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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书法成就 董其昌在当时书法上有“邢张米董”之称,即把他与临沂邢侗、晋江张瑞图、须天米钟并列;绘画上有“南董北米”之说。他与莫是龙、陈继儒提倡“南北宗”之说,即把“院体”山水画与 “文人画”人为地分为南北两派。 董其昌一生创作的书画作品不可胜数,临仿古人的绘画和诗帖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在《画禅室随笔》中所说的“读万卷书”正是指一个人要想成为艺术家必须学习传统、学习古人。他17岁开始学习书法时临写颜真卿的《多宝塔》,22岁学习绘画时师法黄公望,以后又遍学诸家,这种以古人为师的作法八十而不辍,伴其终生。他广泛吸取对唐宋元诸家优长,抉精探微,使其书画取得了超越古人的艺术成就。 ![]() 董其昌的山水画大体有两种面貌,一种是水墨或兼用浅绛法,这种面貌的作品比较常见;另一种则是青绿设色,时有出以没骨,比较少见。他十分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题材变化较少,但在笔和墨的运用上,有独特的造诣。他的绘画作品,经常是临仿宋元名家的画法,并在题识中加以标榜,虽然处处讲摹古,并不是泥古不化,而是能够脱窠臼,自成风格。其画法特点在师承古代名家的基础上,以书法的笔墨修养,融会于绘画的皴、擦、点划之中,因而他所作山川树石、烟云流润,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的画风在当时声望显著,成为“华亭派”的首领。 ![]() ![]() 董其昌没有留下一部书论专著,但他在实践和研究中得出的心得和主张,散见于其大量的题跋中,董其昌有句名言:“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是历史上书法理论家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这些看法对人们理解和学习古典书法,起了很好的阐释和引导作用。董其昌一生勤于书画,又享高寿,所以传世作品很多,代表作有《白居易琵琶行》《三世诰命》《草书诗册》《烟江叠嶂图跋》《倪宽赞》《前后赤壁赋册》等。 ![]() 中国山水画艺术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但由于习惯于一种“述而不作”的思维模式,对山水画的研究缺少一种系统的论述及流派的归纳,而“南北宗说”却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标志着中国美术史上第一个画派论的发轫。尽管“南北宗说”在理论上还不精确、在逻辑上还不严密,但作为一种新的理伦,它带有思想方法上的拓展与美学观念上的更新。因此,此说一出,在当时的文人画家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随着历史的演变,董其昌此说开始“背运”了,特别是近代研究者大多加以否定或贬低。如俞剑华先生在《中国山水画南北宗论》中认为是出于伪造。伍蠡甫先生在《中国画论研究·董其昌论》中认为“只是造成种种矛盾,难以言之成理的”。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认为:“南北宗之论,只是他暮年不负责任的‘漫兴’之谈。但因他的声名地位之高,遂使吠声逐影之徒,奉为金科玉律,不仅平地增加三百余年的纠葛,并发生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从“伪造说”到“漫兴谈”,遂使“南北宗说”蒙上了扑朔迷离而又甚为灰暗的色彩。我想对于任何理论学说的考查与研究,都不能背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文化氛围。董其昌的“南北宗说”也应如此。《明史·董其昌传》说他“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咄纳,终日无俗语”。《佩文斋书画谱·书家传》说他:“天才俊逸,善谈名理”。无论是官方的史料还是艺术的传统,都肯定了他对禅学的喜好与研究。其好友陈继儒也在《容台别集叙》中说他:“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怪。”而在董其昌大量的诗文题跋、理论著述中都渗透了禅宗观念。 当我们从董其昌所处的历史条件及文化氛围来透视他参禅的思想成因后,再来具体地探寻其“南北宗说”形成发展的轨迹,或许更有说服力。1585年,他31岁。乘舟过嘉兴武塘时,“余始参《竹篦子话》,久未有契。