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之战》中的环境危机战争隐喻

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人类大脑借以认识世界的手段。通过将意象图式从一个相对熟悉的、具体的始源域映射到一个不太熟悉的、抽象的、较难理解的目标域，人类可以完成认识新事物、建立新概念的任务。始源域与目标域的对应构成映射的基础[1—2]。

隐喻不是单纯地“在两个概念间建立简单的线性映射关系，而是通过隐喻系统发挥整体的认知效应。”[3]扩展隐喻就是以一个核心隐喻为基础并借助其他相关隐喻体现两个概念域间多个细节特征对应的隐喻系统。在扩展隐喻中，其他相关隐喻以核心隐喻为主干，可以看作是该核心隐喻的延伸或扩展。隐喻的系统性成为扩展隐喻存在的基础。作为修辞手法，扩展隐喻通过对核心隐喻的延伸、扩展“在本体和喻体之间安装起一串铰链(hinges)，唤起一系列相关而不相同的意象，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巩固、加强既定的联想，使读者全面、持续地进入比喻的情景，从而取得更完整的修辞效果”[4]。作为认知手段，扩展隐喻可以从多方面、全方位体现和强化始源域和目标域间的相似与联系，帮助人们更清晰、全面地认识新事物或新概念。

除了作为修辞手法、体现认知和思维方式，隐喻还是一种话语模式，具有社会构建功能，被Lakoff和Johnson称为“具有自我实现功能的预言”“可能成为未来行动的指导”[1]156，因此也被于宣传、教育目的。在《星球之战》(At War with the Planet)一文中，生物学家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就成功地运用了“环境危机是战争”这一核心隐喻及对其的延伸和扩展向民众和决策者说明人类科技发展缘何与生态环境产生冲突从而引发环境危机，并反思此前美国政府和公众的投资和努力未带来理想效果的原因[5]196。文章就以此文为例，说明隐喻在该文中起到的重要的科普教育作用，兼论其中折射出的康芒纳的生态伦理观，并简要介绍后人对于这一隐喻的沿用和进一步扩展。

《星球之战》是美国生物学家康芒纳1990年发表的《与地球和平共处》(Making Peace with the Planet)一书的第一章，康芒纳与《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作者卡森(Carson)一样被视为现代环保运动的拓荒者，是最早向公众发出警告、让公众认识到现代科技引发的环境问题的生物学家之一，被称为生态学的“保罗·列维尔”①。由书名可知，《与地球和平共处》是一部关于环保的著作，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该书第一章的作用就是要说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了怎样的问题，为人类与地球的“和平共处”提供前提。

