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经济安全战略及对华影响解析：从“开放性战略自主”到全面“去风险”》

一 风险与竞争力焦虑促使欧盟出台经济安全战略

经济安全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欧盟首次将经济安全置于战略地位，其内外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正在由“效率至上”转为“效率与安全并重”，在某些领域甚至是“安全至上”。这一转变背后体现出当前欧盟正深陷风险与竞争力焦虑之中。具体而言，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及其影响是促使欧盟出台经济安全战略的主要因素。

首先，新冠疫情令欧盟意识到在极端状况下其内外部供应链面临的风险。自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欧盟长期受益于内部单一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其内外部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也遵循经济效率原则逐步演化调整。2020年新冠疫情发生后，欧洲很快成为重灾区，之后的一系列连锁性冲击令欧盟深刻认识到其内外部供应链的“脆弱性”。就内部而言，新冠疫情危机凸显了维护欧洲单一市场内人员、货物、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即“四大自由”）的必要性，特别是在极端状况下仍需保持一定的流动水平。疫情初期，欧盟成员国纷纷实行边境管制和封锁措施且相互间缺乏协调，造成了人员、货物流动的严重延误，进而导致诸多工业部门出现供应链中断。随后，欧盟采取的“绿色通道”及其他应急协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成员国单边行动造成的供应链紧张局面，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22年9月，欧盟委员会提出建立“单一市场应急工具”（SMEI），以便在未来发生类似新冠疫情的危机时尽可能确保单一市场正常运转，具体措施包括建立成员国在实施危机紧急措施时共享信息和协调行动的机制，启动交通运输紧急应变计划，建立欧盟卫生紧急筹备与响应局（HERA）以保障危机中关键物资的调度与运送等。就对外经贸联系而言，新冠疫情还令欧盟意识到自身对外部世界的技术和产品依赖及其带来的风险。疫情初期，欧盟一度出现防疫物资和医疗用品严重短缺的局面。此后，由于全球供应链问题逐步凸显，欧盟制造业也随之陷入窘境。这一点在芯片供应上表现尤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背景下产业链的持续重构，欧盟在全球芯片产能中的份额逐步下降，由超过20%下降至2020年的约10%。随着疫情后全球芯片供应紧张，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的芯片供需不匹配。汽车、工业设备、医疗设备、信用卡、电子消费产品、国防、航空航天等重要部门的生产都因芯片短缺受到较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欧盟内部开始出现要求加强欧洲单一市场韧性、降低战略性产品和领域对外依赖的声音。

其次，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了欧盟的对外依赖风险焦虑。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大部分欧盟成员国与俄罗斯关系迅速恶化。此后，欧盟同美国一道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制裁，并且开启了加速摆脱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进程。欧盟诸多成员国自身化石能源储量低，能源进口依赖度高，对俄罗斯的进口依赖度尤其高。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欧盟约70%的能源消费依赖进口，其中进口自俄罗斯的石油和煤炭占其总进口量的27%和46%，而占其天然气总消费量的40%以上。2022年3月，欧盟发布RepowerEU能源计划，提出在2022年内将来自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减少2/3，到2027年完全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此后开始快速减少自俄罗斯进口能源。2022年9月北溪输气管道被炸后，欧盟自俄罗斯进口管道天然气几乎彻底中断。然而，欧洲的节能举措与多元化进口来源地的努力无法在短期内弥补巨大的能源缺口，因而很快陷入严重的能源危机。

能源价格高企推动通货膨胀率飙升。2022年2月至10月，欧元区通胀率由5.8%一路升至10.6%，不断突破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成员国的通胀率也达到198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自2022年11月以来，得益于能源价格暂时下降与欧央行连续加息发挥作用，欧元区和欧盟通胀率开始走低，至2023年12月欧盟通胀率降至2.9%，但仍高于欧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高通胀严重抑制了欧洲经济自新冠疫情中复苏的势头。根据欧盟统计局2024年1月公布的初步数据，2023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仅为0.5%。

更加令欧盟担忧的是，高昂的能源价格和高通胀还加剧了“去工业化”的风险。2022年，欧盟范围内的铝、锌、钢铁、化工等高能耗行业的产能因停产或外迁而大幅度萎缩。同时，一批代表欧洲制造业高端品质的企业也纷纷宣布破产或面临生存危机。德国改革协会联盟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成本负担过重，2023年上半年德国申请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了16.2%。此外，许多企业正计划或已着手将业务转移至能源价格相对低廉的国家，包括汉莎航空、西门子在内的几十家企业考虑在美国增资扩产。

中长期而言，若“去工业化”持续下去，将对欧洲经济社会造成沉重打击。首先，能源密集型制造业的流失可能会重塑欧洲工业格局，特别是金属冶炼行业大幅萎缩将严重削弱欧洲在一些关键原材料领域的自给能力，进而可能延缓其可再生能源和循环经济发展。其次，除知名大企业外，欧洲还拥有一大批被称为“隐形冠军”的极具创新活力的中小型制造企业，这类企业面临困境或破产也会削弱欧洲的整体创新能力。基于对与俄罗斯能源“脱钩”造成的深刻影响的反思，欧盟委员会认为，在某些关键领域过度依赖一个国家、特别是在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上与欧盟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国家，会严重压缩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同时将欧洲经济与公民置于高风险之中。

再次，在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中相对落后令欧盟承受巨大的竞争压力。近年来，全球数字革命和绿色革命加速演进。虽然欧盟委员会于2019年底即提出推进数字化与绿色“双转型”，但是当前欧盟在这两个领域的国际角逐中并不占优。欧盟委员会2021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当前欧盟在工业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微电子与纳米电子技术、大数据等领域的综合竞争力明显落后于美国，在多个领域也落后于日本、中国和韩国。然而，在这些技术领域及其广泛应用而推动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进程中，欧洲市场正在成为其他经济体激烈竞争的目标。在数字革命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芯片领域，虽然欧盟在先进设备等细分市场上占据优势，例如目前小于5纳米的芯片晶圆只能使用EUV光刻机生产，而后者的全球市场几乎由荷兰企业阿斯迈尔（ASML）独家垄断，但2020年欧盟的芯片产能占全球的比重不足10%。目前欧盟的芯片制造主要集中在22纳米及以上的相对成熟的工艺节点，不具备7纳米及以下制程的高端芯片制造能力。欧盟认为，这严重限制了其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在绿色转型的诸多领域，欧盟也被逐步超越。例如，在锂电池方面，由于原料短缺和相关制造技术相对落后，2018年欧盟国家的锂离子电池产能仅占全球产能的3%，而中国的产能占比为65%，韩国、日本加上其他亚洲国家的产能占比共计约20%。在电池研发和生产上的落后显然会拖累欧盟的绿色转型进程。此外，欧盟在2022年发布的新标准化战略中提到，一直以来欧盟在国际技术与产品的标准制定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近年来随着新产业革命加速演进以及地缘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和中国等重要行为体在国际标准制定中采取了更为果断高效的做法，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例如，美国和中国正努力在人脸识别、电动汽车、锂电池等新兴领域抢先设定标准，导致欧盟在诸多新技术领域的“软实力”被显著削弱。上述竞争力焦虑促使欧盟更加重视为自身在当前的科技与产业革命中争取一席之地，以避免沦为大国科技“竞技场”。

最后，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令欧盟对待与中国经贸合作的态度趋于谨慎保守。近几年，美国将中国定义为其全球霸权地位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