一日于舟中卧念香岩击竹因缘,以手敲舟中张布帆竹,瞥然有省,自此不疑”。是年秋天,他参加乡试于南京,名落孙山,在归舟中再参禅宗之悟境,信王阳明心学,“其年秋,自金陵下第归,忽视一念三世境界,意识不行,凡两日半而复,乃知《大学》所云:‘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正是悟境,不可作谜解也”(《画禅室随笔·卷四》)。1586年,他读《曹洞语录》,遂悟文章之趣,以诗抒怀。1587年,仲秋八月,他绘浅设色山水《山居图》赠予与他一起落第而裂衣冠、绝出仕念的陈继儒,题款为:“余尝欲画一丘一壑,可置身其间者。往岁平湖作数十小帧,题之曰‘意中象’,时捡之,欲弃去一景俱不可,乃知方内名胜其不能尽释,又不能尽得,自非分作千百身,竟为造物所限耳。”(《寓意录·卷四》)此段题跋禅宗气息颇浓,而其时,董其昌本人也十分落魄,在浙江平湖一带寄人篱下,教私塾度日。为维持生计,他欲以书法作品出售,终因位卑艺贱,无人问津。于是,他更执信禅宗,放浪形骸,狂饮狂歌,与失意文人一起结为“陶白斋社”,以仿效陶渊明与白香山,时人呼其为“狂生”(见《容台文集·陶白斋稿》)。由此可见,董其昌是在而立之年后开始对禅宗发生兴趣。 ![]() ![]() 前期——雅 董其昌,华亭人(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他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中进士,出身贫寒,但在仕途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一代文儒的美好形象经不起推敲。 “晋人书取韵,唐人书取法,宋人书取意。”这句话就处于董其昌之口,是书法理论家历史上第一次用韵、法、意三个概念划定晋、唐、宋三代书法的审美取向,足见其在艺术上的造诣颇深。 说起书法来,董其昌是因为考官时才华横溢却因书法不好而被降为第二名录取,随后他才勤于练习书法,后来变得不可收拾,竟成为了一代书法宗师;并且他还精于书画鉴赏,在书画理论方面还有论著,他的“南北宗”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 现今上海博物馆收藏他的代表作有山水画《江干三树图》和《秋兴八景》大画册;北京市文物商店藏有一件书法作品《金沙帖》;南京博物院藏有书法作品《松江府制浩》,吉林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著名山水画《昼锦堂图》卷。 后期——淫 作为书画家和达官贵人,董其昌的头上顶着不少光环,但是他本人的性格却比较乖张。在他做官时就是个极其敏感的人,只要政治上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他便立即辞官回家,随后又因被上级眷顾,再次起用,反复多次。 董其昌相继担任过湖广提学副使、福建副使,一度还被任命为河南参政,从三品的官职。但他不以此为意,托辞不就,在家乡悠游,整天沉浸在翰墨当中。许多附庸风雅的官僚豪绅和腰缠万贯的商人纷至沓来,请他写字、作画、鉴赏文物,润笔贽礼相当可观。 时间久了,各种优越感使得董其昌完全蜕变了,从一个初不起眼的角色,迅速演变成名动江南的艺术家兼官僚大地主,到后来则成为拥有良田万顷、游船百艘、华屋数百间的松江地区势压一方的首富。 但董其昌也许是年轻时家境不很富裕,在拥有了社会知名度后,内心的渴求就变得急切,开始骄奢淫逸,贪婪程度让人吃惊,对钱财和女色的攫取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他本人妻妾成群,却还常常招致方士,专情房中术,竟到了变态的地步。 ![]() 松江民众有人编出故事来让说书艺人钱二到处说唱泄恨,题目叫《黑白传》,因为董其昌号思白,另一个主角人物是陆绍芳,源于陆本人面黑身长。董其昌却以为这是一位叫范昶的人捣鬼,派人每天对他凌辱逼问,最后范昶被他逼得暴病而死。 范母带着儿媳龚氏、孙媳董氏等女仆穿着孝服到董家门上哭闹,谁知董其昌父子指使家丁对她们大打出手,又将她们推到隔壁坐化庵中,关起门将几个妇女摁倒,剥掉裤子,用棍子捣戳阴户。范家儿子用一纸“剥褌捣阴”的讼状将董家告到官府。但是,官府受理了诉状,又碍于董其昌之名难于处理,一时拖延不决。 随后街巷儿童妇女都在传:“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人们到处张贴声讨董其昌的大字报和漫画,甚至连娼妓嫖客的游船上也有这类报纸辗转相传,简直到了“真正怨声载道,穷天罄地”的地步。 人们愤怒的情绪积聚着,到了十五日行香之期,将董家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和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 愤怒和仇恨引起的大火,怎么烧得灭?! 