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卡明斯《朝鲜战争》书评

　　【编者的话】时下，在论证抗美援朝正义性的声音中，我们大致见到了以下几种范式：1）最为流行的民族国家叙事模式，把抗美援朝作为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战”，并指认半岛南北分治乃该国地缘利益的最优解；2）由部分“学院左派”提出的，强调抗美援朝对第三世界话语权的意义；3）更为“经典”的左翼话语，突出抗美援朝的国际共运性质。三种范式的竞赛是在某些共同前提下开展的：除了都自诩为那一轮已然作古的“中国革命”的辩护者和继承人之外，还包括一些三方均予承认的历史认识——例如李承晚政权的腐朽独裁，南朝鲜统治层与日伪势力过从甚密，主动出战对革命中国的正面作用……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引人深思的是，在诠释抗美援朝（和类似的中国革命遗产）时，往往都是民族国家叙事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这仅仅是因为后者的宣传机器更为强势么？进步力量是否给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

　　早在七年之前，汪晖写作《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从国际主义、第三世界、人民战争等理论维度尽其可能地为抗美援朝正名，批评了庸俗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还因此承担了“史实错误”的骂名。然而，如果说“斯大林搞阴谋”是一种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话，那么讴歌抗美援朝的“龙游浅水勿自弃”（与萨镇冰原诗“中苏两国临斯世”相比，这一伪托的诗句极为露骨地显示了其民族主义愿景）和“龙战于野”又何尝不是“方法论民族主义”呢？而且，这种区别于自由派和学院派史家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还能反过来把汪晖的一切辩护统统收编。当年的革命的确“胜利”了，但这份胜利却无法属于，至少无法自然而然地属于今天的革命者。

　　因而，本期稿件希望通过“关注胜利方内部的失败者，从而反思胜利本身”的方式，为理解东北亚人民在朝鲜半岛的解放-反帝战争提供一种新视角。也许，这种视角的具体运用尚不成熟，但却是一次开掘更广阔的革命史视野与理论视野的尝试（在当代中国，革命史问题天然是政治问题，因而也天然就是理论的对象）。现实来看，这种尝试对于进步人士而言也显得愈发迫切，不久前流行的一篇泛自由主义文章《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朝鲜战争》，就是从反面运用了“失败者”视角。该文章一方面借助中韩双方民间的人道主义互动来呼吁国人理解“韩方”的视角（这里当然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缺陷——朴素的人道主义怎能消弭战争本身的正义性？屈从强权所换取的“避免流血”怎能等价于“和平”？李承晚的政权怎能简单对应今日之韩国？）；另一方面，该文章有意使用了被俘志愿军的经历，一箭双雕地瓦解了国家主义叙事和经典左派的“胜利”叙事。然而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失败者”来说，那样一种“你们是受了愚弄而走上战场，流血没意义，容我辈怜悯一番”的叙事姿态，未免太过傲慢。因此，今日的进步人士不应该去回避，甚至还要去主动面对和思考革命中“失败者/边缘者”的历史。如果说，自由派人士和职业史学匠发掘这些失败者，是为了论证革命本身是错误或无意义的，我们则是反而要去说明：为什么革命史中有这样多的“污点”，为什么革命在二十世纪历史的最终后果可能仍然是“失败”的，但是革命仍然值得我们去挖掘、诠释和继承。

　　一场“多方共赢”的战争？

　　根据今日继承当年参战主体的各个政权所称，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追溯自己进入这场战争的日期各不相同。6月25日是半岛北方的“祖国解放战争”和南方的“六二五战争”开始的日子；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时间一般被认为是7月5日——这一天，美军地面部队第一次和人民军交战，美军24师派出的由营长史密斯指挥的“史密斯特遣队”，在这场短暂的战斗中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而志愿军则在10月19日开始跨过鸭绿江，25日第一次和对手交战。根据各参战政权的官方以及各自政权辖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关于这一点，比较难以理解的恐怕是美方的说辞；这种说辞恰恰在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之后进一步得到强化：“1990年代的莫斯科新档案，被用来主张朝鲜战争正是当年杜鲁门总统所说的战争”（以抵抗所谓共产主义侵略为目标的所谓“有限战争”即防御性战争）[1]。若果如此，那么其“有限”的目的就可以算是达到了，美国也可以坦然自诩“胜利”了。对此，熟悉朝鲜语材料，与韩国进步派知识分子结交多年，并且妻子为韩裔的美国历史学家卡明斯讽刺说：“因此....第一场朝鲜战争，1950年夏天的南方之战，是成功的；第二场朝鲜战争，反攻北方，是失败的。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这个精神分裂症式的墓志铭：决定保卫南韩，是杜鲁门总统任内最光彩的时刻；决定向鸭绿江进军，却是‘（美军）最惨烈的失败。’”[2]

