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25

问题在于，在所有这些东欧小国中，极权主义运动带来了非极权主义的专政，所以极权主义的野心目标似乎太大，尽管极权主义运动在夺得政权之前有效地组织了群众，但在绝对攫取了国家之后，又迫使群众中的极权主义潜在统治者纳入更加熟悉的阶级专政或政党专政。事实真相是这些国家简直不能控制足够的人力资源来实行极权统治，也不能控制内在的人口巨大流失。暴君们对于征服人口更多的领土不抱多大希望，他们在这些小国家里被迫作某种旧式的缓和，以免失去他们要统治的民众。这也就是纳粹直到发动战争、扩张到整个欧洲前夕，在贯彻及无情的手段方面还落后于它的俄国对手之原因；即使是德国民众，其人数也不足以供使这种最新形式的政府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当德国赢得战争，它才知道什么是充分发展的极权主义统治，但是它将会带来的牺牲，不仅是对于“劣等种族”，而且对于德国人自己来说，也都可以从希特勒计划的后遗症中发现和加以评断。在任何事件中，只有在战时，在征服了东欧之后，获得了大量的民众，才有可能建立种族减绝集中营。德国才能建立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相反，在传统的东方专制的土地上。在印度和中国，极权主义统治却有极好的机会，那里几乎有永不枯竭的材料可以喂养极权统治的那架不断积聚权力、不断毁灭人的机器，更有甚者，那里的人典型地感觉到人口太多——这在欧洲还是一种新现象，过去一百五十年间大规模失业和人口剧增现象并存——几百年来普遍地蔑视人类生命价值。）政府恐惧普遍的反叛时，并不必然采用温和的或不屠杀人的手段；他们自己国家里的人口减少是一种更严重的威胁。只有在大量群众是多余的或可以用不引起灾难性后果的方法来减少的地方，极权统治(totalitarian rule)(与极权主义运动不同）才完全有可能。

在那些群众为了某些原因渴望政治组织的地方，极权主义运动就有可能产生。群众并非由于一种共同利益的意识才聚合，他们缺乏一种具体的、明确表现的和有限的实际目标的阶级组合。群众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民，或者由于人数过众，或者由于漠不关心，或者两者兼具时，而不能整合进任何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组织、政党、市政府、职业组织、工会。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由大量中立的、政治上无动于衷的、从不参加政党、几乎不参加民意测验的大多数人构成。

1930年后，德国的纳粹运动和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它们从群众中招募成员，这些民众明显地是冷漠的，其它一切政党都认为他们太麻木不仁、太愚顽，因而不值得注意，所以放弃了他们。结果是他们的成员中大多数是从未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过的人。这就使政治宣传得以引进全新的方法，而毫不关心政治对手的论点；这些运动不仅使自己处于政党制度之外来反对它，而且建立了一种从未达到过、从未被政党制度“宠坏”过的成员资格制度。所以它们不需要驳斥对立的观点。一贯选择以死亡为结局而非以说服为结局的方法，它呼唤出来是的恐怖，而不是信念。它们违背各种产生于深刻的自然、社会或心理的根源，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圃，因此也超出了理性力量的范围。如果它们真诚地与其它政党竞争。这就会是一种缺点；但如果它们确定了和那些有理由同样地敌视一切政党的人打交道，这就不是一种缺点了。

极权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成功，意味着对一般民主统治的国家，尤其是欧洲民族国家和政党制度，两种幻想的终结。第一种是大多人积极参与政府，每一个个人都同情自己的或别人的政党。事实上相反，运动显示出政冶上中立和无动于衷的群众很容易成为一个民主统治国家里的多数，因此民主可以根据少数人积极地承认的规划来发挥功能。被极权主义运动炸得粉碎的第二种民主幻想是，这些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群众无关紧要，他们是真正中立的。无非是构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意见的背景。别的公共舆论喉舌向来都不能显示的东西，即民主政府有赖于人民的默认和无动于衷的容忍，就像依赖国家中清晰表达意见的机构和组织一样，现在却由极权主义运动来使之显现。所以，当极权主义运动用它们对代议制政府的蔑视来侵犯议会时，它们显得有些矛盾：事实上，它们成功地使一般民众相信，议会中的多数是虚假的，并不必然符合国家的现实，由此破坏了政府的自尊和信心——它本来也只相信大多数人的统治，而不相信宪法。