事后,官府捉拿了若干参与此事的当地地痞流氓定罪,草草结案,但董其昌不服,认定背后必有士人唆使。到底还是董其昌官场熟,路子多,最后的审定结果是在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下作出的。除将直接参加烧抢董家的一干流氓定为死罪论斩外,松江府华亭县儒学生,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单受杖惩。而对董其昌的行为作了必要开脱,“奴辈不法,董宦未知也”。 如此定案,世人皆怒,但这就是董其昌晚年的恶棍名声,于他曾经的正面形象,甚是让人可惜! 纵观历史长河,这个特殊双重人格的书画家,他身后留下的珍奇书画和蜕变故事,都是我们复习历史的好方法。
![]() 熟悉中国书画艺术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董其昌的。在明朝万历年间,董其昌已经是名重一时的书画大师,“为本朝第一”,“名闻外国”,并且精于品题(书画鉴赏)。入清之后,对董其昌的书画评价依然一路走高,康熙、乾隆爷孙俩都曾赞叹不已。虽说皇帝的喜好不是评价艺术高下的标准,但他们以九五之尊,尽览天下佳作,目光很高,自然不至于信口开河,留下笑柄。而董其昌的传世赝作之多,也足可以证明他受追捧的程度之深了。 不过这位董大师才艺很高,人品很低,日常生活骄奢淫逸,以致跟家乡百姓结怨。日甚一日,有人甚至恨不得能食肉寝皮。最终,忍无可忍的百姓自发搞了一个抄家运动,纵火焚烧了他的房屋,捣毁家产,令大师全家抱头鼠窜。此事轰动一时,明代的史料笔记(如文秉《定陵注略》等)之中多有叙及,有位无名氏还记录下整个抄家过程,并搜集了与此案有关的官司公文,集成一册《民抄董宦事实》。 ![]() 民抄董宦发生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月。按《民抄董宦事实》记载:从初十、十一到十二,控诉的大字报和传单沿街塞路,连妓女嫖客的游船也粘贴上了,整个华亭县乃至松江府都在大骂董其昌“兽宦”,儿童妇女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安徽、湖广、川陕、山西等处客商也参加到揭发批判的行列中来。府县政府见百姓拥挤街道两旁,害怕激成大乱,赶紧羁押民愤极大的董家恶奴陈明,当众打了二十大板,并连忙贴出告示,命令聚集的百姓快快散去。董家见势不妙,找来打行一百多人连夜入宅防御,谁知上海、青浦、金山等地听到消息,也赶来报怨,数万愤怒的百姓围住董府。十六日上午,百姓于两方对峙之中趁机放火,边拆边烧,将董家数百余间画栋雕梁、园亭台榭烧成灰烬,大火彻夜不止。第二天,有一个穿着月白绸衣的人经过,恰巧手中拿着董其昌书写的扇子,当即被百姓扯破,这人还不服气,结果被痛打一顿。 ![]()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次群体性事件中百姓表现得相当克制,他们见火势只要稍微延及邻家,就会立即动手扑灭,只烧董宦一家住宅。甚至府县也不满于董宦虐待范氏之事,据说松江海防打算点兵出救,华亭县主持工作的吴司理差人说:“不必出救,百姓数万,恐有他变也。”事后,官府捉拿了当地若干参与抄家的地痞流氓,定罪结案。但董其昌不服,认定背后必有读书人嗾使,鼓动、组织无知小民抄抢。 深谙规则 官运亨达 要说董大师还是比较爱惜自己的羽毛,“未求正法,先求正名 ”,他认为只有将事件定性为“士抄”而不是“民抄”,才能够消除对自己和家族的不利影响——世人将马上可以知道,这棵政治上的墙头草此后依然官运亨通,到崇祯朝一路做到南京礼部尚书——为此大师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官场关系,并用他那技艺高超的书法,卖力地写信托人,还通知了在外地做大官的堂侄董邃初帮忙。最终,此案在拖延大半年后,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做出判决,除将一干地痞流氓定为死罪论斩外,华亭县生员有五人受到杖惩并革去功名,另有五人受杖惩并降级,三人受杖惩。而对于董大师的行为,三府会审为他作了必要的开脱,只说是家奴作恶,董其昌不一定知晓。 ![]() ![]() 权势一大,豪奴悍仆(如陈明等人)自然倚势横行,搞得百姓不能安居。一些市井小民为维持生计,也纷纷投靠门下。另据史料记载,当时更有一种献产恶习:专有一帮流氓地痞,打听到谁家兴旺,官居显要、官场路熟的,“朝夕游于其门”,或相交公子,或相交管家,等到熟识之后,就将他人的田地投献上去。而被害者大都良善之人,从未见官,哭天无路,入地无门,就算尽其所有也不定能打赢官司,更惨的还要家事一空。《民抄董宦事实》没有具体说董家因此兼并了多少地产,但从他举进士前家中仅有四十亩薄田、为避税还偷改了户籍的窘状,到如今“膏腴万顷,输税不过三分;游船百艘,投靠居其大半”的阔气情形来判断,董大师一家没少干收纳叛主之奴,籍没他人家业的种种勾当。