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服形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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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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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补服制度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服装制度,官员服装的胸前,背后缝缀有补子,以不同的"禽"和"兽"纹样区分文武职司,并将文武官职各分为九品.补服的穿着有严格的规定,不按照规定使用将会受到惩处.补服制度始于明代.清代官员所着补服,借鉴明制,在形制上融合了满,汉两个民族的服饰理念.清代是一个由满民族建立的王朝,非常注重在服装上保留游牧民族的传统,清代的补服制度是在明代基础上的继承与更定,明清两代的补服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服装的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短期形成的,而是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渐变.本文在全面梳理有关补服制度演变过程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明清补服制度的内涵及演变过程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进行一次基本而全面的评价. 论文的内容,基本上以统合和分类两种写作方式组成.对于补服制度的形成和制度之演变过程,主要以整体统合的方式进行考查;对于补服构成要件,纹样的特征,则按照各自的特征分门别类后,加以分析和比较. 本文在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图像和实物资料进行互证.并复原绘制了大量补子主题纹样,通过比较提炼出标志性特征.叙述的方式以归纳法为主,研究的结果较多的采用图表的方式进行总结. 主要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如下: 官服上标示品级的纹样曾以"花样"及"胸背"呼之,补子之名在明后期出现,"补子"一词包含了装饰在服装上的位置,缝缀形式以及花样品级三方面的内涵. 补服制度的确立经过了一个不断修订与完善的过程.最晚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作为上下有序在服制上的体现,补子纹样在服装上的排序已基本完成,当时区分官员品级的纹样存在不同品级之间可以混用的现象.在景泰四年(1453),天顺二年(1458),成化二年(1466),弘治十三年(1500),嘉靖六年(1527),嘉靖十六年(1537)以及嘉靖三十年(1551),明王朝都对服制进行过补充与完善.最大的一次品官花样细分是在嘉靖十六年(1537),文官用品级花样细分到了逐一官阶.至明晚期补子名称的出现,完整意义上的明代补服制度确立了 清代补服制度的建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后金定制;第二阶段是崇德年间至顺治八年,服制的发展为补服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第三阶段,顺治九年(1652)补服制度确立,进入不断修正与完善期.此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各朝都对补服制度进行过修正,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皇朝礼器图式》编撰完成,补服制度没有再进行大的调整. 明代要求官员使用符合身份地位补子的服装包括:常服,忠静服,保和服,贴裹,直身,大褶,顺褶,它们款式不一,色彩相异,穿着的人员身份也各不相同.清在入关后的特殊时期使用过明代补服的款式,补服制度确立后,统一使用对襟褂的样式,颜色为蓝色调.至《皇朝礼器图式》编撰完成,明确规定,各级官员补服色用石青,一直沿用至清末. 明清时期补子纹样的构图形式,主题纹样数量有所不同.用以标识官员身份的主题纹样,呈现符号化的趋势,一些动物的形体特征被弱化了,纹样之间易产生混淆.本文复原绘制了不同时期,不同品级补子的主题纹样,对比,归纳出了各品级补子主题纹样的标志性特征,并指出:补子主题纹样辨认时,形体而非色彩是辨认的第一要素,应立足于共性,分析纹样个性,结合实际情况,综合加以判断. 补服是清代所规定的吉,嘉,军,宾四礼中的常需之服.清代律例针对补服的穿着,规定具体而细致.但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违例现象却是屡屡出现,如纹样的越级使用,普通官员使用圆补等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三个方面:一,上尤下效,上级官员不按规定使用补子,下级官员效尤成风;二,加级制度.三,皇帝出于特殊原因的赏赐. 补服有纱,单,夹,裘之分,基本的换穿顺序是:葛纱—芝纱—实地纱—单—夹—棉—裘.三伏之时,容许不穿补褂礼见,俗谓"免褂",又称"花衣期". 补服在清代具有吉服与礼服的双重功能.补服与蟒袍套穿时,是吉服.《皇朝礼器图式》成书时增加了蟒袍与补服之制,但是蟒袍与补服的套穿并非是始于乾隆时期,在康熙,雍正年间以及乾隆十六年(1751)都有官员蟒袍补服套穿的记载.补服在行使吉服功能时,还需要同时佩戴吉服带,吉服珠,除热天外还需戴领子. 当补服与朝服套穿时,即是礼服.在行使礼服功能时,还需要同时佩戴朝服带,朝服珠,并使用披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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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明代 清代 补服 制度 演变 纹样 辨认

DOI：

10.7666/d.y2136228

被引量：

10

年份：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