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发展兴衰的启示与借鉴

在这个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式经营体制也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政府的“护航舰队”金融体制，主银行制度下的财阀运作模式，以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企业制度，均蜚声国际。长期的高速增长彻底改变了日本的面貌，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当时的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相对于美国的GDP比率也从1950年的3%迅速提高到19.8%。

1974年～1985年为稳定增长时期。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滞胀”泥潭，日本经济也由60年代10.45%的高速增长转为70年代5.22%的中速增长阶段。但由于日本及时做出战略调整，推出新的产业调控政策，发展节能技术和石油替代技术，降低了GDP能耗水平，增强了整个经济的韧性，并成为第一个走出石油危机的发达国家。1974年～1985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达到4.1%，GDP总量接近美国的60%，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第三产业在产值结构和就业结构中的比重都超过了60%。日本经济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鼎盛时期，“日本式经营”成为当时世界所推崇的模式。

1986年以来属于泡沫膨胀及后泡沫经济阶段，这个阶段可分为两个时期：

1986年～1991年为泡沫经济的膨胀及破灭时期。廉价的资金成本、过度充裕的货币以及投资鼓励政策，推动日本经济迅速反弹，但不断升值的日元、大量涌入的热钱以及有利的杠杆投资机会，也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资产泡沫。日经指数从1985年末的13083点上涨至1989年末的38915点，4年间上涨了近两倍，总市值由190万亿日元涨至611万亿日元，增长2.2倍，一跃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股票交易所。1986至1991年，日本城市住宅土地价格上涨148%，六大主要城市上涨245%。泡沫鼎盛时期，日本土地面积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但土地资产总值却是美国的4倍。泡沫的扩大终于引起了日本政府的警惕。1989年5月～1990年8月，日本央行连续5次加息，将再贴现率由2.5%上调至6%。大藏省要求所有金融机构控制不动产贷款规模。紧缩性政策收到了明显成效，日经指数自1989年12月的最高点下滑，1992年中暴跌至14300点，跌幅超过60%，地价也较最高点下降了一半多。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快速缩水，银行纷纷加快贷款回收，致使市场流动性骤然降低，企业资金状况急剧恶化，大量不良债权由此产生。据《大衰退》一书作者辜朝明估计，地产和股票价格的下跌给日本带来的财富损失约为1500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个人金融资产的总和。

1992年至今为长期低迷阶段。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政府曾推出过一系列经济刺激计划，动用超过100万亿日元的资金刺激经济，但效果并不明显，反而产生了一批僵尸企业和僵尸银行。1992年～2003年间，日本先后有180家金融机构破产倒闭。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也导致日本财政状况由长期盈余转向高赤字。1991年，日本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仅为68%，2000年底即上升至143%。进入21世纪以来，仍保持持续攀升势头，截至2015年底，已上升至248%，成为债务率最高的发达国家。此外，日本还推出了长期超低利率和零利率政策。1991年7月～1995年9月，日本银行逐步将基准利率降至0.5%，1999年正式实施零利率政策，但日本已进入流动性陷阱，金融刺激效果不彰，反而形成了持续数年的日元全球套利，成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推动因素之一。

当前日本经济的主要特征与前景展望

日本经济长期失落导致疲态尽显，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经济持续低迷，外贸连续5年出现逆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加之日本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日本“贸易立国”的发展模式日渐式微，出口竞争力明显减弱。2011年～2015年，日本连续5年出现贸易逆差，其中2014年贸易逆差甚至高达约12.8万亿日元。这也反映出日本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剧，国内的储蓄率逐渐降低的现实。

二是陷入长期通缩，债务率持续攀升。1990年～2013年，日本政府的负债率迅速从47.6%增长到209.3%，位居发达国家之首，远远超过公认的60%的国际警戒线。2013年～2015年，日本政府债务总量连续3年突破1000万亿日元大关，规模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总和。不过，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而言，日本国债的持有者以国内机构为主。家庭和企业的剩余资金通过银行和保险公司投资日本国债，从而支持了国债的发行。再加上央行长期零利率政策，大大降低了国债利息成本，使得日本政府可以继续靠举债度日，但空间已经日渐逼仄。

三是人口进入负增长阶段，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1973年，日本出生率在达到19.40‰的峰值以后，呈现持续下降趋势，到2014年仅为8.00‰，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随着出生率的持续下滑，2005年日本的人口数量首次出现自然减少，到2011年正式进入持续负增长阶段。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50年，日本人口总数将降至10059万人，2100年将进一步降至6414万人。

