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十三）

       一、楚辞的概念及特点

       1、概念

       名词解释：“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①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②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③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贾谊等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离骚》《九歌》《九章》《招魂》等，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为何称其为《楚辞》而不是别的什么名称呢？〔宋〕黄伯思《东观余论·翼骚序》中说的较正确：“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汉代称楚辞为赋，这是不十分恰当的“楚辞”与汉赋体裁截然不同，前者是诗歌，后者为压韵散文，但汉赋是直接受楚辞影响发展而来，这里有一个继承关系，这留待至汉代文学时再学习。   

         2、特点：楚辞富有鲜明的南方地方色彩，在风俗习惯、自然景色等描写上都带有南方文化的代表，开创了诗歌的浪漫主义传统；楚辞把比兴发展为象征手法，使诗歌蕴含更加丰富；楚辞扩展了《诗经》的四言形式，形成六七言居室为主，参差自由的新句式，大大增强了诗句的表现力；楚辞多为文人创作，作品铺张夸饰，讲求辞藻华丽，形成了一种“宏博丽雅”的风格; 楚辞充分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变革的斗争,具有显著的时代特色; 楚辞是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的结晶。她不仅代表那个时代的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 而且代表着一种根底深沉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中充满了浪漫的激情, 保留着绚烂鲜丽的南方远古传统，残留着强有力的巫术宗教, 充满着奇异想象的神话传说。因此, 楚辞本身就是一个既鲜艳又深沉,  既炽热又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在这里,原始的活力,无羁的联想,狂放的思绪都得到充分的自由的表现。楚辞不仅是楚文化的代表,也是汉文化教育的代表,楚汉文化是不可分的。在汉王朝建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楚辞仍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表现形式。直到汉武帝时代才出现典型的汉赋,也是和楚辞一脉相承的。楚辞不但是汉代赋体文学的祖宗,  而且还主宰了四百多年两汉文学艺术的思潮,给予中国文学极大的影响。

         3、就体式而言，楚辞实际上有两种：

          一种是类似《诗经》而有所改造的样式，如《橘颂》和《天问》，基本是四言体。

        另一种就是以《离骚》、《九歌》为代表的“骚体”，是楚辞的典型样式。典型的楚辞体，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屈原的作品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复（如《离骚》），描摹事物层叠铺张（如《招魂》），而宋玉的作品在铺叙描摹方面似更进一步。

        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有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这就使抒情达意更为透辟淋漓，扩展了表现的容量。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极其频繁地写入楚辞，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4、楚辞与赋的区别。

         从体式说，楚辞依“兮”而咏，语句参差错落，长短不拘；赋则很少虚字，句式铺排偕偶，比较整齐。

         从性质说，楚辞以抒情、议论、描绘为主，主观抒发意味特别浓重；赋则以客观的咏物、摹画、夸饰为主，缺少主观感的抒发。

          二、 楚辞产生的文化政治背景

         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和楚国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楚文化又有自己的特色。

         1、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它的产生首先与楚声、楚歌有直接的联系。如前所述，楚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方。现在从《楚辞》等书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薤露》、《阳春》、《白雪》等。现存的歌辞，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种歌谣到秦汉时还十分流行。如刘邦有《大风歌》，项羽有《垓下歌》。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体，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字，这成为楚辞的主要句法形式。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汉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离骚》、《招魂》、《天问》，都是长篇巨制；《九章》较之《诗经》而言，也长得多。它们显然不适宜歌唱，不应当作歌曲来看待。同时，这种“不歌而诵”的“赋”，却又不是像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的“吟唱”形式。歌谣总是篇幅短小而语言简朴的，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情感。

       2、楚地盛行的巫教“巫歌，又渗透了楚辞，使之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据史书记载，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南楚，直至战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①《九歌》就是在民间神乐的基本上加上而成的。②祭神仪式中，巫师装成不同神祗，载歌载舞，神秘浪漫而有故事性，对楚辞的构思和表现都有影响。 ③民间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和幻想，孕育着丰富的神话故事，这些都成为楚辞的养料和特征。

        3、楚辞中充满楚地风物的描写，使用道地的楚地方言。

       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极其频繁地写入楚辞，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4、南北文化的相互浸润，中原先进的制度、文化渐为楚文化吸取。楚祖先芈姓氏族兴起于周初，受到周文化影响。尤其是春秋以后，楚地受周文化影响更深。楚国士人自觉学习中原文化，对《诗经》已经相当熟悉，这成为他们的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视为《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十分活跃。他们“欲以唇吻奏功，遂竞为美辞，以动人主”，战国纵横家华丽铺张的文辞对《楚辞》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响。

       总之，楚辞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时代环境下，诞生于楚国的地域特色鲜明的新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