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钰文 王茂福｜为什么“躺平”成了今年的流行语？需要理解它怎样在不同阶层间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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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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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评出的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十大流行语”中，“躺平”频频现身。这一词语为什么在2021年引起热议，其背后折射出一部当代社会心态史和网络文化发展史。为此，《探索与争鸣》特邀专家撰稿，将于近期推出专题。部分内容在微信公众号先行推出，以飨读者。本文指出，当下受到热议的青年“躺平”现象有着诸多复杂性，不可一概而论。这一复杂性在社会失范理论视角下可被划分为抵抗型“躺平”、仪式型“躺平”、摇摆型“躺平”等三大理想类型。这三种类型的“躺平”，在微观发生机制、阶层基础、扩散逻辑和个体表现形态等方面均有所不相同。而当前“躺平”的现象，则是不同类型“躺平”跨阶层扩散的结果。这使得“躺平”获得跨阶层的共鸣。

为什么“躺平”成了今年的流行语？需要理解它怎样在不同阶层间扩散

王钰文 |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王茂福 |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将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2期，

原标题为《青年“躺平”的发生逻辑——基于默顿社会失范理论视角的分析》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当下“躺平”成为现象级的热词。多年前，深圳三和人才市场周边便出现了一群被戏称为“三和大神”的“躺平”青年。当时的社会舆论对该群体是一边倒的批评，甚至给他们贴上“好吃懒做”“无责任感”的污名化标签，这些青年也大多自嘲式地接纳社会的批评和讽刺。而今天针对青年“躺平”的舆论评价褒贬不一，“躺平万岁”与“躺平有罪”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针锋相对。为何当下关于“躺平”的舆论评价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分歧？为何如今的青年“躺平”躺得更加理直气壮？这些青年“躺平”的底气从何而来？青年“躺平”现象的发生有着怎样的社会逻辑？

媒体机构、公众人物以及知识分子在网络上对此纷纷表达自身的看法，这些答案包括经济内卷化、反资本剥削、反工厂文化、反消费主义、价值观混乱、生活和生存成本过高等。这些归因具有一定的道理和启发意义，但大多过于简单乃至零散，且缺乏系统性和理论性的思考认识。本文将借助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视角，对相关经验现象加以分析，从理论上深化对青年“躺平”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社会失范理论：青年“躺平”的一个分析视角

（一）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

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主要来自涂尔干的失范理论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涂尔干对社会失范问题的研究源自《社会分工论》一书。他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经历着“机械社会”向“有机社会”的转型变迁，维系原有社会团结的道德和法律等社会规范，难以在“有机社会”中发挥相应的功能作用。也就是说社会规范的调整滞后于社会形态的转型变迁，社会团结的基础在遭到瓦解的同时未能得到及时重建，由此导致诸多个体以及群体层面的社会失范现象。而帕森斯则提出社会结构功能理论，并在其中论及社会失范问题。他指出，个体在社会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遵守着特定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规范，通过将社会规范内化为人格系统，形成特定的需求结构。一旦社会秩序遭破坏，社会规范失调，在个体层面便会诱发出各种失范和越轨行为。

默顿遵循涂尔干和帕森斯分析社会失范的研究思路，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寻找答案，并认为每一个社会都有着倡导个体实现的文化目标，而社会结构为个体实现这一文化目标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化手段。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需要达到协调平衡，若是两者出现断裂和脱节，个体便会陷入“失范”状态。但个体总是企图缓解这种“失范”状态，于是可能产生越轨，甚至犯罪等行为。而由于在美国社会，底层群体相对而言更加认可文化目标，但可掌握的制度化手段有限，这导致越轨失范的最大压力都施加到了下层社会。默顿进一步归纳出个体在文化关联的社会中适应模式的五种类型，包括遵从、创新、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和反抗（见表1）。

