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宕渠之战”的几个维度‖刘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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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宕渠之战”的几个维度

刘 渠

“宕渠之战”在三国争霸中，是魏蜀之间唯一发生在蜀汉巴地正面对垒的一次战役。由于事发仓促、战场环境特殊，其过程竟难以用兵法去衡量之。此战张飞对张郃的胜利，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宕渠之战”发生的历史背景，前后所关涉的几个重点人物，以及战局如何改变了区域形势发展走向，这是我们感兴趣的几个问题。

《三国志》中，魏国之曹操、张鲁、张郃等，蜀国刘备、黄权、张飞等纪传均有着墨，从不同角度写了此战。

“宕渠之战”发生时间：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冬。

战场地点：巴西郡宕渠县南，一个叫“瓦口”的地方。

渠县八蒙山古战场遗址

战役双方主将：曹魏偏将军张郃，蜀汉巴西太守、上将张飞。

双方兵力：张郃领军约万余人，张飞率“精卒”万人。

战役过程：50余天。张郃基本上据寨而守；张飞围而不攻，天天叫阵，欲引其出战而歼灭主将。

战役结局：一场攻略战打成了困守战。张郃一出战就被突袭，曹军因道狭前后不得救而失了主寨，落荒而逃，然后引军还于南郑。巴土获安。

《三国演义》第七十回“猛张飞智取瓦口隘 老黄忠计夺天荡山”对此战作了颇为精彩的描写；影视剧《三国演义》更是把这场战役进程及人物形象演绎得妙趣横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有人将“宕渠之战”作了一番艺术化还原。虽说未免夸张，却也于史有据，可以“叙史别观”视之。笔者从尊重历史考虑，试从以下几个维度重新加以审视。

被架空的皇权，是后汉朝政崩塌的“政治因由”

东汉时期，皇族吸取新莽篡权易帜的教训，遂与豪强联姻，培植第三方外援，以巩固和加强皇权。这些皇亲国戚的权势迅速扩展，逐渐形成外戚把持朝政的局面。东汉诸多皇帝幼年即位，又多夭折、绝嗣，自然由其母后临朝称制。皇后政见有限，只有依赖和信任娘舅家人，这也使得外戚进一步专权。小皇帝慢慢长大后，不甘大权旁落，但处于宫禁之中，无法与朝臣联络，只能信赖身边的宦官。宦官常常搞一下“假传圣旨”的把戏，玩弄权术，打击政敌。东汉中晚期，大约就是在外戚和宦官两种势力的较量中度过的。

宦官与外戚的斗争愈演愈烈，此消彼长。阉党势力恃皇权而略胜一筹，发展到“十常侍”架空皇帝、独霸朝政的局面。朝臣为削除宦官势力，遂引边将入京，结果被西凉董卓反制。形势演变大大超出了大臣们的预期和掌控范围。

董卓的确不是什么“好鸟儿”，恃强霸道，寡廉鲜耻，生生激起内臣外官的切齿之愤。初平元年（190），大小军阀关东会盟，公开讨伐董卓。董卓西迁，曹操特别关注皇帝的去向，星夜追赶，截迎汉献帝在手。计除董卓之后，群雄并起，拥兵自重，然后相互攻伐。三国由此拉开序幕。

曹操以勤王之功，站在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之上，采取“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的战略，就是人们常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攘夷”而败袁绍、灭袁术，取乌桓、定西凉，拥有北方大片土地，成为最大赢家。据《中国人口史》资料，曹操地盘约有40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

东吴历经孙策的扩张和孙权的巩固，直到正式建立吴国时，拥有汉朝十三州的扬州和荆州大部，以及交州全境，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其人口约500万以上。

蜀汉灭亡前，领地有益州（今四川和重庆）、云贵北部及汉中谷地，人口约200万，面积约在150万平方公里以上。蜀汉40多年间，有效统治的地区不包括荆州诸郡。

一时间，谁也“吃不了”谁的三大势力，演绎形成三国鼎立的短暂局面，成为中国历史的独特景观，也成了后世文学创作灵感之源和取之不尽的史料素材。

宕渠之战规模不大，却是夺汉中的“战略序曲”

（一）宕渠之战的政治背景和环境

在刘焉领牧益州时，命张鲁为汉中郡督义司马，鲁谋杀张修、斩杀汉使，自任“师君”，建立政教合一政权，置“祭酒”管理大小事务，又“以鬼道教百姓”，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张鲁不时到宕渠境内传道布教，賨民大多信奉“五斗米”教。刘璋析分三巴后，巴西賨民夷酋也多与张鲁交好。就是说，成都对巴西郡的掌控不力，尤其是賨人分布区域。