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该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阶段。根据联合国的这一标准，日本于1970年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并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从1970年的7.03%迅速增长到2014年的25.71%，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社会抚养比也同步上升。

四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缓慢，产业空心化效应凸显。日本在技术创新上长期依赖对欧美基础科研成果的吸收和消化，其自身的基础研究实力相对薄弱，对信息经济反应迟缓。当美国产业结构向高科技和知识信息产业迅速转换时，日本受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制约，尚未形成信息科技主导型的产业结构，加之日本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犹豫不决，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缓慢，至今无法形成内生驱动发展模式。

与此同时，随着国内要素成本提高和日元的大幅升值，日本加大了对外投资力度，不断把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相对而言，日本国内营商环境不佳，吸纳外资能力较弱，对外投资长期保持顺差。1996年～2014年，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从2586.53亿美元增加到12012.06亿美元，而日本吸纳国外直接投资仅从299.42亿美元增加到1948.57亿美元，差额持续拉大，致使日本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持续下滑，从40%左右迅速下降到目前的25%左右，产业空心化效应明显。

展望未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际需求不振，加之日本国内持续高涨的财政债务水平导致财政政策空间缩窄、债务风险升级，安倍经济学“旧三支箭”（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改革政策）对日本经济的提振作用将持续减弱，而安倍内阁新推出的“新三支箭”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日本经济发展面临多重困难。具体而言，日本经济未来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安倍经济学”新“三支箭”或难奏效。2015年9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了新“三支箭”：一是加强经济，把2020年左右的GDP目标从500万亿日元上调至600万亿日元；二是提高出生率，增加对有儿童家庭的支持力度；三是扩大社会福利保障。新“三支箭”的提出，标志着旧“三支箭”没达到预期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旧“三支箭”的失败。但就新“三支箭”的内容而言，依然很难实现预期目标。从“第一支箭”来看，2015年日本名义GDP是471万亿日元，如果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率达到3%，但近20年来，日本经济增长率只有2010年达到了3%，实现“第一支箭”目标的概率极低；从“第二支箭”来看，在2025年前后实现希望出生率（有生育意愿者都能充分生育时的出生率），即合计特殊出生率（女性一生中所生孩子的平均数）达到1.8，但过去20年日本的合计特殊出生率基本为1.4左右，如何把未来10年左右的希望出生率提高到1.8，安倍政府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措施；从“第三支箭”来看，本世纪20年代初期“实现护理人员零离职”的目标同样难以实现。日本老龄化问题非常严重，2015年65岁以上老人将超过26%，75岁以上老龄人口超过12.9%，其中需要护理的老人高达600万人，占65岁以上老人的18%，而日本的老人院等福利设施相对不足，特别是具备医疗护理功能的老人福利设施严重不足。

其次是财政政策空间有限。2015年日本财政赤字率达到5.9%，公共债务达到其GDP的246%，引起世界各国对日本主权债务危机的担忧。为了改善财政状况，安倍政府不得不对国际社会承诺削减财政赤字，使2015年的财政赤字缩减到2010年规模的一半，2020年完全实现盈余。若不能如期达到减少财政赤字的目标，将对日本的国际信誉和日元汇率形成冲击。然而，目前除增收消费税之外，尚未看到安倍政府出台其他更有效的具体措施。与此同时，随着国内社会老龄化的不断严重，日本财政支出压力将进一步加大，提高消费税虽然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日本庞大的公共债务，但同时也将挫伤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投资的积极性，导致内需不足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可能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负增长。因此，日本在财政重建问题上依然举步维艰，由于债务压力过大，日本政府通过宽松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的空间有限。

再次是货币政策面临两难。2016年1月29日，日本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复苏，推出了负利率政策，并从2016年2月16日起执行。然而，从效果来看，负利率政策在刺激日本经济复苏方面并未实现预期目标。随后，尽管市场对日本央行进一步强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强烈，但日本央行4月议息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负利率政策导致银行利润下降，招致银行系统的反对。而且宽松政策实施后，日元汇率不降反升，效果存疑；另一方面是当前日本央行实施进一步宽松政策的空间有限，在1月份推出负利率政策的背景下，短期进一步降息的空间有限，而日本央行持有的日本国债和ETF占市场比重均已达较高水平，进一步扩大购买规模的空间有限。

