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全文/辨析

本文收编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全文与李廷华先生于2015年发表于书法报的辨析

广艺舟双楫[节录]

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际，旅京师，渊渊然忧，悁悁然思，俯揽万极，塞钝勿施，格细于时，握发抃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大道藏于房，小技鸣于堂，高义伏于床，巧奰显于乡。标枝高则陨风，累石危则坠墙。东海之鳖，不可入于井；龙伯的人，不可钓于塘。汝负畏垒之材，取桀杙，取檐栌，安器汝。汝不自克以程于穷，固宜哉！且汝为人太多，而为己太少，徇于外有，而不反于内虚，其亦闇于大道哉！夫道无小无大，无有无无。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三尺之画，七日游不能尽其蹊径也。拳石之山，丘壑岩峦，{穴叫}深窅曲，蠛蠓蚋生，蛙掞之衣，蒙茸茂焉。一滴之水，容四大海，洲岛烟立，鱼龙波谲，出日没月。方丈之室，有百千亿狮子广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反汝虚室，游心微密，甚多国士，人民丰实，礼乐黼黻，草木茏郁，汝神禫其中，弟靡其侧，复何鹜哉！盍黔汝志，锄汝心，息之以阴，藏之无用之地以陆沈。山林之中，钟鼓陈焉，寂寞之野，时闻雷声。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 　　　于是康子翻然捐弃其故，洗心藏密，冥神却扫，摊碑摛书，弄翰飞素，千碑百记，钓午是富。发先识之覆疑，窍后生之宦奥，足无用于时者之假物之游戏莫也。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惟泾县包氏，钅(簸)之扬之。今则孳之衍之，凡为二十七篇。篇名如左：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序目”辨析

《广艺舟双楫》之序目开宗明义云：“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其形为之也。不劬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南海又云：“大者小之殷也，小者大之精也。蟭螟之巢蚊睫，蟭螟之睫，又有巢者，视虱如轮，轮之中，虱复傅缘焉”。此说与素来谓书法乃小道雕虫者异趣，颇可以为崇扬书法乃“中华文化核心之核心”之论张帜。比较前贤，若苏东坡以为书法乃事业学问之余事，黄道周更谓书法乃学问外“七八等事”，康氏之于书法之热衷岂不远迈前贤乎？然康子之论书，本与其政治谋划有关，非为纯学术也。南海云：“且无用者，又有用也。不龟手之药，既以治国矣。杀一物而甚安者，物物皆安焉。苏援一技而入微者，无所往而不进于道也。”此即可见其尊碑抑帖，非为书法，实为其颠覆前修以书法之变法为己之“素王”事业立则也。其论书乃论政之余绪，长处在世事洞达中辨析书法之去马来牛，具文化社会学之价值；谬悖在以六经注我，未凑书艺之单微，更兼示例率意，前后冲突，子盾子矛，自相攻伐，使书法传统中本来明白之道理又陷混淆，本可渐趋明晰之现象复入朦胧。百年以来，虽有诸多反驳，然其莫衷一是之论，加于书坛似是而非之说，仍为悖论叠出之渊薮，此乃不得不为之辩也。

辨析之先，拟将有清一代学术云其大概。康有为可谓清末学术之殿军，上朔之，则顾炎武可谓有清学术之先冠。南海身当清季末世，其成长环境与二百多年前处明、清易代之顾炎武恰可作一对比。顾炎武之以家国天下为己任，为后世崇拜，其人在国家朝廷沦亡之际，曾亲身参与抵抗强敌之战争，在明白抵抗无望之后，遂潜心学术，倡扬“以考据为义理”，其所撰《音学五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实开有清三百年学术之先河。顾氏自道积数十年而成之《日之录》云：“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昆山之政治抱负，岂亚于南海，然就学言学，则真学也。康有为之世，乾、嘉考据之学已为强弩之末，“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之悠然确凿与世事风撩火急之煽惑招引，询难为同日之语。康有为撰《广艺舟双楫》之前，于书法并无深研。渠自广东赴北京应顺天乡试落第，遂上书光绪皇帝求变法而受守旧官僚攻击，蛰居北京宣武门外之南海会馆谋进阶，居处临近琉璃厂，闲中淘购碑版杂书，遂以一年时间，于辗转北京广东间完成《广艺舟双楫》。据康氏自述，此书之正式命笔，在巳丑之腊月，以十七日之功而毕，杀青之日，已在除夕。次年，康氏乃在学生陈千秋、梁启超等多人协助下开始撰著《新学伪经考》。《广艺舟双楫》实撰作于《新学伪经考》之前。康有为早期之撰作，多得梁启超赞助，然师徒因性情心理之不同，于纷繁人世之变幻中终分道扬镳。盖康有为一生以“素王”、“魁儒”自命，大言煌煌，颐指气使，胸胆开张而肌理枵蔓，强词夺理复乖谬显然，又绝少反求诸己之诚，终落自相矛盾之谬。梁启超则具修辞立诚初心，随时代发展进步，渠于1925年在清华为国学讲授，即针对脱离客观之学术现象云：“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搀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俱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37页）。此为梁启超一生学术澹定之论。渠早年受康有为影响，笔端感情饱满而于事实考据不甚讲求，至晚则服膺乾、嘉，其云：“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实事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19页）梁启超作为康有为变法思想之参与者，充分肯定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同时，他又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明白指出康有为学术思想之局限：“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其对自己也能一分为二，尝云：“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精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不带成见的反思及与自我为敌之意念，促成梁启超以后对学术的深入研寻。梁启超并非甘于考据之学，然而非实事难以求是，欲得明晰之判断，须先明了事实之真伪。其云：“我国治史者，惟未尝以科学方法驭史料，故不知而作非愚则诬之弊，往往而有。吾侪今日宜筚路蓝缕以辟此涂，务求得正确之史料以作自己思想批评之基础；且为后人作计，舍踵吾业者，从此得节啬其精力于考证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而专用其精力于思想批评方面，斯则吾侪今日对于斯学之一大责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119页）。其所论，于自我反思中亦可视为对乃师之批评。康、梁既分难分，梁启超亦于《清代学术概论》中总括而论云：“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治学而治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惜康有为毕生未有此反思之论。梁启超谈及清代考据学之发达，与元代戏曲发达为比较云“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之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中国历史研究法》131页）梁启超谓撰文修史最忌三病：夸大，附会，武断。衡之南海之书，三病俱在焉。金石学乃乾隆嘉庆考据之附丽，因金石而出碑学，是其衍续也。清人若钱晓徵，叶昌炽之论，皆考据金石碑版，而于书法论列非多，阮元之《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于书法流派自分畦町，已启扬碑之序，包世臣撰《艺舟双楫》，更张非帖之帜。南海广其义而论艺，颇有续其前修之雅，然独张“卑唐”之目，则阮仪征、包安吴之莫敢焉。南海谓“国朝多言金石，寡论书者”，即以乾嘉考据为饾饤，必欲作携卷登山之唱。当其时也，国势渐蹙渐危，士心思离思变，南海以改弦更张之想，欲奏一药百施之功，致有其十七日之书焉。渠以宏才巨手，少年心胸，开一代之傥论，百年之后，吾侪于文化澹定之倾，回观往史，当汇综源流，探析幽微，是其所真是，非其所实非，以俾书道之正论，直凑艺术之真髓。

关于《广艺舟双楫》之成书，海宁沈曾植与瑞安黄绍箕所起作用非小。海宁为显宦大家，著论辉煌。黄绍箕亦多可称道，渠比康有为年仅长四岁，却科场顺遂，南海蛰居宣武门外之倾，瑞安已居翰林，且于康氏之变法思想大为举赞，联络南海与翁同龢，即此黄公。南海初次上书未达而致噱纷纷，颇具落荒之态，亦瑞安百计抚慰。南海撰作《广艺舟双楫》之初，黄即得观，二人于变法大计多相契，然及于书法考论，则多不侔，黄氏后从梁鼎芬处得《广艺舟双楫》写本，为批注七十余则，多纠正其偏颇，而康在《广艺舟双楫》中论及《苏慈碑》亦曾言及黄氏。据王守民之“从清黄绍箕《广艺舟双楫评注》看其与康有为书学观之异同”一文（《书法导报》2014年2月5日），知黄批注现存于温州博物馆。黄氏之基本观点，亦尊碑而不否帖，且就诸多细节与康氏切磋。倘黄氏稿本得全文刊布，亦可证南海之论发表当时，亲近者亦不甘雷同也。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4月22日

　　文字何以生也，生于人之智也。虎豺之强，龙凤之奇，不能造为文字，而人独能创之，何也？以其身峙立，首函清阳，不为血气之浊所熏，故智独灵也。凡物中倒植之身，横立之身，则必大愚，必无文字。以血气熏其首，故聪明弱也。凡地中之物，峙立之身，积之岁年，必有文字。不独中国有之，印度有之，欧洲有之，亚非利加洲之黑人，澳大利亚洲之土人，亦必有文字焉。秘鲁地裂，其下有古城，得前劫之文字于屋壁，其文字如古虫篆，不可识别。故谓凡为峙立之身，曰人体者，必有文字也。以其智首出万物，自能制造，不能自已也。 　

　　文字之始，莫不生于象形。物有无形者，不能穷也，故以指事继之。理有凭虚，无事可指者，以会意尽之。若谐声假借，其后起者也。转注则刘歆创例，古者无之。仓沮创造科斗虫篆，文必不多，皆出象形，见于古籀者，不胜偻数，今小篆之日、月、山、川、水、火、草、木、面、首、马、牛、象、鸟诸文，必仓颉之遗也。匪惟中国然，外国亦莫不然。近年埃及国掘地，得三千年古文字，郭侍郎嵩焘使经其地，购得数十拓本，文字酷类中国科斗虫篆，率皆象形。以此知文字之始于象形也。 　

