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史的追寻

                           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

                        ——兼谈清末民初学术转型的内涵和动力问题

                                  黄兴涛 胡文生

    讨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其上下限的设定是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而这又与对“学术现代转型”内涵指标的清晰认知紧密相关。应当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论证。虽然在这方面，已有一些研究者曾提出过值得重视的意见，如陈平原教授认为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是“戊戌与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之果，是“戊戌生根，五四开花”的观点就很有见地，他将转型的上限确定在戊戌时期，下限锁定在1927年左右，[1]也已获得学界同仁相当程度的认可。但他当初在作出此一划分之时，显然尚无意于对此进行更为充分的论证，不仅下线划定之说明语焉未详，其上线的认定更只以“好划”而一笔带过。实际上，将戊戌维新时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上限，并非是一个无须深入论证的结论，它需要追问学术转型何以能够整体萌发于此时，其主要表征和特点究竟如何等等相关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答，于整体认知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也将是不无裨益的。本文正是想在这一方面，拟承继前贤，作出一较为明确系统的论证来。

                          一、中国学术现代范型和转型的内涵试说

   中国学术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一个与中国社会变革密切相关的较为长期的历史过程。就其得以转型的“变量”因素而言，许多因子的积聚，不仅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甚至可以溯源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萌生之时。然而，作为一种“型变”，一种整体性的变革，我们认为它当是萌发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此前，中国传统学术虽有一些新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均不过是量的集聚，并不构成全局性的质的跃进，其整体性的转型过程只有到戊戌时期才获得了相对充分的条件，从而得以较为全面地启动和加速进行。

     要论证这一点，首先需要说明对于“学术现代转型”，特别是决定其转变性质的“现代学术范型”内涵的理解。陈平原教授在分析中国现代学术范型的基本特征时曾说：“如何描述晚清及五四两代学者所创立的新的学术范式，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起码可以举出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2]另有学者在讨论五四时期的学术转型问题时，提出如下四个特征的概括：即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学术形式通俗化。[3]应当说，这两种概括都涉及到了中国学术现代范型的部分核心内容和关键问题，具有创发价值和先导性提示意义。但我们以为，在已有前述概括的基础上，似还可以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比如，关于现代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我们觉得只是强调“专门化”（或叫“分途发展”）倾向就远远不够，同时还不能忽略自然科学在这一范型中的基础性地位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这一范型的定型作用（现代学术体系的形成虽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但这一转型的最终完成，却是以现代社会科学的确立为标志的。也就是说，现代性社会科学的形成对于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着某种定型意义）。又如，对于现代学术生产机制的意义，现代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及其与之相伴而生的“现代学术共同体”的初步形成对于这一范型建立的重要性，似乎也应该加以强调。[4]同时，对于建立在现代科学知识、民主理念和逻辑认知基础之上，并逐渐流通于社会知识界的整个现代学术语言，尤其是基本术语体系的形成、流通及其突出功能，也需要引起格外的关注。这一点对于后发“现代性”的国家学术现代化来说，重要性实在是太显而易见了；与此相关，对于支配现代学术的根本理念——“进化”和“进步”的思想影响，似乎也不能缺乏应有的揭示和凸显。实际上，没有“进化”和“进步”理念因素的潜在作用，现代学术的确立和最初发展实是难以想象的（尽管我们今天已有从“后现代”角度对此加以深刻反省的必要）。

   总之，现代学术范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它包括现代学术的主要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现代学术自身的结构尤其是学科结构特征，现代学术的生产与管理机制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具体组合关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就其有机构成的整体性联系的学术特质而言，却又无疑是大体共同的。

