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点击立即阅读全文：研究 | 章立明：想把中国吃透，印度顶级涉华智库都是什么来头？

导言  

《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显示，印度智库在全球智库数量、全球顶级智库位次、亚洲大国智库位次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这表明其已进入影响决策和引导舆论的智库强国行列。然而，我国智库发展起步较晚，且在智库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因此，对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研究导向、人员构成和影响力进行研究，可以为我国智库建设提供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文献研究法，分析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研究导向和人员构成，总结其政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的实现途径。通过总结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经验与做法，为我国智库建设提供借鉴。南亚问题研究小组特转载本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关键词：印度智库 涉华议题 全球智库排名报告

图源网络

国内外学术界印度智库的研究，主要是对单一或者某一类型智库经费、人员和成果的简要介绍，而缺乏对其核心要素进行的细致分析。本文以《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为依据，从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研究导向和人员构成入手，探讨其对印度国家战略制定的政策影响力、对公众舆论引导的社会影响力及其实施路径径，总结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与做法。

一、印度涉华智库概况及其聚焦引种关系的研究导向

2019年，印度智库总数为509个，除了印度官方（企业）内设的侧重本门研究的智库外，有15%的印度智库属于关注战略与安全问题、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的其他智库，估算全印度有不超过75家智库的研究内容包括涉华议题。以下从印度涉华智库概况入手，结合全球顶级智库综合排名和优势研究领域榜单，来解析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研究导向及对其专业性的不同理解。

 （一）印度涉华智库概况

印度涉华智库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1943年印度成立了第一家涉华智库——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World Affairs, ICWA），1947年4月由其召集的亚洲关系会议为尼赫鲁（Nehru）强调“亚洲共同体”的外交事务定下基调。

第二，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印度政府与学术界陆续成立了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Institute of Defense Studies and Analyses, IDSA）、印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ICS）以及印度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 CPR）等一批关注中印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智库。

第三，随着1988年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印度政府与企业相继建起一批关注中印经济发展和环境资源问题的智库，以印度观察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ORF）和金奈中国研究中心（Chennai Centre for China Studies, C3S）最为著名。

根据《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结合印度智库网站的相关数据，本文将对印度涉华智库的名称、成立时间、排名位次以及人数等基本情况进行介绍，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1，注：根据印度智库官网材料整理

如上所述，国内外研究者大多以研究内容（国防军事、国际关系、财政经济与生态环保等）、经费来源（印度官方、高校、私人企业和国外基金会等）或者人员身份（官员、退役军官、高校 教师和新闻记者等）为依据将印度智库分为官方、企业或者独立智库等不同类型，然而，这种简单易行的做法却难以描述印度智库的实际情况。

例如，1969年成立的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在1990年注册成为印度中国研究所，从1997年起，印度外交部就为其提供日常的行政事业经费，且从1993年起资助其开展“迈入21世纪的中国项目”“边界研究项目”和“驻校学者项目”等活动。

 （二）印度顶级智库中的涉华智库

2020年1月27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出炉，印度以智库总数509个位居全球第二（中国507个），且在全球顶级智库榜单和亚洲大国（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顶级智库榜单中的位次比较靠前。例如，2019年全球顶级智库榜单中印度有12个（不含美国在内）和10个（包含美国在内），在亚洲大国顶级智库榜单中印度有33个（中国27个），这表明印度已经进入智库强国的行列。

如表1所示，在全球顶级智库榜单中印度有12个（不含美国在内总数158个）。其中，著名的涉华智库包括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布鲁克林学会印度中心、金奈中国研究中心、“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和辨喜国际基金会。涉华智库数约占印度全球顶级智库数的50%。

在全球顶级智库榜单中印度有10个（包含美国智库在内总数175个）。其中，著名的涉华智库包括布鲁克林学会印度中心、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和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涉华智库约占印度全球顶级智库数的25%。

在亚洲大国顶级智库（总数为98个）中，印度占据了33个席位。其中，著名的涉华智库包括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布鲁克林学会印度中心、“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金奈中国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和辨喜国际基金会，涉华智库数约占印度亚洲顶级智库数的33%。