　　以人之灵而能创为文字，则不独一创已也。其灵不能自已，则必数变焉。故由虫篆而变籀，由籀而变秦分（即小篆），由秦分而变汉分，自汉分而变真书，变行草，皆人灵不能自已也。 　

　　古文为刘歆伪造，杂采钟鼎为之（余有《新学伪经考》辨之已详）。《水经注》称临淄人有发齐胡公之铜棺，其前和隐起为文惟三字古文，余同今书。子思称今天下书同文，盖今隶书，即《仓颉篇》中字，盖齐鲁间文字，孔子用之，后学行焉，遂定于一。若钟鼎所采，自是春秋战国时各国书体，故诡形奇制，与《仓颉篇》不同也。许慎《说文叙》谓诸侯力政，不统于王，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今法、德、俄文字皆异，可以推古矣。但以之乱经，则非孔子文字，不能不辨。若论笔墨，则钟鼎虽伪，自不能废耳。 　

　　王愔叙百二十六种书体，于行草之外，备极殊诡。按《佛本行经》云，尊者棨黎教我何书（自下太子实为说书），或复梵天所说之书（今婆罗门书王有四十音是），佉虱卢叱书（隋言驴唇），富沙迦罗仙人说书（隋言华果），阿迦罗书（隋言节分），瞢迦罗书（隋言吉祥），邪寐尼书（隋言大秦国书），鸯瞿梨书（隋言指言），耶那尼迦书（隋言驮书），娑迦罗书（隋言牜孛牛），波罗婆尼书（隋言树叶），波流沙书（隋言恶言），父与书毗多荼书（隋言起尸），陀毗荼国书（隋云南天竺），陀罗低书（隋言形人），度其差那婆多书（隋言右旋），优波迦书（隋言严炽），僧佉书（隋言等计），阿婆勿陀书（隋言覆），阿{少兔}卢摩书（隋言顺），毗耶寐奢罗书（隋言杂），脂罗多书（鸟场边山），西瞿耶尼书（须弥西），阿沙书（硫勒），支那国书（即此国也），摩那书（科斗），末荼叉罗书（中字），毗多悉底书（尺），富数波书（海），提婆书（天），那罗书（龙），夜叉书乾闼婆书（天音声），阿修罗书（不饮酒），迦罗娄书（金翅鸟），紧那罗书（非人），摩睺罗伽书（天地），弥伽遮迦书（诸兽音），迦迦娄多书（鸟音），浮摩提婆书（地居天），安多梨叉提婆书（虚空天），郁多罗拘卢书（须弥北），逋娄婆毗提诃书（颇弥东），乌差婆书（举），腻差婆书（掷），娑迦罗书（糊），跋阇罗书（金刚），梨伽波罗低犁伽书（往复），毗弃多书（食残），阿{少兔}浮多书（未曾有），奢娑多罗跋多书（如伏转），伽那那跋多书（等转），优差波跋多书（举转），尼差波多跋书（掷转），波陀与佉书（上句），毗拘多罗波陀那地书（从二增上凶），耶婆陀输多罗书（增上句已上），末荼婆晒尼书（中流），梨沙邢婆多波恀比多书（诸山苦行），陀罗尼卑爪梨书（观地），伽伽那卑丽爪尼书（视虚空），萨蒲沙地尼山陀书（一切药草因），沙罗僧伽何尼书（总览），萨婆韦多书（一切种音）。《三藏记》云，先觉说有六十四种书，鹿轮转眼，神鬼八部，惟梵及佉楼为胜文。《西阳杂俎》所考，有驴肩书，莲叶书，节分书，大秦书，驮乘书，牜孛牛书，树叶书，起尸书，右旋书，覆书，天书，龙书，鸟音书，凡六十四种。然则天竺古始，书体更繁，非独中土有虫籀缪填之殊，芝英倒薤之异，其制作纷纭，亦所谓人心之灵，不能自已也。 　

　　《隋志》称婆罗门书，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义广，盖天竺以声为字。《槃涅经》有二十五字母，《华严经》有四十字母。今《通志·七音略》所传天竺三十六字母，所变化各书，犹可见也。唐古忒之书，出于天竺元世祖中统元年，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千余，母四十一，皆相关纽，则采唐古忒与天竺为之，亦迦虑之变相也。我朝达文成公，又采唐古忒蒙古之字，变化而成国书，至乾隆时，于是制成清篆，亦以声而演形，并托音为字者。然印度之先，亦必以象形为字，未必能遽合声为字，其合声为字，必其后起也。辽太祖神册五年，增损隶书之半，制契丹文字。金太祖命完颜希尹依效楷书，因契丹字合本国语为国书。西夏李元昊命野利仁荣演书，成十二卷，体类八分，此则本原于形，非自然而变者。本无精义自立，故国亡而书随之也。 　

　　欧洲通行之字，亦合声为之。英国字母二十六，法国二十五，俄德又各殊，然其始亦非能合声为字也。至其古者，有阿拉伯文字，变为犹太文字焉；有叙利亚文字，巴比伦文字，埃及文字，希利尼文字，变为拉丁文字焉；又变为今法、英通行之文字焉。此亦如中国籀、篆、分、隶、行、草之展转相变也，且彼又有篆分正斜大小草之异，亦其变之不能自已也。 　

　　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几席易为床榻，豆嵒易为盘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变，于人便利。隶草之变，而行之独久者，便易故也。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故谓变者天也。 　

　　梁释僧祐曰，造书者三人，长曰梵书，右行；次佉楼，左行；少仓颉，下行。其说虽谬，为文字之制，欲资人之用耳，无中行左右行之分也，人圆读不便于手，倒读不便于目，则以中行为宜，横行亦可为用。人目本横，则横行收摄为多，目睛实圆，则以中行直下为顺。以此论之，中行为优也。安息书革旁行以为书记，安息即今波斯也。回回字右行，泰西之字左行，而中国之书中行，此亦先圣格物之精也。然每字写形，必先左后右，数学书亦有横列者，则便于右手之故，盖中国亦兼左行而有之，但右行实于右手大不顺，为最愚下耳。 　

　　中国自有文字以来，皆以形为主，即假借行草，亦形也，惟谐声略有声耳。故中国所重在形，外国文字皆以声为主。即分、篆、隶、行、草亦声也，惟字母略有形耳。中国之字，无义不备，故极繁而条理不可及。外国之字，无声不备，故极简而意义亦可得。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 　

　　天竺开国最先，创音为书亦最先，故戎蛮诸国悉因之。《西域记》称跛禄迦国字源三十余，羯霜那国、健驮罗国，有波尔尼仙作为字书，备有千颂，颂三十言，究极古今，总括文书。《八弦外史》及今四译馆所载，悖泥、文莱、苏禄、暹罗、吕宋诸国书，皆合声为字，体皆右行，并未原于梵书。日本国书字母四十有七，用中国草书为偏旁，而以音贯之，亦梵之余裔也。 　

　　声学盛于印度，故佛典曰，我家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又以声闻为一乘，其操声为咒，能治奇鬼异兽，盖声音之精也。唐古忒、蒙古及泰西合声为字之学，莫不本于印度焉（泰西治教，皆出天竺，予别有论，此变之大者也）。 　

　　综而言之，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前以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今用真楷，吾言真楷。 　

　　或曰：书自结绳以前，民用虽篆草百变，立义皆同。由斯以谈，但取成形，令人可识，何事夸钟、卫，讲王、羊，经营点画之微，研悦笔札之丽，令祁祁学子，玩时日于临写之中，败心志于碑帖之内乎？应之曰：衣以揜体也，则裋褐足蔽，何事采章之观？食以果腹也，则糗藜足饫，何取珍羞之美？垣墙以蔽风雨，何以有雕粉之璀璨？舟车以越山海，何以有几组之陆离？诗以言志，何事律则欲谐？文以载道，胡为辞则欲巧？盖凡立一义，必有精粗，凡营一室，必有深浅，此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扬子云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皆有法焉。”而况书乎？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亲定晋史，御撰之文，仅《羲之传论》，此亦艺林之美谈也。况兹《书谱》，讲自前修，吾既不为时用，其他非所宜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搜书论，略为引伸。蒙子临池，或为识途之助。若告达识，则吾岂敢？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原书第一”辨析

　　南海以十七日之功写成此书，其雄才捷思，盖古今少见。前述《广艺舟双楫》实撰作于《新学伪经考》之前，而刊刻流布其后。盖以南海落第潜退之间，拟于与政治较远之书法立论，寄托变法思想。形势变幻之间，知书法之道，附丽金石小学，终不能与经学之居四部之首相比配焉，遂与弟子陈千秋、梁启超一同撰作，以《新学伪经考》先期问世。康氏之蜚声播誉，最著者实为其“二考”（《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经学今古文之辩，为中国学术史上之老问题，历代争论未休。康氏于今古文经学，先曾膜拜古文，曾于23岁（清光绪六年，1880年）即著《何氏纠谬》，专攻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后改念焚稿。34岁时（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撰《新学伪经考》，认刘歆代表之古文今学为伪学，倾全力以攻。此种变化，谓其青年心志未定可也，谓其见异思迁，以学术为工具亦可也。任何人之思想，于时世变换中有所变化，皆属正常，即若梁启超之为学，最重自我攻伐，然其用心在实事求是，非若康氏之“六经注我”。陈寅恪亦自谓：“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声势，噤不得发。”（陈寅恪《寒柳堂集》）学固无论新旧，要在修词立诚，不为曲学阿世。康氏则每以学术为政治工具，其在《新学伪经考》一书中，即对“实事求是”此一流传千载之成语，亦别出心裁，自为定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鲁共王传》云“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本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南海以司马迁《史记》谓献王“唯‘好儒学’，（刘）歆即云‘修学好古’，以立伪作古文伏之矣；以己之出于欺，则云‘实事求是’矣。国朝经学家动引河间之‘实事求是’，而不知为歆谩语也”（古籍出版社《新学伪经考·汉书辩伪第四》1956年版第123页）。班固之书以断代史较司马迁之通史内容扩展，于人物记述有加，以“实事求是”谓此河间王刘德，本为其人品质之概括。南海为证刘歆造伪，谓班固《汉书》为刘歆所造，又谓“实事求是”之赞语亦为造假铺垫，此种论列，真胆大及身，凭空虚构。即以此种笔法，撰《广艺舟双楫》，皇皇大言不加思量则随处可见也。

