是全球选举年，今年总共有大概5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选举，涉及到20多亿人口，今年大国包括美国、俄罗斯、印度都在选举，变数会比较多，特别是美国选举从2023年9月份开始特朗普的支持率开始超过拜登。全球很多智库都在研究怎么样应对特朗普上台以后的预案。结合地缘政治包括主要经济体2024年经济可能会放缓，外部环境相对来说可能会压力更大一些，更多的需要依赖国内的政策。国内政策应该说是疫情防控优化后的第一年，大家对经济的预期，金融资产负债表的受损，财政收支等等都比较关注，特别是需要关注房地产和新消费，这两块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鲁政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24年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的一年，也很有可能是绝后的一年。有记载以来的历史从来没有一年有那么多的国家在选举，覆盖了全球超过50%的国家，要么在选行政首长，要么在选国会，全球所有的大国全部卷入其中，美国选总统，欧盟选理事会，印度选总理，日本选自民党的党魁，墨西哥选举，印尼选举等等都在中间。这些的不确定性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高，好处是只要2024年这个坎翻过去了，就会有一段时间的稳定期。

我自己觉得关键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国际的环境更多的影响我们的开放，我们与人为善不打冷战、不打热战，经济的开放一手托两家，左边欧盟，右边RCEP，我们就有了非常稳定的国际环境，对国内的政策中央经济会议讲两个适度，财政适度、货币适度，这样保证我们的经济能够保持平稳。

汪涛：今年最大的地缘政治或者国际环境是美国选举，美国的选举最后对他自己的内政外交，可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其他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在于俄乌和中东冲突今年将如何演化，可能对能源价格、欧洲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今年的这些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美联储降息的节奏，美国经济放缓的幅度，以及通胀下行的快慢。

从中国央行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认为其实可以不用管美联储降息的节奏，我们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政策应该以国内的经济为主，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稳定房地产，如何稳定预期，如何把整个经济增长稳定住，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能够稳住经济，稳住预期，降息并不见得会带来更大的贬值压力，反而在预期好转的情况下，人民币可能对美元仍然保持相对的稳定，更多的还是应该以我为主，把房地产和国内的经济稳定下来。

廖群：我觉得我们国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还有空间。货币政策存款准备金率还有多少，这个比其他国家都要高，美国今年总是要降息的，所以利率也打开了空间。可能从我们国家宏观经济上来讲，财政政策应该多发力，因为财政政策的空间更大一些，当然这个大家看法不一样。主要是牵涉到大家对中国债务到底多少的看法不一样，现在还有一个隐形债务的问题，隐形债务不能完全按照一般债务来看待，隐形债务虽然是政府有担保的责任，但是有资产的，本身随着收益率不会太高但总有点收益。地方债务到底有多少，你怎么看这个要研究，你有没有打一个折扣，多少算债务，多少算有资产保证的这个要研究。我们国家还有发债的空间，赤字可以再往上打，因为这样基础设施投资能上来，一些辅助政策能够上来，我觉得国家8月份以来政策确实是放松的，这是非常积极的现象，可能不能够稍微集中一点，给市场一个信心，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财政政策政府也能直接控制，应该多发力。

文章来源：首席经济学家论坛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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