综上所述，印度涉华智库在印度全球顶级智库中数量多、排名靠前，且在各个排行榜中位次稳定。其中，最著名的是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印度政策研究中心、辨喜国际基金会以及金奈中国研究中心等。尤其是在亚洲四国顶级智库榜单中，几乎囊括了表1中所有的智库，由此可见印度涉华智库的代表性与权威性。

 （三）聚焦印中关系的研究导向及对其专业性的理解

如上文所述，印度中国研究所这样的以知识生产见长的智库，在近20年间转向了以对策建议为主的政策研究，而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成立的前10年还只是致力于国内经济问题的智库，在进入21世纪后也转向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领域。因此，根据全球智库报告，本文将探讨印度涉华智库聚焦印中关系的研究导向及对其专业性的理解。

1、聚焦中印关系形成优势研究领域 

2019年，在全球以国防与国家安全为研究内容的智库排行榜上共有110家智库。其中，印度4家智库上榜，而涉华智库榜上有名的是位列第31名的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和第33名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以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为例，正如表1所述，其在不含美国在内的智库中名列第15位，在含美国在内的智库排名为第27位，在98个亚洲大国顶级智库排名中更是高居第3位，如此骄人的综合成绩更离不开其出众的单项成绩。

在1990年初创之时，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只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媒体人提供交流、富有说服力观点的平台；从2000年起，其才开始转向对外部世界的研究，如今该智库80%的工作都集中在国际关系领域，将研究对象按区域分为美洲、欧盟以及非洲等七个部分，其中中国的国防建设、军事力量、经济一体化和中印关系等内容被单列出来研究。自2016年起，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与印度政府和外交部合办了“瑞辛那对话”（Raisina Dialogue），现已成为印度智库最高规格的国际会议，2019年在全球65个高端智库论坛中排名第7位。

在以全球外交政策与国际事务为研究内容的智库排行榜上，总共有156家智库，其中印度智库有7家上榜，包括涉华智库中位列第28名的印度观察家基金会、位列第87名的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位列第119名的“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以及位次第127名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

虽然南亚地区曾发生过三次印巴冲突和中印边界冲突等国家冲突，再加上印度也深受南亚恐怖主义和分离主义运动的困扰，但是1996年成立的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最初关注的只是非军事安全以及地区安全威胁的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其才将关注的焦点转向包括核武器、裁军和恐怖攻击等在内的军事安全议题。

2、对优势研究领域专业性的不同理解

印度涉华智库即涉及中国研究的智库，那么其在以上提及的优势研究领域中如何研究中国？或者说如何评价其研究的专业性？如何利用原版中文文献做研究的问题导致研究者内部出现严重分歧？

“一部分学者自恃可以利用原版的中文文献而贬低对方，另一部分学者则因更看重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模式、理论范式来研究中国而自傲。”2003年，时任印度政策选择中心主任的莫汉·古鲁斯瓦米（Mohan Guruswamy）与人合撰《印度能追赶上中国吗》，认为中印之间的经济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从而质疑了西方学者认为印度将很快追赶上中国的观点。2009年，古鲁斯瓦米在《追龙：印度能否赶超中国》中继续阐发与完善了这一观点，该书现已成为印度涉华智库研究中国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印度涉华智库大都订阅（或在线浏览）包括China Daily（《中国日报》英文版）在内的英文报刊，研究员可以利用中国官方信息进行观点摘编，但若要做一个涉及各种变量关系的专题研究，则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包括中文文献在内的材料，其最终成果才能经得起学术检验以及符合印度的利益与需求。对于从事国防安全与外交事务研究的智库来说，其成果很有可能沦为论证本国政府外交政策合法与正当的工具，再加上智库如果不能有效地对社会公众包括网民在内的负面情绪进行引导，那么就会使本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制定对外政策的回旋余地减小，从而让印中关系背上沉重的包袱。

二、印度顶级涉华智库人员构成的“旋转门”（Revolving Door）现象

官方外交属于一轨外交，智库外交属于二轨外交，而民间外交属于三轨外交。一般来说，一轨外交对应的是政府官员和军队将领等公职人员，三轨外交对应的是高校师生、工商业主、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二轨外交则是吸纳包括卸任（退役)公职人员和从三轨外交流转过来的人员。本文将从印度涉华智库的人员构成入手，具体探讨这一“旋转门”现象。

