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40岁，靠出轨和发疯逃离“中年危机”？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文|阿嚏

　　中年危机，逐渐变成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汇。裁员失业、婚姻破裂、养老压力……每件事都足以让中年人跌入困境。被生活搞得焦头烂额时，可能不少人会在脑海中冒出一个问句，这就是中年危机吗？

　　在一本中译名为《重来也不会好过现在：成年人的哲学指南》（Midlife：A Philosophical Guide）的书中，身为麻省理工哲学系终身教授的作者基兰-塞蒂亚指出了“人到中年的各种不顺遂”和“中年危机”间的一些细微差别，“教养孩子、侍奉双亲、工作不顺、身体抱恙……如果把这些都称作中年危机，那么中年危机大约在困扰着1/4的美国人。但这些与意识到有死性和人生有限性无关，也无关乎因时光已逝而来的悔恨、错失的机会或失落的雄心，更别说不断增长的年龄了。”

　　基兰-塞蒂亚想要探讨的中年危机其实是一个存在主义问题，如他所写，这些问题关乎失去和悔恨、成功和失败、你的理想人生和你拥有的人生，关乎人的有死性和有限性，以及奋力追逐各种计划的空虚感。最根本的是，这些问题关乎人生的时间结构和占据这个结构的各种生命活动。欧美影视作品为我们贡献了很多陷入中年存在主义危机的角色，这类角色最开始往往给人一种“他什么都拥有了，竟然还不快乐”的感觉。

　　在电影《酒精计划》中，麦斯-米克尔森扮演的中年男人马丁在为朋友庆祝四十岁生日的饭桌上突然眼含泪水。朋友问他，有什么事吗，马丁答，没什么。确实没什么，马丁是丹麦一所高中的历史老师，看不出他有什么工作压力。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住在货真价实的北欧风房子里，也看不出有任何经济上的压力。

　　他唯一称得上问题的情况是，在家庭和工作上，他逐渐失去了存在感。妻子经常要上夜班，和他交谈不多；处在青春期的两个孩子沉迷于玩手机，不太爱搭理他；学校的高中生们对他讲的历史课兴趣寥寥。原来，这种日复一日的富足但平淡到乏味的生活，对人也是一种消磨。为了改变这种无聊的、没有激情的中年生活，如片名所示，马丁和他的同为老师的朋友们选择了酒精。

　　准确说，他们选择的是在执行零酒精政策的校园里偷偷饮酒，并且越喝越大。就像是《美国丽人》中的男主人公莱斯特和邻居的儿子芮奇避开聚会的人群，站在后巷偷摸抽大麻，也像是《革命之路》中的弗兰克在工作日的下午和女秘书溜出办公室偷情……这些事情本身是什么似乎并不重要，他们只是想通过干些出格的事情来重新感受到自己还活着。

　　标准的美式中产生活可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身处其中的莱斯特却在《美国丽人》一开篇就和大家兜了底，“我的心早就死了”。莱斯特和妻子卡罗琳的婚姻不知从何时起变为了一个幌子，一个向外人展示“我们都正常”的幌子。实际上，两人在各方面都渐行渐远，失踪多年的性生活以及愈发聊不来的精神生活，让莱斯特看着打理花园的妻子时，只能感慨“我们曾经快乐过”。

　　莱斯特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了14年，这份工作给予了他较为体面的生活，但也让他痛苦，让他感觉出卖了灵魂。而现在，42岁的莱斯特正因为公司高层犯的错误，面临着被裁员的可能。

　　看起来是对女儿的同学，青春貌美的安吉拉的性幻想重新点燃了莱斯特的人生，而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在于，爱慕年轻的肉体并不是莱斯特对抗中年危机的全部，以此作为发疯的导火索去亲手敲碎自己和谐婚姻的假面、体面工作的假面乃至整个中产生活的假面，才是他的解法。

　　莱斯特不再忍受拜金的妻子，而是直接告诉对方，把物质看得比生活还重要，正让她变得越来越不快乐，即便是撞破了妻子和成功人士偷情，他也没怎么着，而是说“没关系，我希望你快乐”；在痛骂完老板，并敲诈到了6万美金的赔偿金后，莱斯特放弃了白领的工作，找了一个不用动脑子的活儿，成为了一家快餐店的服务员。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莱斯特这样清醒地认识到，那些让自己受益的东西，也让自己受困，更鲜少有人敢于直面它们，并尝试去改变，哪怕这种尝试可能是错的，甚至是具有毁灭性的。