　　南海云：“夫变之道有二，不独出于人心之不容已也，亦由人情之竞趋简易焉。繁难者人所共畏也，简易者人所共喜也。去其所畏，导其所喜，握其权便，人之趋之若决川于堰水之坡，沛然下行，莫不从之矣。几席易为床榻，豆嵒易为盘碗，琴瑟易以筝琶，皆古今之变，于人便利。隶草之变，而行之独久者，便易故也。钟表兴则壶漏废，以钟表便人，能悬于身，知时者未有舍钟表之轻小，而佩壶漏之累重也。轮舟行则帆船废，以轮舟能速致，跨海者未有舍轮舟之疾速，而乐帆船之迟钝也。故谓变者天也。”“盖凡立一义，必有精粗，凡营一室，必有深浅，此天理之自然，匪人为之好事。扬子云曰：‘断木为棋，梡革为鞠，皆有法焉。而况书乎？’”康氏谓中国古今书体之变，周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至其时又当有变。周秦之间，为篆籀书时代，汉可谓隶书时代，而在汉魏晋之间，楷书已然大行，中国书体已备。南海以为书体流变，又当有变，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则甚混沌也。碑帖之争，倘于艺术风格之研判弘扬，自有其价值，若为书体又当变化而开新纪元，则妄论也。此乃康氏《广艺舟双楫》附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欲以学统之变而启道统之变，亦梁启超所反思“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之一端。自阮元至包世臣、康有为，研寻碑学之优长，于中国书法之风格学发展，其功均不能湮灭，然康氏立论，却以为书体至其世又当一变，其所谓“今用真楷，吾言真楷”，堕读者于五里雾中，南海实非在雾中耶。南海至今又百年有余，中国文字之变化，惟繁体简化招致个性化之书法创作与规范化之传媒展布之参差，论字体则并无变化。因观念之影响，书法艺术之发展在动荡间不断沉淀，书法学术亦在贲张中渐趋澹定。此一发展态势，亦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全部脉络厘清之因应。

　　南海又比较中外语言文字之不同云：“盖中国用目，外国贵耳。然声则地球皆同，义则风俗各异。致远之道，以声为便，然合音为字，其音不备，牵强为多，不如中国文字之美备矣。”中国文字最近图画，故发展而成具有独特艺术形态之书法，此为中国文化之瑰宝。南海于书法艺术之特质颇为珍重，其云：“昔唐太宗屈帝王之尊，亲定晋史，御撰之文，仅《王羲之传论》，此亦艺林之美谈也。况兹《书谱》，讲自前修，吾既不为时用，其他非所宜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因搜书论，略为引伸。蒙子临池，或为识途之助。”此段言语，乃为书法艺术之重要性作说明，亦为己撰《广艺舟双楫》作申辩。南海于北京赶考之期，倡言变法，虽遭困沮，已然声名煊赫，于一年间突撰此谈艺之书，于变法同道间未免玩物丧志之讥，故以李世民于《晋书》中惟亲笔撰写《王羲之传论》为说，谓虽为谈艺小道，亦在帝王学中，且明言身处困顿不能言政治之际，穷处有闲暇之时，方为此撰焉。倘康氏乡试登第，或上书得采，于庙堂间经纬无暇，或终身不为此论书之著。然既论书焉，又心萦政治功用，期待款曲暗通。其之尊碑，固亦为有清以来阮、包等倡扬之前导，亦因帝师翁同龢之书以碑派为骛耶。　

　　康南海之学术文字，经常因形势需要而改变，其早年尊古文今学，变法之际则攻击之不论，其《孔子改制考》亦有不同版本，社会刊行之《孔子改制考》序言，极力倡扬民权，而呈献光绪皇帝之书，则另撰序言，竭力推崇帝制。可见以学术为政治工具，于南海非一书一撰之偶然，实贯串前后之惯技。翁同龢观其两本，亦觉康有为其人居心叵测，未敢遽然引见，然南海之煽惑术广，引动风潮，致成舆论，亦非人力可弥。陈宝箴为湖南巡抚，亦主改良，于湖南筹建时务学堂，委其子三立遴选执事，以当时南海声名之隆盛，改良舆论之喧哗，必以南海为首选。三立兼听审慎，于改良诸子中终属意于梁启超。新会固南海弟子，然其为人为学与乃师之最大不同，在新会诚实，以知行合一为圭臬，每能于抚躬自问中寻前路。南海则英雄欺人复欺世。除《孔子改制考》以不同版本以应世外，即其尊碑之说，亦非其心底之学，南海致朱师晦札即透露消息。其弟子任启圣文章《康有为晚年讲学及逝世之经过》云：南海去世后，渠曾在康同璧家整理康氏遗书，发现一封致某君书，谓“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亦”（台湾《传记文学》第六十八卷第二期）。一作者倘因思想知识之变化积累而弃旧绪抒新衷，当寄理解之同情，观康氏一生反复，非以思想改变，多为缘时际会，其与梁启超之与时俱进相较，非弟子有愧于师，实师不堪于弟子也。

　　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别。国朝之帖学，薈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 　　　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论书法，视覃谿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吾粤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为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若怀宁则得于《崔敬邕》也。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比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惜见碑犹少，未暇发蒨，犹土鼓蕢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乾嘉之后，小学最盛，谈者莫不藉金石以为考经证史之资，专门搜辑，著述之人既多，出土之碑亦盛，于是山岩屋壁，荒野穷郊，或拾从耕父之锄，或搜自官厨之石，洗濯而发其光采，摹拓以广其流传。若平津孙氏，侯官林氏，偃师武氏，青浦王氏，皆缉成巨帙，遍布海内。其余为《金石存》《金石契》《金石图》《金石志》《金石索》《金石聚》《金石续编》《金石补编》等书，殆难悉数。故今南北诸碑，多嘉道以后新出土者，即吾今所见碑，亦多《金石萃编》所未见者。出土之日，多可证矣。出碑既多，考证亦盛，于是碑学蔚为大国。適乘帖微，入缵大统，亦其宜也。 　　　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尊之者非以其古也，笔画完好，精神流露，易于临摹，一也；可以考隶楷之变，二也；可以考后世之源流，三也；唐言结构、宋尚意态、六朝碑各体毕备，四也；笔法舒长刻入，雄奇角出，迎接不暇，实为唐宋之所无有，五也。有是五者，不亦宜于尊乎？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尊碑第二”辨析

　　南海云：“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宋元明人之为帖学宜也。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譬如子孙曾玄虽出自某人，而体貌则别。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石庵，然已远逊明人，况其他乎？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道光之后，碑学中兴，盖事势推迁不能自已也。”南海斯论，并非从书法艺术之高下分判碑帖，而以时代变异则书法亦当变异为说，此已脱却书法美学风格范畴而以便宜适应为考量，将实用主义之变幻，就其变法之窠臼也。阮元至包世臣，均于晚明以来书法之渐趋衰飒不满，然未预变法之役，故尚能就事论事，非至指鹿为马。南海为申其说，则移鹕就矢，文愈至后则纰漏愈明。

　　言帖札之优劣，每以真伪之分混淆高下之判，继又以高下之辩依真伪之分，此近世书坛所闻见也。考据学之首义乃辨析真伪，此亦帖札于清世大遭诟詈原因之一。叶昌炽治学谨言，其谈帖札，亦有云：“至隋则浑一区宇，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乃审其字体，上而庙堂之制作，下而闾巷之镌题，其石俱在，未有如世所传法帖者。岂平陈之后，江左书派亦与国步俱迁乎？以此愈可知宋时阁帖，转展响拓，钟、王、郗、谢，半由虚造。余尝欲辑《隋石记》，以明书法流别，觉阮文达南北两派之说，犹不免调停之见，覃溪论唐初欧、褚诸家，一归于山阴法乳，更为町畦未化已。”细考叶文，谓钟、王之书，半由虚造，并非完全否定，尚有一半或非为虚造焉。《淳化阁帖》为中国书法历史上第一部汇帖，其保留前代书法经典，功莫大焉，然其颠倒时序，张冠李戴之舛错亦甚明显。若卷五秦程邈书，竟为楷书，同卷蔡琰书，虽留章意，已然连带为行草，显然非真。又卷二之郗愔书，连绵大草，与卷九、卷十之王献之草书一般无二。此种种明显错讹，自然影响《淳化阁帖》的学术严谨性。然而，若以一部刻帖之缺点即全然否定刻帖于书法经典传承之功，否定刻帖经典之艺术价值，因之发生对中国书法历史认识混淆，则未免唐突。叶昌炽之研究，即不同康有为之大而化之。其云：“今人碑帖不分，凡刻石之文统呼为碑，及墨而拓之纸，又统呼为帖，虽士大夫亦未免俗。甚矣其陋也！夫碑之不可为帖也，石刻之不尽为碑也，周、秦、汉、魏而下，欧、赵而降，撰述源流，雕造形制，其为体也屡迁，其称名也杂而不越。《礼》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叶氏之论碑，非若康氏“遽数之”，乃追索源流，条分缕析，若其比较颜真卿《东方朔画像赞》同一刻本之不同拓本云：“同此一碑，并未重刻，先后工拙，霄壤悬绝。似三本并陈于几，即谓从一碑出，其谁信之。”越为名碑，则椎拓愈甚，至晚越离原作细节失真。故于历史变衍间追寻书法遗迹，若仅从保存现状定取舍，则未经拓摹之碑或新出土者，或艺术价值不高者，岂可与广被人口，历经拓摹之名碑同日而论？故不论碑帖，问其艺术价值，均须探索源流，撷取真髓。南海之尊碑，虽云谈艺，其开篇之辙，乃为物也，世间之艺术与物质，虽寄托融汇，然云艺术者，终必超越升华成形而上之精神，倘斤斤计较于物态，终必失却艺术真髓也。南海之云碑论艺，终落此障也明焉。若云对书法艺术之真实体验，南海自身非耽深趣于书者，自会心者少，志向本在仕途，惟以改弦更张自命，得包氏迥异前人之论，拾其牙慧盖多。南海云：“乾隆之世，已厌旧学。冬心、板桥，参用隶笔，然失则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怀宁一老，实丁斯会，既以集篆隶之大成，其隶楷专法六朝之碑，古茂浑朴，实与汀洲分分隶之治，而启碑法之门。开山作祖，允推二子。即论书法，视覃溪老人，终身欧、虞，褊隘浅弱，何啻天壤邪？吾粤吴荷屋中丞，帖学名家，其书为吾粤冠。为窥其笔法，亦似得自《张黑女碑》，若怀宁则得于《崔敬邕》也。阮文达亦作旧体者，然其为南北书派论，深通比事，知帖学之大坏，碑学之当法，南北朝碑之可贵，此盖通人达识，能审时宜，辨轻重也。惜见碑犹少，未暇发蒨，犹土鼓蒉桴，椎轮大辂，仅能伐木开道，作之先声而已。”