 （一）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人员构成

由表1可知，截至2019年，印度顶级涉华智库中人数最多的是印度观察家基金会（120人），人数最少的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10人），这与人数动辄上千的日本智库根本无法相比，然而，从全球智库的排名来说，这些印度智库则是投入产出比较高的智库。

1、从周三例会内容看印度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团队

1969年，由德里大学（University of Delhi）、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和国防研究与分析学院（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的学者、印度前驻华外交官以及新德里的媒体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China Study Group），并在每周三下午的例会中讨论中印边界冲突后两国出现的僵局问题，此后，这个例会在中国研究小组注册为印度中国研究所后也从未中断过（高校假期除外）。

截至2019年10月，印度中国研究所官网显示的研究团队名单中有96人，具体构成如下。名誉研究员5人，主要包括德里大学汉语教学创始人的谭中与黄漪淑夫妇，以及3名卸任的外交官，即印度驻华大使任嘉德（Ranganathan）、印度驻古巴等国大使康南（Khanna）和印度驻阿尔及利亚等国大使基山·拉纳（Kishan Rana）。

此外，2014年印度驻华大使康特（Kantha）卸任后，现任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一职。荣誉研究员14人，主要是印度中国研究所的创始人以及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例如戴辛格（Giri Deshingkar）、白蜜雅（Mira Sinha Bhattaeharjea）、玛妲玉（Madhavi Thampi）、 莫汉蒂（Manoranjan Mohanty）、邵葆丽 (Sabaree Mitra) 以及狄伯杰 (Deepak) 等。

兼职研究员28人，主要包括印度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 University）、瓦拉腊西印度教大学（Varanasi Hindu University）以及孟买大学（University of Mumbai）等全印从事中文教学与中国研究的助理教授以上人员。这些人员分布在印度各地高校，使得全印中国学年会（All-India Conference of China Studies）能在上述高校轮流举办，从而形成在校学生关注中国研究的学术氛围。其他研究员包括驻所研究员8人、前任研究员35人以及访问研究员6人。

2、印度军方涉华智库引入非官方人员（外脑）的研究团队

1965年成立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是由印度国防部资助，以研究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见长的军方智库，被誉为全印第一国防与安全战略智库，同时也是全球的顶级智库之一。在2019年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顶级智库榜单中，其位列第37名；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顶级智库榜单中，其位列第41名；在中、印、日、韩亚洲大国顶级智库榜单中，其位列第6名。

与卸任官员担纲非官方智库领导一职不同的是，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执行理事会，由现任国防部长担任理事会主席。其成员包括国防（部）秘书和外交（部）秘书等首席文官在内。卸任的外交官和退役将领则为理事会的兼职委员，由文官出任所长而武将担任副所长一职。

截至2019年，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共有专职研究人员70人，其在印度政府制定包括核武器、军事开支、对印度的常规和非常规威胁等在内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除了国防部现役军人和外交部的文职人员外，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所还聘用印度高校毕业的博士（外脑）从事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的专题研究。

例如，1992—2001年，斯瓦兰·辛格（Swaran Singh）在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从事国际政治、军备控制与裁军研究，10年后进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任教。1995年，谢刚（Srikanth Kondapalli）获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学位，1999-2006年在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所担任中印关系的研究员，2010年，其因在战略与安全研究方面的卓越研究获得苏布拉马尼亚姆奖。

 （二）印度顶级涉华智库人员构成的单向“旋转门”

现象美式政治把一轨外交、二轨外交与三轨外交之间人员的角色转换称为“旋转门”现象，一般来说，这种转换具有多向性和可逆性，然而，在印度智库的人员构成中，则是单向性和不可逆性，即除了军方智库外，属于一轨的人员可以向二轨和三轨流动，三轨的专业人士可以向一轨和二轨流动，但是二轨的非官方智库人员不能转至一轨，因为政府官员和服役将领都有明确的职数或者年龄限制（对军队服役人员来说更是如此）。

