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9年的辽东战役（下）

要了解这些矛盾的观点以及其他互相矛盾的观点，必须回顾一下当时的政治形势。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朝鲜大人物甘愿承认授降。作为中国的保护国，朝鲜已经背弃了它的宗主。事实上，四年以后废黜光海君，他的罪名就是指使姜弘立在1619年战争中坐观成败，背着明朝同努尔哈赤缔结密约。这些背叛行径不符合朝鲜民族的性格。如此攻击被废之君显然是抱有偏见。其实，此战前后的中朝关系已谈不上亲近。朝鲜被迫参战，他们对明朝官僚的专横态度早有不满，光海君和他的亲信还预见到明朝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公然提出异议只是因为文化传统。明朝的要求通常要履行，尽管有时很不情愿。

杨镐要朝鲜国王提供一万人，加上帅府随员，后来增加到一万三干人。都元帅姜弘立直接受命于刘綎，根据指令，万人中须有五千炮手。杨镐还要去一些临时炮手，大约有三四百人，随杜松军战于萨尔浒，无一生还。

刘綎是一员老将，二十年前抗倭时即到朝鲜，但他不甚得朝鲜人心，他在朝鲜人前公开披露与经略杨镐不和。他说，杨镐宁愿看到他败殁，也不愿看到他成功。朝鲜人还说，明军人员奇缺，兵器不全。姜弘立向朝鲜国王报告，明军“器械龃龉，且无大炮、火器，专以我师为恃”。他渡过鸭绿江，还以母病乞免，当然，这一请乞未被批准。

供给是激怒朝鲜人的另一个原因。朝鲜军队从鸭绿江南岸取得粮饷，明朝一概不管，而这时朝鲜国王正向百姓索取物料，修筑宫殿。正如一些朝鲜人所指出，由于利益之争或故意的破坏，粮饷很少能及时供应：李民寏的日记也经常提到饥饿的士卒。朝鲜人还抱怨泥泞的道路，满洲人设置的路障，并说他们的步兵无法同明朝的骑兵并进。《栅中日录》还描述，感到不安的刘綎如何催逼行动迟缓的朝鲜人。

这些原因加在一起，可以得到一个印象，如果刘綎的推进得到更有力的支持，努尔哈赤将被迫两面受敌。这样可以说，战争的失败应当归之杜松的急躁，而不是明、朝联军的迟缓。李民寏之所以要篡改作战日期，原因在于：如果东南战线是在4月17日与努尔哈赤的骑兵交战，朝鲜人就可以说他们尽了自己最大努力，而如果像满洲人说的那样，战争在4月20日发生，那么追究失败的贵任，就要复杂得多。李民寏是为此而提前作战日期吗？《光海君日记》的作者也被他的篡改所蒙骗吗？编造刘綎自杀是为了减轻姜弘立的负罪心理吗？他控制着前线绝大多数朝鲜炮手，却并不试图为死去的明军将领报仇。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思索。由于没有充分的论据，根据逻辑推理，历史学家只能假定李民寏在说谎，如果不是姜弘立在说谎的话。否则很难解释满洲资料和《朝鲜实录》的记载何以不同。《明实录》缺少这场战斗的详细报道，这也值得注意。一些朝鲜资料坚

持，刘綎只是中了奸计，而不是被击败。有一个传闻，当杜松军被消灭时，他的信使用作传递口信标记的特别箭支落到努尔哈赤手里，满洲人遂定计，让一个建州官员扮作信使，带去传递口信的箭支，急切要求刘延率部挺进。刘綎被蒙骗，失去警觉，结果落人满洲人的陷阱。这段故事和古典小说不断出现的传奇如出一辙，它把刘綎的行为说成是天真幼稚，这和他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将领的声誉完全不相符。它既与战斗的实情不合，也同满档资料的叙述相悖。然而这个故事可以在明朝正式的历史记载中找到其出处，这证明刘延，杨镐间的关系确实不和谐，如果他们之间的通信更有效地维持，那么就不

会编造出这样一个故事：杜松死了六天以后，离他不过一百二十英里的刘延却相信他还活着。这一漏洞形象地证明明军指挥的根本弱点。经略大人冒险进入战斗，却不知道，迅速传递信息是他成功的基本条件。通过一系列致命打击，努尔哈赤在一周内不但摸清了明朝的进攻能力，还知道了它无力守卫辽东。三个月后，他兵围开原，马林毙命；七周以后，他胜利进入铁岭。最后，杨镐被逮论死，在1629年被杀；李如柏在他从前线撤回一年半以后被逮，他选择了自杀，而不愿忍受责难和处刑辽东败绩对明朝的影响远不止此。1619年，北京一得到辽东受挫的消息，粮价突然提高，因为居民害怕京师被围。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军队逃亡率大增；有时达数千人，大如团、营，一夜间不复存在。加征田赋，过去说只征一年，现在不得不继续加征。三个继杨镐担任经略的官员，一个在作战中被杀，另外两个根据皇帝的命令处死。其中之一是熊廷弼。他不但自己丧