其中，“遵从”是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都接纳，这是最为普遍的适应类型；“创新”是接纳文化目标，但在行动上采取非制度化手段实现目标的适应类型；“仪式主义”是放弃文化目标或是降低到个人能得到满足的水平，而在行动上被动接纳制度化手段；“退却主义”是对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都拒绝的适应类型，这类人只是在社会中，而不属于社会；“反抗”则是在排斥文化目标和制度化手段的同时，企图以其他目标和手段加以替代的适应类型。

（二）社会失范理论对青年“躺平”的阐释

默顿社会失范理论中的类型学划分以及研究结论不能简单地套用于解释中国的经验现象，但该理论作为研究社会失范问题的重要理论资源，所提供的研究思路和分析视角对考察我国青年“躺平”等不符合社会期待的问题同样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种情况，需要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中去认识青年“躺平”这类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现象。显然，“躺平”不是实现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人生目标的制度化手段，而是对制度化手段某种程度的摒弃，且这种摒弃并非选择新的成功手段（非默顿指出的“创新”适应类型），而是不同程度地放弃任何成功手段和努力。这类似于默顿指出的“仪式主义”和“退却主义”。其中，“仪式主义”虽然接纳制度化手段，但这是一种被迫接纳，也就是在个体态度行为层面表现的消极懈怠，这跟一些工作中磨洋工的“躺平”者如出一辙；“退却主义”则是放弃了制度化手段，这指向一些完全不工作的极端“躺平”者。

然而，在默顿那里，无论是“仪式主义”还是“退却主义”，都是摒弃了文化目标的适应类型。显然，我们很难得知中国的“躺平”青年是否完全摒弃了中国文化中“成家立业”“光宗耀祖”等文化目标，更可能的情况是，其中一部分人摒弃了文化目标，也有一部分人并未摒弃，还有一部分人徘徊于摒弃与认可文化目标的中间过渡状态。也就是说，除了第一种摒弃文化目标的情况能够与默顿的“仪式主义”和“退却主义”相对应外，另外两种无法在默顿的五种个体适应类型中找到适当的对应类型。

第二种情况，即认可文化目标，却不同程度地放弃成功手段的情况，也无法对应默顿的“创新”适应类型。因为，默顿指出的“创新”，虽然也摒弃制度化手段，但个体还会寻找其他非制度化手段实现文化目标，比如赌博、卖淫等，这显然不符合“躺平”背后行动上放弃努力的意涵。不过，第二种情况则可能与默顿的“反抗”适应类型具有某种对应关系，然而默顿的“反抗”适应类型显然不仅仅指向这一种情况，而是指向对社会结构具有改造意义的各种个体适应类型（默顿的“反抗”类型无论是文化目标层面还是制度化手段方面，个体的态度行为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

第三种情况，即摇摆于认可与摒弃文化目标之间的过渡性个体适应情况，则是默顿尚未论及的个体适应类型。为此，本文根据对文化目标的接纳情况，提出青年“躺平”的三种类型：一是在价值观念层面摒弃了文化目标的仪式型“躺平”；二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仍认可文化目标的抵抗型“躺平”；三是在价值观念层面徘徊于是否摒弃或认可文化目标的摇摆型“躺平”（见表2）。

默顿的社会失范理论带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是，研究“躺平”这类与主流价值观不符的现象时，需要将阶级或阶层维度纳入考量。社会失范问题必须结合社会阶级或阶层语境去讨论，中国青年的“躺平”问题亦是如此。“躺平”一词，显然带有浓厚的阶层色彩，隐含的潜台词是本该拼搏努力的群体或个体并未按照社会期待行事，而这更指向那些尚未获得文化语境中成功的年轻人（而非中老年人），即处在社会结构中需要不断努力向上流动的中低产阶层青年。对于那些已经获得成功，处于社会结构中较高阶层群体，他们不再努力，不再追求新的成功目标，则显得理所当然。所以说“躺平”一词，若是含有道德谴责的意味，那么主要是指向中低阶层青年，尤其是身处社会底层，却不努力进取的青年个体或群体。当然，事实上的“躺平”并非只发生在中低阶层，那些依赖父辈资源先天性享有丰厚物质条件和较高社会地位的青年群体，或者一些年少得志实现一定成功目标和阶层流动的青年群体，同样也会“躺平”。