　　南海尊碑，欲从清代书法状态而上溯先古，其先否定扬州八怪之金农、郑燮，谓为怪书，此解亦当为辨析。金农之漆书，郑燮之隶草，颇有别于帖札，二子皆可纳入崇碑之畴，缘何操同室之戈耶？盖南海得安吴熏陶，于篆隶宗脉亦仅推崇伊秉绶、邓石如。当代推崇个性之书家，于金农之怪奇之状更所寄托，或以邓石如辈尚不肯逾越古人藩篱也。南海秉序安吴，尊碑溯古，亦必于当世树立翘楚，以伊、邓为楷式而排斥金、郑，亦见其虽云尊碑，即于碑版中亦欲删除野道，然此绪即肇，脱却书法个性亦远矣。南海又藐视翁方纲，谓其褊隘，实自显偏颇也。翁氏于乾隆朝执书坛牛耳，居“翁、刘、成、铁”之首，其于金石考据学亦堪为先驱，有《粤东金石略》等传世，其书法以颜真卿为楷模，亦传统所谓帖学之属。然帖学之中，亦面目多具，即以唐人书法而论，颜平原、李北海之擘窠较虞世南、钟绍京小楷，其风格相去又岂在道里？倘以美学风格而论，颜真卿实为壮美之尤也。故包安吴、康南海相继以尊碑而訾议翁氏，实堪贻撼树之讥也。近人马宗霍于《霋岳楼笔谈》称：“覃溪以谨守法度，颇为论者所讥；然其真书工整厚实，大似唐人写经，其朴静之境，亦非石经残字到也。”翁方纲之于书法，颇具毕生精勤，其心骛颜书之博大，亦会心钟繇“宣示”、王献之“玉版”之精微，年届八五尚可书蝇头细字，此又绝非包、康之善大言而乏深功者之愿为能为也。倘宛平翁转为当世常熟伯，以其书法之广大精微俱在，南海岂不移樽以献焉。

　　将丰富复杂之中国书法艺术，简单划分为碑帖两造，已显画地为牢之弊，又强为此分派人马，点拨兵将，洵难免张致仓皇，捉襟见肘也。阮元论南北书派，北碑南帖，于书法美学风格之分析自具发轫，然其具论之初，即显露诸多偏颇，若以书法人物之生活地域强分南北之派，则草书大家张芝、卫瓘皆为北人，岂草书仅属北派乎？翁方纲为宛平人，毕生心慕山阴，当归何派？康有为对阮元此种胶执之论，即有批判，自谓：“书派可分南北，人不必分南北。”此说足可为后世钱锺书“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张本。然康氏虽具洞察之眼，无奈其为学使才之倾，更多政治之障，故难免东食西宿，左右支绌耳。或云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多有勉强含混处，其因金石学而大盛则显然耶。然金石学之上溯乃三代秦汉，而非六朝北魏。南海本非考据家，其所见仅囿居宣武门外年余辰光撷拾厂甸摊头物什，较翁方纲、阮元、叶昌炽诸家之心力倾注、日就月将相距何啻道里，故论碑终落于北碑魏体，亦拾安吴牙慧耶。不见南海有云“泾县包氏以精敏之资，当金石之盛，传完白之法，独得蕴奥，大启秘藏，著为《安吴论书》，表新碑，宣笔法，于是此学如日中天。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祉，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

　　所云尊碑之五条，甚少艺术内涵之评判，全从物质现象而立论，因法帖真迹难寻，即不得不尊碑，然若《兰亭序》摹拓诸什，下真迹一等，为后学楷模，岂让何碑；谓唐碑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亦非事实，现存唐代名碑若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邕等诸家碑，完好无损，何让于龙门诸什。康氏于经学欲自张素王之裔，于书学欲强为开山之雄，视中华书法传统经典若王羲之、颜真卿之作品不能入其肯綮，亦不敢公然否决，则以新出土之碑版新鲜易识为说，谓其可代替前贤墨妙，此说全无艺术精神笔墨内涵之比较，唯以“便、易”二字涵盖丰富幽微之书法，于谈艺之途，又焉可云乎高耶。

翁方纲行书手札　安徽省图书馆藏

　　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然通人不可多得，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扬子云曰：“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仲尼、子舆论学，必先博学详说。夫耳目隘狭，无以备其体裁，博其神趣，学乌乎成！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盖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是其师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而不能书者，未之有也。 　

　　千碑不易购，亦不易见。无则如何？曰：握要以图之，择精以求之，得百碑亦可成书。然言百碑，其约至矣，不能复更少矣。不知其要，不择其精，虽见数百碑，犹未足语于斯道也。吾闻人能书者，辄言写欧写颜，不则言写某朝某碑，此真谬说，令天下人终身学书，而无所就者，此说误之也。至写欧则专写一本，写颜亦专写一本，欲以终身，此尤谬之尤谬，误天下学者在此也。 　

　　谓又有学书须专学一碑数十字，如是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一碑，又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碑亦如是，因举钟元常入抱犊山三年学书，永禅师学书四十年不下楼为例，此说似矣，亦谬说也。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诚如钟、永，又安有暇日涉学问哉？此殆言者欺人耳。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然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时临之，临碑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学问，已可成家。虽天才驽下，无不有立，若其浅深高下，则仍视其人耳。 　

　　购碑当知握要，以何为要也？曰：南北朝之碑其要也。南北朝之碑，无体不备，唐人名家，皆从此出，得其本矣，不必复求其末，下至干禄之体，亦无不兼存。故唐碑可以缓购，且唐碑名家之佳者，如率更之《化度》《九成宫》《皇甫君》《虞恭公》，秘书之《庙堂碑》，河南之《圣教序》《孟达法师》，鲁公之《家庙》《麻姑坛》《多宝塔》《元结》《郭家庙》《臧怀恪》《殷君》《八关斋》，李北海之《云麾将军》《灵岩》《东林寺》《端州石室》，徐季海之《不空和尚》，柳诚悬之《玄秘塔》《冯宿》诸碑，非原石不存，则磨翻坏尽。稍求元明之旧拓，不堪入目。已索百金，岂若以此一本之赀，尽购南北朝诸碑乎？若舍诸名家佳本，而杂求散杂，则又本末倒置，昧于源流。且佳碑如《樊府君》《兖公颂》《裴镜民》者实寡。小唐碑中，颇多六朝体，是其沿用未变法者，原可采择，惟意态体格，六朝碑皆已备之。唐碑可学者殊少，即学之，体格已卑下也，故唐碑可缓购。 　

　　今世所用号称真楷者，六朝人最工。盖承汉分之余，古意未变，质实厚重，宕逸神隽，又下开唐人法度，草情隶韵，无所不有。晋帖吾不得见矣，得尽行六朝佳碑可矣，故六朝碑宜多购。 　

　　汉分为正楷之源，以之考古，固为学问之事，即诸书法，亦当考索源流，宜择其要购之。若六朝之隶无多，唐隶流传日卑，但略见之，知深变足矣，可不购。 　

　　汉分既择求，唐隶在所不购，则自晋魏至隋，其碑不多，可以按《金石萃编》《金石补编》《金石索》《金石聚》而求之，可以分各省存碑而求之。然道、咸、同、光，新碑日出，著录者各有不尽，学者或限于见闻，或困于才力，无以知其目而购之。知其目矣，虑碑之繁多，搜之而无尽也。吾为说曰：六朝碑之杂沓繁冗者，莫如造像记，其文义略同，所足备考古者盖鲜，陈陈相因，殊为可厌。此盖出土之日新，不可究尽者也。造像记中多佳者，然学者未能择也，姑俟碑铭尽搜之后，乃次择采之，故造像记亦可缓购。 　

　　去唐碑，去散隶，去六朝造像记，则六朝所存碑铭不过百余，兼以秦、汉分书佳者数十本，通不过二百余种，必尽求之，会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择吾所爱好者临之，厌则去之。临写既多，变化无尽，方圆操纵，融冶自成体裁，韵味必可绝俗，学者固可自得之也。秦、汉分目，略见所说《说分》《本汉》篇中，今将南北朝碑目，必当购者录如左。其碑多新出，为金石诸书所未有者也。造像记佳者，亦附目间下论焉。 　