命，还成为明末党争的焦点之二明朝官僚由争论他是否有罪发展成更实锐的冲突，他们无疑对明朝的崩溃负有责任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1619年之战实际上不可能取胜。杜松和刘綎死后一年左右，多卷本的（筹辽硕画）刊行。它包括五百八十九条材料，差不多收集了所有有关官僚—一御史、总督、南京官员、翰林学士及致仕官员给万历皇帝的奏本。该书观点丰富，出版迅速，非一般书籍可比。许多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军匆匆召集，缺乏指导，未经训练，供应不足，装备低劣，纪律松懈。撰者中以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最有辩才。他奏章中的下段文字被广泛引用：

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夫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况士卒乎？杜松、刘延、潘宗瓶皆偏师独前，岂非无纪律乎？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岂非不知分合乎？战车火器，我之长技，抚顺临河不济，开铁宽莫皆离隔不属，岂非无政教乎？出关四十里，通水不能渡，逼险不能过，入伏不能知，岂非不识地利，哨探无法乎？

徐光启还说，朝鲜人告诉他，努尔哈赤要塞之北的军器制造厂里有许多技匠；来自辽东的人们则说，该地铁匠铺绵延数里。满洲人披戴优质头盔、脑甲、盾牌和臂铠，作战时敢于冲上前搬开守敌设置的鹿砦。相反，明军得到的防护用具只是一堆废铁，满洲射手一般瞄准他们的脸部和肋部，五步之内多毙命好。

徐光启提出的问题本身似乎就是答案，然而，他指责有关官员玩忽职守，是为了回避制度问题。在他看来，失败是由于偶然的和个大的错误造成的。但因为没有对整个背景进行分析，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一再重蹈覆辙，装备不足的何题为什么无法改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明朝将领为什么总是绿露其侧翼，听任满洲军队冲击？为什么他们一再让小规模的部队被消灭，而主力军团闲置不用？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遏制满洲骑兵政击一的有效战术就大举进攻？

关于上述问题，很难找到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我们看来，明朝军队人员和物资供应的程序太僵化了，这或许是一条有意义的线素。直到十七世纪前期，明朝军饷的供给仍基本上遵从太祖之制。1388年底，应天府五干纳粮户供饷给金吾卫的五干士卒。官府不再征收前者赋税。

军队也不再支给后者粮饷。民户直接供应军饷，避免了许多中间环节。这个方法打破了以往传统，经一年试行，开始在各卫所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制度虽没有完全贯彻，但也从没有正式废除。在尽可能低的一级官府处理事务，成为后来普遍的原则。通常是一个县供应几个所：一个卫从几个县得到所需物资。纳锻代替实物税也没有带来根本的改变。使管理制度完整，需要实际提高财政效率，增加新的服务设施，扩大行政管理的职权，增加军费开支。明朝政府不能容忍这种转变，管理技术的简单和农业技术的简单是相协调的。

明朝制度本身就会产生漏洞，此时出于这个原因，彼被时出于别的原因，总有一些卫所供给不足，而其他卫所既不需要，也不愿意去弥合这个漏洞。缺少这一供给系统所需要的职能上的机动性，到十六世纪末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每项收入在得到以前就支出去了，因此要满足新的需要，只能求助于特定的策略。

军备不足是这种供给手段的必然结果，正如徐光启自已所说，现代化的枪炮可以遏制骑兵攻击。如果明军设法使火器现代化，而满洲军队又没有火炮的支持，就绝不可能出现1619年那样的战争结局。

我们还可以用前此四十年的事例来证明这种制度的弱点。戚继光曾把火器引入他的常规战术。但他的供给，包括军械，都取之于地方。即使是火器，他也只能给府县官僚提供一个模型。这样，火器制造就停留在农村技术的水平上，而不可能是标准化的。、戚继光抱怨说，枪弹炮弹不合口径，枪管经常爆炸，点火器不燃。士卒不敢举枪瞄准，子弹不知所向，重新装弹也要花很长时间。显然，四十年后这些问题并未解决。1618年，即辽东战役的前一年，火器在试用时爆炸，操练者死亡。辽东战役之后，徐光启和黄克缵从澳门和菲律宾招募造炮工匠，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

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看，满洲人并不害怕明军火器。据说，有些满洲人多次被射中，却安然无恙。还有一则事例，一个士兵的头盔在缝合处被枪弹穿透，他的脑袋却没被伤着与此密切相关，我们还应考察一下朝鲜火器的效用。与明朝不同，朝鲜枪支的制造是标准化的，1615年曾设置机构统一监造，其质量令明人称羡不已。但它们显然也没有在作战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李民寏关于作战的记就给人们留下一个印象，刘延军中的朝鲜炮手不但坐观不前，而且油不成军。明军被击败时，他们还不知道应占据的防御位置在哪里。“贼骑齐突，势如风雨，炮铳一放之后，未及再藏，贼骑已人阵中”，形成这种局面毫不足怪。李民寏并没有记载西北风这个突如其来的因素。