为此，本文认为事实上的青年“躺平”可发生于任何社会阶层，是指不同程度地放弃任何成功手段，不再努力实现文化目标的个体适应性类型。这种个体适应性类型明显不符合主流文化价值和社会期待，往往表现为行为懒散、意志消沉、不求上进甚至颓废堕落等个性特征。显然，不同阶层对文化目标的认可程度，以及掌握制度化手段实现成功的可能性都有区别，这必然导致不同阶层青年“躺平”的原因、方式和形态都将有所差异。从这一点来看，代入阶层维度去思考研究青年“躺平”问题，显得十分有必要。

抵抗型“躺平”：自下而上的阶层扩散

抵抗型“躺平”是价值观念上接纳文化目标，却不同程度地放弃为实现文化目标努力的个体适应类型。根据默顿的观点，个体之所以接纳文化目标，却选择在行动上放弃努力，是因为社会结构限制了个体实现文化目标的制度化手段，或者说是因为缺乏制度化成功手段。由于低产阶层的制度化成功手段最为缺乏，使得抵抗型“躺平”往往在低产阶层更为集中发生，并在特定时期或情景中自下而上进行阶层扩散。

（一）抵抗型“躺平”的产生

追求成功是处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状况中的人都会产生的内在冲动。在不同的国家中，成功的主题或内容并不一致，这与文化结构有关。在推崇金钱至上价值观的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的主题是追求金钱。而中国文化并非强调对金钱的一味追求，比如“重义轻财”是美德，“不为五斗米折腰”是高尚气节。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中国文化结构中的成功目标虽然与金钱财富有关，但只是手段，“成家立业”甚至“光宗耀祖”才是目的，或者说是中国社会跨阶层的文化目标。

而不同阶层人群对文化结构中的这一成功目标接纳程度存在着差异。默顿认为，一般来说较低阶层成员更加看重文化所规定的成功目标，更容易接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从而更加认可文化目标。然而，由于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等不足，中低阶层青年实际上更缺乏实现文化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和途径。有研究表明，中国人面临的生存压力和焦虑感随着社会阶层的降低而逐步增加，最低收入群体近58%的人有生存焦虑感，而最高收入群体这一比例仅有15.2%。关于我国社会阶层流动感知的一些研究显示，较低阶层相对而言有着更明显的向下流动感知，而较高阶层则向上流动感知更为明显。有研究指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阶层固化趋势。这意味着中低阶层青年想要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功，实现向高阶层流动的难度越来越大。

接纳“成家立业”“光宗耀祖”文化目标的低产阶层青年，实现起目标更为吃力，若是因此选择“躺平”，则属于抵抗型“躺平”类型，即接纳文化目标，不同程度地摒弃成功手段、放弃努力的个体适应类型，深圳三和人才市场周边出现的“三和青年”便是典型。“三和青年”是典型的底层人群，他们居无定所、日结度日，每日重复着上网、闲逛、睡大街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躺平”。大多数三和青年都知道自己的生活状况和方式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也明白此非长久之计，他们甚至会劝导刚来的人早日离开此地。这表明，他们中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完全摒弃主流文化价值，却依然选择这种“躺平”生活方式。

“三和青年”并非一开始就“躺平”，他们也曾努力去实现文化目标，是屡遭挫败的人生经历，使得他们选择“躺平”。比如，就业和婚恋是实现成家立业的文化目标的必然过程。这些处于底层的三和青年，由于低学历、低技能、低资本，就业面临重重阻隔；而中国婚姻的梯度选择模式又使得这个群体很难找到合适的配偶。他们难以看到实现文化目标的希望，于是不愿进厂，摒弃任何成功手段，通过“躺平”方式抗议工厂生产体系。当然。“三和青年”仅仅是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最为典型的抵抗型“躺平”群体。

