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南开

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对南开大学恨之入骨？原因就在于，南开的师生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付诸实际行动。1898年南开学校的肇端，就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战败密切相关。南开学校创建后，更是一所弘扬爱国主义的教育机构。1915年，日本欲将“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于是“勿忘国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南开师生集会声讨日本的侵华罪行，还成立了“救国储金会”。五四运动期间，南开师生投身于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号召民众“警醒国魂”“不忘国耻”。

1927年，张伯苓亲赴东北进行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回到天津，张伯苓便开展对东北三省的实地调查，搜集日本掠夺中国的罪证。次年，成立了东北研究会。东北研究会向太平洋国际学会和反对帝国主义同盟提供研究报告，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日本人大为恼火，称东北研究会“乃受 ‘赤化’影响”，称南开大学为“排日之根据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史称“九·一八事变”。9月21日，南开大学学生组织国难急救会，并决定立即加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会，张伯苓被公推为该会主席。南开大学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建立外围组织及进步社团，传播革命思想，宣传抗日政策，扩大抗日救国运动的群众基础。南开大学师生不断开展抵制日货、请愿游行、募捐义演、慰问抗日军队等活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南开大学校钟先敲9响，次敲1响，再敲8响，用以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南开大学成为天津市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之一。

1935年，日本侵略军指使汉奸鼓噪“华北自治”。《何梅协定》签署的传闻也不胫而走。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南开学生集会响应，举行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自治”“全国团结一致抗日”。20日，南开学生代表乘车南下请愿，遭到政府阻拦。1936年1月11日，张伯苓及3名学生代表在南京面见蒋介石，要求政府颁明救国方针、宣布华北屡次外交真相、切实保障华北安定与华北教育等要求。与此同时，南开大学部分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1936年2月，这批学生返回，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南开大学的民先组织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铁流社”为核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南开大学的王绶昌等3位学生代表参加向国民党三中全会献旗请愿，旗上写着“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虽因政府阻挠，学生们未能将旗帜送入会场，这一举动却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

南开大学高举抗日救亡的旗帜，并积极付诸行动。因此，日本侵略者早就如芒在背、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特务、浪人各色人等不断来校窥视、骚扰。驻扎海光寺的日本侵略军经常携枪带炮到南开校园演习、打靶，甚至将铁甲车开到南开大学校门口的桥上。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作为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天津日益危急。日军不断演习，加紧了进攻天津的准备。日本军部还强迫天津警察局命令“南大全体学生立即离校，否则，日人将自由行动”。这表明，日本侵略者正在有计划地对南开大学展开罪恶行动。

当时，张伯苓校长因公务不在天津，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等人果断决定进行疏散，组织部分师生护校，同时紧急整理图书及仪器运往租界。由于受到日军阻拦，装车备运的全校90%的物资中，仅有一半被运出。

△被炸毁的南开校园。

7月29～30日，日军对南开校园轮番轰炸，秀山堂、芝琴楼被炸毁，木斋图书馆也部分损毁。29日下午，日军一度暂停炮轰。据目击者称，有一长列日军汽车，从南开大学开到海光寺，车上堆满了货物。事后得知，日军停止炮轰是为了抢劫尚未搬走的图书。“轰炸之不足，继之以焚烧。”30日下午3时许，日军骑兵百余名及满载煤油的汽车数辆，闯入南开大学，在校园及附近各村到处纵火。火光四起，烟云蔽天，秀山堂、思源堂、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遭火焚。

这场劫难，使南开大学损失惨重，教学楼、图书馆、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大部分被焚毁，仪器设备被破坏殆尽，珍贵的图书典籍和成套的外文期刊遭洗劫，重达13000余斤、刻有《金刚经》全文的校钟亦被劫掠。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南开大学损失的房屋、图书、仪器设备等物资，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根据1936年5月的《中美白银协定》，法币与美元挂钩，100法币等于30美元）。

南开大学被毁后，学校大部分地下党员、“民先”队员分赴各地参加抗日。留下来的师生辗转南迁，加入长沙临时大学，在战火和困境中，弦诵不绝，薪火相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