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常州，三十年生死相依

常州苏东坡纪念馆（藤花旧馆）。

苏东（左）、苏慎在“寻路东坡”采访组带去的纪念册上留名。

　　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位于前后北岸文化街区80号，青瓦白墙，曲径通幽，在周围的现代繁华中独辟一方静谧。当地百姓更喜欢称它的另一个雅名——藤花旧馆，因大文豪苏轼寓居此地时手植紫藤树而得名。　　2月中旬，“寻路东坡”采访组来到常州，在两位苏轼后人——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副馆长苏东、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顾问苏慎的带领和讲解下，我们在藤花旧馆了解到了苏轼与常州的不解之缘。　　走进藤花旧馆正门，苏轼为常州留下的名句“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被镌刻在墙上。自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通判杭州的路上第一次途经常州，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病逝于此，苏轼曾14次到常州，并最终选择在常州终老、离去，与这个他魂牵梦绕之地生死相依30年。

　　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常州自古文脉绵延不绝，留下了许多美谈。苏轼自幼熟读经史，对吴地一直心有倾慕。不过让苏轼真正对常州产生向往之情的，当是他与常州文人蒋之奇等的相遇。　　在《次韵蒋颖叔》中，他回忆了这段往事：“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嘉祐二年（1057年），彼时的苏轼还是一名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在琼林宴上，他与常州来的同年进士蒋之奇、胡宗愈、单锡等相谈甚欢。席间，蒋之奇详细给苏轼讲述了常州地界的风物之美。这让天生想象力丰富的苏轼大为震撼，当即与蒋之奇立下“鸡黍之约”：以后退休了，咱们比邻而居。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被朝廷安排到杭州任通判。途中，他终于有幸第一次踏上了常州的土地，惊叹蒋之奇所言非虚。此后任职杭州三年间，他又多次到常州赈灾，并在空余时游览常州及周围城镇。　　常州宜兴丁蜀镇有一山，原名“独山”，苏轼到此游览后，感叹“此山似蜀”，从此当地人改此山名为“蜀山”，沿用至今。　　除了风光美景外，苏轼喜爱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常州文脉深厚，自古就有许多德高望重的君子。苏轼的至交好友中，也有许多常州人士。　　虽然彼时正值壮年的苏轼距离“退休”还遥不可及，但他已经拿出多年积蓄的俸禄，请蒋之奇为他在宜兴购置了田产。事情办妥后，他欣喜地留下了“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等句。　　从此，苏轼与常州结下半生不解之缘。

　　“乌台诗案”后，苏轼以戴罪之身被贬谪至黄州，一待就是五年。五年间庙堂之上风起云涌，元丰七年（1084年）的一天，一直对苏轼大为赏识的神宗皇帝突然下诏，将苏轼改授汝州团练副使，并说：“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在黄州接到诏令的苏轼百感交集，虽然看似自己的身份没有太多改变，但“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八字足以让他感受到神宗对他的眷顾。于是，苏轼从黄州再次启程，前往汝州任职。　　汝州即是今河南汝州市，与黄州距离遥远，苏轼一直流连在江南的路上，并四处求问田舍，希望朝廷能恩准他在江淮一带安家。这一次，他又途经了常州。此前，他已经在常州购置有一些田地，如今再次委托蒋之奇新购置一处小农庄，加在一起，养活一大家子不在话下。他随即写下《乞常州居住表》，渴望朝廷恩准。　　此后，苏轼带着家人慢慢北上，等待朝廷批复，一边沿途访友。但请求迟迟未有回复。一个月过后，苏轼再次写下第二封《乞常州居住表》，言辞更加恳切。　　两次上书之后，苏轼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朝廷批准了他居住于常州的请求。　　到达常州时，已经是元丰八年（1085年）的五月，他自黄州启程后，前后奔波于路途已达400余日。

　　苏轼与常州的感情很深，这种感情是相互的。细查史料，可见大大小小苏轼与常州的故事。在和两位苏轼后人的交谈中，他们的言谈之间也倾注了传承千年的情感，令人惊叹。其中有两则故事尤为动容。　　一是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通判杭州时，受命前往常州、润州发放灾粮，任务重，时间紧。半年间他频繁奔波在常州和润州之间，就连除夕夜也不能回家团年。除夕下午，苏轼所乘的船抵达常州城东，他当即下令泊舟，不再前进。船家大惑不解，因为这里距离常州城不过几里，只要命人通报常州官府，即能上岸享受接待。但苏轼深知，这一天本是阖家团圆之时，若让城中官员百姓知道自己来了，必将打扰。于是，他独自在城外的荒野中守岁，并写了名篇《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留下了“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的感人之语。今天，在常州市区的东坡公园中设有东坡舣舟亭遗址，以纪念这段故事。　　另一则，是苏轼被贬往海南儋州后，常州人对苏轼的万里寄情。常州江阴人葛延之与苏轼素不相识，因仰慕苏轼为人，担心他在海南缺衣少食，于是他独自带着江南的特产，走了一万里，跨越海峡，前去看望苏轼。在宋人费衮的《梁溪漫志》中就有此记载，云：“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苏轼与葛延之在儋州一起生活了一月，还教授了葛延之写作之法。临别时，葛延之赠给苏轼龟冠以祝福他长寿，苏轼回诗一首《葛延之赠龟冠》以示感谢。　　这两则故事，一直在常州城乡传为美谈，感人至深，足见苏轼与常州之间的双向奔赴。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彼时，垂帘听政的是神宗之妻向太后，这对被贬至海南的苏轼而言是个好事。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朝廷就大赦天下，苏轼得到诏令，自己终于可以从谪居三年的儋州北归，至廉州安置，不多时朝廷又命他迁移到湖南永州。奔波的路途还未结束，他又接到另一则命令：“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其中“任便居住”四字给了苏轼莫大的欣喜，这意味着去哪里安顿余生，他自己有了决定权。　　此时，弟弟苏辙居住在河南颍昌。兄弟二人历来感情深厚，在得知苏轼放还北归后，苏辙再三写信极力劝说苏轼到颍昌与他共度晚年。但汴京城里局势尚不明朗，种种不利于他的消息纷至沓来。苏轼最终打消了前往颍昌的念头，并在写给苏辙的信中提到：“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　　此“孙家宅”，即是他最后在常州的住址，后来的“藤花旧馆”，今天的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慢慢游历前往常州。彼时已经进入六月，酷暑难耐，苏轼也已经66岁，在古代算是高龄，而且他从海南返回不多久，一直在路途上，生活极不安定，早已体质虚弱。六月初三，他因吃了些许生冷食物，半夜拉起了肚子，一连几天腹泻不止，这些都记录在了他给米芾的信中。　　他自感命不久矣，强撑着身体，给苏辙写信，其中云：“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　　自此之后，苏轼的病情时好时坏。六月十五日，苏轼终于抵达常州，多年好友钱世雄早早在码头等候，将他接入孙氏馆。此后一月，苏轼的病情开始恶化。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长逝于常州。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四方震悼，山河同悲。　　在最后的时日，苏轼将苏门父子三人的三部手稿《论语说》《易传》《书传》交由好友钱世雄，请他在自己离世后帮忙出版。彼时，政局尚有变数，苏轼作品无法公开于世。但常州百姓皆知，这就是苏轼的遗稿。　　不久后，一本名为《毗陵易传》的书籍在民间流传开来，作者毗陵先生，即是苏轼。而毗陵，正是常州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