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为什么唯才是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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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985

世界上还没有一本书，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权谋。而其中许多权谋，直至今天，还有其实用价值。当然，也没有一本书，像《三国演义》，讲了这么多的谋士。这种三国时的谋士，和现在理解的参谋、秘书、文职人员这些部属，还有所不同，也不完全是军师、顾问、参事、高参这些直接参与帷幕指挥的人员，更接近于“智囊”，是进行战略决策时，为领导人提供方案的高级辅佐人才。　　领导靠谋士出主意，谋士为领导想对策。　　我们读《曹操集》，其中有《遗荀攸书》一文，信中说：“方今天下大乱，智士劳心之时也。”这句话，表明了他十分地看重智士，看重智士的计谋，对于治理天下的作用。在三国时期，拥有谋士最多，使用谋士最力者，就是这个曹操，所以，得益谋士最大者，也是这位魏武帝。　　中国的知识分子，由于不能忍受压迫，揭竿而起，铤而走险者，简直太少太少了。中国没有一个像普希金那样决斗而死的作家，也没有像海明威、法捷耶夫、茨威格那样壮烈自杀的作家，文化革命迫害了中国的绝大部分作家，但也只有老舍先生、傅雷先生，才采取断然结束生命的做法。这也是中西文化差异的所在，中国文化人对于生命的价值观念，远远要比自由、爱情、理想、真理、尊严、人格……看得重些。所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讽刺，就是因为不愿很轻易地拿生命为赌注而来的。因此，有史以来，开国之君，来自文化偏低的阶层者为多，不是一介武夫，便是起义农民。　　刘邦是流氓无产者，当了皇帝之后，还把儒生的帽子拿来作尿壶用的，这决不是他的潇洒，而是他的愚昧。所以，对于知识，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能有曹操这样一个认识水平的，并不多。所谓“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谁拥有人才优势，而且给人才创造一个“各尽其能，各展所长”的良好环境，谁就会在竞争中占上风。　　三国时期，曹操讲求“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现在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当时，在许都，可以设想，是一个多么人才济济的兴旺局面。就以文学来说，现在我们所讲的建安时期文学的繁荣景象，大部分作家都在曹氏父子周围。至于那些政治上、军事上的谋士，则更是曹营中的骨干力量。　　官渡之战，是决定曹操能不能立足于天下的最大考验，不消灭这个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劲敌，曹操一天不得安生，连觉都睡不踏实的。而且，袁绍手下的谋士，像许攸、沮授、审配、郭图，也都是一流的“智囊”。因此，曹、袁之战，也是一场谋士之战，结果，由于袁绍“多疑而寡决”，手下谋士又分帮结派，纷争倾轧，可以打赢的仗，也打输了。而曹操之胜，应该说，很大程度获益于他的这些谋士的高明对策。　　官渡之战，久攻不下的时候，曹操也动摇过的，因为几无隔宿之粮，干脆不如撤兵算了。他同荀彧商量，这位谋士给曹操写了封信，信内建议：“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以弱战强，正如狡兔和鸷鹰搏斗，只有一口气不停地拖着叼住它的鹰向前奔走，愈到最后时刻，愈不能泄劲，坚持到底，才是胜利。哪怕稍一迟疑，全盘皆输，必然会成为鸷鹰的一顿美餐了。官渡大捷以后，他给皇帝上表，给荀彧请功。　　曹操在这份《请增封荀彧表》中，说得相当实事求是。“昔袁绍作逆，连兵官渡。时众寡粮单，图欲还许，尚书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远恢进讨之略，起发臣心，革易愚虑，坚营固守，徼其军实；遂摧扑大寇，济危以安。”他还设想，“向使臣退军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敌人怀利以自百，臣众怯沮以丧气，有必败之形，无一捷之势。”所以，曹操承认荀彧的谋略，“以亡为存，以祸为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即使在今天，能找到这样敢于襟怀坦白，承认自己“不及”部下的人，怕也不多的。要是那些坐在主席台上，一握住麦克风，必哇啦哇啦发一通不切实际的指示，讲一些不咸不淡的话的先生们，有曹操这点自知之明，倒是台下听众的福气了。

2009-05-23 | 添加评论 |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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