经常有人指出，极权主义运动利用并且滥用民主自由，以便废止它们。这不仅仅是领袖们的邪恶聪明和群众的天真愚蠢。民主自由也许是以一切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为基础；然而它们只有在公民们属于群体、由群体来代表，或者构成一个社会政治层级时，才获得它们的意义和功能。欧洲民族国家里唯一的社会政治阶层化是阶级制度，它的崩溃当然是“晚近德国历史中最富于戏剧性的事件之一”，有利于纳粹主义的兴起，就像俄国巨大的农业人口(这种“缺乏政治教育的巨大而松弛的体制，几乎无法达到能够采取高贵行动的思想”)中社会阶层的消失，有利于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茨基(Alexander Kerensky)的民主政府。希特勒以前德国的条件在西方世界的发展中明显地可以显出其危险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乎在所有的欧洲国家内一再重复地发生阶级制度崩溃的情况，而俄国的情况又清楚地指出了欧洲可能发生不可避免的革命变化的趋向。实际上，极权主义运动采取纳粹主义方式还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方式，以种族还是以阶级的名义组织群众。假装遵从生命与自然的法则还是遵从辩证法与经济学的法则，其实并无多大区别。

对公共事务无动于衷，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对于极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并不构成充分的原因。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竞争社会对公共生活产生的冷漠甚至敌视，不是(甚至首先不是)仅仅在社会层面上(被剥夺、被排斥于积极参与统治国家之外)，而首先是在它自己的阶级内。当资产阶级满足于成为社会的主要阶级，而没想到取得政治统治时，它乐于将政权留给贵族阶级，接着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在长期虚假的谦逊之后，资产阶级越来越仇视现存的国家机构，开始问鼎政治权力，组织执政力量。早先的冷淡和后来要求得到国家外交事务的垄断专制权力，根源都在其生活方式和生命哲学，一贯地坚持完全集中于个人在无情竞争中的成败，以致一个公民的职责和责任只能看作是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无谓的浪费。一个“强者”总是在专政中自己承担麻烦的的责任，以能从事公共事务，资产阶级的这些态度对那些专政形式非常有用：这些态度积极干预极权主义运动，而极权运动不能够容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像无法容忍其它各种个人主义一样。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无论那些无动于衷的人如何不愿意承认公民的责任，他们总还是保持自己的个性完整，倘若失去个性，就很难期望在生活的竞争斗争中生存。

十九世纪暴民组织和二十世纪群众运动之间关键的差异是很难观察到的，因为现代极权主义领袖们并非从早先的暴民领袖那里继承心理和精神状态，尽管暴民领袖同资产阶级领袖在道德标准和政治手腕方面非常相像。然而、就个人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和暴民的生活态度的特征而言，极权主义运动倒是可以准确地宣称它们是最早的反资产阶级的党派；它们在十九世纪的先驱，例如帮助路易．拿破仑上台执政的“12月10日社”，德雷富斯事件期间的屠杀集团，俄国屠杀犹太人时的“黑色百人团”，或者是各种泛一运动，都还不曾将其成员逼到完全失去个人要求和野心，或者使他们明白，一个组织可以成功地永远消灭个人的身分，而且不是只在集体的英勇行动片刻。

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和崩溃后出现的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副产品暴民之间的关系。群众与暴民只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两者都站在一切社会分枝和正常的政治代表性之外。暴民继承了——尽管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的标准和态度。而群众则只反映、并且多少有些歪曲一切阶级对公共事务的标准和态度。人在群众中的标准不仅仅是取决于、而且首先不是取决于他曾经从属过的具体阶级，而是取决于普遍的影响和社会上一切阶级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地共有的信念。

一个阶级中的成员资格虽然比较松散，不像封建社会里的等级和财产不可更改地取决于社会出身，这是一般也由出生而定，只有非凡的天才或命运才能改变，社会地位对个人参与政治产生决定性作用，除非在民族危难时，个人只是作为一个“民族成员”而行动，无论他属于那一个阶级或那一个政党，否则他绝不直接面对公共事务，或者认为对公共事务的实施负有直接责任。一个阶级在社群中的重要作用上升，总是伴随着将它的某一部分成员教育和训练成以政治为职业，在政府中服务或在议会中作为阶级代表而获得报酬(或者，如果他们有经济能力，就不取报酬)。大多数人在一切政党和其它政治组织之外，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对这个阶级和对那个阶级也没什么两样。换言之，阶级成员资格及其有限的群体义务和对政府的传统态度，阻碍了公民意识的成长。使公民不会感到对政府的统治负有个人责任。只有当阶级制度崩溃，使民众系结于政体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关系也随之而去时，民族国家居民非政治的特点才会暴露。

