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史大事记：明朝

1378年

杭州古杭勤德堂刊刻著名数学家杨辉《算书五种》，7卷，卷首大书“新刊杨辉算法”。这是已知明代杭州最早的坊刻本。据统计，明代杭州有名可考的书坊有24家，以古杭勤德堂为最早。其他较有名的刻书坊肆有钱塘洪楩平山堂、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钱塘杨尔曾夷白堂、虎林双桂堂、武林容与堂、胡文焕文会堂等。胡文焕文会堂是明代杭州刻书最多的书坊，所刻约450种。

1385年

诏颁御撰的《大诰》，次年三月又颁《大诰续编》，十二月又成《大诰三编》，通称《御制大诰三编》。赐国子监及全国府州县先生徒，作为必读之书。进而要求凡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

1386年

诏令规定工匠服役制度。分为住坐匠和轮班匠。工匠服役以外的工夫，可以本人从事消费，产品可以自在出售。这些规定较之元朝是一种比较宽松的政策，直接关系到从事刻书的刻工和印工，成为促进刻书业繁荣的必要条件。

1394年

洪武帝朱元璋删节《孟子》，开了皇帝直接干涉出版业的先例。在封建社会里，孟子是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他所撰的《孟子》被程朱学派尊为“四书”之一，历来是士子必读的著作。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句子均被删去，共有85章，几占全书的1/3。删定后的《孟子》被称为《孟子节文》，作为士子诵读的定本。后来，才逐渐被明政府恢复。

1403年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载，明成祖下旨禁毁戏曲书籍。永乐九年（1411），又禁止倡优打扮杂剧和印卖戏曲小说。这项措施开创了明朝禁止传播戏曲小说的先例。

同年，翰林学士解缙等奉命编纂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六年（1408）成书。计22877卷，目录、凡例60卷。以单字为目，依洪武正韵单字。每一单字下，先详注音韵训释，备录各种字体，再分类汇辑与此字有关的各项记载。整段整篇抄录原文，一字不改，甚为残缺。元以前孤本秘籍皆备。因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部用手工书写，成书后仅抄一份，初藏南京，成祖迁都北京后，移贮文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重录正、副两本，至隆庆初告成。本来移回南京，副本存文渊阁，副本存皇史宬。明末渐有流失。清乾隆开四库馆时，已佚失2422卷。咸丰、同治年间仅存64册。后经多方搜求，共得730卷。1959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类书。

1418年

明成祖诏颁《纂修志书凡例》十六则，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以此为开端，开展了地方志的编纂活动，并持续不断，每隔数十年即编纂一次。《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地方志约340种，黄氏《千顷堂书目》著录1500种，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增行本）著录明代地方志有860种。现国内尚存900余种。明代地方志根据上述凡例要求，大多体例紧密，分类较细，材料较丰富。缺点则是往往夸耀乡邦文明过头。地方志多就地刊印。但明弘治《兴化府志》有建阳书坊刊本，较为少见。

1421年

明成祖迁都北京。迁都后，南京的六部衙门仍然保留，构成南六部与北六部并存的格局。因此，国子监也有南北两个，北京的国子监简称“北监”或“北雍”，南京的简称“南监”或“南雍”，都是明代最高学府，兼掌刊印书籍，所刊称“北监本”与“南监本”。

迁者后，内府司礼监也扩充机构，下设经厂（分汉经厂、道经厂、番经厂），专司刻书，所刊书称“经厂本”。据《明会典》卷一九八载，至嘉靖十年（1531），经厂所辖刻字匠、雕印匠、裱褙匠、折配匠等工役已达千余人，为明代内府规模最大的刻书机构。除刊刻《佛经藏》、《道经藏》、《番经藏》三部大书外，还刻印《大明一统志》、《四书集注》、《文献通考》等书近200种，其版本特点是版面宽大，字大如钱，多用赵体，行格疏朗，黑口双鱼尾，刻有句读，纸墨俱佳。但校勘不精，常有脱误。