（二）“内卷化”与抵抗型“躺平”的阶层扩散

主要发生于低收入青年群体的反抗型“躺平”并未局限于底层社会，而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内卷化程度不断加深，自下而上朝着中等收入青年群体蔓延。当经济社会内卷化程度加深时，这种实现文化目标的巨大压力也将从底层社会逐步向上累积，扩散到中等收入青年群体，并进一步导致部分受波及的中等收入青年群体选择“躺平”。这一影响过程是跨阶层的且是非常直接具体的。

比如，有研究认为，中国房价上涨和子女养育成本增加直接导致青年人结婚意愿和生育意愿整体下降。显然，当今中国的高房价和养育后代的高成本，不仅直接导致低产阶层难以实现文化目标，同样加大了中等收入青年群体实现“成家立业”文化目标的难度系数，导致部分原本在低房价和低养育成本社会条件下能够实现文化目标的中产阶层也变得艰难。也就是说，高房价和高养育成本使得部分中等收入青年群体，同样面临低产阶层难以实现文化目标的困境。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不少企业破产、店铺面临倒闭，失业者增多，一时间“内卷”成为线上线下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也几乎在同时，“躺平”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显然，这并非偶然，“内卷”与“躺平”之间有着密切关联。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内卷化”程度加深，直接导致更多中等收入青年群体加入低收入青年群体的抵抗型“躺平”之中。如前所述，当疫情叠加高房价和高养育成本，使中等收入青年群体实现“成家立业”文化目标的难度和压力增大时，选择放弃成功努力而“躺平”的中等收入青年群体自然也会增多。

而当主要发生于底层群体的抵抗型“躺平”蔓延到中等收入群体，“躺平”的社会基础变得更加庞大，社会对“躺平”的舆论和态度也随之经历巨大转向，从过去将“躺平”视作底层群体懒惰颓废、无责任感的贴标签式的指责批评，转为对青年群体生活不易的包容和理解。

仪式型“躺平”：自上而下的阶层扩散

仪式型“躺平”是指摒弃文化目标，在行动上也不再努力进取的个体适应类型。仪式型“躺平”更可能发生于较高阶层青年之中，这一阶层青年的“躺平”在网络上也被戏称为“躺赢”。这一阶层的躺平青年在行动层面放弃追求成功，不再努力进取，而沉湎于物质生活的极致享受，并非因缺乏结构性的成功途径，而是因摒弃了文化结构提供的文化目标，不再认同文化价值，从而丧失了追求成功的根本动力。

（一）“躺赢”：较高阶层的仪式型“躺平”

高收入青年群体往往拥有较多的财富，或者权力，或者知识，这些都是实现文化目标的重要条件和资源。可以说这一阶层群体往往不缺乏制度化成功手段，如果仍然选择放弃成功而不再努力，则更主要是由于不同程度调适或更换文化目标所致。在中国对外开放并融入全球化过程中，西方文化价值也在不断涌入，对本土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冲击，使得国内社会文化价值极具多元化特点。比如西方文化价值中的“自由主义”“物质主义”“个体主义”“酷儿”等思想，都对中国人“成家立业”“光宗耀祖”的文化目标具有不同程度的解构意义。最早接触且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价值的群体，往往都是具有较高学历和较高收入的阶层。这一阶层对本土社会的文化价值和目标有着更多的实践性反思，而不再理所当然地执著追求。比如，有研究表明，单身不婚主义生活方式最开始的推崇和实践者，更多是较高收入和学历的精英群体。

中国文化结构对高收入群体提出的文化目标不仅有“独善其身”“成家立业”，还有着更高的要求，即“光宗耀祖”，甚至“兼济天下”。显然，对于高收入青年群体而言，实现“成家立业”的文化目标并不具有挑战性，甚至不构成其目标性意义。换句话说，文化结构对高收入青年群体提出的文化目标更主要指向“光宗耀祖”和“兼济天下”。然而，这一群体对这一更高的文化目标，并不一定普遍接纳。比如，一部分人在实现财富自由和阶层跨越以后，并未响应国家的号召，利用已有条件和资源追求文化目标中更高远的成功，承担起先富带动后富的时代责任；反而沉醉于个人极致的物质生活享受，不再努力奋斗，排斥工作和劳动，成为有钱的无业游民。他们被网民戏称为“躺赢”阶层。