.努尔哈赤并非忽视战争技术之人。但他在辽东战役前后根本不注意火器，既不注意有效地使用它，也不注意防备它。他最后就是饮弹而亡。他的态度并不说明他缺乏理智，而是反映了对手用之无效，他不屑于模仿。

此外，明军在辽东战役中是否有效地使用重炮，也缺少足够证据。它们搬运起来太吃力了。在1619年，汉语或满语的炮不一定指现代的炮，它通常指一个装满火药和碎石、点燃后掷向敌人的竹筒。这个装置在近战时可造成一定杀伤，但其效力更多是心理上的，而不是肉体上的，所以对持续的、训练有素的骑兵的进攻起不了什么作用。

明军的传统武器也未占优势，王朝末年，仍由地方上贡朝廷，可见是非标准化的。满档的有关材料说，可汗之矛、箭可深刺体内，如得天助,其工艺胜过明朝兵器是不言而喻的。这与徐光启的话相互为证，满洲的刀刃越锋利，就越显出明朝兵器的钝劣。

士兵和战马的质量亦如是。明朝士兵和战马也取之于地方。不同地区和阶层的人户有其固定义务，征兵制对此也不能完全改变。不管谁来当兵，军饷都出自纳户。军费如何规划，不但决定物资的供应，而且决定士兵和战马的供给。十七世纪明朝的根本问题在于，当明初确定的税收摊派和征集不再适应人户的状况时，没有一个彻底的改革与之适应。劳役的管理和征集总带有某些强制性质，凑足数额已很麻烦，哪里还顾得上质量。用经略熊廷弼的话来说，此等士卒弱至不会放箭，不能驭马。

由于这些固有的弱点，不可能把全军训练成善战之师；明朝将领深知于此，便挑选精兵，别成一队，通常称为家丁。刘綎赴辽东，随带家丁七百三十六人。所谓家丁，由将领自筹给养，调任时同行，作战时服从他个人的命令四。论者称，这些队伍是明军中惟一有战斗力的成分，其他士卒则徒有其名。

火器用之方阵，是戚继光的发明。这一设计部分模仿城市设置，以防守为主，只有在敌军几经出击、力量耗尽时，才冲出方阵发起反击.这种战术反映了军队组织的消极性。明军从来没有建立起一支能发挥其特殊作用的骑兵。明后期的骑兵既无速度，又无冲击力，只不过是马背上的步兵，凡作决战，均需路障保护。另一方面，满洲人常以数干骑兵横扫战场，明朝骑兵无法与之抗衡，在1619年战役的全过程中，甚至未曾交手。由于缺少攻击力量，许多战术无法运用，防卫也难以成功。事实上，敌人很容易找到方阵的薄弱处发起攻击。

方阵的防守动作迟缓，无意配合，很难转入反攻。满档资料说，马林在尚尖峰本来能用栅墙和步兵困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骑兵，但准备时间过长，终丧失良机，让大贝勒抢先动手。前边提到，明军一次又一次被击败，友军不去援助，后来也被消灭。可以说，这种情况是与明军士兵和物资的低质量分不开的。劣等的士卒和武器只能各自为战，而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组织协同作战。缺少将才姑且不论，没有充分的军事训练，而这是军队本身无法解决的。

从后一观点看，杨镐要取胜，只能靠努尔哈赤的错误。如果满洲军队分兵迎战，战争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努尔哈赤在交战伊始就把大部队投入南线，则杜松和马林有机会向赫图阿拉推进一步。努尔哈赤没有犯这些错误，杨镐也就取胜无望了。当然，杨镐指挥的愚蠢，也加速了明军的崩溃，使失败更为惨重。

明朝廷在毫无取胜把握的情况下开战，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杜松性情急躁，努尔哈赤称他为“狂夫”，但有些材料说，他曾提醒杨镐，同满洲人交战要做更多准备。朝鲜资料表明，刘綎也抱怨杨镐过于急迫。而杨氏则受到阁臣方从哲的催逼。北京被迫采取行动，否则可能引起内地的起义和其他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草率用兵是为了证明一个理想主义的理论，天朝由于其道德力量，能克服一切不利条件。此外，朝中官僚还知道，边界斗争拖得越长，战争花费就越大。即使继续加赋，财政负担也难以承受。与此相关，还应提到，残酷地处罚杨镐和他的继任，不公正地处置李如柏，不但大大损害了早已低落的士气，还对明朝官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在王朝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个人应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身居显位的文武官僚如应对国家所受的巨大灾难负责，那就很难得到赦免，至于以什么内容指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看来，1619年辽东战役在一周内，以奇怪的方式决定了以后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这已酝酿了多年；可以说，它是明王朝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运转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本文扫描自图书《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   转换过程中错误诸多，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