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生死教育 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

□ 本报记者 丁 南

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暴发，引发了各类社会伦理健康问题，更折射出国内生死教育长期缺位、社会宣贯引导不足的问题。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福耀集团副董事长曹晖提交《关于新冠疫情后加强全社会生死教育的建议》。建议将生死教育从伦理及意识形态的禁区中解禁，系统科学地发展为通识教育，培养全社会对生命价值的正确理解和认知，提高国民心理素质。

“当前我国的生死教育正处于温吞水的状态。”曹晖介绍，目前全国开设生死教育课程的学校不超过30所，而且主要集中在高校选修课程，中小学几乎没有，无法形成有力的传播和普遍意义的教化。公众对于死亡忌讳谈论，缺乏整体健康的社会共识和文化产品的正确引导，导致个体正负面影响差异大，出现轻生自杀、盲目勇敢、游戏人生、不尽孝道等社会事件。

为此，曹晖提出以下五方面建议：

将生死教育以必修课形式纳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并贯穿青少年成长过程。可以从小学乃至幼儿园教育开始，设置生死教育课目，由专业专职教师授课，由浅入深，形式多样地系统引导，直至高等教育阶段。

开展以树立正确生死观、价值观为目的的社会宣传，建立全社会共识，将生命教育发展作为通识教育。可参考性教育的做法，以公益广告、社会讲座、社区巡讲、专业工作室等形式，开展正面教育引导。同时，对网络作品、电子游戏、影视作品等内容形式按暴力程度设置评级机制，严格执行。

加强对生死教育的理论研究以及实践研究。生死问题，包含着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个领域，目前尚处在单科领域发展阶段，应该综合跨学科的研究，将其发展为一个单独的“生死学”，设立专项学科扶持，鼓励专家学者开展相关探索，丰富健全国内生死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

明确纳入国家机关机构的工作清单，政策上做鼓励性倾斜，积极帮助民间NGO组织发展，健全教化改造、临终关怀、死亡疏导、自杀干预等相关社会机能，强化、完善社会组织对个体生命全流程管理能力。此外，应充分利用5G技术及相关科技手段，让生命教育成为门槛低、人人可参与、可量化、可讨论的社会显学。

解除部分伦理语境限制，同时，与现代医学相结合，构筑起我国国情下的接纳死亡的话语解读系统，在临终陪伴中导入软言慰喻，实现生命的自我满足欣慰和无悔无怨。同时，解决对家属等未亡人的有效悲伤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