1442年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引《英宗实录》载，英宗于正统七年又明令禁止《水浒传》和《剪灯新话》流传。规定：“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崇祯十五年（1642），又严禁刻印《水浒传》：“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烧毁，不许藏匿。”但禁而不止，《水浒传》仍在民间流传。

1445年

钦天监编印《大明正统十一年岁次大统历》。封面有红色印记。文曰：“钦天监奏准造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印信，即同私历。”书后并刻有监正、监副、管理历法官员姓名，以示官印。这是现存最早的明代大统历。

1490年

无锡华氏会通馆以铜活字排印宋赵汝愚编《诸臣奏议》150卷，半页9行，行17字，为中国现存最早的铜活字印本。无锡除华氏外，还有安国（1481-1534）在正德间也以铜活字印书出名。安国字民泰，号桂坡。正德十六年（1521）用铜活字摆印《东光县志》6卷，是中国独一的铜活字本方志。

1511

司礼监刊印《大明会典》，均采用线装，蓝绫面。这是现存较早的线装书。书籍装订方式，从唐以前的卷轴装、梵夹装（经折装）演进为宋代的蝴蝶装和元代的包背装，不断改进。明初因循元代，书籍装订除佛教典籍仍多为比折装外，多为包背装，包括《永乐大典》。万历当前，线装逐渐流行，次要是比包背装省钱省料。此后，线装逐渐代替包背装，成为次要的书籍装订方式。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平装、精装所取代。明代《古今秘苑续录》卷一有《订书十约》，总结了线装装订经验。

1522年

司礼监刊印罗贯中所作长篇小说《三国志浅显演义》，原刻本有“嘉靖壬子修髯子引”字样。这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演义》刻本。

同年，北京台书林主人汪谅在所刻李善注《文选》后刊登书目广告，这是已知最早的图书广告。“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后附书目《史记正义》等。

此后，售书广告逐渐推行。例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阳余氏双峰堂刊印带图《水浒》，广告是：“《水浒》，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副，全像只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前后廿余卷，一划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万历甲午书林双峰堂余文台梓。”

据统计，明代北京书坊可考的只要13家，远不及南京、建宁、杭州、苏州等地。但作为明代首都，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书籍集散地，各地所刻书籍，多运往北京销售。因书纸和雕木都来自南方，刻印成本高，所以北京书坊不多而书价较昂贵。

1526年

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七《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载，福建提刑按察司给建宁府下牒文，要求翻刻四书五经时必须注重校刊质量，不得粗制滥造，贻误学子，同时要求按照官定版样，照式翻刻，方许刷卖。

1573年

刻书家顾起纶（1517-1518）编刻《国雅》20卷，值得留意的是《国雅》书末附有刻工、写工氏里表：

“梓授：吴郡颐植、顾贤、罗鉴、张璈、方之善，同邑何钥、何钊、邵植、王伯才。”

“笔授：吴郡顾擐、施云、侯愚，家产子顾相、戴卿、朱谟。”

又有题记：“校是编者周天球、童珮、朱在明、俞渊、叶之芳、成淳，从子道潜瀚，子祖源、祖河、祖汉偕余也。”

题记后还有顾起纶复校识语。这充分反映了明代家刻的严谨担任态度，与某些坊刻的粗制滥造构成鲜明对照。

1581年

刻书家凌瀛初彩色套印《世说新语》。套印技术始于元代用朱、墨两色套印的佛经。到明代，由湖州凌氏和闵氏两家加以发展，由两色套印发展为三色、四色，以致五色，这在古代印刷史上是一大进步。其所刻《世说新语》除注释外，标有红点、蓝点、黄点，蓝者为刘辰翁点，红者为王世贞点，黄者为刘应登点，共四色。