尽管环境危机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人们还沉浸在科技给人类带来的从日常生活到生产的巨大变革中、对技术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和期待的年代，人们对于环境问题所知非常有限，更难将自身活动与气候环境变化联系起来。即使在科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卡森、康芒纳等开始倡导环保、反对过度使用化肥和农药、提醒人们核试验造成的种种生态破坏开始，人们也是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才慢慢接受这一事实。即便如此，对于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科学家们也是各执一词，如有人就单纯将环境危机归咎于人口过多或社会发展。康芒纳就曾在其1971年出版的《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The Closing Circle: Nature, Man, and Technology)中提到生物学家韦恩·戴维斯(Wayne Davis)如何模仿《圣经》中的语言称颂贫穷：“密西西比河畔饥饿中的黑人们有福了，他们使用的是户外的茅厕，因此将得上帝的佑护，原因是他们的生活与生态和谐，他们必承受这个国家②[6]7。”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和保罗·艾里奇(Paul Ehrlich)等生物学家则视人口爆炸为环境危机的根源。《封闭的循环》引用哈丁的话说：“污染问题是人口发展的结果。……生育的自由终将给一切带来毁灭[6]6。”而艾里奇则指出：“沿着环境恶化的因果链条很容易找到问题的根源。太多的车辆、太多的工厂、大量的清洗剂、杀虫剂、不断增多的飞机云、污水处理厂的匮乏、水资源的短缺、太多的二氧化碳，这一切的一切都很容易地归结为人口过剩[6]6—7。”科学界尚且如此，普通民众对于环境的认识就可想而知了。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工业界对于环保理念的接受更加缓慢，甚至是拒绝承认。而当商业利益与政治出现了合谋，环保运动的推进就更加缓慢。这从美国政府对待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可见一斑。直到2005年，美国媒体才明确报道全球变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大多数的美国民众也才真正意识到采取应对行动的必要性。也就在接下来的一年，美国政治家、环境学家阿尔·戈尔(Al Gore)推出了自己参与制作和演出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和同名书籍，重点讲述了工业化对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的影响，在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该片获得了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戈尔本人也因其一贯的环保主张和对环境事业的贡献获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这也说明现代环保运动发展的艰辛。时至今日，仍有人对经济和科技发展给环境带来的问题视而不见或故意混淆视听，试图阻挠人类发展绿色经济、绿色科技的进程，这从特朗普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和表现就可见一斑。早在参加美国总统竞选之前，特朗普就曾公开否认全球变暖的存在，而在宣誓就职之前，他还特意任命在环保方面有争议者为他的过渡团队成员或顾问，如气候环境变化怀疑论者司各特·普鲁特(Scott Pruitt)和麦伦·伊波尔(Myron Ebell)。就职以后，特朗普更是宣布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还下令大幅缩小美国犹他州两个国家纪念地，目的是开放更多的土地供开发使用。这些举措都代表了美国在环保道路上的倒退。

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作为现代环保运动先驱的康芒纳于20世纪后半叶担负起了向民众普及环保知识、提高民众和决策者环保意识的重任。康芒纳指出：“挖掘所需信息，并向公众传播，这是科学界独一无二的责任。为了行使其道德上的权力，公众需要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了解相关的科学事实；我们科学界，作为这些知识的掌握者，有责任帮助其他公民了解环境出现的危机[6]198。”而隐喻以其形象、具体、可知可感等特点成为康芒纳开展环保教育的重要手段。

扩展隐喻要以一个核心隐喻或基本隐喻为基础，在《星球之战》中，这个核心隐喻就是：环境危机是战争，战争的一方是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圈，另一方为自然/环境/生态系统。康芒纳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人是始作俑者(instigate)，原因是人类创造的技术圈改变了生态圈的自然过程，而由于生态圈的改变，人类面临着洪水、干旱、污染等环境问题，使人类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人类对自然的攻击引发了自然的反击(counterattack)。“环境危机是战争”这一核心隐喻的主要构成如表 1所示。

在文章中，作者以《星球之战》为标题，就已经说明了文章将以“环境危机是战争”这一隐喻为主线，说明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文章开头首先交代了交战双方正常的关系，即相互独立——自然界发生的事情与人类无关，人类不承担任何责任；接下来说明人类的行为如何造成了臭氧层空洞，使本来造福地球生命的太阳能给地球环境带来很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影响全球的——“从整个星球来看”“全球性的”“影响广泛的”；并且，与人类首次登上月球看到的地球相比，今日的地球已经悄然发生了巨大改变，尽管这些变化并不总能为摄影机捕捉到。这样，作者就完成了对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新状况和双方各自角色的解读。

分散在文章主体部分各处中的assault、attack、invade、intruder、intrusion、alien、marauder等隐喻性表达进一步说明环境危机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技术圈所具体扮演的角色——进攻者、入侵者、掠夺者，也起到重要的语篇衔接功能[7]。

尽管康芒纳认为环境问题是由人类科技发展导致的，但他并不认为人类是有意破坏自然，他指出，这些对环境的破坏有可能是人类不知情的情况下(unwitting、unaware)造成的，由此可看出此文的写作意图之一就是让民众认识到人类在发展科技、发展自身的同时对环境造成了怎样的破坏，即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