近些年来，高收入青年群体中这类“躺平”现象显现，引发了社会对公平的讨论。总之，这部分高收入青年拥有更多成功的条件和资源，却拒绝为实现更高远的文化目标而努力，而是沉湎于个人极致的物质享受，过着令中低产阶层羡慕的“躺赢”生活，本质上仍是一种“躺平”。这一阶层青年的“躺平”与发生于底层社会的抵抗型“躺平”有所不同，他们的“躺平”并不是因为缺乏制度化的成功手段，而是因为文化价值发生了改变，主动摒弃了主流文化目标，选择不同的文化目标，由此在行动层面同样表现为放弃追求成功，沉湎于物质生活的享受，即仪式型“躺平”。

（二）社会模仿与仪式型“躺平”的阶层扩散

主要发生于高收入青年群体的另一种仪式型“躺平”，依赖社会模仿机制自上而下向较低阶层扩散。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分析了布尔乔亚的消费生活方式，指出财富能够保证有闲阶级即使不劳动也能做到“有闲”，并将“有闲”作为保有财富的证明，是一种值得炫耀的生活方式，而带给拥有者以荣誉。虽然凡勃伦言及的“有闲”不单单指“躺平”，也包括其他更多的情形，但是“躺平”显然属于一种“有闲”。正如凡勃伦所言，较高阶层的“有闲”或“躺平”生活是值得炫耀的，是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行为方式，也被称为“炫耀性有闲”。中国选择“躺平”的高收入青年群体同样也在实践着这一共通性，借助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平台炫耀其“躺平”生活。

由于“躺平”的高收入群体总是有着炫耀其“躺平”或“有闲”的内在冲动，以此来表现自己的阶层地位，由此也引起部分中低收入群体的模仿。西美尔对时尚潮流的研究中指出：“每一种时尚在本质上都是社会阶层的时尚, 也就是说时尚通常象征着某个社会阶层的特征, 以统一的外表表现其内在的统一性和对外区别于其他阶层的特性”。换句话说，时尚具有区分不同阶层的功能，而较高阶层往往成为较低阶层的模仿对象。最为典型和极端的案例是2020年名媛拼单事件。这些中低收入青年女性为了将自己包装成高收入群体形象，模仿其奢靡的生活和消费方式。但她们由于无法真正承担这样“有闲”或“躺平” 的生活，只得靠组团拼单和摆拍的方式。当然，这一案例较为极端，但其反映出中低收入群体同样也在效仿高收入群体的各种生活方式，包括高收入群体炫耀的“躺平”生活。正是这种跨阶层的社会模仿过程，使得主要发生于高收入群体的仪式型“躺平”得以自上而下形成阶层扩散。

主要发生于高收入青年群体的仪式型“躺平”进行阶层扩散时，首先波及的是中等收入青年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出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等理由而辞去工作，追求心中想要的生活。然而，中低收入青年群体并不具备相匹配的物质条件，来支撑从高收入群体那里习得的仪式型“躺平”生活方式，但又不愿意为了这种生活而过多努力，因此成为“月光族”甚至“啃老族”。这些仪式型“躺平”青年，追求物欲的简单满足，也常常因此陷入空虚、孤独的状态。不同于反抗型“躺平”青年的苦闷和不甘的心态，他们构建出一套新的意义体系，比如“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认为找到属于自己的正确活法，对于外界批评通常充耳不闻。

摇摆型“躺平”：集聚中等收入阶层发生的社会逻辑

摇摆型“躺平”是指在行动层面放弃了成功手段，而价值观念层面则徘徊于是否摒弃文化目标的个体适应类型。与前两种“躺平”类型一样，这类“躺平”类型的发生，同样有着一定阶层基础。有所不同的是，这类“躺平”者更主要集中发生于中等收入群体。