巴汉形势及入蜀道路

宕渠县，东汉中期属巴西郡。和帝永元中，析分宣汉县和汉昌县后，境域约有一万平方公里。但是，宕渠县治賨城，仍是渠江流域繁华之城，也是七姓夷王宗法治理的中心所在。秦汉宕渠县基本覆盖整个渠江流域（3.92万平方公里）。宕渠是賨民聚居的自治地方，北与汉中横亘大巴山脉而毗邻。县域之内，自巴山南坡以降，大部是川东平行岭谷与丘陵过渡地带。

（二）战前形势

益州总的感觉已不是那么“安稳”。刘璋除了“西线无战事”，东与张鲁有杀母之仇，时常受到张鲁的侵扰。西北方向“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汉中）者数万家”。最可怕的是，若张鲁北引曹操大军来袭，则“蜀中危矣”！东南方向，荆州刘表死后，经赤壁大战，已为刘备控制。刘备素有“仁义”之名，又是刘氏宗亲。建安十六年，在张松、法正等人怂恿下，刘璋决心迎刘备入蜀抗曹。如此，正中下怀，步入了“隆中对”战略谋划的进展与节奏。刘璋亲到涪陵迎接刘备，然后增兵使讨张鲁。“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讨鲁，厚树恩德，以收众心。”刘备何等角色？讨鲁为假，收拾人心打响招牌，然后据蜀以为根据地才是真实目的。

（三）宕渠之战前夕的相关记载

《武帝纪》说：建安二十年，“夏七月，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汉中），至阳平关......于是（张鲁）乃奔南山，入巴中。”曹操到南郑见张鲁封好府库，有归顺之意，遣人抚慰。张鲁举家归降，被封将军和阆中侯，功曹闫圃及张鲁五子皆封列侯。

又说：“九月，巴七姓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举巴夷、賨民来附。于是分巴郡，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皆封列侯。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诸侯守相。”

《先主传》说：“令张飞进兵宕渠，与郃等战于瓦口”。

《张飞传》说：建安十九年，张飞“领巴西太守”“曹公破张鲁，留夏侯渊、张郃守汉川。郃别督诸军下巴西，欲徙其民于汉中，近军宕渠蒙头、荡石，与飞相拒五十余日。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郃弃马缘山，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引军还南郑，巴土获安。”

明清桓侯庙内，传说中的张飞“立马勒名”碑拓片

张郃是从袁绍那里跑出来降曹的，曹操知其有勇有谋，评价颇高，立即拜为偏将军。张郃随伍征战，屡为先锋，战功无数。收汉中后，作为夏侯渊的副将共同留守。

适逢三巴夷酋朴胡、杜濩、袁约等举民投附，得知宕渠正好“空虚”。世人皆知賨民悍勇，是很理想的兵源。曹操看到賨人身材高大威猛，有意尽可能多地迁徙其民。急于建功立威的张郃坐不住了，遂别督诸军，“进军宕渠”。

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写道：“......军入散关，则群氐率服......进临汉中，则阳平不守，十万之师，土崩鱼烂，张鲁逋窜，走入巴中，怀恩悔过，委质还降。巴夷王朴胡，賨邑侯杜濩，各帅种落，共举巴郡，以奉王职。”此文作于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曹操治兵而欲南征的当口。

《华阳国志·卷二十》载：二十年，魏武帝西征鲁，鲁走巴中。先主将迎之，而鲁功曹巴西阎圃说鲁北降归魏武：“赞以大事，宜附讬；不然，西结刘备以归之。”鲁勃然曰：“宁为曹公作奴，不为刘备上客！”遂委质魏武。武帝拜鲁镇南将军，封襄平侯。

远在许昌的曹操，亲率大军征讨韩遂、马超，再回军南下夺取汉中，对于蜀汉来说，汉中可从几个方向进军打击刘备，无疑形成了空前的战略压力。而蜀中旧臣黄权、法正和先前的张松，那是心知肚明的。

黄权及时向刘备进言：“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汉中是蜀汉必争的东部屏障。于是，刘备以权为护军，率诸将迎击张鲁，鲁已还南郑降于曹操。