阶级制度的崩溃意味着政党制度的自动崩溃，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作为利益政党不再能代表阶级的利益。它们的延续对于各阶级先前的成员具有某些重要意义。这些阶级成员违背意愿地希望恢复他们旧日的阶级地位，他们聚集在一起，并非因为他们还会有共同利益，而是因为他们期待恢复旧日的利益。结果使政党在宣传方面越来越带有心理学和意识形态倾向，在政治方法上越来越带有辩解的和怀旧的倾向。更有甚者，这些政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中立的支持者，这些人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现存的政党没有一个关心他们的利益。所以，大陆政党制度崩溃的最初迹象不是老党员们的退出。而是从年轻一代中招募新党员未能成功，而且失去了未经组织的群众的默认赞许和支持。他们突然表现冷淡，并且一有机会就到处发表他们新的强烈反对观点。

阶级保护墙的倒坍将一切政党背后迟钝的大多数人转变为一种无组织、无结构、由愤怒的个人组成的群众，他们之间只有一点共同之处，既蒙眬地理解到政党成员们的希望落空了，结果将最受人尊敬的、最鲜明地具有代表性的社群成员看作蠢人，将现有的一切力量看作是邪恶的。与以往一样愚顽和具有欺骗性。对于这种新的可怕的消极团结的产生，失业工人痛限现存的以社会民主党为形式的力量、以中央集权的或右翼党派为形式的被剥夺财产的小所有者、以传统的极右派为形式的前中层和上层阶级的成员，其实也没有重要结果。这批普遍不满和绝望的群众人数在德国和奥地利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和失业使军事失败的分崩瓦解局面雪上加霜，促使了这种情势的发展：他们在相关的国家里在人数上占据很大比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法国和意大利则支持了极端倾向的运动。

在阶级社会崩溃的气氛下，欧洲的群众心理有了发展。单一而又抽象地一致的命运降临到一大批个人的身上。这一事实并未阻止他们根据个人的失败来评判自己。或者根据具体的非正义来评判世界。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痛苦虽然在个人的孤独状态中一再重复，而除了消灭个人差异之外，它并非一种共同纽带，因为它的基础并非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利益。所以，自我中心(self-centeredness)与自我保存(self-preservation)的本能中的关键弱点一起发生。无私的意义倘是不计较个人自我，感觉到可以作出牺牲，那么现在它不再是个人理想主义的表现，而是一种群众现象。古老的格言说，穷人和被压迫者只有锁链可以失去，这句话却不再适用于群众，因为当他们对自己的福利失去兴趣时。他们失去的比苦难的锁链更多；使人类生命烦恼怨苦的一切的忧虑与关心的根源都不见了。同他们的非物质性相比。一个基督教僧侣外表却像一个沉缅于尘世事务的人。希姆莱清楚地知道被他组织起来的那些人的精神状况，他描绘的不光是冲锋队员。还包括从中招募冲锋队员的整个阶层的人。他说他们对“每天发生的问题”不感兴趣，而只感兴趣于“几十年和几百年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所以人……知道他所效力的是一项二千年中才有一次的伟大任务。”人数规模巨大的个人混合起来，产生了一种心理，像四十年前的赛西尔．罗德斯一样，从各大陆的范围来思考。根据几个世纪的历史来感受。

从十九叶纪初开始。欧洲一些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们都预言过群众的兴起和群众时代的来临。关于群众行为和群众心理的全部研究文献。都显示和传播了人们从古代以来就很熟悉悉的关于民主与专政、暴民统治与暴君统治之间密切关系的睿见。他们为蛊惑、欺骗、迷信和粗野的出现，准备了西方受过教育者的政治意识和超意识。但是，当所有这一切预言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时，就这种意料不到和无法预言的现象(例如彻底丧失自我利益)而言，预言就失去了大部分意义，而对死亡或其它个人灾难时显出玩世不恭或因厌倦而冷漠，激情倾向于最抽象概念(例如对生命的引导)。普遍地嘲弄甚至最明显的常识规律。

