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郎丽娜

这个Meme的出现, 在全球很快就掀起了一股“谜米”风暴。1998年时, Meme一词已经被《牛津英语词典》收录, 解释为“谜米:文化的基本单位, 通过非遗传的方式, 特别是模仿而得到传递”。不过, 国外的关于Meme的“学说”始终没有离开Meme一词的意义, 始终在文化复制和传播的意义上来理解Meme, 始终是文化基因的一种比喻。1998年, 道金斯的学生苏珊·布莱克摩尔的著作中希望建立一种称为“谜米学理论”, 也始终建立在模仿基础上复制以及这种谜米的复制对于人类文化的影响和意义。但她的话语类似于人类学理论中的“文化习得”, 只不过她使用了“Meme”一词。她认为:“任何事物, 只要它以这种方式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 那它就是一个谜米。这种意义上的谜米, 既包括你所掌握的全部词汇、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你从别人那里学会的全部技能和习惯、你所喜爱的各种游戏, 也包括你所会唱的每一首歌以及你所遵守的各种规则, 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谜米, 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进化而来, 并各有其独特的进化史。不管其进化方式或进化史如何, 每一个谜米都是在利用着你的行为, 试图通过你的行为让它自身被别人复制。”[1] (P12)

苏珊·布莱克摩尔创建的“谜米学”, 就她自己的表述而言, 是研究人类的本性。但她却没有能实现这样的理论愿景, 因为Meme在她的一系列理论中, 始终都是“基因复制”与传统人类学“文化习得”的一种转换。

归而言之, 国外的文化基因研究始终是在文化复制类似于基因复制的概念上的论述, 是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 而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 有一个可以像人的生物基因那样可以精确复制和传递的所谓的文化基因, 但Meme确实从文化养成和传播上触动了人类文化本性的深处, 我们确实是可以在传递和复制文化的过程中选择, 并且修正我们的文化, “培育”和“改善”我们的文化。就像道金斯所希望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们, 我们人类, 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2] (P281) 但是, 道金斯的Meme和苏珊·布莱克摩尔“谜米学理论”并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基因, 而是他们认为文化复制是一种类似基因复制的过程, 并且对于人类文化进化有着明确的意义和影响。

二、“文化基因”的提出与研究

中国的文化基因一词源自于Meme,但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基因表达和研究。最早使用“文化基因”一词的应该是一个叫米文平[3]的学者, 但这仅仅是一个标签。于此之后, 文化基因研究在中国逐渐成为一种新路径, 有各种不同背景的学者以文化基因研究的名目进行研究。

一是以哲学家为主要群体的文化基因研究。他们主要是从思维模式角度进行研究。这一类研究的代表是刘长林。1988年, 刘长林在《哲学动态》上发表了文章, 讨论了文化基因的问题。但这样的“基因”只是一个借喻, 讨论的主要是思维模式。他说:“文化系统是社会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自然有其自身的特殊基因, 可称为文化基因。文化基因就是那些对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心理底层结构和思维方式。……把思维方式作为文化基因来研究,有助于更加深刻地把握民族文化的特质变迁的内在联系, 对于说明世界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理论价值。”[4]刘长林还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说:“大量的事实表明, 在前人对后人的影响、文化门类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背后, 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动因和决定因素在发生作用, 从而规定着民族文化以至整个民族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形态特征。这种动因和决定因素就可称之为民族的‘文化基因’。”[5]之后, 刘长林出版了《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一书, 结合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 从哲学思维的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自己对于文化基因的理解。[6][7]这个由哲学界给出的文化基因的概念, 在中国有很大影响, 也是中国文化基因最早的研究。

二是以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学者为主要群体的文化基因研究。他们主要从文化历史以及传播传承的角度来进行文化基因研究。刘植惠认为文化中有“知识基因”, 他说:“我们提出的知识基因, 若按生物遗传学的术语来定义, 它是知识遗传与变异的最小功能单元。若按通俗的说法, 知识基因就是知识继承与发展的最小功能单元。”“知识基因的基本特征……这一概念必须具有稳定性、统摄性、遗传与变异性以及控制知识走向的能力等4项功能。”刘植惠还认为他的“知识基因”包含了“Meme”。刘植惠“知识基因”是一种在文化基因标签之下的新的分类, 但于文化基因研究也是一种努力。[8]

尚乐林的“文化基因三层观”是基于法国遗传学家雅克·莫诺等人的“生物基因系统的自组织结构”研究而来的, 这种“生物基因系统的自组织结构”具有三个层次, 故尚乐林认为:文化就是我们作为社会人和人类社会进化的基因, 它和我们作为自然人内在所有的基因一样, 也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系统知识, 是硬件, 是结构基因;第二层是对知识的意识、理解和颖悟, 即规律性认识, 是软件, 是调节基因;第三层是变知识为有用, 是付诸实践的行为, 是操作基因。”[9]尚乐林的努力说明中国的文化基因研究已经期望在文化的内在结构上有所理解突破, 但这样的努力比较初级, 是生物遗传学研究的简单比喻。