　　碑以朝别，以年叙，其无稽考，附于其朝之后。 　

　　有年则书，不书者，无年月也。 　

　　书人详之，撰人不详，重在书也。 　

　　石所存地著之，不著者，不知所在也。 　

　　其碑显者书人名，不显者并官书之，欲人易购也。 　

　　吴碑

　　《葛府君碑》（江苏勾容） 　

　　《九真太守谷朗碑》（凤皇元年） 　

　　晋碑

　　《南乡太守郛休碑》（太始六年） 　

　　《保母志》（宁兴三年王献之书） 　

　　《枳阳府君碑》（隆安三年） 　

　　《爨宝子碑》（太亨四年） 　

　　〔按：安帝元兴元年改元太亨，次年复为元兴，四年已改义熙元年。此碑盖在偏远，未知，故仍书太亨四年也。〕 　

　　《孝女曹娥碑》（元嘉元年明人传为王羲之书，姑附于此，海山仙馆刻石） 　

　　宋碑

　　《宁州刺史爨龙颜碑》（大明二年，云南陆源，有碑阴） 　

　　《始康郡晋丰县□态造像》（元褵廿五年山东王氏） 　

　　《高勾丽故城刻石》（己丑元年，长寿王当刘元嘉六年，宋平壤吴氏） 　

　　齐碑

　　《吴郡造维卫尊佛记》（永明六年，浙江会稽） 　

　　《保佛弟子萧衍造像题字》（永明二年，四川云阳） 　

　　梁碑

　　《太祖文皇帝神道东阙》（反刻） 　

　　《太祖文皇帝神道西阙》 　

　　《南康简王神道东阙》（反刻） 　

　　《南康简王神道西阙》 　

　　《临川靖惠王神道东阙》（反刻） 　

　　《临川靖惠王神道西阙》 　

　　《吴平忠侯萧公神道东阙》（反刻） 　

　　《吴平忠侯萧公神道西阙》 　

　　《始兴忠武王碑》（有额有阴） 　

　　《散骑常侍安平王碑》 　

　　《天监五年残碑》 　

　　《鄱阳王益州军府人题记》（天监十二年，四川云阳） 　

　　《石井阑题字》（天监十五年，江苏勾容） 　

　　《章景为梁主造佛依碑石像》（丁未年即大通元年，四川绵州） 　

　　《许善题名》（大通三年，四川绵州） 　

　　《□□□等造观世音像》（大通三年，四川绵州） 　

　　《□道□造像》（□□三年，四川绵州） 　

　　《刘敬造像》（大同三年，山东福山王氏） 　

　　《赞观音》（与大通元年石同，四川绵州） 　

　　《释慧影为父母师僧及身造释迦佛像题字》（中大同元年，浙江石门李氏） 　

　　陈碑

　　《斯罗真兴大王巡狩管境碑》（戊子年，真兴王麦宗陈光大二年也，朝鲜咸兴） 　

　　《赵和造像记》（永定三年） 　

　　魏碑

　　《邑主秦从州人造像王银堂画像题名》（道武天赐三年） 　

　　《巩伏龙造像》（大魏国元年，即太武延和元年） 　

　　《定州中山赵褵造像》（皇兴三年） 　

　　《中岳蒿高罗灵庙碑》（太安二年，寇谦之书，筱额，阳文，有阴） 　

　　《宕昌公晖福寺碑》（太和十二年，陕西澄城，有碑阴） 　

　　《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皇构迁中元载，岁御次阉茂望舒） 　

　　《孙秋生造像》（太和七年。以下为龙门二十品，故合录之） 　

　　《始平公造像》（太和十二年，朱义章书，有额） 　

　　《北海王元详造像》（太和十八年） 　

　　《北海王太妃高为孙保造像》 　

　　《长乐王夫人尉迟造像》（太和十九年） 　

　　《一弗造像》（太和廿年） 　

　　《解伯达造像》（太和年造） 　

　　《杨大眼造像》 　

　　《魏灵藏造像》 　

　　《郑长猷造像》（景明二年） 　

　　《惠感造像》（景明三年） 　

　　《贺兰汗造像》（景明三年） 　

　　《高树造像》（景明三年） 　

　　《法生造像》（景明四年） 　

　　《太妃侯造像》（景明四年） 　

　　《安定王元燮造像》（正始四年） 　

　　《平乾虎造像》（正始四年） 　

　　《道匠造像》 　

　　《齐郡王祐造像》（熙平二年） 　

　　《慈香造像》（神龟三年） 　

　　《优填王造像》 　

　　《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永平二年，太原典签王远书） 　

　　《左援令贾三德开复石门题记》 　

　　《司马元兴墓志》（永平四年） 　

　　《郑文公碑》（永平四年，郑道昭书，有上下二碑） 　

　　附云峰山石刻四十二种（不列详）

　　《仙和寺造像》（永平四年） 　

　　《杨翚碑》（延昌元年，直隶唐山，有额） 　

　　《司马景和妻孟敬训墓志铭》（延昌三年，河南孟县） 　

　　《刁遵墓志铭》（熙平元年，直隶南皮张氏） 　

　　《兖州贾使君碑》（神龟二年） 　

　　《赵阿欢造像》（神龟三年） 　

　　《司马炳墓志铭》（正光二年） 　

　　《张猛龙清颂碑》（正光三年，有额有阴） 　

　　《樊可憘碑》（正光二年） 　

　　《郑道忠墓志》（正光三年） 　

　　《马鸣寺根法师碑》（正光四年，有额） 　

　　《高贞碑》（正光四年，篆额阳文） 　

　　《泾州刺史陆希道墓志盖》（正光四年，篆书） 　

　　《鞠彦瑽墓志》（正光四年，有盖） 　

　　《李超墓志铭》（正光五年） 　

　　《吴高黎墓志》（孝昌二年） 　

　　《六十人造像》（孝昌二年） 　

　　《刘玉墓志铭》（孝昌三年） 　

　　《张玄墓志》（普泰元年） 　

　　《元匡造泗津桥堰石人题记》 　

　　《皇甫摐墓志》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购碑第三”辨析

云购碑，实可入艺术经济学之辙。南海科举未达之时，已然为书院山长，束修课徒，允为师尊，其于子弟辈，久擅耳提面命之行，论书亦师授之术焉。其云“学者欲能书，当得通人以为师。然通人不可多得，吾为学者寻师，其莫如多购碑刻乎！扬子云曰：‘能观千剑而后能剑，能读千赋而后能赋。’仲尼、子舆论学，必先博学详说。夫耳目隘狭，无以备其体裁，博其神趣，学乌乎成！若所见博，所临多，熟古今之体变，通源流之分合，尽得于目，盖存于心，尽应于手，如蜂采花，酝酿久之，变化纵横，自有成效，断非枯守一二佳本《兰亭》、《醴泉》所能知也。右军自言，见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石经》、张昶《华岳碑》，遍习之。是其师资甚博，岂师一卫夫人，法一《宣示表》，遂能范围千古哉！学者若能见千碑而好临之，而不能书者，未之有也”。教授学子广临摹，多阅览，洵为学书正途。渠自云右军之成，乃博取而得，其所举之《石经》、《华岳碑》均所谓碑学经典，故右军之所来自，非某家之囿某派之限明耳。倘云宋、明人即当学帖，清人则必学碑，为时世所宜，则右军之世，又何必超迈《宣示》等类而上朔《经》、《碑》耶？南海教学子当广收博取，终落于门户自限，子矛子盾之悖论，亦当为发撷。以书法艺术之流布发展而言，刻帖，刻碑，均乃书法作品之印刷方式，凡一件艺术品原作衍生为二，至于衍生为千万，均为印刷流布手段之变化，若钩填，摩拓，雕版，刻碑，所得非一，其意则一耶。现今印刷技术之发达，若日本“二玄社”等类，可使印刷品与原作一般无二，若以学习欣赏论，亦不必究其何为原作何为印品。艺术品流传之历史，某阶段亦曾有印刷品之价值不低于原作之时代，若当年傅雷助黄宾虹于沪上办画展，印刷画册若干册，发售若干，赠送若干，剩余若干，皆珍惜几乎与作品同。盖当时之出版著作乃甚难为之事，画家作品则较易得矣。如今之印刷品精良可以乱真，然其价几何？君不见每次书画展览研讨之后，弃置之书籍画册真琳琅满目耶，又谁惜之？此乃物质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之自然现象，康氏以佳帖难求而非帖，以碑版易得而尊碑，真舍本求末之尤也。盖当时传统捐弃，海禁初开，任事多功利以求，学书亦捷径必趋，又岂堪以辨析幽微而求诸南海焉。

广泛师承，选取楷模，皆为学之道，碑拓易得，法帖难求，为权宜之别。南海之悖，在于以权宜之术而淹书学大道。且书法经典，历千秋而不磨，学者倘增广见识，积累学养，临碑临帖，自当多多益善，然真入书艺之奥妙，则须“取法乎上”，以最具书法艺术内涵之经典反复揣摩，体贴入微，方为学书正途。南海讥前人每以《兰亭》、《醴泉》寝馈终身，若翁方纲之老而不疲，以沉以潜，非南海之愿为也。临百碑而未入帖，是康氏之书徒有笔力而无笔法，有气势而乏气韵也，不过依恃名气，培植弟子，广为张扬，其风气流被书坛，又何益焉。