在《星球之战》中，“环境危机是战争”不仅是个核心的隐喻，还是贯穿整篇文章的主线，起到重要的语篇衔接和连贯功能。但一个简单的隐喻难以支撑起整篇文章，这就需要借助一系列其他相关隐喻，进一步说明本体和喻体之间多元化的联系，使基本隐喻得到扩展和强化。而“环境危机是战争”作为一个基本隐喻具有系统性的特征。“环境危机是战争”的延伸和扩展如表 2和表 3所示。

在《星球之战》中，文章开头几段是对“环境危机是战争”这一基本隐喻的介绍和说明，文章结尾段落呼应文章开头，说明正确理解技术圈和生态圈这对交战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实现二者和平共处的唯一出路，从而引入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和平”的另一隐喻，后一个隐喻恰好成为《与地球和平共处》的标题，也是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表明了康芒纳写作此书的最终目的。康芒纳指出，他目的并非是为其中任何一方进行“战斗呐喊”(a battle cry)，而是要想办法结束这场自毁性的战争(an end to this suicidal war)。这里的“战斗呐喊”和“结束……战争”都是对于“环境危机是战争”这一基本隐喻的扩展。

在文章的主体部分，康芒纳除了将技术圈和生态圈隐喻为交战的双方外，还在解释二者之间之所以产生冲突的过程中运用了其他相关隐喻。

作为环保力作《与地球和平共处》开篇第一章，《星球之战》并不试图提出解决环境危机的办法，而是要让人们正确理解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找出环境危机出现的根源，以便对症下药。尽管戴维斯、哈丁和艾里奇等人也认同环境危机的存在，但他们未能找准问题的关键，因此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就难以奏效。

康芒纳并不认为环境危机是由技术或生态环境单方面造成，即孤立地看，二者都不对环境危机负责；环境危机的出现本质上体现了技术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冲突(clash)，源于二者的互动(interplay)。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康芒纳首先将技术圈和生态圈看作两个独立的系统，并且指出二者遵循不同的法则，而这些法则的不同使得二者在互动过程中产生冲突，由此引发环境危机。生态圈遵循的一个基本法则是“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作为一个自在的系统，生态圈中任何一份子从出现到消亡都与这个系统中的其他份子相联系，并不孤立地单独存在。但在技术圈中，技术产品的产生是为了满足狭隘的目的，既未考虑其与自身所在技术环境的关系——如汽车与城市道路之间的关系，也未考虑其与包括人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大环境(habitat)的关系。生态圈遵循的另一条法则是“一切皆有功用”。康芒纳指出，生物圈实际是个封闭的循环系统，其间各种物质相互转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技术圈中的过程是直线型的，其最终的产品必然成为废物(waste)，无法再融入这些过程中，而只能流向生物圈，并最终扰乱生物圈的循环过程，成为对生态圈封闭的循环过程的“攻击”(an assault on the cyclical processes that sustain the ecosphere)。生物圈与技术圈的第三个区别在于前者的变化是缓慢的、能够自我纠错的，而技术圈的变化是快速的、无休止的，其间产生的废物不能为技术圈本身所消化而被强加给环境——生态圈，成为“有害的入侵者”(harmful intruder)、“异己分子”(aliens)。最后，尽管从理论上讲，技术圈似乎能解决其自身内部的问题，但在生态圈，“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对生态循环的扭曲或是一种不能与环境兼容的成分的入侵都会不可避免地反作用于人类自身，最终让人类成为自己的“受害者”(victim)，“患病和死亡”。这样，通过使用形象、生动的隐喻和拟人手法，康芒纳对技术圈和生态圈所遵循的不同法则进行了解读，说明技术圈缘何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事实上，对于技术圈与生态圈冲突的本质的解读并非首次出现在本文中，康芒纳早在《封闭的循环》中就已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详细地说明，被称为“生态学四法则”，但在《星球之战》中，这一冲突构成了“环境危机是战争”这一核心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生态学四法则”的认识标志着康芒纳从生物学家到生态学家的跨界。而他关于人与环境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视角反映了一种“主体间性”认识和对生态系统“整体性”的认识。一方面，他克服了传统上将人与自然对立或将自然“他者化”“客体化”的做法而改视自然环境为与人类平等的主体，认为二者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体现的是“相互交往理解”的“主体之间关系”；另一方面，通过强调“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关联”，康芒纳批判了在环境问题上的简单化、碎片化理解和处理方式，提出了生态整体主义观点[8]。

