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何去何从

【作者简介】裘援平，全国政协常委、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侨办原主任

当前，中美关系持续恶化，处在重大历史关口，一头通向竞争与合作新路径，一头通向交恶与对抗“新冷战”。何去何从攸关两国、攸关世界、更攸关民族复兴大业。需要各方有识之士，拿出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破解这一历史性难题。

一、中美关系变化轨迹

中美关系远的不说，建交40年来演变脉络清晰。从建交到特朗普任前，中美关系虽历经曲折，但美对华政策总体在“接触与牵制”的战略区间，交替使用合作性和强制性战略工具，旨在利用、改造、防范和牵制中国。尼克松至克林顿时期，以接触+规制为主；小布什第二任期，防范面开始增多；奥巴马后期，制衡面逐步加大。都未脱离接触为主、辅以牵制的总基调，基本保持竞争与合作大体平衡，没有视中国为主要战略威胁、竞争对手，更没有视为主要敌人。中方即便在政权安全和台海局势受到严重威胁情势下，也坚持稳定中美关系，有效管控矛盾分歧，推动形成两国相互依存紧密关系，实现“斗而未破”、总体向前发展。

特朗普上台前后，美国对华认知变化。美国商界对华“抱怨”增多，中美关系良性发展支柱动摇。美国部分群体将国内问题迁怒于我，对华不满和怨气累积。美国学界从温和与强硬派各执一词，到制衡中国成为主流意见。美国社会政治气氛趋向保守，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府会两党、官学各界迄今能形成的基本共识是：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和全球秩序构成挑战，成为美国主要竞争对手，未来五至十年是中美战略竞争关键期，若不有效应对，中国强盛势头难挡，超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必须加大对华制衡。与冷战热战机器相关的“强硬派”，借国内民粹民怨之势，刻意制造“与中国为敌”舆论，强推全面遏阻中国政策，压倒了理性声音，助长了鹰派气焰，一定程度上“绑架了”痴念让美国“再度伟大”的特朗普总统和公众舆论。

特朗普政府完成首轮国家安全、军事防务、全球和地区战略调整，认定中国为主要战略威胁、主要竞争对手、主要假想敌，并在制定“全政府对华战略”。之所以至今拿不出来，是因为面对全新的战略对手，以及中美关系“剪不断、理还乱”的特殊复杂性，美国内部在一系列对华战略要素上看不准、也难形成共识。分歧包括：美国霸权是否衰落及其原因，中国是否对美构成威胁及其程度，中国是美竞争对手还是敌人，应以敌对、对冲还是竞合模式应对，军事安全、经贸科技、政治外交哪个是主导性战略，战略目标是遏制、规制还是彻底“扳倒”中国，长期对华接触加遏制的政策是否失去效力等等。

美国对华“接触派”的百人公开信，以及“强硬派”的回应函，反映出上述分歧上的严重对立。表明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从来不是铁板一块，政学界对华“接触派”始终没有离去。他们通过贸易战及美对华举措对美自身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意识到这样下去于美不利，在政策和话语上与鹰派主政者拉开距离，试图以平衡的声音影响舆论和社会认知，牵制极端势力将中美关系推到敌对方向。尽管我们与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其影响力也未必能改变当前局面，但在美国社会对华污浊的舆论中，这应该算是一股“清流”。“中美不可为敌”、“不能孤立、排斥中国”，已是目前美方最理性的声音，让世界看到两大国关系缓和的希望，让我们看到双方坐下来沟通探讨的余地、抑制关系断崖式滑落的可能，应该积极回应并因势利导。

二、中美关系变化原因

中美关系发生质的变化，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世界层面的原因。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大变局有催化作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等加速演进，国际权力和利益格局等持续变化，背离了美国初衷和意志，增强了美危机感和紧迫感，引起美战略焦虑和强烈反弹。二是结构层面的原因。纵观4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曲线，随着国际体系演变、中国国力增强、中美差距缩小，美国对“改造”中国渐失信心，对中国“威胁”认知升高，对华政策日趋消极，制衡乃至遏制成分递增。在两国接近“等量齐观”之际，中美关系出现颠簸逆转、“回不到过去”有其必然性。三是战略层面的原因。中美携手抗苏、联合反恐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朝核问题等全球治理与危机化解的合作基础或消失或削弱，中美关系“压舱石”反成主战场，中国积极进取与美国战略收缩形成反差，两国战略态势从遥不可及到局部竞争。四是美方主观原因。既有美国内民粹势力当道，把中国作为各种问题的“替罪羊”；也有特朗普商人治国理念、选票政治权术和任性而为特质；还有其清一色对华强硬的执政团队操盘，急不可耐地使出各种极端招数，推行倒行逆施举措，企图把中美关系拖入所谓“新冷战”和“修昔底德陷阱”。

从自我评估的角度分析，需要拿出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正视在两国关系演变长周期的必然性中，哪些因素可能加速了这一进程，如何才能稳住或减缓中美关系急速下滑趋势，以便从战略和策略上理性思考，中国如何实现和平复兴、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

三、美国对华政策走向

美国“全政府对华战略”无论最终如何定义，也无论特朗普能否实现连任，未来几年可以预见，美国将以更强硬的姿态、更具竞争性的防超越手段，加大制衡中国崛起的力度。基调可能是“积极全面制衡”，特征是由接触主导向竞争主导转变，实质是从“接触为主、辅以牵制”转向锚定以强制性手段为主的制衡，意味着中美关系从竞争与合作大体平衡变为竞争性居压倒地位。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中美“进入战略性竞争时代”。