（一）“躺平”的阶层扩散与集聚中等收入群体

前文分别论述了抵抗型“躺平”和仪式型“躺平”迥然不同的社会发生逻辑，即自下而上的阶层扩散和自上而下的阶层扩散。由于这两种“躺平”类型的阶层扩散，首先波及的都是中等收入群体，也就使得中等收入青年群体出现的“躺平”现象尤为复杂。

抵抗型“躺平”自下而上的阶层扩散，实际上往往只能蔓延到中等收入群体。因为这类“躺平”的发生是由于受到社会结构的阻碍，导致个体缺乏成功手段，无法顺利实现文化目标。当这类“躺平”自下而上蔓延到较高阶层时，由于发生的客观基础已经消失（较高阶层具有更多的成功手段和机会），自然也不可能真正发生。仪式型“躺平”自上而下的阶层扩散过程中，通常也主要停留于中等收入群体。这是因为仪式型“躺平”的发生，是由于文化价值的改变，摒弃主流文化目标，而主要选择对物质生活的极致享受。显然这类“躺平”的客观基础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支撑，中等收入群体或许还能勉强达到，但低收入群体则很难。

中等收入群体既可能受制于社会结构在特定时期或情景中缺乏成功手段，而无法实现文化目标，从而选择抵抗型“躺平”；也可能拥有相对宽裕的物质条件，支撑起他们效仿较高阶层的仪式型“躺平”生活。当两种“躺平”蔓延至中等收入群体，集聚进而扩散，由此催生出过渡形态的摇摆型“躺平”类型。

（二）抵抗型“躺平”者的自我调适

集中发生于中等收入青年群体之中的摇摆型“躺平”，其第一种亚类型主要是由抵抗型“躺平”内在调适而来。

抵抗型“躺平”是一种行动与价值观念极不统一的适应类型，认可文化目标，但因缺乏成功手段，而为此在行动上放弃努力。这种行动与观念之间存在的极大失衡或张力，对于个体是一件焦虑痛苦之事。若是长此以往，这种痛苦、焦虑甚至可能改变个体的人格结构，使其成为完全的“退却主义”者。但作为具有能动性的个体，往往会对这种失衡作出反应，以此达到人格的统合。个体的能动性反应通常会在两个方面进行：一是行动层面；二是价值观念层面。在行动层面上，个体面对难以改变的社会结构，要想在行动层面寻求突破，打破这种失衡，往往只能步入越轨、失范的轨道，寻求非制度化的成功手段。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于底层，道理与默顿关于“创新”的相关论述类似。相对而言，中等收入青年群体更可能选择第二个方面，即价值观念层面做出策略性改变，以此适应这种失衡的处境，即向默顿的“仪式主义”适应类型过渡。

面对行动与价值的失衡，中等收入青年群体之所以策略性地选择改变价值观念的缘由有三点：一是中等收入群体所面临的这种失衡状况程度相对较轻，并不足以导致他们通过越轨、失范等具有极大风险的行动，去化解这种失衡处境；二是相较底层群体而言，他们通常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或较丰富的经验积累，有着更容易接纳不同文化价值的知识结构；三是同样蔓延在中等收入群体之中的仪式型“躺平”，为其文化价值的变化提供了思想资源。

文化价值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个体通常徘徊于是否摒弃文化价值，由此产生出摇摆型“躺平”的过渡形态。显然，此时的个体策略性摒弃文化价值，并非如仪式型“躺平”者那般是为了极致享受物质生活，而是为了在精神上麻痹自己，往往表现为妥协、顺从、低欲望和自我麻痹的被动“佛系”状态。