隐喻不是固定的、僵化的，而是被创造性使用的。康芒纳在《星球之战》中对“环境危机是战争”的运用也体现了对传统隐喻的突破和创新。

隐喻固然有系统性特征，但目标域概念与始源域概念并不等同，隐喻在凸显了二者之间联系的同时又遮蔽了其他一些特征。Kövecses就指出，战争、体育赛事、游戏等隐喻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对于“赢”(winning)的关注，但却隐藏了其他可能[9]。贾玉娟也提到：“在‘XX是战争’的概念隐喻中被突出的只是强对抗性、竞争性、功利性和排他性，而被遮蔽了其他特征，如运动中的合作、商业中的互利和爱情中的依恋等[10]。”Wenner也指出，不少科学家反对将战争隐喻应用到科学、医学等领域，原因之一是这种隐喻思维会限制人对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思考：除了进攻和防卫外，忽视对其他方面的考虑[11]。但康芒纳对于战争隐喻的使用却是辩证的，他并不认为人类在环境危机面前只能被动地做出选择，事实上，他被视为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创始人，提出了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双赢的观点。在《星球之战》中，这种“双赢”的观点体现在他对科技和环境的态度上：“尽管现在的技术圈在近乎所有方面都是反生态的，但与生态圈和谐的技术是存在的，只是至今很少得到应用。”

在战争隐喻的使用方面，尽管康芒纳用战争隐喻人类所面临的环境危机，但他更认识到环境危机作为战争与传统战争的分别，这也是他着重强调的一点。在传统战争中，人们所要做的就是在敌对的双方中选择一方，但康芒纳指出，在发展科技与环境保护的冲突面前，“站队”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即不能单纯地选择以人类为中心而牺牲环境或以生态为中心而不顾人类的福祉。他通过具体例子说明，这种非此即彼的传统思维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把人类引向极端的思维和政策。他指出，老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所提出的一项环境保护措施就是这种单纯以人类为出发点的思维体现。这一措施即限额-可交易许可制度(tradable permit systems)，是美国政府为了应对酸雨现象于1990年采取的控制二氧化硫排放的举措。“可交易就是利用市场供求关系来巧妙地调节环境治理的经济成本和方式，以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12]。”康芒纳认为，这种措施其实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拙劣模仿(a parody of the “free market”)，也是违背道德的。原因是其以污染排放权为基础，而污染物是有害的，赋予人们污染物排放权本身就有违道德，再允许人们交易这种排放权，这根本不是在鼓励人们减少排放。反过来，若人们只考虑环境/生态保护而不考虑人的需求，则会导致另外的极端思想，如鼓励人们自己制作面包而不是购买面包，选择步行而不是驾驶汽车，放弃城市而到小城镇安家落户。康芒纳指出，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看到了科技造成的环境破坏，但无视科技给人带来的解放力量。还有人仅从生态系统考虑视全球气候变暖为自然变化而置之不理，或视人类为环境的天敌而采取反人道主义立场，如视艾滋病为减少人口以拯救其他物种和环境有效途径。在康芒纳看来，最后一种观点实际代表了反人道主义思想，是与认为某种生产技术只要有利于人类社会就可以不计其生态成本的思想同样有害(suicidal)。

对于康芒纳来说，在环境危机这场战争面前，人类不能简单地、绝对地选择站在一方而牺牲另一方，而是要正确理解环境危机出现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找到一个可以沟通双方的共赢的办法，以此来结束这场处理不好就会让人类自我毁灭的战争(negotiating an end to this suicidal war)。从《星球之战》来看，这个办法就是找到“与生态圈和谐的技术”，从根本上预防环境危机。而“预防”胜过“控制”是康芒纳对待环境危机的一贯主张。但他还指出，“单单拥有(转变现有生产方式)所需的技术还是远远不够的；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如何应用这些技术”[5]196。