最后是经济仍面临诸多风险。从总体上看，2016年日本经济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6年4月份预测，2016年日本经济增长0.5%，较同年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0.5个百分点，其中日元急速升值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下降等是经济增长预期被下调的主要原因；预计2017年的日本经济增长预期为-0.1%，较2016年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0.4个百分点。随着2017年4月消费税调升计划推迟至2019年10月实施，日本有望迎来一个短暂的喘息期。

日本经济从成功陷入失落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从政策层面看，出现了一系列决策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宏观调控政策失误。日本采取货币刺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一是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出口贸易大幅下降，经济增速明显回落，因此有必要采取扩张性政策来刺激内需；二是日元升值压低了进口物价水平，当时日本的整体物价比较平稳，而央行未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考量，从而为货币刺激政策提供了空间。再加上大藏省过于强势，将扩大内需的责任完全交给了央行。但是，日本推行宽松货币政策过松过久，而在收紧货币政策时又力度过大，速度过快，最终导致了泡沫的迅速生成与急剧破裂。

其次是过早开放资本项目与失当的日元国际化路径。1984年5月，日本大藏省发表《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揭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序幕。同年，日本取消了外汇实需原则和日元兑换限制，意味着日本与世界金融开始成为一体。日本之所以在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滞后、金融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推动改革，主要是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压力。事后来看，这些改革措施反而成为泡沫经济的推手。

再次是泡沫破裂的救助措施过于拖延。直到2003年，日本才将前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改为结构性改革，并成立了日本产业再生机构，加速处理金融不良债权和僵尸企业，这一循环才被逐渐打破，耗时超过10年，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与美联储的快速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大藏省对不良债权额判断失误，且在救助次序和手段上屡出败笔（如照顾农协金融利益而优先救助住宅专门金融公司并实行财政买单等），官员和银行家为了晋升隐藏不良问题等，都严重影响了危机的救助，人为拉长了危机时间。

从制度层面看，日本式经济体制出现“制度疲劳”。泡沫经济的破灭引发了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但归根到底，它还是一种直接的、触发性或引致性因素，使日本经济陷于长期低迷而不能自拔的根源在于制度方面。“制度疲劳”和体制僵化是日本陷入“失落年代”的深层原因。

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体制出现“制度疲劳”。战后以来，日本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体制，同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以及西欧的社会经济体制相比，这种体制在模仿先进国家路径、促进后发国家发展方面甚至更具优势。但日本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而缺乏模仿对象之后，政府的作用面临巨大挑战。在“官产复合”的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的主导和干预，弱化了企业的竞争和应变能力。

传统的金融体制也出现“制度疲劳”。尽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实施了多项金融改革，如1996年年底推出的“金融大爆炸”改革，如放宽其他行业进入银行业的管制和改革金融监管系统等，并在“小泉时代”加速清理银行不良债权，使日本的金融系统在进入21世纪后消除了泡沫经济的副作用，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较小，但日本金融系统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以银行为中心的体系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变化，直接金融的比例依然很小，缺乏风险投资机制；传统产业占用大量资金，而新兴产业、高科技企业和创业中的中小企业却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发展受到阻碍。资金、资源和风险不能得到更有效率的配置和转移，这是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幅放缓、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同时，关系型的企业制度出现“制度疲劳”。日本在战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曾被誉为“日本式经营”的企业系统。这一企业系统的公司治理制度，建立在法人企业交叉持股及主银行制度基础之上，股东的话语权较为薄弱，经营者有较大的内控权。雇佣及人事制度实施的是长期雇佣、年功工资以及内部提拔。供销和交易制度往往以“系列”为基础，注重长期合作和交易。此外，企业内的工会制度也为员工与经营者提供了合作机制。这一整套制度充分体现了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与员工间具有长期合作的特征。

从供给层面看，老龄少子化加剧，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老龄少子化的社会发展趋势使日本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并进一步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1950年～2010年，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从11.3%大幅上升至20.9%，劳动参与率则由1955年的70.8%急剧下滑至2015年的59.6%。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日益严重，日本国内消费需求日渐低迷，经济活力明显下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无效率企业和衰退产业的过度补贴，导致高效率企业难以扩大规模，低效率企业难以有效出清，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这是导致日本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滑的主要原因。

全面看待日本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

虽然日本经济在数量增长上放缓，但在经过“失落年代”之后，日本并没有出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现象（如失业人口剧增、经济长期负增长、国民经济难以为继、生活水平普遍大幅下降等）。相反，当今的日本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富裕程度上在全球仍名列前茅；经济发展的“质量”较高；作为全球债务率最高的发达国家，日本经济、金融仍保持平稳运行；日本依然是全球最文明、最发达、基础设施最先进、基本社会保障最健全的国家之一。