南海云：“谓又有学书须专学一碑数十字，如是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一碑，又一年数月，临写千数百过，然后易碑亦如是，因举钟元常入抱犊山三年学书，永禅师学书四十年不下楼为例，此说似矣，亦谬说也。夫学者之于文艺，末事也。书之工拙，又艺之至微下者也。学者蓄德器，穷学问，其事至繁，安能以有用之岁月，耗之于无用之末艺乎？诚如钟、永，又安有暇日涉学问哉？此殆言者欺人耳。吾之术，以能执笔多见碑为先务，然后辨其流派，择其精奇，惟吾意之所欲，以时临之，临碑旬月，遍临百碑，自能酿成一体，不期其然而自然者。加之熟巧，申之学问，已可成家。虽天才驽下，无不有立，若其浅深高下，则仍视其人耳。”康氏此谓，乃以快捷入门之法以授学子，盖其既非如前代颜真卿、苏东坡等毕生以书法涵养性情之真书家，亦非阮元、叶昌炽等潜心于学问事业之真学者。身当鼎革之世，岂甘沉潜之为，举手必作指麾之势，发声必期万众之和，其之书法，固堪为文人字、名人字之一脉，然施于有心以书法为学问而非仅视为余事者，则大谬不然。沈从文先生尝云：“康南海先生喜谈书法，谈及近百年笔墨优劣时，有所抑扬，常举例不示例，不足以证是非。至于南海先生个人用笔结体，虽努力在点画间求苍莽雄奇效果，无如笔不从心，手不逮意，终不免给人一芜杂印象。一生到处题名，写字无数，且最欢喜写“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却始终不及在云南昆明黑龙潭相传为陈抟那十个字来得秀雅奇逸！昔人说，鲜于伯机、康里子山笔下有河朔气。南海先生实代表‘广东作风’，启近代‘伟人派’一格”（沈从文《谈宋四家、康有为及其它》）。沈先生终身笔墨，虽不堪以书名，然其精勤，亦若晚年不得为小说，则潜心于文物，是有心得人也。南海膺名人书法之名，非佳名也。书法有道，南海亦论道巨擘，然终非道也。昔苏东坡与章子厚为同门友，皆耽书，子厚每日临兰亭序一篇，东坡颇不然。盖以子厚无心得耶。南海之说，稗贩肤授，又岂堪谓心得耶？其当落沈从文之讥也必。

南海又为指授云：“去唐碑，去散隶，去六朝造像记，则六朝所存碑铭不过百余，兼以秦、汉分书佳者数十本，通不过二百余种，必尽求之，会通其源流，浸淫于心目，择吾所爱好者临之，厌则去之。临写既多，变化无尽，方圆操纵，融冶自成体裁，韵味必可绝俗，学者固可自得之也。”中国书法之金石、书卷两大类，金石之极致在先秦两汉，而非北魏，书卷之极致在晋唐亦非北魏。即以碑刻书法而论，汉隶诸经典，其浑茫气概，精严笔致，于艺术格调之高华古奥，亦远胜于南北朝诸碑。北魏者动乱时代一过渡之期也，藐视其文化，无视动乱间亦有零星建设固非宜，片面夸大则更为乖谬。金石书法之发展，最终入于装饰性质，盖其虽为书，离先民造字未远，图绘之迹犹存，此尚与世界其他民族之文字发展之初类同。此装饰性质之发展，非无美学存焉，工艺美术亦有允称大师者。然中华文字之最终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而发展成为书法艺术，则必当在书卷之艺术形成后。在实用间自然发展趋于抽象又立则树楷。衡论中国书史，篆籀、分隶及工楷，均在金石工艺中可揣端倪，惟草行书则为书卷之极则，其艺术内涵、个性价值、变化规律皆非金石工艺之属可比。此乃中国书法艺术之基本线索，非任何局部之发现与张扬可为改变也。

南海之谈碑，亦若叶昌炽所讥，谓刻石即碑，不问其内容所来自，故渠将王献之书《保母志》亦标碑列。二王書迹倘入碑学，则碑自无存焉。安吴之崇尚，犹在怀宁通汉隶秦篆，尚非以南北朝碑版为圭臬，亦未以所得之难易定艺品之高低。若以风格权衡，《曹全碑》之书风娟秀雅逸，纯乎可为所谓南派，相类者更若孔庙三碑《礼器》、《史晨》、《乙瑛》，皆宗雅秀而非旷悍，岂不摒除碑派门墙？以此推彀，自阮元至于康有为，虽极力划分书法之风格流派，因游离书法艺术之涵茫内涵，终不免自见凿枘。以碑帖强分书法风格，莫若具体而微观其互相渗透影响，若《刁遵墓誌铭》为北魏熙平二年（517）刻，清雍正间（1723——1735）在河北南皮县出土。杨震方先生云：“六朝墓志以峻劲胜，此誌有六朝之韵度而无其习气。转折回环居然两晋风流，唐人若徐浩、颜真卿等皆胎息于此”（上海古迹出版社《碑帖叙录》1982年第一版第6页）。现世陆续出土之碑版，依然可为说明，若1959年在苏州虎丘出土之《元师孟墓誌》，为元大德八年（1304年）所刻。杨震方先生谓其“书法秀丽，似学赵孟頫一派”。此《元师孟墓誌》总不能谓其为帖，但其书法风格直接赵孟頫，又焉可遽指为碑？可见寻绎书法艺术之风格内美，还须观察透辟，具体而微。倘以唐人书有北朝气，遽断为唐书法北朝，不亦陋乎；南北朝书风佳者方得谓两晋流风，不亦宜乎。虽然，吾不欲强晋以伐魏，只须分判吾华书法之金石、书卷两造，具体寻觅其美学风格之幽微，则不致迷离张皇也。

发表于《书法报》2015年7月8日

　　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益笔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书势》所称毛宏之八分增损此也）。此如骈体之极，复尚古文，而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南碑绝少，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而后，日即纤弱。梁、陈娟好，无复雄强之气。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 　

　　北周文体好古，其书亦古，多参隶意。至于隋世，率尚整朗，绵密瘦健，清虚之风，一扫而空。岂宙合不分，光岳晴霁，气运有当尔邪？南北书派，自是遂合。故隋之为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 　

　　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轨叠，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邪？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 　

　　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耶？ 　

　　元、明两朝，言书法者日盛，然元人吴兴首出，惟伯机实与齐价。文原和雅，伯生浑朴，亦其亚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极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故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踯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其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辨析

　　南海云：“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

　　钱玄同极推崇康有为，为其重印《新学伪经考》所写长篇序言《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中亦指出：“康氏对于文字，又有极错误之论，他认古文经中的‘古文’是刘歆所伪造，这话固然极对，可是他又认为尊彝也是刘歆所伪造，那就完全错了。”又云：“康氏对于文字之学太不讲求，并无心得。他虽明知‘古文’为刘歆所造，而不能知其来源，竟误认为于尊彝文字为一系，因此而返疑尊彝亦是刘歆所伪造，实为千虑之一失”（古籍出版社《新学伪经考》1956年版第448—450页）。钱玄同比较王国维与康有为为学之不同，对于刘歆之伪造“古文”，王国维即以尊彝文字驳论刘歆，而康有为遽指尊彝亦为伪造，自失利器，致其学难以自圆。

　　南海云：“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益笔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南海本为一文章家，骈散文均堪作手，于文学流变之知解强于书法。先秦之文，乃散文，亦谓古文，至汉兴而出骈文，变古简为繁奥，此文学状态演变之必然也，亦若诗自三百篇之简约渐渐变衍至成大调长歌。书法之自篆变隶，由隶至草、楷，本进化之道。然每一进化必失却古意若许，后世之变化发展，亦多以复古而出新焉。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即一反两汉六朝以降因骈丽而至浮靡之文风，欲从先秦散文之古简而正士夫学子之风气。赵子昂处两宋尚意书风盛行之后，亦以笔法之渐懈而张复古之帜。此文学与书法以复古为创新之显例也。韩昌黎、赵湖州之为文艺，均以终身功课体验以之，且均以内容细节之充盈丰富而臻于成功，绝无前踬后颠之状，故其所得亦显然。南海欲承前修而不能详辨底细，遽张亮帜而终于漫卷声容，故其登高一唱之勇气可表，未入肯綮之弊亦不可不了然焉。

　　南海云：“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此说不诬。两汉之于中华，非惟书法，即政治、法律、思想、学术诸端，均具创形立楷之功。书体之备，亦皋牢百代。若云书法之金石气，盖在秦篆汉隶之中，而书卷气则尚待王羲之之出也。南海继云：“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耶？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所谓唐人尊二王，碑学家每有不怿，南海此说尚未入其彀，然南海之所云，亦多有悖于书法真实，若杨凝式神仙起居之属，开董其昌之萧散爽朗，岂堪以肥厚论。宋四家亦自有其非凡之造诣。后人论文，每有“不读秦汉以下”之说，今之学者，敢云苏东坡可以不读乎？　

　　南海亦见出书法流转间一现象，云：“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耶？”满族为金朝后裔，学赵学董，而究于苏东坡，非病也。倘以书法论，清代喜书者固以皇室风靡而兴董、赵，直至郑孝胥步趋东坡，然苏庵之世，在南海风靡之余，实乃别出心裁之为，南海之指斥，乃针对翁方纲，盖宛平之崇奉东坡，乃自东坡仙游以后之最虔诚恪守者，渠多年于东坡之寿丧之日礼服膜拜，人或谓之迂，然千载以下，口沫东坡者，何如翁氏之有终始。清室之汉化，而能服膺东坡者流，岂非斯文善举。《石语》亦有金人喜苏东坡书法文章之说。新出版之《中国书法全集·宋辽金卷》收录有赵秉文《追和坡仙赤壁词韵》、蔡松年等《跋苏轼书太白游仙诗》；除此等墨本之外，犹有教亨之《苏轼观音像赞》碑刻，可见苏东坡之诗文书法被金人慕爱之深。

　　清代康熙、乾隆以雄强之主，专喜董其昌、赵孟頫之书法，与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倡扬大异径庭，其中之文化心理原因亦当探析。中原南国之士大夫，熏染浸淫于帖札书翰，日久因循，难有突变蜕化；北朝骑射勇武之裔，攻城掠地席卷风摧，入主中原则思典雅斯文，此乃中国历史朝代兴替屡见不鲜之状，非仅若南海之所云金、清两代。清本为金之灭国重复，元代之武力威赫，何逊金、清，然其皇室视赵子昂若天人，以致近百年之王朝，有赵体书法跨宋而续唐，传明而流清，成百代之风会，真书史之奇观。此外，即李唐盛朝，书风法步东晋，文皇死生皈依山阴，然李氏亦具西域血脉，起家战阵，此亦有与蒙古、女真民族之雄强相类处，故可云：雄强有健力者于功业成立之后思典丽文雅，秀弱悠然之得传统者蹒跚难进之间羡慕武勇雄强。此中国书法史之例证实人类心理发展间之自然现象，或可以钱锺书小说《围城》之隐喻为说，即城中之人思出去，城外之人想入来也。当此局囿，倘综汇往史，澹定文心，又岂可以时风之变幻为步趋？即以书法源流而论，又岂可舍弃千载论定之经典遽以突发乍显之新奇为鹜焉。南海即以追鹜为尚，即谓元、明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踯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