　　有趣的是，中方史学界也有一位善于使用“新材料”的学术权威，也是依赖“新发掘的莫斯科档案”（学者自掏腰包，更得珍贵），得出了与艾奇逊几乎完全对称的观点（虽因国内的政治正确，他没有明确如是说，但若读过他的相关名著，显然不会误解他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沈志华一方面以这些档案确认，中国在朝方溃退的时刻做出的果断决定，实现了维护新生政权安全的“有限目的”，另一方面，质疑中方没有抓住1951年第三次战役后国际调停和美方新挫的时机实现停战的决定。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对于中方同样有两场“抗美援朝”，他继续承认其合理性的“有限战争”，和徒增几十万伤亡的、本质上失败了的、长期的“无限战争”。

　　双方观点的“对称性”来自于什么呢？读者想必可以很快指出两条：1）意识形态上都认可民族国家追求所谓“国家安全”的正当性；2）利用工具理性的核算来安抚哭闹中的人道主义者，求解“国家安全资源”和“国民性命资源”的“最优均衡点”。笔者在这里却想进一步强调第三点，即两者的对称性可能也和双方共同倚重的“莫斯科档案”的性质有关。诚然，没有人能质疑这些档案本身的可靠性；可是，只有相信“朝鲜战争”的进程在根本上是由莫斯科或其他地方的密室政治所决定，才能造成把“档案”直接拼贴为历史本身的误解。归根到底，中国和美国的多数身处“后革命”氛围中的专家们，并不能理解“革命”这种东西是如何发生的，更谈不到把朝鲜战争还原为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东北亚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而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反革命）在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之前，是不可能自动停下来的。

　　值得再商榷的起止时间

　　理解朝鲜战争是一场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步就是需要认识到它是一场内战——“只有这个概念可说明为什么在1950年6月之前，朝鲜半岛就已经死了10万人”[3]。我们有必要补充如下知识：从1946年11月到1950年6月，半岛南方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起义与镇压：丽水-天顺、济州、智异山……从韩国电影《南部军》、《太白山脉》、《芝瑟》中，我们能窥见这些历史事件的一角；尤其在《太白山脉》中，围绕地权的阶级斗争被反复点题。即使考虑到当时北方进行的土地改革也伴随者暴动夺取/分配生产资料、清算统治旧账而处决地主的情况，其受害者规模仍远不能与南方同期镇压抵抗的暴力等量齐观。更不能忘记“越南者”（向南躲避土地革命的地主阶层）在1950年随联合国军“还乡”后，进行了百倍残酷的报复（可类比中国的“还乡团”大屠杀），其中至今作为北朝鲜政权宣传重点的信川屠杀，受害者估计达35000人，南方作家黄皙暎的小说《客人》也曾描写此事。　　

　　（电影《太白山脉》剧照）

　　理解了朝战是“内战”，美国“修正派”和韩国泛进步阵营的历史学家们得以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起止。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出，朝鲜战争早在1946年或1948年就开始了，直到1955年最后的南部游击队缴枪才结束；而一旦我们把半岛南方左翼的武装斗争考虑在内，对于参战各方来说，是否“胜利”的标准也就变得更加模糊和暧昧了。例如，既然北朝鲜方面说他们的“祖国解放战争”因为打败了帝国主义干涉而胜利了，那如何看待1953年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员们的苦斗？　　

　　（反映南方抵抗力量的电影《南部军》）

　　完成了第一步，我们还需要从“内战”再进一步，因为这场“内”战早在更早十几年前就在朝鲜半岛之“外”打响了。1949年5月，李承晚的爱将第一师团长金锡源，指挥了开城郊外松岳山上（当时开城由南方控制）的武装冲突（50年6月前三八线上成百上千次类似冲突之一），他在30年代就在东北参与过对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师长金日成的围剿。我们更熟知的人物，朴正熙、白善烨……都有过在满洲国军服役的经历。东北抗日战争以这种方式和朝鲜战争联系在一起：熟悉的对手在新的战场再次较量。不过，这可不仅是把战场从东北移动到朝鲜；这个过程中，东北解放战争里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朝鲜革命者们在打击他们的老敌人——和他们同一民族或不同民族的、有伪满军事经历的反动派。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喜欢用来论证日本人“本性难改”的通化暴动中，是赫赫有名的“李红光支队”——后来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四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一六六师，再成为朝鲜人民军第七师团、第十二师团——作为红方的主力。而1946年第一次长春战役中，对阵的是由抗联老战士指挥的朝鲜人占多数的延边警备旅，和由前满洲国“铁石部队”改编的东北第二保安总队。不止如此，鸭绿江对岸的半岛北方政权在这三年里也一直持续在医疗、弹药和机动上为中共领导下的军事斗争提供着方便。值得一提的是，《八路军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也是一位后来定居在中国的朝鲜作曲家——郑律成（其出生地为全罗南道光州，一座更加著名的英雄城市），他创作的《朝鲜人民军进行曲》伴随了朝鲜战争的硝烟，直到60年代被新版替换。　　