目前，战争作为隐喻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体育等众多领域中，但其喻指环境危机的用法却是伴随着现代环保运动而开始的。康芒纳不是惟一以战争隐喻环境危机的人，但却是最早使用这一隐喻的人之一。他以战争隐喻环境危机，以和平隐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继他之后，2007年，阿尔·戈尔在诺贝尔和平奖领奖演说中也沿用了战争-和平这对隐喻，同时又对该隐喻进行了拓展③。首先，与康芒纳一样，戈尔认为，人类对这场与环境的战争负主要责任，为战争的发动者，但同时人类又非故意而为之：“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发动了对地球的战争(Without realising it, we have begun to wage war on the earth itself)。”《难以忽视的真相》的拍摄及戈尔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所作的众多努力无疑就是要让公众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和行为后果，并号召全民下定决心、紧急动员起来，就如同各国在真正的战争面前进行的紧急动员一样(We must quickly mobilise our civilisation with the urgency and resolve that has previously been seen only when nations mobilised for war)。戈尔甚至用到了“危急时刻”(the 11th hour)这一隐喻，说明解决环境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头，其目的不是要与环境斗争到底，而是要实现与地球的和平共处(It is time to make peace with the planet)。他也用和平这一隐喻喻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除了始源域与目标域的相似，隐喻的选择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同时隐喻的使用也会给受众带来“社会的”“情感上的”和“美学上的”影响[13]。戈尔显然意识到了“环境危机是战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为和平”这种隐喻思维所蕴含的巨大表现力和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戈尔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所作的努力能够引起极大反响、获得广泛关注和认可，除了其所作大量调研、铁的事实依据外，其所运用的易于理解的隐喻性、形象化表达也功不可没。诺贝尔奖评奖委员会在给戈尔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颁奖词中指出，他们联合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是“他们在构建和传播关于人为导致气候变化方面的知识及为应对气候变化措施所奠定的基础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而戈尔“或许是在促进全球对于所需采取措施的理解方面作出最大贡献的个人”。④

作为康芒纳以环保为主题的又一部力作《与地球和平共处》的开篇第一章，《星球之战》的写作目的就是让公众认识到环境危机的存在和环境危机出现的根源，以便人们能够对症下药、找到摆脱危机的途径。康芒纳借用战争这一传统隐喻喻指环境危机，说明环境危机产生的机制、其严重性及找到解决办法的紧迫性。但在此文中，作者并没有将关注点放在如何解决环境危机的问题上，而是重点探讨了人类所创造的技术圈与生态圈各自遵循的不同法则，以说明二者产生冲突的原因，让公众了解到技术本身并无对错可言，但技术使用不当却会带来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通过辨证地看待现代技术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康芒纳指出，在环境危机这场战争面前，单纯的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都只能带来简单化、极端的问题解决途径，无法既确保人类福祉又不破坏环境，而改善技术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双赢的真正出路。这样，康芒纳就通过一个简单的隐喻和对隐喻的扩展揭示了人与环境的“主体间关系”和他的生态整体观，也实现了他向公众和决策者进行环保教育的重要一课。美国政治家、环境学家戈尔对“环境危机是战争”这个基本隐喻的沿用和扩展进一步说明这一隐喻的吸引力和表现力，也进一步表明这类隐喻在科普教育中起到的帮助公众认识新事物或新概念的作用。

注释：

① 保罗·列维尔(Paul Revere)，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一名爱国者，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在莱克星顿和康科德战役前夜警告殖民地民兵英军即将来袭而在美国历史上留名。他的事迹后来被美国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写进了诗歌《保罗·列维尔骑马来》而广为流传。

② 《圣经》中的原话是：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中文译为：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出自马太福音5:5。

③ 参见：http://www.nobelprize.org/mediaplayer/index.php?id=793。

④ 参见：http://www.un.org/en/sections/nobel-peace-prize/intergovernmental-panel-climate-change-ipcc-and-albert-arnold-al-gore-jr/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