　　此处可见康南海之于书学，固渊源于包安吴，然其心性识见，颇有高于安吴处，即若对王铎书法之品鉴，安吴尝以为董其昌草书远高于王觉斯，即眼谩心迷之说也。南海即未以为然，乃视王觉斯高于董其昌，固亦因二子虽均取法二王，然孟津之气格，实多壮阔雄强，华亭之风华，每在优雅雍容，倘分美学脉络，则孟津在碑，而华亭在帖也。学书者自可取精撷华，雅不必强为轩轾焉。南海即以成见示人课徒，则一任偏颇驰骋，其谓香光仅在四家中，是欲共香光与四家皆于帖学衰飒中尽扬弃耳。香光距今又五百年矣，其法乳流布，见者自明。

　　董固未足开拓疆域，于米、赵之后，亦独擅渊雅，自见高华。南海谓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乃其自具其病耳，与香光何涉。然后世颇有迷信南海者，不观香光之内美，真自误焉。清人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最堪称道者为其善于汲取中华文明之精华，若论雄强气势，开张魄力，康熙、乾隆允为千秋君王辈中豪杰，然渠等于弓马事业之间，竟知晓以赵孟頫、董其昌之书法上续于王羲之之法乳，其艺术眼光岂堪小视。康氏之倡扬北碑，表面张致雄强，实未了艺术文化与人情修养之复杂关系。此不可不于清代书法文化发展之幽微间予以辩白焉。

董其昌跋王珣《伯远帖》

　　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汉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刘歆伪体，为周时真字也。其体则今《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观《石鼓》文字，与秦篆不同者无几，王筠所谓其盘灾敢叶，知文同籀法是也。今秦篆犹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门刻石》，皆李斯所作，以为正体，体并圆长，而秦权、秦量即变方匾。汉人承之而加少变，体在篆隶间。以石考之，若《赵王上寿刻石》，为赵王遂廿二年，当文帝后元六年；《鲁王泮池刻石》当宣帝五凤二年，体已变矣，然绝无后汉之隶也。至《厉王中殿刻石》几于隶体，然无年月，江藩定为“江都厉王”，尚不足据。左方文字莫辨，《补访碑录》审为“元凤”二字，《金石萃编》疑为“保岁庶”等字，则“元凤”固不确也。《金石聚》有《凤凰画象题字》，体近隶书，《金石聚》以为元狩年作，江阴缪荃荪谓当从《补访碑录》释为元康，则晋武帝时隶也。《麃孝禹碑》为河平三年，则同治庚午新出土者，亦为隶，顺德李文田以为伪作无疑也。《叶子侯封田刻石》为始建国天凤三年，亦隶书，嘉庆丁丑新出土，前汉无此体，盖亦伪作。则西汉未有隶体也。降至东汉之初，若《建平郫县石刻》《永光三处阁道石刻》《开通褒斜道石刻》《裴岑纪功碑》《石门残刻》《郙阁颂》《戚伯著碑》《杨淮表纪》，皆以篆笔作隶者。《北海相景君铭》，曳脚笔法犹然。若《三公山碑》《是吾碑》，皆由篆变隶，篆多隶少者。吴《天发神谶》，犹有此体。若《三老通碑》《尊楗阁记》，为建武时碑，则由篆变隶，篆多隶阙者。以汉钟鼎考之，唯《高庙》《都仓》《孝成》《上林》诸鼎，有秦少意。汾阴、好峙则似秦权。至于《太官钟》《周杨侯铜》《丞相府漏壶》《虑俿尺》，若《食官钟铭》《绥和钟铭》，则体皆扁缪，在篆、隶之间矣。今焦山《陶陵鼎铭》，其体方折，与《启封镫》及《王莽嘉量》同为《天发神谶》之先声，亦无后汉之隶体者。以瓦当考之，秦瓦如“维天降灵甲天下大万乐当”、“嵬氏冢当”、“兰沌宫当”、“延年瓦”、“方春萌芽”等瓦，为圆篆。至于汉瓦，若“金”字、“乐”字、“延年”、“上林”、“右空”、“千秋万岁”、“汉并天下”、“长乐未央”、“上林”、“甘泉”、“延寿万岁”、“高安万世”、“万物咸成”、“狼千万延”、“宣灵万有”、“喜万岁”、“长乐万岁”、“长生”、“无极”、“千秋长安”、“长生未央”、“永奉无疆”、“平乐何宫”、“亿年无疆”、“仁义自成”、“揜衣中庭”、“上林农宫”、“为年益寿”，体兼方圆。其“转婴柞含”、“六畜蕃息”及“便”字瓦，则方折近《郙阁》矣。盖西汉以前，无熹平隶体，和帝以前，皆有篆意。其汉砖有竟宁、建平、秦阿房瓦“西凡廿九”、“六月宫人”字纯作隶体，恐不足据。盖自秦篆变汉隶，减省方折，出于风气迁变之自然。许慎《说文叙》诋今学，谓“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盖是汉世实事。自仓颉来，虽有省改，要由迁变，非有人改作也。吾子行曰：“崔子玉写张平子篆，多用隶法，不合《说文》，却可入印，全是汉人篆法故也。”杜未谷曰：“《说文》所无之字，见于缪篆者，不可枚举。缪篆与隶相通，各为一体，原不可以《说文》律之。”盖子玉所写之隶法，《说文》所无之缪篆，皆今学家师师相传，旧字旧体，展转传变可见也。《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或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仰扬之，实自歆始。且孔子《五经》中，无籀、篆、隶三字，唯伪《周官》最多，则用《庄子》《韩非子》者，又卿乘篆车，此亦歆意也。于是篆隶之名，行于二千年中，不可破矣。夫以篆隶之名，承用之久，骤而攻之，鲜有不河汉者。吾为一证以解之，今人日作真书，兴于魏、晋之世，无一人能指为谁作者，然则风气所渐移，非关人为之改作矣。

　　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允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游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

　　八分之说，议论纷纭。蔡文姬述父邕语曰：“去隶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八分。”王愔曰：“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张怀瓘曰：“八分减小篆之半，隶又减八分之半。”又云：“八分则小篆之捷，隶亦八分之捷。”蔡希综曰：“上谷王次仲以隶书改为楷法，又以楷法变八分。”王应麟曰：“自唐以前，皆谓楷字为隶，欧阳公《集古录》始误以八分为隶。”东魏《大觉寺碑》题曰“隶书”，盖今楷字也。洪迈以晚汉之隶书为八分。吾邱衍以秦权、汉量为秦隶，未有挑法者为八分，比汉隶则似篆，以《石经》为汉隶有挑法者。包慎伯曰：“凡笔近篆而体近真者，皆隶书也。中郎变隶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势左右分布，相背然也。”按王愔、萧子良谓“上谷王次仲作八分”，卫恒云“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又叙梁鹄弟子毛宏，始云今八分皆宏法。按梁鹄已在魏时，毛宏更后，若毛宏始作八分，则汉魏有挑法者，《石经》等碑已备之矣。若如包氏说，中郎始变隶作八分，则中郎之前，《王稚子阙》《嵩高铭》《封龙山》《乙瑛》等碑，已有挑法，何待中郎之变邪？且中郎《劝学篇》云“王次仲初变古形”，则非邕可知也。若如吾邱衍以篆未有挑法者为八分，则张昶八分碑乃即《华岳碑》，卫觊金针八分书及《受禅表》皆有挑法者。若从王氏之说，以今楷书为隶书，以汉人书为八分，斥《集古》谓“汉人书曰隶”为误，则《序仙记》称“王次仲变仓颉皆为今隶书”，则谓八分为隶亦可，是永叔亦不误也。王次仲作八分，张怀瓘从《序仙记》，以为始皇时人，王愔以为建初时人，萧子良以为灵帝时人，虽不能辨，而有挑法之隶，起于安、和之时，亦必为建初前人，必非灵帝时人也。且建武时《三老》《尊楗》《郫县石刻》笔法，已有汉隶体，则次仲之作，亦不可据。张怀瓘《书断》又云“楷隶初制，大范几同，后人惑之，学者务益高深，渐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高南阜《八分说》：“汉末伯喈始添掠捺，八字左右而分布之，是谓八分。为分别之分，非分数之分也。”翁方纲《隶八分考》据此两说，引《说文》八字条：“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并引“丐”字“詹”字“尔”字有“八”字，义以为必作分别分列解，因考齐胡公棺有隶为伪。诸家以八分先于隶为谬，又谓分剂、分量、分数之分，《玉篇》“扶问功”，在去声，二十三问。《礼记》：“分无求多，礼达而分定是也。”此字自古无读平声之理。杜诗“大小二篆生八分”押平声。即以分字音义论之，其为分布分列之分，可无疑惑，其说甚辨。按古音无平仄之分，离骚“好蔽美而称恶”，与“恐导言之不固”，“哲王又不寤”为韵，则以入声之“美恶”，读为去声之“好恶”。《急就章》：“万方来朝，臣妾使令。汉地广大，无不容盛。”是以“于以盛之”之平声为去声也。则汉人无平去声之别可知。《玉篇》、杜诗，皆在沈约之后，岂足据乎？