毕文波的文化基因观点:“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 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 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 叫作‘文化基因’。”[10]但毕文波在文章中展开了一种大胆而主观的分类, 比如他说的:“科技文化基因、经济文化基因、政治文化基因、军事文化基因、教育文化基因、伦理文化基因、宗教文化基因、艺术文化基因、习俗文化基因, 以及国际交往文化基因, 等等。”[10]这是典型的标签行为, 比较空洞, 不过, 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基因研究的现实状态的一个方面。

王东的观点:“所谓文化基因, 就是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文化基因是人类文化系统的遗传密码, 核心内容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心与物这四大主体关系的核心理念。”[11]王东以文化进化论的学理, 梳理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 把其叙述为五大辉煌, 其目的是建立中华文化的基因。这一类研究中, 还有刘兴明、刘长明等人的论说主要想利用文化基因密码的概念, 表明“易经”在中国文化构建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12]

以上的这些学者, 基本上都在历史文化变化发展的基础上研究文化基因的意义, 多数是“换汤不换药”的“论述”, 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文化基因的研究。

三是对于Meme的中国式的研究。这也是一些哲学家进行的研究, 主要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组织展开。在21世纪初, 哲学所把研究Meme列为该所一个重要研究项目, 组织了一批专家研究道金斯的Meme, 最后在2012年出版了《社会文化遗传基因 (S-cDNA) 学说》一书, 刊载了16篇文章, 提出了S-cD-NA的学说, 认为在人的生物基因之外, 人还有一个称为S-cDNA的社会文化基因。闵家胤在文中表述的观点, 可以说把道金斯的Meme借喻发展到完全的“类比”和“平移”来解读人类文化的进化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高到自觉不自觉地“宣扬”西方文化以及西方基督教文化处于文化进化的最高阶段的状态, 陷入了那个臭名昭著的“西方文化中心论”中。[13]

四是以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为主要群体的文化基因研究。他们主要从文化结构性研究入手, 是一种文化本体性质的研究。

孔宪铎、王登峰是从生物性的角度来研究人的文化基因。认为“就人类而言, 基因不仅主宰人的躯体, 也主宰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来自动物又走向文化。所以, 人性既有动物性, 也有文化性。人性中的动物性相近, 文化性相远”。[14]这样的文化基因研究是一种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们在论述中列举了许多例证,把生物科学的一些研究与人类文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这一研究代表中国的文化基因研究已经不是Meme的复制和传承, 而是一种结构和性质的研究了。

徐杰舜的研究从表面看来也是居于历史文化变化发展的研究, 但徐的文化基因的“理论”似乎只是一种文化基本要素的理解。他说:“从文化核心和文化特质出发, 那么, 什么是文化基因呢?……笔者从泰勒借用达尔文生物是进化的提出文化是进化的、摩尔根提出社会是进化的得到启发, 从生物基因说引申为文化基因,即所谓文化基因是文化内涵组成中的一种基本元素存在于民族或族群的集体记忆之中, 是民族或族群储存特定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15]并且由此来论述“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问题。

吴秋林认为:“从文化人类学的诸多现象来看, 人类文化的内部存在着某种有力的运动机能。这一运动机能是什么呢?以什么样的概念作为理解表述它的起点?我想起了‘基因’一词。”“从概念的基点上讲, 文化基因一词就是把文化中的某些构造等同于遗传学上的基因概念, 认为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单位叫文化基因, 并具有在其内部运动中对文化的根本性的影响。”[16]这样的认知也是一种自在的学术路径, 是从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文化演化的历史中来认知和借用基因一词的, 而不是一种从达尔文主义者那里得来的简单的借喻, 这样的文化基因认知不赞成把文化的演化视同为类似于生物的进化过程。吴秋林在后来的《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一文中进一步表述:文化基因论, 应该是当下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的新路径, 并且可以成为一种理解人类自身文化的新的话语方式。[17]

在中国的Meme和文化基因的研究中, 除了上述的一系列文章外, 还有一大批标签式使用“文化基因”概念的文章。中国的文化基因研究与国外的Meme研究大不相同。相比较而言, 中国的文化基因研究所涉及的面和研究的深度都要广大和深远得多。但在研究深入发展之际, 文化基因也成为一种社会“踩踏”的“烂词”。在近二十多年中, 有许多“冠名”文化基因的书籍让人难于目睹, 这样的文化基因论说只是一种噱头和出版界的一个热门卖点。

三、Meme不是“文化基因”

Meme的出现是当代达尔文主义者对于文化解释的一个重要贡献, 它打开了一扇解读人类文化的窗口。尽管当代达尔文主义者把生物进化的理论直接引用到人类文化进化的论述中, 直接把人类文化的演进视为一种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 而且在基因遗传科学取得重大进展时, 又利用基因科学的遗传学说, 进一步强化了社会文化进化学说, Meme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文化借喻。