《先主传》又说：二十三年，刘备率诸将进兵汉中；曹操亲临汉中前线与刘备对峙。汉中盆地处在八百里秦岭和千里巴山之间，于刘备而言，怀卧榻之忧，志在必得；于曹操而言，有鞭长之虑，并不看好。及至次年夏，形势对曹操愈发不利，军需保障很困难，遂引军而还，最后主动放弃了汉中。刘备遂有汉中及上庸。然后，蜀军一片欢腾，纷纷劝晋，刘备于是自封“汉中王”，一班人等均得封赏。

再后来，诸葛亮为了“足食足兵”，在汉中兴修水利，开垦增种，进行了一番颇见成效的经营，成为他北伐进军的前沿、退守的根据地和转运军需物资的基地。由此可见，汉中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宕渠之战是对刘备的一个政治军事预警，成为魏蜀之间争夺汉中的战略序曲。

两年后，魏蜀两个首脑会猎于汉中。“巅峰对决”的战况却没有出现预想之中的那么壮阔和惨烈。当世英雄重兵对垒，两人不再有“煮酒论英雄”时的豪壮气氛，大约也是他们最后的一次相见了。明面上波澜不惊，内心暗忖而着眼于长远：“我们走着瞧！”

战局拨正了历史走向，宕渠县郡“地位前出”

接下来，“宕渠之战”的进程和结果也就很清楚了：张郃领兵经米仓道、沿巴水河谷而下，来到宕渠县腹地。蜀将张飞自阆中领兵万余人疾驰宕渠与之相拒。由于张郃不了解巴地的地理民情，极大可能要带回賨人首领以为向导和军需供给，否则，万人之资长达五十余日，根本没有办法支应。所以，原有“巴西太守”头衔的杜濩，大概率是随军回到了宕渠，并且按预先承诺过的在物资供给上面出了力。

是役，张飞出奇兵，从小路突袭。曹军因道路狭窄而前后不得相互策应支援，张飞集中优势兵力击破了张郃的主寨。于是，张郃弃马，沿着山边小路奔他寨而走。最后，引军还于南郑。而张郃在遭受突袭、本部受损的情况下，当机立断撤退，保全了主力，因而止损有功，虽然战役目标没有达成，曹操却提拔张郃为荡寇将军之职以示嘉奖。然后，曹操返回本部。

历史记载往往要比对分析才能看得较为清晰。我们理解复述和详细介绍故事典要，一些个点位需要搞明白。

其一，曹操汉中前线军队总兵力约3万人。那么，张郃作为副将，能使用的兵力不会超过1/3。与之对应，张飞也出动了万余人，算是旗鼓相当。宕渠县治一带以丘陵、河谷地貌为主，不宜战马奔驰打两军对垒的阵地战，以山丘扎寨据守大约不是北方人的强项；川东冬季气候多雾、阴冷潮湿，对北方人也是一个够呛的驻扎条件。环境对张郃是不利的。

其二，张郃孤军突进，没有后援，战术上实为冒险行动。

张郃进军的战役目标，按记载是想“徙其民”，尤其是賨人这样的优质兵源。张飞予以阻击，作为巴西太守，正是守土有责，目的是挫败曹魏的战役意图。一场攻略战打成了据寨不战的围困战，对峙近两个月。被动的张郃在气势上就已先失一招。可见，张郃来得仓促，情况不明，又是孤军突进，自然处于劣势地位。其败局已在成都的料想之中。

其三，这场战事实在算不得什么“巅峰对决”。规模有限，目标促狭，胜败之数可以料定——即或张郃侥幸胜利，据点孤悬巴中，无后援则不可能久持，不然拖下去会“死得很难看”。再说了，两员主将虽有“五子良将”与“五虎上将”之誉，若论单挑，关张号称“万人敌”，从武力值看，张郃多半不是张飞对手。到最后，张郃被围困和挑战恼了，终于开打，但两名主将并没有打上照面。张郃吃了山势和道路不熟的亏，被引到一条狭窄小道上，前后不得照应，输的比较狼狈。

其四，几个细节上易于误解之处：

一是进军宕渠（之）“蒙头”“荡石”，符合这个特点的地方是现在的渠县城北“八蒙山”：滨江耸立八个连绵的小山头蜿蜒西去，山下为圆形坝子居东，河道绕行好似Ω地形。山头衔接处非常促狭，走马相当困难。如把《三国演义》说的“宕渠”“蒙头”“荡石”三寨当成真的，那就混淆了域地和具体地名的概念了。

二是战于“瓦口”，也不是小说里所谓退守“瓦口隘”，甚至有说退往“瓦合关”（明清地名，即东边华蓥山上卷硐门，此与南郑方向不对），更是虚虚实实，扯得比较远了。所谓“瓦口”，当是八蒙附近的居民点，近似地形在流江河注入渠江的当口，河两边为山梁拱卫，形似房檐瓦口。