短期内，对华强硬派的主政团队自知时日无多，还会强力推进对华遏制举措。发展利益方面，无论中美贸易谈判是否达成协议，都会持续推动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通过操弄关税、脱钩制裁、限制交流、规制锁定等施压，着力在削弱我核心竞争力上釜底抽薪，企图堵塞我科技赶超和产业攀升通道，将我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中低端。主权安全方面，防范加遏制实施“长臂管辖”，在台湾、南海、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制造麻烦，侵蚀我核心利益。地缘战略方面，推动“印太战略”落地落实，牵制“一带一路”建设。国际秩序方面，按“美国第一”原则，推动改变双多边经贸规则，取消我发展中国家地位及“差别化待遇”，并作为“汇率操纵国”和“非市场经济国家”加以排斥打压。

中长期看，中美关系无非三种前景：一是美国急于扭转我追赶趋势，持续加大对华遏制政策，仅在有限领域接触与合作，两国关系在磕磕碰碰中“斗而不破”，这就是目前的态势。二是经过一段战略交锋与调适，双方坐下来探索 “良性竞争、合作共存” 之道，管控住竞争矛盾和利益冲突，建立起竞争与合作、牵制与接触新的平衡，实现所谓“协调、合作、稳定”，这是要力争的结果。三是美国在强硬派主导下，执意推行与中国对抗的敌对政策，将中美关系拖入“新冷战”，这是中美双方有识之士必须极力加以避免的。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中美相互依存紧密、中国分量今非昔比、各国不愿“选边站”、军事科技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两个大国对抗、全面隔绝围堵、意识形态对立、发生军事摩擦的旧冷战局面难以再现，也不应该出现。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可塑性，既取决于美国的战略选择，也取决于中国的战略应对。

四、中美关系路在何方

从世界历史方位看，中国复兴进入大国崛起后期，与世界大变局时空交汇，中美关系只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需要尊重历史规律和国际经验，作为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加强全面而长远的运筹帷幄。

把握世界潮流，顺应时代大势。世界变局、中国发展、中美关系正处于紧要关头，切莫受非理性、极端化、反潮流之风干扰，更不能“随之起舞”，简单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针锋相对中跟随进入全面对抗的战略轨道。要牢记“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铁律，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历史经验，以正确判断世界发展大趋势为前提，坚持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潮流，毫不动摇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集中精力首先做好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我国利益与别国和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制度设计同国际规则、全球治理和秩序变革对接起来，在与世界融合交汇共生中实现发展；坚持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寓中国崛起于国际体系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之中，在与国际社会充分合作而非与一争高下中发挥力所能及的建设性作用；坚持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继承和发扬新中国外交传统与优势，最大限度地扩大朋友圈、缩小对立面；坚持顺应文化多样化趋势，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在与各国交流交往交融中实现繁荣进步等。凡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符合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该做就做、该改就改、该让就让。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把准、顺应、用好世界大势者胜，误判、违背、错失世界大势者败。

着眼根本利益，稳定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世界变局中最关键的一对大国关系，要以对世界、对国家未来高度负责的精神妥善处理。中国要民族复兴，美国要再度伟大，竞争性态势显露，结构性矛盾产生，焦虑焦躁导致美方作出非理性反应，出现战略偏激和严重误判。我们要处变不惊不乱，拿出战略定力、战略气度和战略智慧，用我们擅长的辩证思维、多元思维而非一元定式，以“不放弃努力、不停止合作、不回避竞争、不惧怕打压”的基本态度，坚定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大局，力避掉入“新两极”和“新冷战”陷阱。

一是巩固两国关系总体框架和政治基础。充实 “协调、合作、稳定”内涵和保障机制，发挥好元首引领、战略对话、经贸谈判、各类磋商等稳定器作用。在全球、地区和热点问题上，做好维护共同利益、应对共同挑战、解决共同关切的文章，力推中美关系向良性竞争、坚持合作、避免冲突、总体稳定方向发展。

二是维护两国关系稳定的物质基础。“脱钩”和隔绝是冷战的“版本”和“前奏”，在全球化时代则是损人害己的愚蠢行为。要坚持按照国际规则和市场规律发展经贸关系，在经贸和科技摩擦中找到彼此关切的契合点和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拓宽思路和发展途径，用增量解决存量的问题。在两国关系迷茫、焦虑、躁动期内，要注意拆解而非扩大矛盾，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就在什么范围、运用什么规则规律解决什么问题，防止各种矛盾缠绕纠结、各种风险叠加积聚、处理方式简单单一，造成难以挽回的“致命伤”、走上难以修复的“不归路”。

三是在亚太地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上拓宽视野。持续推动各类区域次区域合作及机制建设，扩大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安排，力争RCEP谈判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早日达成，扫除地区安全与发展命运共同体建设障碍。“一带一路”建设要走全球化路子，以各国能够接受的形式，实现发展规划灵活对接，形成与原有地区合作机制兼容的共商共建共享平台，扩大国际组织和各国包括美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面，形成全球参与、一体合作、融合发展局面。

四是加强风险管控和危机管理。研究借鉴历史和国际经验，建立维系中美关系战略稳定机制，健全各类沟通协调、快速反应、化解纷争、危机管控机制，把滋事、误判、意外和失控降到最低。

五是坚持人文交流并正确引导舆论。战略曲解误判、舆论扭曲混乱、人文交流受阻，是当前中美关系突出问题之一，需要双方作出努力。要发挥两国人文交流机制和双边协议作用，继续支持各界交往交流，对阴暗势力破坏行为要揭露谴责。让长期研究国际战略和从事外交工作的专家及人士，用专业性、学术性和政策性话语，在理论、政策和战略层面与美方深入对话和联合研究，正确引导两国政学界和社会舆论，推动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回归理性，共同破解中美关系的世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