　　《革命之路》中的弗兰克属于被一潭死水的中年生活黏住，但没有勇气去改变的大多数人。他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住在自己受不了的家里，每日面对受不了同样事情的妻子爱波，两人互相折磨。直到有一天，爱波提出，我们搬去巴黎吧。

　　这个带着几分异想天开色彩的巴黎计划短暂地修复了二人的关系，因为他们都想要逃离，逃离此处没有希望的空虚生活，但二人逃离的决心并不一致。当弗兰克歪打正着地获得了公司领导的提拔和加薪后，他犹豫了。

　　他找了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讲给爱波，但爱波一针见血地指出，你有了更高的薪水，可你还不是在为一份烂工作浪费你的人生？弗兰克认为，他为了养家，为了房子，得做一份自己受不了的工作，是勇气的表现。爱波说，过你想过的生活才需要勇气。两人的分歧不是关于去不去巴黎，而是关于“人这一辈子把时间花在什么事上才不算荒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在欧美影视作品中，我们常看到的模式是，前半生在外部指标的指引下追求成功，人到中年，突然倍感空虚失落，遭遇意义危机。这种危机正是基兰-塞蒂亚探讨的中年危机。但对于人生意义的思考并不仅限于三、四十岁，如他所写，在35岁时提出这个问题不算早，你尽可以在20岁或70岁提出它们。

　　在弗兰克获得升迁机会的同时，爱波怀孕了。在去巴黎这件事上，二人需要承受的风险也是不同量级的了。弗兰克可能会错过一生只有一、两次的事业转折点，而爱波则要承受非法堕胎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影片的结局是，爱波带着更大的决心，冒着更大的风险，最终把生命祭献给了她想要追求的真正的生活。

　　可以说，爱波去巴黎的意志有多坚决，她的日常生活就有多压抑。弗兰克尚可通过偷情或是更高的物质奖励来缓解生活的乏味，但爱波以及很多像她一样的女性不行。在50年代的美国，在那个为男性打造的社会中，弗兰克们很容易就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收获认同和联结。但对爱波们来说，在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之外，她们没有落脚点。

　　在影片《时时刻刻》中，也有一段故事发生在50年代的美国，朱利安-摩尔饰演的家庭主妇劳拉和爱波一样，也是一个有家庭，却没有地方安放自我的女人。在某一天清晨，她做完早餐后，留下了一张字条，然后抛弃了两个孩子和丈夫，永远离开了家庭。时隔多年后，再谈到当初的决定，劳拉提到了后悔，不过她的最后一句仍是，“那样的生活让人窒息，但我想要真正的活着。”

　　我们尚且能看到爱波和弗兰克的几次争吵，但劳拉在出走前自始至终表现得相当平和，至少看起来如此。这和《四十而惑：新世代女性的中年危机》一书中，作者的观察与发现相吻合，她写到，男性的中年危机似乎更加戏剧化，而女性的危机往往表现得比男性的危机更安静。有时，女性会尝试一些出格的举动——做一件大事、开始一项新事业，或者在后院建一个专属小屋，但更多时候，她们会将自己的痛苦隐藏在家庭责任与工作背后。

　　意识到这点后，再回头看前文中那些陷入中年危机的男性，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每一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同样陷入危机的妻子，只是很多时候，她们仅仅作为男性大鸣大放地以酒精、偷情等方式应对中年危机时的一个背景板而存在。当镜头终于给到她们的时候，我们又只看到一个上一秒还安静如常，下一秒便歇斯底里或是抛夫弃子的“疯女人”，没人注意到她们内心的海啸。

　　如果说男性应对中年危机的方式更偏倾向于用一些出格的事，找回自己曾经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过的鲜明存在感，那么女性的解决方法则往往是在工作家务、婚姻育儿以及种种社会规训的挤压中认清自我，并去找寻那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在看过了太多徒劳地企图重振雄风的叙事后，或许是时候领略一下海啸的魅力了。

　　排版：孙孙Boy / 审核：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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