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的这几首小诗名不见经传，却写出了独处的最美境界

❂ 初唐四杰之王勃 04

涧户风前竹，山窗月下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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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勃是狷狂的，当然他也有资格狷狂。

明代的胡应麟认为他的五律”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五言绝句亦舒写悲凉，洗削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

几百年来，虽然诗风屡有更替，但大部分的诗歌依然严格遵循题材分类，题材的传统和惯性是主题处理的限定因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惯例控制诗人，而不是诗人控制惯例。到七世纪后半叶，严格的题材体系被逐渐打破，个性化的处理方式产生，与现成题材的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诗歌从此有了更广阔的领域。

这其中，初唐四杰以及陈子昂等人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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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百年，说到底还是宫廷应制诗的天下。

除了王勃的叔祖王绩，当时活跃在诗坛的文人没有谁能够逃脱应制诗的范畴。即便是像陈子昂这样的叛逆者，也会写“轩宫帝图盛，皇极礼容申”（《奉和皇帝上礼抚事述怀应制》）这样无趣的诗句。

宰相李峤留有诗作二百余首，有一半是应诏酬唱之作，他有一百二十首《杂咏诗》，分别以居处、文物、武器、音乐、芳草、嘉树等为吟哦对象，算是数量可观的个人诗作。那首著名的“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风》），便是其中的一首。这些诗作后流传至日本，在平安时代成为贵族及士族阶层重要的幼学读物。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这些作品裁剪整齐、对仗工整，但其中的大多数确实是属于令人生意索然的小弄巧笔，有匠气而无文气。这便是初唐文坛的常态，所有人都意图在限定的格式里长袖善舞，但缺乏想象力的创作注定是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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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狂妄的四杰带着使命而来。

他们虽然不曾结谋，却因同样不羁的灵魂而惺惺相惜。四个人的风格迥异，出发点也各不相同。四人里王勃气度高华，卢照邻词义贞刚，骆宾王瑰丽奇绝，杨炯典雅内敛，但在他们的作品里，无一不贯注着饱满的激情和强烈的自我意识。

这便是唐人文学里最可贵的自由之精神。

蒋勋先生说“唐朝的诗人很奇怪，他们可以同时表达孤独或者自负”。文学是伤痛的产物，以鲍照和何逊为代表的南朝游宦一族，始终以“流浪”自悲，他们以这种痛苦的生命体验为本，形成了独特的“仕宦”文学。到了梁陈时代，更是因为南北交融的升级，而演变成为“草泽怨刺”诗风。

唐人却完全不同，游牧民族的“流浪”基因让他们自适于漂泊和孤独，他们在一次次的出走和流浪中完成了自我救赎。诗人们的格局变大了，他们与山川、月亮、河流对话，整个生命意识都被放大到巨大的空间中，那就是唐人的宇宙意识。

或许是因为游牧民族随遇而安的天性，唐人的内心始终是安定从容的。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始终有一种不坐如山的渊跖气魄。他们享受狂欢，也喜悦孤独，这种始终取悦自己的自我意识让唐诗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所以他们能够轻易叩响我们的心扉，让这股诗意弥漫我们的唇齿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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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勃的所有诗作里，个人最喜欢的是他的“独处”系列诗作。

王勃名声在外的作品应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滕王阁诗》之类的酬唱作品。确实，当我们读及王勃那些俊逸飘飞、辞章华典的文字之时，总能感受到这位一千多年以前的年轻人那种无处安放的磅礴生命力。

但一首《山扉夜坐》却让我看到另一个王勃。如果说人前意气飞扬的公子王勃像太阳般耀眼，独处时的王勃却是明月一般的清朗。如此才是丰沛和完整，另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那也是大唐的另一种品格。

那就让我们看看诗人王勃，是如何享受他的孤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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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扉夜坐》

抱琴开野室，携酒对情人。

林塘花月下，别似一家春。

并不清楚这首诗写于何时，可能是他在杨炯的家乡小憩之时，也可能是游历蜀川之时。我们无法读出更多的情绪，除了那漫溢的安闲和从容。山野陋室，一张琴一壶酒一知己，闲坐林塘花月下，便是最好的人生。

你看，多么融洽又多么雅致，最美的生命便是这般丰简由心。这样的诗句更多的来自于盛唐的王摩诘，但早在王勃的初唐明月下，我们便已领略过这样的风致。所以胡应麟说王勃是“唐人开山祖”也不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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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首《幽居》，气调更沉郁一些，却更有韵味。这阙诗当是出于王勃失意之时，但也真是让人羡慕啊。在生命的低谷幽居山涧，清风明月依然自在，这哪里是失意，分明是千金不换的惬意啊。

《幽居》

涧户风前竹，山窗月下琴。

唯馀两□□，应尽百年心。

山涧旁修一茅庐，植竹两三竿，叶子哗哗作响，便知有风来过。一弯明月照进人的心里，开着小轩窗，随意抚弄旧琴，琴声悠悠是对明月的回响。此诗的第三句有缺，反倒让它趣味无穷，经常在想，那会是两个什么字呢，是物还是人？是心还是情？但好像又是什么字都不合适。

或许残缺才是圆满，就像王勃不完整的人生，因为遗憾才更有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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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独处也全非愉悦。

唐人从魏晋的田园里出走，他们一路到边疆，到海滨，到山原，诗人们的视觉和生命有了更辽阔的体验。同时他们又感觉到了如此辽阔的生命之有限，所以便产生了巨大的苍凉感。

陈子昂面对绵绵古山原，潸然泪下而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无尽悲凉。我们的王大公子，面对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同样悲从中来：

《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

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这首诗大概率写于王勃游历巴蜀之时。从来江水多思，不为人喜不为物悲的无情江水却最能勾起人的相思。杜甫说“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谢脁说“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王勃站在山中，远望长江东逝，无来由的也让他想起了万里之外的家乡。何况是倦鸟思归的黄昏落日之时，秋风萧瑟带起满山的黄叶飞舞，也带出了他满腔的久客离愁。

此诗广受好评的是它的结句。南宋沈义夫在《乐府指迷》中就有“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结情最好。”这首诗的结句就有宕出远神、余韵悠悠、耐人寻味之妙。

在中国士人的传统价值观里是无“我”的，我是属于“道”的。无论是居庙堂，还是处江湖，“我”心心念念的都是天下。而“四杰”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注重大“我”，也关注小“我”。

这是一场极其重要的跨越，或许只有像王勃这样狂妄自大的反叛者才有这样的勇气和自觉。但也正是这样的跨越，让我们的诗歌或者说我们的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宏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