日本长期稳居世界前三大经济体行列。1968年超越德国成为西方第二大经济体，直到2010年才被中国超越，2014年日本GDP总量达4.60万亿美元，仍位居全球第三；日本人均GDP与欧美发达国家保持接近水平，2014年人均GDP为36194美元，是中国的4.7倍；日本海外净资产全球第一，2015年达到2.89万亿美元，大幅度领先于第二位的德国和第三位的中国。海外资产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可以弥补日本的货物贸易逆差，是其经常账户长期得以保持顺差的重要支柱；日本外汇储备位列全球第二，2015年末达1.207万亿美元，仅次于中国，远远领先于欧美发达国家。

日本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高端位置，国家仍保持较强的科技创新能力；日本经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的依赖程度较低，2013年日本单位GDP能耗仅为100千克标准油当量/美元，而中国为日本的1.78倍。2014年日本单位GDP碳排放量为0.282千克/美元，而中国为日本的2.2倍；从空气质量看，2014年日本年均PM10浓度仅为22微克/立方米，而中国高达98微克/立方米。此外，日本森林覆盖率达到68.5%，处于世界前列。

日本就业情况好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发达国家，近十几年来日本失业率长期处于5%以下，2015年末失业率为3.1%，同时期美国失业率为5%，中国为4.1%，德国为4.4%，法国更是达到10.2%；日本的国民储蓄率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国民储蓄大量购买本国国债是支撑日本高债务率而不发生危机的重要原因，2014年日本国民储蓄率达到21.8%，尽管低于中国和德国，但显著高于美国的18.8%和英国的12.4%；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较小，据世界银行测算，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2左右，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

日本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全球领先，2014年日本的城镇化率达到93%，是全球城市化水平最高国家之一，而同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54.4%；日本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均年用电量为7752千瓦时，与西欧国家处在同水平，显著高于中国的4068千瓦时；日本公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333公里，是西欧发达国家的近2倍，是中国的7倍；铁路网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5.15公里，是中国的7.2倍；2014年日本人均年飞行次数为0.87次，是中国的3倍；2014年日本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0.6%，在发达国家中属于较高水平，显著高于中国的49.3%；2014年日本每百人拥有120.2个手机账户，在发达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

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水平较高，2013年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5%，高于德国、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而中国仅为29.7%；2013年日本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5.3年，高于中国的13.8年；日本为全球居民最长寿的国家，2014年预期寿命达到85.6岁，比中国高出近10岁；日本的医疗条件在世界处于领先水平，日本每万人拥有病床137张，处于世界前列，是中国的3.6倍。

可以看出，虽然经历了“失落年代”，但日本的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仍然保持着非常高的发展水平，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我国虽然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但在发展的质量、社会保障、环境治理、公民素质等方面，同日本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在吸取日本教训的同时，也仍应借鉴日本的经验。

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我国与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圈，都采取了政府主导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曾经历了被称为“奇迹”的高速发展阶段，也面临着资产价格泡沫化、制度出现疲劳、人口老龄化等类似问题。因此，通过反思、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避免重蹈覆辙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985年以来，受制于美国的压力，以及自身的信心膨胀，日本出现了一系列政策失误，最终导致经济出现严重问题，至今仍未彻底恢复，我国应引以为戒：一是着眼于国家利益和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而不是国际外部压力，牢牢把握汇率制度改革的主动权；二是积极适应国际规则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保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三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统筹协调汇率制度改革与国内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改革政策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政策互补和风险对冲，更好地服务我国实体经济发展。

日本的经济体制、金融体系和企业模式，在其高速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未能随着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最终出现了“制度疲劳”，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中国应吸取日本的教训，把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及下一阶段的工作主线。

在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发展与破灭中，金融监管的缺位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我国来说，一是要平衡金融监管与金融自由化进程；二是要规范金融机构信贷业务，加强信贷流向监控；三是要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影子银行的监管；四是积极引导商业银行优化信贷结构。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未富先老”问题的必经途径。借鉴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益经验，我国可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完善延长退休配套政策和增强养老金体系多样性三个方面着力缓解老龄压力。（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供稿）

版权声明：本篇文章系《中国商界》所有，未经许可，禁止做任何之用。如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商界》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