　　（朝鲜电影《音乐家郑律成》片段）

　　卡明斯认为，“1947年初，金日成开始派遣朝鲜人协助中国共产党打国共之战”。他显然错了，因为朝鲜人从始至终地参与东北乃至全中国的内战（如果追溯到1927年广州起义时牺牲的一百多个朝鲜人，以及1949年横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的数万朝鲜战士，中朝革命本属于一个整体的图景就会更加鲜明），并不须待金日成来“派遣”。尽管因为缺少利用中文资料的能力，过度依赖半岛南北双方产出的韩文资料和说法而犯了些许“史实错误”，卡明斯依然正确地对美国主流史学界提出了反思。朝鲜共产主义并不需要“加入”东北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其实是，他们内在于一场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是后视性的机械分类将革命的“那一个”产物区隔为朝鲜半岛、东北或中国；在形式上，中共领导下的东北地区武装沿革是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4]，而起初的东北抗日联军中，除了改编的义勇军和山林队外，最早一批直接由共产主义者创建的游击队几乎都出自朝鲜人居住地区，由朝鲜人共产主义者领导。后来的领袖金日成本人，也正是这个运动的“儿女”，而并非像后来朝方宣传的那样，成了这场运动的“父亲”。这些最早的游击队中的几支，不仅仅以反日相号召，也曾经尝试进行土地改革（后因统战地主抗日而缓行，这也与中共“减租减息”政策相似）。

　　为此，卡明斯说：“朝鲜战争开端于1931年至1932年，即日军侵略中国东三省，并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之时。”然而，这同样不够准确；不是“朝鲜战争”开始于1931年，而是“朝鲜战争”本身只是这场始于1931年的东北亚革命战争的一部分——尽管这场革命的开端由多数朝鲜人在东北发起，而夭折于1953年半岛的三八线上（或1955年的智异山，当山里最后一簇游击队的篝火熄灭时），但是在东北的中国人和朝鲜人一样，绝对内在于其中，而并非来自什么“外部”[5]。当然，在朝鲜战场上的朝中一方，还有苏联的空军，许多人民军老兵回忆中提到的罗马尼亚支援的医院，甚至蒙古国的战马...不过，引入这种对朝战的考虑后，我们发现，战争各方的胜利者身份会受到比刚才引入南方左翼游击队的视野后所产生的疑窦更大的拷问。作为一场东北亚革命一部分的“朝鲜战争”，可能脱离整个东北亚革命的最终命运，来寻找出一个胜利者吗？显而易见，革命没有解放半岛南方，而之后，在被解放了的版图里，又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化。身处如今全球性的“后革命”氛围中，这场革命是不是就像二十世纪的每一场革命一样，都已经被“告别”了呢？　　

　　内在于历史，才能建立真正尊重个体的视角

　　啊哈！中国当代的民族主义者早就为我们上面那个问题准备好了答案！

　　“朝鲜战争没有胜利者，但抗美援朝有唯一的胜利者，那就是中国。”

　　“参战另三方的战争都始于三八线终于三八线，只有中国是始于鸭绿江终于三八线，咱爷们儿赚了。”

　　作为东北亚革命一部分的朝鲜战争，经过特定民族国家视野中的“抗美援朝”[6]，成为塑造这个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战”——“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个国家里一位想当国师的哲学家刘小枫曾经引用这句并不贴切的古语来加入这个民族神话的塑造。那么，是的，“我们”的胜利的确在各方的胜利中最确切。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如何理解如今被确认是“胜利者”的一部分，而在战争中却未能“胜利”或至少“不够胜利”的那些战士呢？例如，那些在战时转入朝鲜人民军，在美军仁川登陆后遭遇战略败退，战后不同时期辗转定居东北，以中国国籍终年的战士？　　