1、从三轨外交到二轨外交的印度媒体人

印度顶级涉华智库专家中有许多是著名的媒体人。例如，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创始人之一的米什拉（Mishra）是《星期日观察家》和《商业与政治观察家》的资深记者；资深专家中的马诺伊·乔西（Manoj Joshi）有30年的媒体从业经历；玛雅·米尔钱达尼（Maya Mirchandani）既是智深记者，也是专栏作家；作为《印度时报》记者和专栏作家的阿肖克·马利克（Ashok Malik）是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的研究员；拉贾·莫汉（Raja Mohan）是《印度季刊》和《美国利益》的编委会成员、《印度教徒报》外交栏目编辑以及驻华盛顿记者、《印度快报》国际事务栏目特约编辑和专栏作家，曾先后受聘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

作为印度早期的著名智库之一，1973年成立的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是获得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Indian Counci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认可和资助的机构之一，2019年，其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顶级智库榜单中名列第175位，在中、印、日、韩亚洲大国顶级智库榜单中名列第13位。

截至2019年，印度政策研究中心拥有一个由80人组成的研究团队，其中，布拉玛·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被称为印度顶级战略家和“世界三大鹰派人物之一”。其在2011年出版的《水资源：亚洲的新战场》中称，中印未来必将爆发水资源的战争，2012年该书获得美国亚洲协会中国研究类学术著作的最佳图书奖；2017年年底，其发表的《中国的债权帝国主义》成为英美智库所谓“中国威胁论”的最新版本。

2、在二轨外交和三轨外交中转换的印裔人士

在印度智库中，最为常见的就是二轨外交中的杰出人物在不同智库中的角色转换，即从一般研究员到资深研究员，从资深研究员到出任主任或所长一职，或者由久负盛名的老牌智库到国际智库新成立的印度中心担任创始人等。

2008年，郑嘉宾（Jabin T Jacob）获得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研究内容涉及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印世界观以及中国政治、经济状况等，其于2005年和2009年两度前往中国台湾学习中文，2013年参加法国外交部的访问学者项目。自2007年起，郑嘉宾在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担任研究员；2013年，郑嘉宾成为印度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助理主任一职，先后担任《中国述评》（China Report）的助理编辑和副主编；从2019年起，郑嘉宾成为希夫·那达大学（Shiv Nadar University）国际关系与治理研究系的副教授，并在新德里国家海事基金会从事兼职研究。

作为南亚安全、亚洲大国关系和军备控制问题专家的拉贾·莫汉，曾经先后任职于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印度政策研究中心、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所等顶级智库。在2009年之前，其还担任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南亚研究所的客座教授；自2012年起，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担任非驻会高级研究员，并于2016年4月成为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的创始主任，两年后辞去主任一职，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担任所长一职，同时出任亚洲基金会旗下的“美国在亚洲角色”项目的南亚主席。

三、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双重影响力及其实施路径

重要指标还包括其政策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而智库影响力是决定其能否获得政府认可、人才青睐和社会捐赠的关键点。

 （一）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政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

通过传统纸媒与新媒体叠加的全媒体方式，智库的研究报告可以改变政策制定者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影响政策的优先排序，而通过线上、线下的议题设置，也可以引起公众关注，并佐证政策的合理性，从而彰显其政策影响力与社会影响力。

1、从政治与学术的关联看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政策影响力

1943年成立的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既是一个表达印度知识分子自身立场和印度国大党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的平台，也是印度外交部主管以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事务为主的智库。

2001年，印度议会法案将其列为“国家重点机构”，一般由印度副总统担任理事长，外交部长出任理事会成员，而卸任的外交官也任职其中，因此，又被称为“退休外交官之家”。例如，现任理事长提鲁马拉·拉加万（Tirumallai Raghavan）就是外交部的卸任官员，这是因为退休的外交官更了解政府部门的政策需求，知道哪些具体领域需要加强研究。