Meme一词出现后, 国外的Meme研究一直是围绕着文化复制和传播、传承的机制来进行的, 基本上是从一个借喻到另外一个借喻的“转换”, 认为在这样的复制和传播中会直接影响人类文化的存在和人的文化变化和发展。二十多年过去, 尽管Meme在国外的讨论和研究中很热, 但它还始终是道金斯的Meme,即便是涉及文化基因这样的论述,也是很“小心”的。并且其研究始终“限制”在Meme于人们文化交流和传输的路径上的研究, 而不是去追寻文化的结构存在中有没有可以视为“文化基因”的事物。国外的关于道金斯的Meme的研究始终是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学问, 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化基因的研究, 但是, 我们的文化基因研究却实实在在是在道金斯的Meme的观念影响下发生的。

自从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文版出版数年后, 引起了中国学界的注意, 首先是中国哲学界的学者从人类思维方式上探寻了人类文化中类似于基因的存在, 并且给予了这样的存在一个概念,明确地解释文化基因是什么。也就是说, 中国关于文化基因的研究, 是一群哲学家开创的, 并且在中国至今关于文化基因的研究和论述中, 最有影响力的学说也是由他们创造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Meme在国外是由达尔文主义者的生物学家在半科普、半论述的《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创造的, 但传至中国后却引起了一群哲学家严肃的“思考”。

在中国的哲学家之外, 也有一些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参与了文化基因的思考, 比如徐杰舜和吴秋林关于文化基因的思考和研究。他们的思考和研究是在生物基因科学发展的触动下自觉发生的, 是一种寻求“文化基本因素”的研究, 而不是类似Meme的文化复制研究, 基本没有Meme的影响, 是一种自在的路径。这样的思考和研究多在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中去探寻文化基因存在的可能性, 为人类文化的传播和传承寻求一种新的解读和路径以及修正人类文化行为的渴望。

于是, 在中国形成两种关于文化基因研究的路径:一种是Meme的路径, 由中国的哲学家为研究主体;一种是没有Meme的路径和借喻, 是自在的受基因科学发展影响所致的文化基因研究, 以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为主体。前一种“声音”大, 是中国目前文化基因研究的主要影响源, 许多的关于文化基因的表述, 基本来源于此;后一种“声音”小, 在中国的文化基因研究中只是一种刚刚开始的事情。但是, 这两种研究和思考都把自己的研究说成文化基因研究, 而不是Meme的限制于传播和传承的研究, 只不过第一种研究注重于思维模式的研究, 认为这里才有文化的基本因素。当然, 第一种研究中也有赞成Meme的文化基因复制学说的。而第二种研究注重的文化的结构构成, 探寻在这样的结构中有没有类似于基因的结构, 并且以此来论述人类文化的最为深层次中的普遍性, 一般不会涉及文化传统和传承与基因复制的类比。

前一种研究在中国的影响十分广泛,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想象性的术语, 故而在艺术和文学研究中得到比较多的应用, 在以文化基因“说论”的文章中, 一半多是这样的文章;还有在“宣扬”中国传统文化优越性的研究中,也比较喜欢使用文化基因这个学术词汇。而这些研究的路径多为Meme, 但经常把Meme与文化基因视为一个完全相同的词汇, 或者认为文化基因就是Meme的中文表述, 但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的。

文化基因研究的概念和历史, 在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是非常年轻的, 但其概念的传播和影响非常迅速,而且已经逐渐被中国人类学学界认可。当下, 文化基因的研究已经从“时尚热词”转向了严肃认真的人类学学术研究和追寻。

参考文献

[1][英]苏珊·布莱克摩尔 (Susan Blackmore) , 著, 高申春, 译.谜米机器:文化之社会传递过程的“基因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2][英]R·道金斯, 著, 卢允中, 张岱云, 译.自私的基因[M].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1.

[3]米文平.欧厥律即今鄂温克——兼论古民俗中的文化基因[J].北方文物, 1988 (2) .

[4]刘长林.宇宙基因·社会基因·文化基因[J].哲学动态, 1988 (11) .

[5]刘长林.中国民族文化基因及其阴性偏向[J].哲学动态, 1989 (1) .

[6]刘长林.中国系统思维——文化基因透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7]鲍健强, 吕琛荣, 黄娜娜.从文化基因的角度解读东西方的科学传统和思维方式[J].未来与发展, 2010 (1) .

[8]刘植惠.知识基因探索 (1) [J].情报理论与实践, 1998 (1) .

[9]尚乐林.文化基因三层观——“超循环发展观”思考札记之六[J].未来与发展, 1998 (5) .

[10]毕文波.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1 (2) .

[11]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J].河北学刊, 2003 (5) .

[12]刘兴明, 刘长明.易学视野下的传统文化创新基因探析[J].理论学刊, 2010 (4) .

[13]闵家胤.社会文化遗传基因 (S-cDNA) 学说[M].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14]孔宪铎, 王登峰.基因与文化[J].东岳论丛, 2010(2) .

[15]徐杰舜.文化基因:五论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3) .

[16]吴秋林.原始文化基因论[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4) .

[17]吴秋林.文化基因新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可能表达路径[J].民族研究, 2014 (6) .

作者简介：郎丽娜 (1986~) , 女, 山西晋城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 民族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社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原文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