　　从1992年开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近现代史部的徐龙男研究员为这些战士留存了大量的口述史资料。而在2010年《瞭望东方周刊》的记者为此事前往东北采访时，他发现“在磐石市民政局的烈士名册上...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名字后备注为‘人民军’。关于1949年到1950年成建制的朝鲜人部队自解放军向人民军的移交，我们可以在网络上轻易找到[7]。“朝鲜人民军各部队中，从中国出去的部队主要是第一师团第十四联队，第四师团第十八联队、第五师团、第六师团，安东第十二师团（原第七师团）、第十师团的一部分、第十三师团的一部分、六〇三摩托车联队等。”[8]此外，50年后，也曾在中国境内的朝鲜人为人民军征兵，个别补入各部。例如延吉老兵金秀元说：“我们到沈阳北大营驻军，组织沈阳军区整训十六团，虽然穿的军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但直接以朝鲜人民军名义训练。”“我们入朝时也有1名延吉公园街姓石的汉族士兵，但他朝鲜语水平和我们朝鲜族一样完全一样，入朝时不知其部队去向。”从老兵们的口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成建制的划拨，中朝两军两党-两国间的人员流动也是比较容易的。多位老兵说，中共党员可以到朝鲜后，打个招呼就转为朝鲜劳动党员[9]。笔者也曾在上海档案馆见到一件1958年中国共青团中央转给各省团委组织部的通知，要求今后再有朝鲜族团员移居朝鲜，要转为金日成青年团员时，需省以上级别团委组织部的介绍信，而不能像之前与国内各地转接团组织关系一样，持基层团组织介绍信随意前往。在这里，还没有形成今天清晰的“边界”，约束这些流动者的单一身份。

　　另一方面的复杂性在于，从中国过去的军人也未必会立刻融入朝鲜的环境。延吉老兵崔相哲说：“有人说：‘你们汉族傀儡能有多少战斗能力，光靠我们本地兵力也能完成朝鲜统一’的大话。我们就教训他们：‘你这小子再说一遍，我们就是因为你们没有解放好祖国，才从中国到朝鲜来的。你们不知感谢，还说什么汉族傀儡忘恩负义之类的话。’因为这类事件，和朝鲜本地士兵发生过很多次摩擦。后来发现煽动这些话的人就是“天道教友青会”（朝鲜的天道教徒组成的爱国民主政党，更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分子，后来我们抓住这些人，审问后将他们送到军事裁判所。”天道教青友会的徒众和中国来的士兵的冲突，在当时以后者大获全胜告终，但在江对岸的民族主义势力看来，“中国来的士兵是可疑的”这一点，显然不会由此终结。这些战士在哪一边的“胜利”中能够得到安放和接纳？而在人民军担任军事裁判所裁判员的延吉老兵姜槿子，不能适应的则是朝军中的高压：“韩国国防军中起义到朝鲜人民军的人，一般是爱国青年学生。由于在言论上不注意，有的被起诉为政治犯，裁判后被判处死刑，但他们最后喊的是‘金日成万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些死者，又该由哪一方承认为烈士呢？

　　大多数定居中国的人民军老兵解释自己为何选择返回中国定居时，强调自己厌恶朝鲜当局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有的人暗示自己害怕被朝鲜的清洗波及。他们选择了“中国人”这个身份。事实上，在1949年之前，多数在东北的朝鲜人是不具备中国国籍的。他们是否可以藉由他们在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后拥有的那个中国身份，分享作为胜利者的殊荣呢？在这些老兵们的回忆里，并没有近年来常见的以"志愿军老兵"名义著述里的那种对“祖国”的反复确认和皈依，相反，他们缺少对自己作为胜利者的确信和自豪（虽然他们也往往会强调自己当年的英勇）。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经历战争中段朝方极端不利的时期，幸存的概率本就更小；另一方面可能也正是来自，如果用民族国家的视角来观照他们的人生，无论从中朝哪一方，或者哪怕是两种民族主义做个加法，都始终缺少他们安身立命、建立自我认同的位置。这里应该说明的是，许多老兵在回忆中提到，五十年代时周恩来和金日成曾达成协议，中国境内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军退伍士兵将获得同等待遇。但大部分回忆显示，朝方退伍军官待遇是到改革开放后才落实的。我们无力考证周恩来与金日成的这个“协议”是否存在，但这种口碑说明的却正是老战士们对他们自身以及他们参与缔造的两个国家的期待。从经济的意义上讲，最终这些老兵们是被安放在中国了。但他们在“后革命”氛围下中国民族主义关于朝鲜战争的历史叙事中，依然停留在尴尬的边缘。正是这些为数不多、被遗弃在叙事暗角中的“剩余之人”，揭示了民族主义者收割革命遗产时，必然“扯不圆”的困局。