虽然研究者有选择自己感兴趣领域的自由，但是智库会在政治需求与学术研究之间找到契合点，因为专家就热点问题做出的前瞻性研究往往也会成为政府决策的智力支持。

例如，2012年，以萨仁山（Shyam Saran）、拉吉夫·库马（Rajiv Kumar）、比贝克·德布罗伊（Bibek Debroy） 和斯瑞纳斯·拉格万（Srinath Raghavan）为主的团队，起草了印度外交界最著名的战略报告《不结盟2.0：21世纪印度的外交与战略政策》。

在《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以政策为导向的杰出智库中（共83个），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名列第48位，金奈中国研究中心名列第72位。实质上，就智库来说，与政府部门建立紧密关系，对于提升智库地位及提高自身研究成果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十分必要，因此，智库会尽力维持好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包括有时也会为政府部门的失误背锅顶罪，成为其挡箭牌和“替罪羊”。

2、从资金与学术的关系看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智库是一个资金密集型产业，获得充裕的资金才能保证智库运行所需的行政经费、会议经费、田野调查费以及研究人员的薪资等。除了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所由印度国防部全额资助外，其他的涉华智库都需要通过多渠道筹款。长期以来印度外交部、国防部和印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都是印度智库重要的资金来源。

就2017年来说，印度外交部用于支持智库的年度经费为6,500万卢比，后来其宣布不再支持印度中国研究所转而支持其他智库。事实上，除了举办论坛、出版书籍和发行刊物以及会员个人缴纳的会费外，其他智库的经费主要来自印度国内外基金会、工商业主以及私人慈善家的捐助。

中印关系正常化以后，除了印度政府、军队和学术界关注中国问题外，更多的工商企业家也开始密切关注印中关系。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印度比拉财团、塔塔集团（Tata Iron and Steel Company）、信诚实业公司和马亨德拉集团开始筹建新智库或者向原有智库注资；而在2010年以后才成立的布鲁克林学会印度中心和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都得到了富裕的印度工商业主的支持。即使像印度观察家基金会那种由私人家族创立的智库，现在其资金来源也出现多渠道倾向。

1990年，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由阿班尼（Ambani）家族创立，直到2009年，其基金会95%的预算都是由阿班尼家族旗下的信诚实业公司提供，现在这一比例下降为65%，因为其开始接受来自印度政府、国外基金会和其他机构的资金，这种多渠道筹措的经费保证了智库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较高水准。

 （二）印度涉华智库双重影响力的实施路径

除了参加政府组织的决策咨询会外，印度涉华智库通过公布研究报告、发表期刊论文和时事短评、设立专家栏目以及发布模型数据等方式来影响政策制定，特别是通过传统出版物与互联网新媒体叠加的全媒体方式来提升其影响力。

1、与著名出版集团合作发表（出版）印中关系

中长期选题的论文（著作）除了社会活动家和名誉会员外，印度涉华智库的专职研究员在任期内一般都会有主持课题和撰写专著的要求，这些专著主要聚焦以下三类主题。

第一，中印历史文化与中印关系的当代发展。例如，狄伯杰的《印度与中国：1904-2004年》、白蜜雅的《中国和印度》、玛妲玉的《在华的印度人：1800—1949》、莫汉蒂的《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和《印度和中国的基层民主》、拉贾·莫汉的《搅拌乳海：中印在印太地区的竞争》、谢刚的《中国与金砖五国：另起炉灶》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以及贾甘纳特·潘达（Jagannath Panda）的《亚洲的印度与中国：在均衡与等式之间》等。

第二，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的原因、过程与反思。例如，莫汉·拉姆（Mohan Ram）的《中印对抗政治》、拉贾·莫汉的《跨越卢比孔：形塑印度新外交政策》、少将山胡（Sandhu）的《1962：从山的另一侧看过去》、空军准将贾斯杰特·辛格（Jasjit Singh）的《1962 年中国的印度战争：温故知新》、空军司令哈瑞特·库马（Bharat Kumar）的《未知与无声：1962年中印战争中的印度空军》以及少将查克拉博提（Chakraborty）的《中国军事现代化评估及其对印度的启示》等。