同预言相反，群众并不产生于日益平等的条件、一般教育的普及，以及不可避免地降低标准和普遍满足。美国历来是条件平等之地。实行普遍教育(尽管有缺点)，或许它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疏于了解现代群众心理学。事情不久就变得很明显，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对群众尤其感兴趣，一般说来，有高度差异的个人主义和世故态度并不妨碍（有时反而鼓励)将自我抛掷在群众之中(Self-abandonment into the mass)，投入群众运动。个人主义化和文明化并不妨碍群众态度的构成。由于这个明显的事实如此出人意料之外，常受责备的却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病态和虚无主义，一种假定的典型知识分子的自我仇恨，以及精神的“敌视生命”和兴生命力相对抗。但是，备受侮辱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们是一种更普遍现象清晰的代言人。社会分化和极端个人主义化开创了群众运动，比它们造就社会性的非个人主义化的传统式政党成员要早得多，也容易得多，它们吸引了完全未经组织的、典型的“不参加者，那些人本来出于个人原因，总是拒绝承认社会联系或者社会责任。

事实上，群众产生于高度分化的社会内，起竞争性结构和附带的个人的孤独，为有通过在一个阶级内的成员资格才会稍缓。群众中的人的主要特点不是野蛮和落后，而是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群众产生于民族国家受阶级所累的社会，它的裂痕曾由民族主义情绪弥补过，所以很自然，群众第一次在无助的新经验下。倾向于一种特别暴烈的民族主义，群众的领袖们违背自己的本能和目的，纯粹为煽动人心而顺应于这种民族主义。

就群众而言，部族民族主义和反叛的虚无主义都既非其特征，又不适合于它的意识形态，但符合暴民的特点和意识形态。但是我们当代最有天才的群众领袖们仍然产生于暴民，而不是群众。在这方面，希特勒的传纪读起来就像教科书，而斯大林也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密谋组织，具体地由流放者和革命者组成。希特勒早年的政党成员几乎全是不适应环境的人、失败者、冒险家、确实代表了“武装的波西米亚人”(armed bohèmians),它们只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相反面，而德国的的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自己的目的，本应成功地利用他们。实际上，资产阶级受了纳粹的骗，一如帝国卫队的罗姆-施莱彻派（Rǒm-Schleicherfaction)认为希特勒或冲锋队（SA）只不过是他们用来作为E（口+化）鸽，用于军事宣传和社会训练的代表人物而已，帮助他们建立军事独裁，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想法，根据暴民的政治哲学，忽略群众对新的暴民领袖的独立的、自觉的支持，以及暴民领袖创造新的组织形式的真正天才。暴民作为群众的领袖，不再代表资产阶级或任何人，除了代表群众之外。

极权主义运动较少地依靠无结构的群众社会，较多地依靠分子化的(atomized）、个人化（individualized）的群众的具体条件、这可充分地见诸于对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比较，这两种主义在非常不同的情况下开始产生于各自的国家。斯大林为了将列宁的革命专政改变成完全的极权主义统治，率先创造了那种虚假的分子化社会，这在德国历史条件下也早巳为纳粹作了准备。

俄国十月革命轻而易举地获胜，令人惊讶。这个国家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政府统治着一群无结构的群众，乡村封建秩序的残余和新生而又虚弱的城市资产阶级都还没有组织起来。当列宁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如此容易地夺取政权、又如此困难地保持这个政权，这时他意识到俄国工人阶级的弱点，也意识到有利于突变的总体社会状况是混乱的。列宁缺乏群众领袖的各种本能，他不是一个预言家，他乐于公开承认和分析自己的错误，这就违背了一个甚至是最普通的煽动家的规则，但是他立即把握住社会的、民族的、职业方面，或许会引进某种结构的差异，而且他似乎也相信，拯救革命的希望存在于这些阶层分化之中。他使农村群众无政府主义式地剥夺地主财产的行为合法化，由此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在俄国解放了自法国革命以来一直最坚定地支持西方民族国家的农民阶级。他尝试用鼓励独立工会的方法来增强工人阶级的立场。他容忍了内战结束后从国民经济计划中悄悄产生的新的中产阶级。他倡导用组织(有时是制造)尽可能多的少数民族的方法，进一步区分特征，提高民族意识，认识到即使在苏联的最原始的部落中也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别。似乎很清楚，在这些纯粹实践性的政治问题上，列宁遵循的是他的政治家的伟大本能，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无论如何，他的政策证明了一点：他害怕的是缺乏社会结构和其它结构，而不是新解放的各民族可能产生离心倾向，甚至也不是新建立的中层和农民阶级中间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当内战爆发时，列宁无疑遭受了一场最大的失败，他原先打算集中在苏维埃各国的最高权力，却落到了党内官僚手中；但是，这种在革命过程中本身悲剧的发展不一定会走向极权主义。在一个国家早巳形成的社会结构层中，一党专政只是增加了一个阶级，即官僚阶级，根据社会主义的革命批评家的说法，这个阶级“将国家当作私有财产来占有”(马克思语)。在列宁去世时．这条道路仍然敞开着。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组成的结构并不一定会导致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曾经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特征。农业仍然可以在集体、合作或私有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仍然可以自由地遵循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自由企业形式。各种形式的选择都不会自动地摧毁国家的新结构。