　　结语

　　也许，朝鲜战争中的各方都有强弱不等的理由，去宣布自己是“胜利者”。但更值得我们去关注，也可能更进一步加深我们对这场战争理解的做法，就是去关注那些“胜利方”内部的失败者，从而反思“胜利”本身。如果，我们坚持的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历史胜利者意识，还会造成我们的判断失误。实际上，这种胜利者意识，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部分韩国左派（如主思派）的判断——即，因为觉得朝鲜起到了一个民族解放的作用，认为韩国面临的首先的政治任务是民族解放，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把朝鲜看作是一个“现成”的解放区。

　　而对于中国的左翼来说，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才可能在民族主义者面前捍卫我们认为本该由我们继承的抗美援朝的精神遗产？也许，左翼继承“抗美援朝精神”的方法，就是要从将“抗美援朝”还原到作为东北亚革命一个阶段的“朝鲜战争”去的方法；我们不仅应该与确实创造了英勇业绩的志愿军先辈们共情，也要试着能去和《南部军》、《太白山脉》里的那些南部的游击队员们，那些定居中国和朝鲜的人民军老兵们共情，一句话，和这些与“胜利的”志愿军在共同作战过的“失败者”们共情。　　

　　我们不仅要批判流行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还要反思更深刻的、左翼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者共享的“历史胜利者意识”——这样做绝不是为了否定当年革命者的崇高精神和革命战争的辉煌成果，而是希望提示当年的“胜利”是否能直接为今天的左翼思想者所用。只有这样，才可能重新激活朝鲜战争理解中的阶级斗争话语。

　　民族主义者们，不论是中国的、朝鲜的还是美国的，在这个案例中一定是乐于宣称自己的胜利的；而我们该意识到的，却是我们曾经的胜利，后来直到现在的失败，和未来的下一次胜利。

　　注释：

　　[1] 这是在朝鲜战争史研究中持所谓“修正主义”观点的史学家卡明斯对美国“主流”历史学家们动向的概括。布鲁斯·康思明著，林添贵译：《朝鲜战争》，三联书店，2017.6，162。

　　[2] 同上书，163.

　　[3] 同上书，47.

　　[4] 当然，抗战后的东北红方武装起初的绝对多数来自关内各根据地，但在法理上，这支部队一直是以从前者改编为后者的而不是新建的方式想号召的。这既是为了建立在东北的群众基础，也是部分地承认了东北地区革命形势的复杂性和东北地区具备的某种模糊的主体性。

　　[5] 即使在朝鲜战争中，东北地区也在整个投入抗美援朝的中国内扮演着更主动的角色；不论是考虑对后勤的承担比例，还是以按人口比例计算的参战和烈士人数而论都是如此。

　　[6] 不能否认的是，这一视野并非当代民族主义者的发明，而是在历史现场就存在，并得到了决定投入朝鲜战争的中国革命者们有意宣传和利用。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只是他们的起点而绝不是终点；这种视野也是“中国”接受“革命”的必要借镜。

　　[7] 下面所有未标注出处的引文，都来自徐龙国整理的老战士口述史

　　[8] 这其中，朝鲜战争前期最值得一提的部队之一是第四师团第十八联队，它是人民军第一支和美军交手的部队；该联队一部和一〇五坦克旅团一部一起参加了前面提到的歼灭史密斯特遣队的战斗；此后在大田战役中，该联队活捉了美24师师长迪安，这是整场战争朝中方面捉获的军衔最高的俘虏。而它的主要前身是解放军47军141师422团（去朝鲜前，调出了非朝鲜族战士，整编了47军其他单位内的朝鲜人）即东野十纵30师89团，这个团参加了黑山阻击战，该战斗后期接替28师守卫解放军在黑山的主阵地101高地。这里再说一句多余的话：黑山阻击战中，我方的另一支部队，正是以蒙古族战士为主的内蒙古骑兵一师。在锦州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还陈列有一位蒙古族指导员在这场战斗中用蒙文写下的战场日记。

　　[9] 反向的流动却似乎困难一点，延吉老兵吴泰福说，返回中国后，必须经过学习才能给办转党手续，而不能直接将朝鲜劳动党员身份转为中共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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