（三）仪式型“躺平”者的实践反思

集中发生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摇摆型“躺平”，其第二种亚类型的发生主要是由仪式型“躺平”的实践反思而来。仪式型“躺平”是一种行动与价值观念相统一的个体适应类型，即不认可文化目标，同时也放弃实现文化目标的成功手段。然而，这种躺平也有其自身内在的张力存在，存在于行动条件与行动之间。行动条件是指个体仪式型“躺平”的物质基础。产生于较高阶层的仪式型“躺平”，追求对物质生活的极致享受，需要较高物质条件的支撑，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显然，中等收入青年群体不完全具有与仪式型“躺平”相匹配的物质条件基础，这也使得他们在追求与文化目标相背离的这种生活方式时，常常会显得捉襟见肘。比如，那些因“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而辞掉工作的年轻人，大多还是因囊中羞涩而回归到工作之中。

面对行动条件与行动之间的这种张力，个体可以选择改变行动条件，也就是获得更高的物质基础，也可以选择在行动上放弃仪式型“躺平”。摇摆型“躺平”的第二种亚类型就发生在第二种情况中。

第一种情况是个体改变行动条件，也就是获得与仪式型“躺平”相匹配的物质基础，这需要个体采取积极的成功手段，这已不属于“躺平”，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

在第二种情况中，个体在行动上若是完全放弃“躺平”，意味着回归到实现文化目标的努力之中。显然，这种情况的完成状态也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也不属于“躺平”。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从“躺平”到放弃“躺平”的行动选择，可能先发生于价值观念层面，也就是价值观念开始发生动摇，由此徘徊于是否摒弃文化目标的摇摆型“躺平”形态。

显然，这种摇摆型“躺平”是个体受限于物质条件约束，基于对仪式型“躺平”的实践反思，而策略性重拾文化目标的个体适应性类型。这类个体同样也会表现出“佛系”青年特征，但与反抗型“躺平”演变而来的被动“佛系”又不同，这是一种沉浸其中的主动“佛系”状态。他们虽然没有完全摒弃文化目标，但更强调物质生活的享受，首要考虑的是保证生活品质，其次才是工作。因此在工作中往往安于现状、自我陶醉，提前进入养老状态。

躺平青年类型与出路

概而言之，本文将当前青年“躺平”划分为抵抗型“躺平”、混合型“躺平”、仪式型“躺平”三类。结合青年“躺平”的经验现实，发现不同理想类型的青年“躺平”，在微观发生机制、阶层基础、扩散逻辑和个体表现形态等方面均有所不相同（见表3）。

抵抗型“躺平”的发生跟个体实现文化目标的制度化手段受到限制有关。这类“躺平”中，个体认可接纳文化目标，但却缺乏实现文化目标的手段，这种价值与行动之间巨大的现实张力，使得个体饱受挫折，转而在行动上选择“躺平”而放弃努力，以此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在个体形态上常常表现出愤懑不满、物质焦虑，甚至厌世颓丧的样貌，“三和青年”以及一些愤世嫉俗的颓丧者是最为典型的代表。由于社会结构中低收入青年群体在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成功条件最为匮乏，使得这类“躺平”更主要集中于低收入群体。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内卷化”程度加深，部分中等收入青年群体逐步滑向低收入群体，面临同样的底层困境，反抗型“躺平”得以自下而上向中等收入群体扩散。

仪式型“躺平”的发生则跟个体文化价值变更，摒弃文化目标而追求极致享受有关。在这类“躺平”中，个体选择了享乐主义般的新目标，表现为玩世不恭和对物质的极致享受。而这种对物欲的简单满足，也使得个体常常陷入空虚、孤寂的状态。一些纨绔子弟和“啃老族”是最为典型的代表。高收入群体由于具有能支撑仪式型“躺平”的物质基础，且具有将“有闲”或“躺平”作为阶层身份加以炫耀的主观阶层需求，这使得仪式型“躺平”往往集中在这一阶层。当然，炫耀性“躺平”也会引起部分中低收入青年群体的效仿，自上而下发生阶层扩散。