当斯大林着手替国家准备极权主义政府时，上述这一切新阶级和民族都是他的障碍。为了制造一个分子化的和无结构的群众，他首先清除苏维埃权力的残余分子(他们是国家机构的主要代表)，因为他们仍然在产生某些作用，仍在阻碍政党阶层制度(party hierarchy)的绝对统治。所以他首先引入布尔什维克细胞——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皆由其中产生，以此来破坏全国苏维埃。到了1930年，先前的公共机构的最后遗迹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坚实的中央集权政党官僚机构，它的俄罗斯化倾向同沙皇政权没有多大差别，唯一的区别是这个新的官僚制不再惧怕识字的人。

布尔什维克政府接着开始消灭阶级，出于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原因，首先着手清除有产者阶级、城市中产阶级、农村中的农民。由于人数和财产集合的力量，使农民直到那时一直是苏联潜在的最强有力的阶级；结果对他们的清除比对其它阶级更彻底、更残酷，其执行手段是制造灾荒和驱逐出境，借口没收富农财产和实现集体化。清除中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在三十年代初完成：凡是未死于好几百万人之中，或未成为被押解的几百万苦役犯的人，都懂得了“谁是这里的主人”，明白了他们和家属的生命并非取决于同国公民，而是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兴致，他们孤独地面对政府，得不到来自他们从属的那个团体的任何帮助。集体化(Co11ectivization)产生了一个新的农民阶级，它有共同的利益。这个阶级的形成是由于它的人数和在国家经济中的关键地位，这也表现出一种通向极权主义统治的潜在危险。从统计数字和文件数据中很难准确地确定它的产生时间。但是，如果知道如何阅读极权主义的“数据来源”，就可以知道这一时刻是斯大林去世前两年到来的，当时他提议解散集体农庄，将它们转变成更大的单位。他未能在活着的时候执行这个计划；这一次，牺牲将会更大，总体经济的混乱结果造成的灾难将会大于第一次清除农民阶级，但是，也并没有理由怀疑他可能取得成功：任何一个阶级，只要它的成员被杀害的数字足够到一定程度．它就可以被消灭。

下一个要清除的阶级是工人群体。作为一个阶级，他们比农民更虚弱．作出的反抗更少，因为他们在革命期间自发地剥夺工厂主的所有权，同农民剥夺地主的所有权不一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借口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无产阶级，将工厂没收，作为国家财产。三十年代初采用的斯达汉诺夫制度(Stakhanov system)打破了工人中间的一切团结和阶级意识，首先是凶猛的竞争，其次是一个斯达汉诺夫式的新贵阶级暂时团结，他们同普通工人之间的社会差异此起工人同管理阶层之间的差异来得尖锐得多。这一过程完成于1938年，当时建立了考勤卡制度，使全俄国的工人阶级正式地转变成一支巨大的强迫劳动大军。

在这些措施中，最主要的是清除那个帮助执行先前的清除措施的官僚阶级。从1936年到1938年，斯大林花了两年时间摆脱了苏联社会的整个管理阶层和军事贵族；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工厂、经济和文化团体、政党、军事当局都落入了新人手中，“将近半数的党员和非党的管理人员被消灭，”党员之中有百分之五十，“至少八百多万人”被清除。接着又建立了内部护照制度，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去必须登记和获得批准，最终摧毁了作为一个阶级的党内官僚。至于它的法律地位，官僚同政党官员一样，现在与工人等级相同：而且它现在也变成了俄国各种各样的强迫劳动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苏联社会中作为一个特权阶级的地位已成为过去。由于这场大整肃以清除最高警察官员而告终——起初是他们组织了这场大整肃——甚至连执行恐怖行动的格别乌官员们也无法再自欺地认为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可以代表什么事物，更无须说是权力了。