至少,大师的二儿子董祖常就犯过招集打行诈害温饱之家的令人发指的罪行。 或许年轻时候受了穷,董其昌显得十分贪婪,因为自己的字影响颇大,求者不绝,就专门养了一批代笔者搞创收。当时朝廷党争激烈,董大师与各派人物都有往来,八面玲珑,人称“巧宦”。他一面以此避祸,一面又不甘心退出官场(这意味着失去部分特权),于是做一阵官便告隐退,退隐一阵又出来为官。熟练、圆滑的处世技巧使董其昌大获其利,由中下之家一跃而富甲一方,妻妾成群,奴仆列阵。而毫无疑问,这个为富不仁的董宦,他的发家史也一定是相当罪恶的,所以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公愤。所以百姓要声讨董其昌,他们也是提出了争取活命以及平等的诉求。这从他们竞相传播“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民谣中多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而从这一次的小打小闹,到“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时的大规模造反,这中间也只二十年的时间而已。而那个时候,活了八十二岁的董其昌大师还并没有寿终正寝呢。 虚名赫奕 德不胜妖 其实,明朝的百姓还不像其他朝代,动辄啸聚山林造反。不过待到民抄董宦发生的明朝末期,由于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百姓已经累积了相当的不满和怨恨情绪。而且当时风气,不但地方官府私派横征,搞得民不堪命,就是退休在家的董大师们也多依仗权势,“视细民为弱肉”,并且上下相护,百姓根本就投诉无门。投诉无门,不满和怨恨迟早都会宣泄出来。《民抄董宦事实》里曾一再提到,就在这事发生前不久,华亭县的近邻昆山县有一位乡宦周玄晖,他的家也刚刚被百姓打、砸了一通。事实上,当时在长江流域一带,更准确地说就在全国经济中心的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江南四郡,先后几十年发生多起类似的群体性事件,或者按史书上的说法就是:“民变”。不过与造反比较起来,这类民变要相对安全一些。因为百姓不是直接跟朝廷作对,算不上造反的罪名,而且法不责众嘛,也不致遭到如灭族之类极其严厉的报复。可以说,董大师的胡作非为恰巧为百姓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宣泄口。 在一般人的心中,大师们既卓越不凡,为人类世界做过巨大贡献,正所谓道高品自高,私下里他们个个也肯定是谦谦君子,形象无不光鲜亮丽,而其实不然。大师们的另一面有时也很丑陋,甚至比一般人还不如。前些年国外有的学者曾对此做过研究,在中国古代,也早已有人观察到这个现象,古人将之称为“文妖”。对于董其昌,《明史》评价他“性和易,通禅理”,“终日无俗语”,俨然一个道貌岸然、与世无争之人,但从他在抄家运动前后的一系列表演看,却正是德不胜妖的典型。《民抄董宦事实》就说过,“吾松豪宦董其昌”其实是个一心交结太监佞臣、到处收受贿赂的势利小人、无耻之徒——对于董大师的为人,还是要数家乡之人看得更清楚、最直接。事实上,董大师的这次辞官归家,就多少和索贿不成反遭辱有关。 ![]() 在当时,像董大师所任的这种提学副使,虽说算不上肥差,却是不错的潜力股。因为明朝实行科举取士,读书成为做官的主要途径,因而官员们非常讲究师生、年谊、同乡等关系。古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官场之中充斥上述关系网,自然也就少不了相互照应、提携、收受贿赂直至包庇、串通腐败之举了。这些都是旧时恶习,多说无益,总之事情闹成这样,董其昌颜面扫地,不得不“拜疏求去”。万历皇帝倒挺照顾这位艺术家的面子,《明史》说他的辞职报告递上去之后,皇帝没有准奏,而是令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但事已至此,就算是再厚颜无耻的人,这个时候也没法再当什么官了,只好回老家去。 可是赋闲在家的董大师依然不改往日的轻狂,并且再次纵容儿辈和奴仆欺压百姓,终于导致民抄事件发生。真是:“海内但闻其虚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术之奸邪。” (转自:书法艺网) ![]() 作者: 孙炜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0-9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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