摇摆型“躺平”有两种亚类型，分别是自我调适型和实践反思型，前者的发生是由于抵抗型“躺平”者面对价值与行动的张力，策略性摒弃文化目标，导致徘徊于摒弃文化目标的状态；后者的发生则是由于仪式型“躺平”者面对行动与行动条件的张力，策略性重拾文化目标，导致同样徘徊于摒弃文化目标的状态。某种程度上讲，摇摆型“躺平”是抵抗型“躺平”或仪式型“躺平”演变而来，是两种“躺平”类型中的不坚定者。

当抵抗型“躺平”和仪式型“躺平”扩散到中等收入群体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失去了原有发生的主客观条件，比如抵抗型“躺平”扩散到中等收入群体后，价值和行动的现实张力得到缓和；仪式型“躺平”扩散到中等收入群体后，作为支撑的物质条件也难以为继。为此，抵抗型“躺平”者，为找到价值与行动的平衡，不得不策略性摒弃文化目标，而陷入自我麻痹、妥协顺从和低欲望的个体生活状态，被动“佛系青年”便是典型；而仪式型“躺平”者，为了寻求行动（享乐）与行动条件（物质）的平衡，不得不策略性重拾文化目标，回归工作但更强调享受生活品质，而陷入不求上进、得过且过、自我陶醉的个体生活状态，主动“佛系青年”便是典型。

那么，如何使这些青年不再躺平？本文认为至少应该重视以下四点：

第一，从制度层面切断“躺平”的跨阶层扩散路径，创造普惠公平的发展条件和环境，破除“躺平”的结构性困境。财富两极分化的社会阶层固化现象存在，是“躺平”发生跨阶层扩散的前提。“躺平”发生自下而上的跨阶层扩散，直接与缺乏制度化成功手段和资源的青年群体扩大有关；“躺平”发生自下而上的跨阶层扩散，则直接与基于阶层地位固化和不平等的简单社会效仿有关。因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出台更多的政策制度合理平等配置资源，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在住房、医疗、社保、就业以及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普惠性的政策支持和制度保障，为青年人创造出更包容和公平的发展环境。

第二，针对青年的不同“躺平”类型，需要采取不同的引导策略与方式，进行差异化的舆论引导。不同类型的“躺平”分别有着不同的阶层基础和原因机制，不加区分而对“躺平”进行“一刀切”的批判或声援，只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一味对愤懑焦虑的反抗型“躺平”者加以道德谴责或贴污名化标签，可能引发反抗型“躺平”者更为激烈的反抗情绪而彻底自暴自弃，由此在价值观念和行动层面彻底与主流文化价值相背而行，沦为默顿所言的“退却主义”者，成为社会之外的人。因此，有必要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对“躺平”现象进行差异化的引导。

第三，完善公共领域的社会工作服务和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满足青年的心理服务需求，帮助青年建立正面的情感支持网络。无论哪种类型的“躺平”青年，在个体形态上都呈现某种消极或负面的特征。“躺平”青年在工作生活中若长期被消极负面的情绪和心态所笼罩，可能导致某些心理问题甚至改变其人格结构。因此，社工服务等机构有必要及时介入干预，通过搭建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平台等具体措施，为青年提供相应的心理疏导和情感支持服务。

第四，针对性解构“躺平”话语，防止其对主流道德话语以及文化价值的动摇和消解。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都有“躺平”者，但往往限定于特定阶层内小范围发生。由于当前的青年“躺平”现象，有着跨阶层扩散的趋势特征，这意味着不符合主流文化价值的“躺平”话语可能拥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当不同类型的“躺平”青年跨阶层形成共鸣，使得这套“躺平”话语夹杂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意涵。“躺平”话语的积极意涵（如平常心、与世无争等）可能掩盖“躺平”话语的消极意涵（如懒惰、颓丧、享乐等），被“躺平”者用来消解主流的道德话语和文化价值。比如，一个追求享乐的仪式型“躺平”者，完全可能用“躺平”话语中“与世无争”的意义，来合理化其“躺平”行为，消解主流道德话语的约束力。因此，有必要对“躺平”话语进行一定程度的制度性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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