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的未竟之梦：杨德昌版《色戒》始末

　　作者：巴适与安娜abc

　　杨德昌一生留下八又四分之一部作品，其实从未公开过的剧本大纲至少超过三十本。

　　在这些未竟之梦中，有一个长长的无形的梦。

　　1987年4月4日，杨德昌在致影评人舒琪的信中写道：

　　“一方面觉得拖累了你的计划十分感到歉疚，一方面因为自己心中非常明白，剧本发展到那种阶段明知不理想，明知不合自己的要求，又如何能只交差冒险。”

　　信中所谈的剧本名为《暗杀》，底本正是张爱玲在197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色戒》。

　　八十年代初，杨德昌看了《色戒》很动心。《青梅竹马》的编剧朱天文拿给他看，说他看到女主角买钻戒，眼睛都亮起来——他看不起所有的小说家，但欣赏张爱玲。朱天文是胡兰成的学生，其父朱西甯被张爱玲形容为“心目中沈从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

　　也是那年，侯孝贤推荐蔡琴做杨德昌《青梅竹马》的女主角。第一次见面，两人在录音室外头候着，等人录《最后一夜》。杨德昌被蔡琴的声音迷住，伏身下去捧着脸，半天才抬起头。

　　那时大家没什么钱拍电影。侯孝贤收到岳母给他买店面的钱，转手就拿去给杨德昌拍戏，仗义疏财。后来《青梅竹马》赔掉很多钱，两人都不开心。

　　1986年，杨德昌开始着手筹备《色戒》。

　　为了增加商业上的可能，杨德昌放弃了小说原名而将电影命名为《暗杀》。他认为故事中发生在香港的“暗杀”的确具有某种切实的危险性、一种“似包涵在温柔中的兴奋状态的张力”。

　　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 40岁生日。一群电影工作者在台北济南路69号一幢日式平房——杨德昌的家里聚会。他家有块黑板，上面写满了他对电影的想法，以及类似“梦工厂”那种豪气万丈的构想。屋子里摇滚乐与古典乐交替放着，酒酣耳热之余，与会者一个个情绪激烈高亢，觉得这社会的电影处境实在糟糕，大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发表一个宣言。

　　那是写进新电影历史上一个令人激动的夜晚。

　　《色戒》里也有一个这样的夜晚。“王佳芝演话剧，散场后兴奋得松弛不下来，大伙消夜后还拖着个女同学陪她乘电车游车河，这种心情，上台演过主角的少男少女都经验过......自己觉得扮戏特别美艳，那是舞台的魅力。”

　　杨德昌后来认为那是The Beginning of the End（一个结束的开始）。因为宣言一发表，新电影阵营便开始四分五裂。“有的人觉得闹太凶会影响他未来拍戏的机会，有的人觉得太温和了，这样子还抗议什么呢。”

　　所谓时代的风起云涌，其实就是几个人单纯美好的友谊。他恐怕不愿意说那是荒唐。

　　那是杨德昌最泄气的时候。常常思索“过日子”和“拍电影”之间的关系，也对朋友及友情作更新的反省。

　　《恐怖分子》上映后观众不买账，甚至用小刀割开戏院座椅以示不满。杨德昌把中国人文化里虚伪的一面用实验性的手法拍出来，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认为人不应该逃避堕落和黑暗。其实没有人会喜欢寂寞带来的恐怖氛围。何况那尚且不算一个苦闷的时代。

　　据参与了大纲创作的鸿鸿（阎鸿亚）讲，《暗杀》那时已经开始成型。剧本有了完整的结构，较李安的《色戒》曲折得多——通过群像的网状叙事，讲人和人的关系如何建立、如何因为环境的影响发生改变，因彼此的心机与猜忌，发生一连串意外的转折。

　　《恐怖分子》是《暗杀》的有形影子。

　　1987年，杨德昌常往香港与舒琪碰面，在尖沙咀的办公室讨论《暗杀》的剧本。

　　当时，杨德昌已属意林青霞出演王佳芝。二人在青霞家中吃饭，英文台正播放一部好莱坞昔日女星的纪录片。看到美人迟暮的现实生活片段，两人哗然大叫。当时并不觉得不礼貌。杨德昌也试过联系张曼玉赴台商议出演，结果因为对方提出需要在约定时间顺便出席成龙的慈善活动，很生气。

　　但《暗杀》最大问题还是在男主角。杨德昌一直没法设定这一角色的个性，因为男主角所处的政治背景及situation在当时是非常不popular的。

　　为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和腐败气氛，以为男主角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致让他成为一个很不popular的角色”，杨德昌计划通过朋友联系上海联华电影公司的女明星白光、李丽华等人。他也打算去找朋友的父母——“他们战时生活在上海，母亲是永安公司家族的大小姐，父亲战后赴美，和美国意大利籍黑社会来往甚密”。

　　杨德昌曾考虑找沪上公子哥儿雷震（就是《花样年华》中苏丽珍的老板何先生）出演“苍白清秀，前面头发微秃，褪出一只奇长花尖”的易先生。

　　另一方面，杨德昌找人将剧本译作英文用来筹资，并在蔡琴陪同下找到了为张爱玲代理版权事务的宋淇。做了很多功课的杨德昌与言谈间显示出对老上海涉猎甚深的蔡琴让宋先生觉得吃惊。

　　三个人谈得很投缘，约定先将小说改成剧本，再探讨下一步计划。杨德昌甚至已预付了版权订金，尽管他仍极度担心《暗杀》在主题上的接受度问题。蔡琴很喜欢原小说，说它的主题谈的是忠诚和背叛。