第三，对中印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规模和军事实力的比较。除了古鲁斯瓦米的著作外，代表作还有乔杜里·巴尔（Raghav Bahl）的《超级大国？中国兔与印度龟的奇妙赛跑》、阿斯玛·马苏德（Asma Masood）的《改变亚洲的风景：印度与中国的角色》以及普拉提比哈（Prathibha）的《东亚战略评论：中国在亚洲的战略崛起》等。

2、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来解读印中关系中的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

在互联网时代，印度智库利用传统纸媒与互联网新媒体叠加的全媒体方式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即各个涉华智库可以根据自己的研究领域，结合印中关系中的热点问题自主设置议题，通过举办大小型会议、学术讲座和工作坊来聚集一批忠实受众等。

在《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全球利用互联网最好的65家智库当中，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名列第15位，“梵门阁：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名列第41位，金奈中国研究中心名列第58位，可见印度智库在运用“智库+互联网”策略方面已取得了显著效果。

总的来说，印度涉华智库官网功能齐全，在首页上按照智库介绍、专栏文章、出版物、短评、活动以及多媒体进行分项展示，分项内容可以按照核心词进行检索，支持文字、图片和音视频的浏览与下载，提供资深专家的博客和微博链接，利用邮箱（E-mail）为注册用户定向推送有关智库活动等信息。

此外，涉华智库可以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领英（Linkedin）等社交媒体上就热点话题进行互动。涉华智库还依托研究成果打造精品栏目，在网站与社交媒体上，集中推送专家演讲、研究项目以及研究报告等内容。例如，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所的“印度国防研究与分析评论”（IDSA Comment）和印度观察家基金会的“瑞辛那争鸣”（Raisina Debates）已具有品牌效应，往往被《华盛顿时报》《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外交家》等英美报刊二次转载或者观点摘编，从而引起国际社会对印度视角研究成果的关注与重视。

四、印度涉华智库提供的经验借鉴

印度智库中的大多数人撰写的报告中涉及的中印经济比较、外交策略、军事对抗或者是能源安全等主题往往能引起印度政府、学界以及媒体的强烈关注。其中，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论调，往往会给中印关系发展蒙上浓重阴影。虽然我国建设智库强国不能完全照搬印度涉华智库的经验，但是印度涉华智库中还是有一些做法值得借鉴。

 （一）引入世界顶级智库经验，提升印度智库的知名度

在表1中的11个顶级涉华智库中，有2个是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顶级智库的印度中心。其中一个是2018年全球顶级智库榜单排名第一的布鲁克林学会，而另一个则是2019年排名第一的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这两个印度中心的领导层与专家团队全部由印度本土的专家组成，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为印度智库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本土学者，从而有助于提升印度智库的整体水平。

《2019年全球智库报告》排行榜中，布鲁克林学会印度中心在包括美国在内的158个智库中位列第100名，不包括美国在内的175个智库中位列第23名（而印度本土最高位次的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排在第27名），在亚洲大国顶级智库中位列第23名。鉴于该智库成立于2013年，截至2019年其专职研究员只有30人，取得这一成绩实在是令人瞩目。

作为印度外交部给予经费支持的另一家印度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下属的第六个全球研究中心——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也是涉华智库中成立时间最晚的智库。截至2019年，其专职研究员只有10人，但是在2019年亚洲大国顶级智库榜单中名列第42位，实属是后来居上，未来的发展不可限量。

 （二）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助力印度中国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无论是国际智库印度中心，还是印度本土智库，在改善现有研究人员福利待遇的同时，十分重视对智库未来人才的培养。例如，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的“投资下一代”（investing in the next generation）项目和金奈中国研究中心的“年轻头脑”（young minds of C3S）项目旨在鼓励年轻学者围绕中印关系进行对话，从学术论文的结集出版到能力拓展方面都为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

总的来说，除了德里大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以及印度国际大学等高校继续为中国研究培养硕博士人才外，这些依托智库项目安排的活动，能够更加灵活、更有针对性地培养智库年轻学者，从而为印度中国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

本文来源于《智库理论与实践》2021年1月13日第6卷第6期

原标题为《印度顶级涉华智库的研究导向、人员构成和影响力研究》

作者章立明，博士，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南亚研究、南传佛教研究、性别研究

本期编辑：代思佳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