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祝家店事件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原标题：火烧祝家店事件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水浒传》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宋江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而三打祝家庄的直接导火索是火烧祝家店事件。火烧祝家店的故事是这样的：杨雄之妻潘巧云与和尚裴如海通奸，石秀先杀了裴如海，又与杨雄设计诱杀潘巧云及其使女，闯下祸端，走投无路，乃计划投奔梁山，落草为寇，偶遇时迁，结伴而行。一路上晓行夜宿，这一日在祝家庄开的祝家店打尖住宿。夜宿祝家店的时候，时迁偷了祝家店里的报晓鸡，和杨雄、石秀分而食之。古代没有钟表，报晓鸡是计算时间的主要工具，祝家店开门迎客，自然缺少不得。因此，店小二发现报晓鸡被偷吃了，不肯善罢甘休，要求石秀等还鸡。两边几句争执，便打了起来。石秀等三人将店小二和伙计们打翻在地，吃饱了饭，临行前又去灶前寻了把草，灶里点个火，便把祝家店烧了。

那么，火烧祝家店事件该怎么评价呢？

评价任何一件事，都要经过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两个阶段。事实判断，即判断真与伪；价值判断，即判断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

先说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对事情真伪的判断，所待判断的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因此事实判断其实是一种历史的重构。但是，人类没有上帝的视角，严格来说是无法完全还原历史的，因此对事实的重构其实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上的主观的重构，它并不一定与客观事实完全一致。重构事实主要依据的证据种类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等等，其中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通常只能证明事实的某一部分，因此需要形成一个证据链条才能还原一个事件的全貌；但当事人是历史的亲历者，当事人的陈述可以较完整地形成一个时间的全貌。不过，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是客观的，其可信度更高，而当事人陈述因势必牵涉其自身利益，会有意无意地夸大和隐瞒部分细节，因此可信度较低。不过，如果当事人陈述的事实是对自己不利的，则该事实应认定为真实的。

火烧祝家店事件中，杨雄等上得梁山，对众头领陈述道：“有个来投托大寨入伙的时迁，不合偷了祝家店的报晓鸡，一时争闹起来，石秀放火烧了他店屋，时迁被捉。李应二次修书去讨，怎当祝家三子坚执不放，誓愿要捉山寨好汉，且又千般辱骂。叵耐那厮十分无礼！”在这段陈述中，且不论杨雄的挑拨之词，单就火烧祝家店的原因，杨雄所述“不合偷了祝家店的报晓鸡”，即已明确责任在己。对当事人这样的陈述意见，是可以采信的。因此，火烧祝家店时间的事实判断，并无疑难，采纳杨雄的陈述即可。

再说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因此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火烧祝家庄事件为例，在听了杨雄的陈述后，晁盖和宋江得出的事实判断的结论是一致的，但价值判断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晁盖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俺梁山泊好汉，自从火并王伦之后，便以忠义为主，全施仁德于民。一个个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锐气。新旧上山的兄弟们，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这厮两个把梁山泊好汉的名头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斩了这两个，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便去军马来，就洗荡了那个村坊，不要输了锐气。”宋江得出的结论却是：“那个鼓上蚤时迁，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听得人家说，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

但是，这不是说价值判断只跟个人好恶有关，价值判断也必须符合法律规范和社会道德标准。我们来分析一下晁盖和宋江的价值判断。时迁虽亦称为梁山好汉，但在梁山排位仅在第107位，原因是时迁以偷盗为生，甚至偷坟盗墓。偷盗，尤其是偷坟盗墓，在一般的道德规则中是要被谴责的，甚至在绿林好汉的规则中亦是一种被鄙夷的行为。因此时迁等在投奔梁山泊途中，还未被梁山泊接纳的时候，就以梁山好汉的名义偷吃人家店家的报晓鸡，被发现后还火烧人家店屋，这种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所为，所以晁盖先要将杨雄、石秀斩首，再去祝家庄正名，是符合一般的道德标准的。

宋江的价值判断则不然。宋江完全无视时迁等人偷鸡在前、烧店在后的事实，只一句“他原是此等人”就对上述行为视而不见了。这种逻辑之荒谬就像评价一个杀人犯一句“他原是此等人”就豁免他的罪行一样。接着，宋江用一堆“传来证据”——“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就要攻打祝家庄，而且还强调“非是我等要去寻他，那厮倒来吹毛求疵”，攻打祝家庄的目的，当然也不是要为山寨正名，而是“即目山寨人马数多，钱粮缺少”，“若打得此庄，倒有三五年粮食”。呜呼哀哉，宋江之价值判断，简直荒谬至极。

当本文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已经对宋江和晁盖的价值判断进行价值判断了，希望本文的判断不至于太过荒谬。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睢晓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