　　那年，大洋那头的张爱玲身体已大不如前。一天开十二小时的电视，大概是以此抵抗寂寞。

　　许是走访调查未有收获，一年来的东奔西走成效之低，令杨德昌感到沮丧。许多时候，许多次，他想向舒琪一吐心中的困扰，但又怕太似抱怨而令自己及别人感觉只是一些借口，所以又没有全然说出。总觉得再熬一下，一定会有个突破。

　　给舒琪写的几封信都没有寄出。《暗杀》被搁置下来。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抢先一步拿下威尼斯金狮奖。

　　杨德昌跟侯孝贤已经不讲话了。只跟詹宏志讲过两句，“很多地方很厉害，但梁朝伟完全演错了。”

　　《暗杀》进展不顺，但杨德昌对历史的很多疑问没有放下，因为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记录了与他个人所目睹的状况不相同的事。他同时抱有极大的野心想要讲一个殉道者的道德悲剧——暴力机器如何“形塑了一群道德的理想主义者，而他们的理想主义又为何必然与整个时代产生矛盾与冲突”。

　　野心被放到了《牯岭街》。他力图搜集所有可靠的背景资讯，像是哪年流行哪种皮包款式、某句黑话是在哪年急速流行，莫不言之凿凿。跟杨德昌合作不轻松，很多时候，你会害怕追不上他而感到吃力、紧张。杨德昌不善于和演员沟通。但当一个演员演得好时，他想跪下来亲吻他的脚趾头。

　　《牯岭街》尚未开拍时，杨德昌和张国荣有过一次会面。当时一门心思要做导演的张看到杨家里摆满整个书柜的参考资料，大为震撼，觉得有自卑感。

　　报章指杨当时有意邀张合作，因张已决意隐退而未果。十年后两人将因为《暗杀》再次交会。那是后话。

　　1991年《牯岭街》完成。《暗杀》被再度摆上台面。

　　一天, 杨德昌拿了本很厚的日记给魏德圣，要他用电脑打成字。那是一本老将军的日记，内容是生活化的，非常琐碎，记录的全是“今天参加了什么晚宴，吃了什么菜，菜色怎么样，遇到些什么人。”魏德圣觉得很无聊，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杨德昌想法变得很快，一边构思，一边推倒。时常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每件事情背后的动机。有了想法常常不管三七二十一半夜拉人出来谈剧本，嫌空调冷要换位置，换来换去折腾到天亮，剧本一句没聊。

　　鸿鸿可能是唯一一个坚持认为他做法不对的人。

　　“他最诚实的一面都放在电影里了。现实生活中他很沙文主义，并不在意别人的感受，但对电影里的角色却十分体贴。他常常讲要掌握艺术的完整性和创作最终的决定权。期待这个世界依照他的意志运转，但事实上并不可能。”

　　舒国治说杨德昌有很多不满、伤痛的感受，这些感受有的可以化作从事创作时的咏叹。他的朋友们很少人羡慕他的生活，不能说不认同他的生活方式，但大家虽会赞美他的工作，却不会去赞美他的生活。

　　杨德昌是相当乐观的。他给包括鸿鸿在内的同仁写过一篇“独立宣言”：

　　“如果没有这热烈的乐趣，这一切的谋略及筹划将只是一种无情的专业政策，在这个热烈的乐趣之中，我们才能充分获得对胜利的乐观，我们才能得到充分的把握，对一切成果勇于负责，我们才能有对这一切成果得到欣慰的权利。”

　　《独立时代》后，鸿鸿再也无法和杨德昌合作，两人分道扬镳。

　　1995年，蔡琴和杨德昌离婚。同年9月，张爱玲被房东发现在洛杉矶的公寓过世。第二年冬天，宋淇在香港离世。

　　2000年，杨德昌突然和很多合作者断了一切来往。使舒琪有一段日子惶恐不安、忐忑疑惑。

　　他们想是他在戛纳得了奖，儿子刚出生。杨德昌和很多朋友是不亲的，跟他的电影一样，对人抱有一种疑惑。他是个完全不透明的人，不愿意讲自己的事情。后来，朋友们知道他被诊断出了癌症。那可能是他沉默的原因。

　　张毅是极少数知道杨德昌病情的人。后来，他听说他半夜痛得尖叫到对面邻居都听得到。但他们见面时，明明他累，一聊电影就神采飞扬。“他常在剧本还没想之前就在想题目、想海报、想工作人员要穿的T恤，想得很高兴，像小孩子。”

　　2002年，杨德昌赴港为舞台剧《张爱玲，请留言》捧场，并与张国荣就《暗杀》中汪精卫一角进行接洽，开始资料搜集和角色分析。二人在张家中会面，在场的关锦鹏看到张把双手压在大腿下，很专心，但有一种恍惚在。

　　汪兆铭其人，林燕妮在明报上写过。她的母亲中学时代作为学生运动员，在南京拜访汪氏，一双“摄石般的眼睛”，美貌令人倾倒。黄霑对汪氏诗词也盛赞有加，一口咬定其早年刚烈，性格心理不可能中年大变，定是好心做了傻事。

　　Wang Chao-ming

　　那年秋天，杨德昌开始醉心钻研《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北宋京城汴京，为了他的另一个梦——《追风》。张国荣在上海博物馆被影迷偶遇。说他在《清明上河图》前徘徊许久，直到闭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那时，他已绝口不再提要做导演。

　　后来不知几时，余为彦说来不及了，时机不对。

　　深秋过后，《暗杀》再没了消息。而影人的生命朝向银河继续前行。

　　2007年，杨德昌辞世，电影《色戒》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