1586年

藏书家范钦卒。范钦字尧卿，号东明，今浙江宁波人。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性喜藏书，多方访求珍本秘籍。嘉靖九年（1530）建藏书楼名天一阁，藏书7万余卷。历数百年而阁犹存，迄今尚存13000多卷，是中国现存最古的藏书楼。天一阁曾刻印过范钦手订的《范氏二十一种奇书》，写刻精良，其中《京氏易传》、《关氏易传》、《周易举正》等均极稀有。此外还刻印《孙子集注》13卷、刘向《说苑》20卷等。清嘉庆间，阮元任浙江巡抚，命范氏后人懋柱编《天一阁书目》10卷。范氏藏印有“四明范氏书记”、“甬东范氏家藏图书”、“古司马氏”、“东鸣山人”等。范钦著有《天一阁集》。

1590年

欧洲天主教会在澳门用西洋活字印书，这是东方活字印刷术最早在中国的运用。

1598年

赵士祯（1552—1611）进献兵器制造书《神器谱》1卷，乞敕下工部制造，未予题复。这是中国古代最早参考西洋武器而编撰的兵器制造图书。

1601年

歙县吴勉学师古斋刻印《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师古斋为明代徽州著名书坊，主人吴勉学，字师古，所刻医书为最著，其他如《二十子》、《性理大全》、《礼记集说》、《通鉴》、《近思录》、《世说新语》等，刻书种数为徽州书肆之冠。明代徽州盛产纸、墨、砚，歙县虬村黄姓又多刻书能手，版画尤穷工极巧，为时所重。明代徽州书坊有名可考者约10家，刻书以插图版画著名。

1605年

徽州制墨名家程君房用彩色印制《墨苑》12卷。《墨苑》次要引见制墨工艺和墨料品种，彩色印刷，由画家丁云鹏、吴左千、郑千里绘画，全书运用彩色近50幅。其中《天姥对庭图》的凤凰用红、黄二色，竹子为绿色，尤为妍美。其彩印方法，系先用颜色分别涂于刻版上，然后印出。

1573年左右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引王汉章《刊印总述》注五引：“据叶九如君述，上海未开商埠前，书业盛在苏阊，而以扫叶山房历史最久。远在明万历间，松江席氏买下有名的毛氏汲古阁《二十二史》等书板，与苏人洪、谢、陆三人合资在松江开办扫叶山房，不久移设苏州阊门内。同治间设分店于上海彩衣街，并设木版印刷所于东唐家弄。”这就是松江席世臣与人合资在松江（今苏州）开设的书坊——扫叶山房。直至清代、近代，运营工夫跨越整个清代，刻书数量多，质量好。到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多用新法石印，逐渐代替刻版印刷。

1625年-1659年

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晋（1599-1659）在这期间共计刻书600余种，为历史上私家刻书最多、影响最大者。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久，号潜在，江苏常熟人。喜藏书刻书，藏书刻书处名汲古阁。雇印刷工人20名，刻工甚多。所刻书品种名目繁多，包括《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六十种曲》以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佛教经疏等。每年刻书用纸都由江西特制，原的称“毛边”，薄的称“毛太”，这种纸名不断沿用至今。此外，毛晋父子的抄本也很有名，人称“毛抄本”。所用格纸版心上印“汲古阁”标记，格栏外有“毛氏副本汲古阁藏”8个字，抄写精良，其中不少是稀有秘籍，历来为藏书家所注重，被称为“古今绝作”。

1626年

漳州颜继祖雇请江宁吴发祥在金陵刊印饾版彩印《萝轩变古笺谱》，书前有“萝轩变古笺谱书成于天启丙寅”字样。上、下册，49页，98面。这是饾版拱花印刷的代表作品，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笺谱套印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所谓饾版拱花，就是将版画和套印结合起来的刻印方法。

1639年

清昭梿《啸亭续录》卷一：“文庙（指清太宗皇太极）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敌规范。”这项措施阐明满族统治者在入关前就已注重儒籍和汉族文明，认为译印汉籍是将来统治天下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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