人类生命的这些大规模牺牲，其实动机都不是出于旧意义上的“存在的理由”。被清除的社会阶层没有一个会敌视体制，或者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敌视它。积极组织起来的反对派在1930年就停止了，当时斯大林在第十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讲话，宣布党内极右派和极左派皆为非法，这些虚弱的反对派几乎不能将现存的任何一个阶级当作自己的基础。独裁恐怖(dictatorial terror)——它和极权主义恐怖不同，只威胁正式的反对者，而不威胁没有政治观点的无害的公民——十分凶恶地窒息一切公开的或秘密的政治生活，即使在列宁去世之前亦是如此。外国的干涉可能会和国内一部分心怀不满的力量串连，但是到了1930年，苏联政府得到大多数国家承认，并且和许多国家签订了贸易以及其它国际协议，就不存在外国干涉的危险了。(就人民本身而言，斯大林政府难以消除可能的危险：如果希特勒是一个普通的征服者，而不是一个竞争的极权主义统治者，他就可能有一个特殊的机会来赢得他的事业，至少赢得乌克兰人民。)

假如消灭阶级一事毫无政治意义，那么它对于苏维埃的敌人而言却造成了灾难。1933年假饥荒的后果在全国持续多年；1935年提倡斯达汉诺夫运动，它任意提高个人生产指针，完全无视工业生产中协同工作的必要性，结果使年轻的工业陷入“混乱失衡”。清除官僚阶层，即工厂管理者和工程师阶级，最终导致剥夺了新的俄国技术知识分子曾经得到的一点点的技术经验和知识。

自从古代以来，专制及暴君政制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臣民之间的条件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然而这种平等化还不足以构成极权主义统治，因为它或多或少地使臣民之间非政治的共体关系(例如家庭纽带、共同的文化兴趣)保持原封不动。假如极权主义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主张，它就必须“一劳永逸地结束棋戏的中立”的态度，亦即结束任何活动的自主存在。喜欢“为下棋而下棋”者被清除他们的人比拟为“为艺术而艺术”者，他们在群众社会里还不是群众社会中绝对分子化的成分(atomized elements)，而群众社会的异质的一致性(heterogeneous unifornlity)是极权主义的首要条件之一。从极权主义统治者的观点来看，一个专心于为下棋而下棋的社会和一个专心于农事的农民阶级此起来，只有程度不同，而较不危险而已。希姆莱(Heisrich Himmler)十分喜欢将党卫军成员描述成新型的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为事情本身而去做一件事”。

由于熟练地运用反复整肃的手段，苏联社会的群众终于分化了，整肃运动不可避免地开始事实上的团体整肃。为了摧毁一切社会的和家庭的纽带，整肃运动在方式上，威胁被告与整肃一切和他有普通关系的人——从一般熟人到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将遭受同样命运。这种简单直率的“株连罪”(guilt by association)手法造成的结果，使一个人一旦受指控，他先前的朋友们便会立即转变为他的最凶恶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们自愿告密，争先恐后地用莫须有的罪证来指控和谴责他：这明显地是他们证明，自己忠实可靠的唯一办法。他们还会倒过来试图证明自己同被指控者相识或结交，只是为了掩护对他的监视，并且揭露他是一个破坏者、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一个外国间谍，或者一个法西斯分子。成绩是“由你揭发的亲密朋友的人数来衡量的”，很明显，最基本的谨慎态度是要尽量避开一切亲密往来一一不是为了防止秘密的思想被发觉，而是在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麻烦时——杜绝所有的人可能不仅出于一种批判别人的普通廉价兴趣，而且也出于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他们给别人带来毁灭，只因为他们自己的生命也处于危险之中。说到底，通过将这种手段发展到光怪陆离的极致，布尔什维克统治者成功地制造了一个分子化的和个人化的社会，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社会。光凭事件或灾难还很难造成这样的社会。