　　原诸说之极纷，而古今莫能定者，盖刘歆伪作篆隶之名以乱之也。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学家本无之，惟时时转变，形体少异，得旧日之八分，因以八分为名。盖汉人相传口说，如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为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程邈作隶亦隶也，而东魏大觉寺亦称隶，八分可谓通称，亦犹是也。善乎刘督学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以两汉碑考之，其次叙诚可见也。又如今人以汉文为散文，以六朝为骈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笔之异，汉魏之间，骈散莫分，而与西汉六朝少异，即可上列于散文，亦可下次之俪体，随时所称，以为文字。八分之说，殆犹是欤？中郎之说，盖当时之学家通称，但文姬述之不详，而为古学篆隶所惑，故乱之千载耳。今为别之。自《石鼓》为孔子时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说也。西汉无挑法，而在篆隶之间者，名曰西汉分，蔡中郎说也。东汉有挑法者，为东汉分，总称之为汉分，王愔张怀瓘说也。楷书为今分，蔡希综、刘熙载说也。八分之说定，篆、隶伪名，从此可扫除矣。

李廷华《广艺舟双楫》辨析“分变第五”辨析

　　南海云：“文字之变流，皆因自然，非有人造之也。南北地隔则音殊，古今时隔则音亦殊。盖无时不变，无地不变，此天理然。当其时地相接，则转变之渐可考焉。文字亦然。”这应该是语音文字发展历史之基本规律与常识。中国书法文字篆、隶之变即在此规律之中，隶、楷之变亦在此规律中。南海又云：“《志》乃谓秦时始建隶书，起于宫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许慎又谓程邈所作。盖皆刘歆伪撰古文，欲黜今学，或以徒隶之书比之，以重辱之。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尔。创名而抑扬之，实自刘歆始。”南海此说，亦与其在《新学伪经考》中之全称否定判断类同，为否定刘歆，则刘歆之一切皆为伪造，趋同古文经学之班固《汉书》、许慎《说文解字》皆为刘歆伪造之作品，此真强六经以注我也。某种字体之发生，固然不可能为某一个人之独造，然以某一代表人物而标志之亦为正常。刘歆谓隶书为程邈所作，固然可疑，然秦篆为李斯所创，则南海亦认同，盖是时无今古文之辩也。南海谓“隶书”之得名，乃刘歆为贬抑今学而措施，则又太想当然，如同其为否定河间王之献书，即连“实事求是”此一评价亦遽断为古文家作伪而追加。此种绝对化的论断心理使得南海眼中一时芥可容舟，一时虚空无物，或将并非经典者抬高以自诩创见，或将千载有公论之名作视为虚幻。此种心理传诸后世，乃造成对书法经典若王羲之《兰亭序》的怀疑及否定，虽南海不及见，然肇端者非李文田一人也。

　　南海考论“分书”之变谓：“东汉之隶体，亦自然之变。然汉隶中有极近今真楷者，如《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字之‘邑’旁，直是今真书，允似颜真卿。考《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虽无年月，当同时也。《张迁表颂》，其笔画直可置今真楷中。《杨震碑》似褚遂良笔，盖中平三年者。《子游残石》《正直残石》《孔彪碑》，亦与真书近者。至吴《葛府君碑》则纯为真书矣。若吴之《谷朗碑》，晋之《郛休碑》《枳阳府君碑》《爨宝子碑》，北魏之《灵庙碑》《吊比干文》《鞠彦云志》《惠感》《郑长猷》《灵藏造像》，皆在隶楷之间，与汉碑之《是吾》《三公山》《尊楗阁》《永光阁道刻石》在篆隶之间者正同，皆转变之渐至可见也。”书体由篆变隶变楷，可谓时间变衍。由地域距离而至语音之变化，则可谓空间变衍。若我国湖北北部之语音，即近河南，而东部语音近江西、安徽，西部近四川，南部则近湖南。语音之空间变衍较文字之时间变衍更具自然属性而较少社会属性，若秦始皇统一中国，可以规定文字，并未规定语音。故言文字、书体与语音、语言之变化规律，知其同还当知其异，入于幽微方不致迷离支绌。某二十年前拜访王朝闻先生，曾以此话题请教议论（《中国书法》1996年2期《于随便处见深心——王朝闻先生谈书法》），可为参考。

汉《熹平石经》（残字，局部）

　　南海之考辨书体源流，本为其尊碑张本，渠谓：“东汉隶书若《高君阙》《高颐碑》《张迁表颂》《杨震碑》已具楷意，与颜真卿、褚遂良书法略似。”后世推崇南海者，每以楷书是否带隶意而评骘高下，倘综观书史，此实非判艺之圭臬也。沈曾植跋《张猛龙碑》云：“此碑风力危峭，奄有钟梁胜景，而终幅不杂一分笔，与北碑他刻纵意书写者不同。”书法艺术，乃以字体之书写结构为基本因素，融汇多种文化意蕴而构成。篆、隶、楷三种基本字体在渐进变化发展中亦每有融汇。以较新出之字体掺杂较古旧之字体，既可谓其掺杂间领会古意，亦可视为此字体尚不成熟，亦若新文学之白话文代替旧文学之文言文之后，有作者以“半文半白”为文，亦略具古意，然作品之价值高低，初非以是否文体掺杂为判断。尊碑各家，于《张猛龙碑》之艺术价值均无异词，沈曾植跋语谓其无一分意，即在分判其与隶书之区别，谓此碑为完全独立之楷书。在同一跋语中，沈氏又云：“书人名氏虽湮，度其下笔之时，固自有斟酌古今意度。此直当为由分入楷第一巨制，拟之分家，则中郎《石经》已。”又若居北碑榜首之郑道昭诸碑，其结字尚多汉隶之意，且具行书之畅爽，即沈氏所谓“纵意书写者”也。东晋南渡之后，北方文籍荒芜，逾百年后始有北魏孝文帝崇尚文略。此时南北交通未畅，书法传续远落后于南方，其接续汉隶，乃社会条件所限制，实为社会文化之返古现象，不能谓为进步，但书体之隶楷相杂，自见古意斑斓，又成艺术风格。北魏时人作书铭碑，拘囿于环境，缺乏各种书体之艺术比较，于书法中得古意氤氲，与现代人于诸体齐备中着意追求，为另一意也。南海云：“不能指出作今真书之人，而能指出作汉隶者，岂不妄哉！”历史发展中的一般现象和特殊现象互相渗透融汇，往往造成后人分辨之困难。即以书法而论，亦不乏较前时代之作品流传确凿而较后时代之作品反致沦湮之个案。南海云：“古者书但曰文，不止无篆隶之名，即籀名亦不见称于西汉，盖今学家本无之，惟时时转变，形体少异，得旧日之八分，因以八分为名。盖汉人相传口说，如秦篆变《石鼓》体而得其八分，西汉人变秦篆长体为扁体，亦得秦篆之八分。东汉又变西汉而为增挑法，且极扁，又得西汉之八分。正书变东汉隶体而为方形圆笔，又得东汉之八分。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犹王次仲作楷法则汉隶也。而今正书亦称楷。程邈作隶亦隶也，而东魏大觉寺亦称隶，八分可谓通称，亦犹是也。善乎刘督学熙载曰：‘汉隶可当小篆之八分，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正书亦汉隶之八分。’真知古今分合转变之由，其识甚通。以两汉碑考之，其次叙诚可见也。又如今人以汉文为散文，以六朝为骈文，而六朝人又有文笔之异，汉魏之间，骈散莫分，而与西汉六朝少异，即可上列于散文，亦可下次之俪体，随时所称，以为文字。八分之说，殆犹是欤？中郎之说，盖当时之学家通称，但文姬述之不详，而为古学篆隶所惑，故乱之千载耳。今为别之。自《石鼓》为孔子时正文外，秦篆得正文之八分，名曰秦分，吾邱衍说也。西汉无挑法，而在篆隶之间者，名曰西汉分，蔡中郎说也。东汉有挑法者，为东汉分，总称之为汉分，王愔、张怀瓘说也。楷书为今分，蔡希综、刘熙载说也。八分之说定，篆、隶伪名，从此可扫除矣。”此一大段引述兼议论，归根结底，是欲废除前代篆、隶、楷之名，统以八分为论。其实，刘熙载所论云：“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皆是浸趋简捷，独隶之于八分不然。”“以参合篆体为八分，此后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势为八分，觉于始制八分情事差近。”统观之岂为南海之意。南海以清晰而入朦胧，非论书也，直欲以刘歆之古文经学等同书体篆、隶、楷演替之序，其不谬哉。

　　南海阐其“体变”时即云：“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以八分为书体源流衍变之说，否决篆隶之名，似得其理，但若加以草行，则又自谬也。于此对照，即见南海论书乃以偏盖全，支绌勉强。若衡诸书史，各时代均有其特色，非必以暗接前代之幽微为光耀。无论汉、晋、唐、宋之辉煌，即明代书法，虽近末世，亦名家辈出，至董香光、王觉斯与沈、文、祝、唐诸家，兼徐、傅、黄、倪诸贤，皆可超迈元代而接续两宋，即若南海所谓“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耳，至有清三百年，可有一人堪与诸子比肩？南海又以晋唐为书法之古学，堪附会刘歆，以北碑汉篆为今学，为己张本。其北碑，即魏碑也；汉篆，则混淆汉隶为篆，实汉岂有篆，含混勉强间，即欲以邓完白、张廉卿二子所代表之“今学”与晋唐分庭抗礼且欲超而出之，其陋其悖，不亦显乎。篆隶之名，乃历史流衍所致，非一人数人之定，南海遽以伪为篆隶之名，统以“八分”概括之，似扫百世前修之定论，立千古书体之新说，此乃与其《新学伪经考》相呼应，欲以今之“素王”独步当世焉。然经学今古文之辩，自汉后未绝，尚有诸多学术内涵在，而遽以伪字谓篆隶，则益见其鼓努灭裂之状。钱玄同在评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时，即指出南海非文字学家，议论书体源流之变未入肯綮。倘衡诸《广艺舟双楫》，其荒悖则更有甚于《新学伪经考》也。

北魏《张猛龙碑》（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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