三是张郃“弃马缘山”，渠县古今没有什么“马缘山”，本义是“弃马”“缘山”两个接续的动作，一看便知其狼狈相，与下文的“独与麾下十余人从间道退”正好说明战败，逃往另外寨子，仓促退军。

正是由于宕渠之战而凸显出汉中的战略地位，也把故宕渠地域推到了战略前沿，成为蜀汉拒曹的要地。安抚民心、稳定局面、强化治理等问题，一下子摆在了诸葛亮的案上。这就很好地解释了张飞并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而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等他去办理。从军事层面说，他也必须视察地理环境，考虑攻守策略、物资筹措及运转等事宜。

“宕渠之战”还引发一些值得提及的变故。

颁发“汉归义賨邑侯”金印，弄清“正主是谁”

《三国志》记述魏蜀之间建安二十年史事，有的地方抄了陈琳檄文的作业，有点不够准确。试举两点：

阴刻汉隶书“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一是三巴夷酋没有列齐，应是原先曾署任的巴东太守朴胡、巴西太守杜濩、巴郡太守袁约，缘于光和年间“板楯数反”时，天子问计考以方略，益州计曹掾程苞有“如臣愚见，权之遣军，不如任之州郡”。君上采纳了这个意见，事乃平息，因而有了三巴太守尽皆賨人、巴人（廪君蛮）夷酋出任的治理局面。曹操取汉中，仅有朴胡、杜濩归附，而《华阳国志·巴志》写明还有袁约。《武帝纪》说“于是分巴郡”，这个不确；又说“以胡为巴东太守，濩为巴西太守”是可能的，但等于开了一张空头支票，只是曹操“重申”而已。既然三巴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虚授官职也不用支俸，又可借此“恶心”一下刘备（此时巴西太守是张飞）。假如这几个太守在“合适的时候”走马上任，还可能与西蜀产生冲撞而结下“梁子”。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

二是杜濩的“賨邑侯”头衔及一方金印问题。这个邑侯指的就是宕渠县之侯位。不过，既然叫“汉归义賨邑侯”，就不可能产生于曹操在汉中之时。曹操既为大汉丞相，以汉归汉于理不通，檄文称“举民来附，以奉王职”。可见，张郃进军宕渠，十之八九是带回了老杜。战局败北，杜濩并没有跟随而去，而是留在了宕渠，然后归顺了刘备，顺理成章为之“归义”。刘备鉴于宕渠为拒曹要地，需要賨人头领统御地方更广大而且“走不了”的賨民。因此，刘备对这个地方上了心，立马升宕渠为郡，又特设“宕渠侯国”（见蒲孝荣《四川历代政区治地今释》一书）。

当年笔者考察渠县地理沿革，《三国志》无地理志。查《晋书·地理志》，仅有先主于建安间置郡九，有宕渠郡。而旧志据引北朝《魏书》说“建安二十三年置宕渠郡，旋省”。这与当时军事对抗形势的急迫性不大吻合，刘备既然得了汉中，再升宕渠为郡的意义就不大了。

我们回头再看，宕渠之战后，刘备随即采取了一连贯的动作：升宕渠县为郡，管辖故地之宕渠县、汉昌县、宣汉县；在宕渠县特设“宕渠侯国”，拜封杜濩为“邑侯”，又颁发“汉归义賨邑侯”金印一方，以示尊荣（1935年《云阳新县志》卷22记载了此印出土一事。此印今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同时，也有助于召唤賨人回归故里。陈琳所写的“賨邑侯”，从时间上看，大概是刚刚听到杜濩的“新身份”。

宕渠郡建置年份为建安二十一年（216），可资采信。

显然，对賨人族酋杜濩颁发金印的正主，恰恰是最爱作秀的刘皇叔所为。局势使然，身份适宜，文物与史实相印证。

小 结

回顾历史，“宕渠之战”应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役。但历史不能假设，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均有其内在逻辑。此战有不少诱因和可能性，具备必然发生的客观条件，也牵涉了一些“重量级”人物的主观意志。双方首脑、地方大员和蛮夷族酋的出场和言论，确定了战役的性质只是魏蜀相争的一次实际操作。这个开场戏，当然不失为渠江流域三国时期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战不仅改变了特殊人物杜濩的命运，还拨正了蜀汉历史的走向，在地方史上具有深远影响，值得史家关注和讨论，作出适当评估。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 渠（1958年生，四川渠县人，资深地方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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