极权主义运动是分子化、孤立的个人的群众组织。同其它一切政党和运动相比，极权主义运动最显着的外部特征是个体成员必须完全地、无限制地、无条件地、一如既往地忠诚。极权主义运动的领袖们甚至在攫取政权之前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要求。通常的做法是在实际掌权之后才开始从总体上组织国家，接着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声称他们的组织必将包容整个人类。但是，凡在极权统治并非由极权主义运动开始的地方(俄国是这种例子，和纳粹德国完全相反)，运动必须在事后组织，它的生长条件是虚构创造的，其目的是尽可能制造完全的忠诚——这是极权统治的心理基础。这类忠诚只能产生自完全孤立的人，他们没有其它的社会联系，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诚使他们感觉到，只有当他属于一个运动，他在政党中是一个成员，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个位置。

忠实(fidelity)包含着具体内容，它可能很自然地会改变人的思想．因此只有消除具体内容，才可能达到完全忠诚。极权主义运动以各自的方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摆脱带有具体内容的、继承自先前非极权主义发展阶段的政党纲领。无论他们的话多么激进，每一种特定的政治目标都不能简单地断言或描述统治世界的主张．每一种针对比“几个世纪来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更具体的问题的政治计划，都是对极权主义的阻碍。希特勒从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小政党中渐渐地建立纳粹运动，他在纳粹组织中的最大成绩是使运动卸下了先前的政党纲领的负担，他不是改变它或者正式取消它，而是简单地拒绝谈论或讨论其要点，那些较为温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很快就过时了。斯大林在这一方面的任务如同在其它方面一样，显得更加可怕：布尔什维克党的社会主义纲领是一桩非常麻烦的负担。远远超过了一个业余经济学家和疯人政治家的二十五点计划。但是斯大林在废除了俄国党内派别之后，通过共产党的经常曲折的路线，通过经常性地重新解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取消它的全部理论内容(因为它不再可能预言未来的路线和行动)。最终达到了同样的结果。事实上，最合适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教条并非对政治行为的引导——相反，假如一个人每天早晨重复斯大林昨天晚上的话，他才是遵循了党的路线，——结果自然统一了思想，集中地服从，不会由于试图理解人在做什么而分裂。正如希姆莱为党卫军拟定的口号：“我的忠诚是我的光荣”(My honor is my loyalty)。

缺乏党纲或无视党纲本身不一定是极权主义的标志。前者认为党纲和论坛是无用的纸上空谈和窘迫的诺言，同一场运动的风格和动力丝毫不一致，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行动哲学就是如此，他只相信通过历史契机本身的灵感。对权力的纯粹渴望，并且嘲笑“滔滔下绝地谈论”他们将怎样处理，这是一切暴民领袖的特点，但是还不够极权主义的标准。法西斯主义的真正目标只是夺取权力，确立法西斯主义“精英”为统治国家的无可竞争的统治者。极权主义绝不满足于用外部手段来统治，即通过国家和一种暴力机器；由于它那奇特的意识形态和它在这种高压政策中被赋予的角色。极权主义发现了一种从内部控制人和威吓人的方法。在此意义上，它消除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距离，达到一种新的状态，其中我们所知的权力和权力意志根本不产生作用，或者至多只有次等作用。极权主义领袖实质上不折不扣地体现受他领导的群众的功能：他不是一个渴望权力的个人，对他的臣民不施加暴政和独断意志。他只是一个执行者，随时可以被取代，他依靠的正是他所体现的群众“意志”，群众也依靠他。若没有他，他们就缺少外在的代表，始终是乌合之众：若无群众，领袖就成为无足轻重之人。希特勒充分意识到这种相互依赖性，他曾经在对冲锋队的一次演讲中说：“你们之所以是你们，是因为我：我之所以是我，只是因为你们。”我们总是过于低估这些说法，或者误解其含义，认为此处所说的行动(acting)之定义只是下达或执行命令，正如西方历史的政治传统中经常发生的那样。然而这种观点一向假定，领导者思考并产生意志。然后将他的思想和意志强加给被剥夺思想和意志的群体——无论是采用说服、权威、或暴力的手段。但是，希特勒认为甚至连“思想……也只依靠发出或执行命令才存在，”因此即使是从理论上，他也一方面消除了思想和行动的差别，另一方面消除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别。

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都未宣称过要建立一种新式政府，或者断言它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和控制国家机器。其统治思想是任何国家、任何纯粹的暴力机器都未达到过的一种东西，是一种持久不息的运动：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都永久地统治每一个个人。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这本身绝不是一种目的，而是通向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夺取政权也只是一种可行的过渡阶段，绝不是运动之目的。运动的实际目标是尽可能多地组织民众进入它的架构，推动和保持他们处于运动状态：则能够构成运动目的的政治目标根本不存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