   这还只是从“现代学术范型或范式”本身来考虑。若从“转型”的角度来思考，微妙之处显然会更多。因为这其中不仅有“型”的问题，还有一个“转”的问题，即存在一个特定的具体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中国学术现代转型问题的研究，既要注视学术客体自身的演变轨迹，也要重视学术主体即转型期学人的反省、自觉与努力程度；既须关注学术内的因素，还要考虑学术外的社会契机和动力机制；就其学术变化的本身而言，不仅需要认知其中国因素与西方、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具体组合关系，也需要了解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复杂互动及转化关系；不仅需要认知其新生长的现代学术门类的突出意义，其体系内各种因子间的逻辑整合关系，更需要注重揭示其彼此间存在的整体性和分别性的实际历史关联。比如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和化学等新兴学科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各学科在这一整体过程中所发挥的实际功能和历史地位就相当不同（历史学以其学科对象本身的广泛性、过往性，其他引入的现代新学科本土化过程中对它的必然“借助性”——先用现代新概念去整理各学科的旧材料，以及它自身在构成现代学科之前就是传统学术中的重镇等特点，在清末民初的学术转型过程中的地位尤为特殊）；而日本对中国这一学术转型所发挥的巨大直接作用，更是别的后发“现代性”国家所不曾出现的众所周知的独特现象。实际上，“转”的问题之所以格外重要，是由于它与各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特征密切相关。也惟其如此，各国实现学术现代转型的道路，才具有了生动复杂、丰富多彩且各自有别的面相和特征。

   在我们看来，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体可以从学术自身的价值自觉性、自主性的初步生长；学术内在结构的现代转换；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的重大变革；学术现代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与认同；学术生产机制的转轨和学术语言载体的显著变化等几个方面来把握。当然，这几个方面之间又是彼此相关、互相制约或促动的。

   首先，就学术的地位和存在方式而言。传统中国学术的主体，基本上保持着对于政治和实际伦理生活的高度依附性。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相对说来，现代学术和学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则要更显重要，其独立性、自主性也要大得多。就终极目标而言，现代学术是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知识世界，这也是波普尓发现并大力提倡的“第三世界”，它欲使知识的生产摆脱政治直接明显的控制和传统宗教伦理的羁绊而获得相对独立自主的地位。[5]不过，学术的独立性、自主性虽重要，在后发现代性国家学术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它却往往不能优先地、整体性地实现，或者确切地说，它一般只能先在某些较基础的层次上部分完成，甚至其最初的启动，还可能恰恰得益于政治救亡的推动，成为政治目标的手段，从而形成某种悖论。但在事实上，由此导致的学术“重要性”认知之社会化的实现，却又必然成为其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值得强调的是，在这里，学者相对独立的职业地位的形成和学术价值标准的部分脱“宗教化”和“政治化”趋向的萌生，实乃学术整体性现代转型之关键。一定程度的学术独立自主意识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出现所具有的那种学术转型之风标意义，往往容易被忽视。当然，学者与学术的职业化倾向，也是与现代学术的生产机制的出现紧密相关的。这后一点，我们下文还会专门谈到。

   其次，就学术自身所秉承的基本价值理念而言。现代学术遵循的是科学和自由民主的原则，信奉的核心理念是进化论。这与以三代为理想世界，以专制儒学为精神桎梏，以循环论为理论皈依的中国传统学术根本理念格格不入。进化论和科学价值观的结合，制导了现代学术勇于怀疑成见、不断追求因果关系和创新的时代品格。进化论既是学术现代转型的结果之一，又会反过来有力地推动学术的现代进程。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进化论的引入，还往往能够成为学术现代转型的强大理论动力。

   第三，就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而言。严复认为，传统中国学术思维模式的特征在于：宗经征圣；“求诸方寸”；短于逻辑（这里主要指的是形式逻辑）。宗经征圣，从教条和本本出发，重因袭而轻创作，迷信权威，甚至为权威可以牺牲事实。[6]求诸方寸,本质上乃是一种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它具有两个特征：整体统观，缺乏精确；主观臆测，轻视实证。的确，短于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可谓中国传统学术最大的缺陷。形式逻辑思维的不足造成传统学术以下一些弊端：知识不成系统；轻视归纳法的运用；概念含混模糊等。应当说严复对于传统学术的诊断是切中要害的。[7]中国传统思维的这些特征，也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逻辑分析、试验方法、归纳法，则成为近代西方科学发达的重要思维武器。因此，如何进行一场思维方式的变革，这是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课题。这个智识的革命到现在实际也没能彻底完成。

   第四，就学术的内在结构性特征而言。中国传统学术（这里指自秦汉以来所形成的学术传统）是儒学独尊，是“经学中心”。经史子集四部虽是图书分类，却也集中体现了传统学术结构的显著特点。现代学术的整体结构显然要严密和细致得多。在总体上，它是以强化学术分科为突出表征的各科知识的累积。其典范结构，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是以一系列具体学科构建起来的。可以说，学术分科的细密化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现代学术一方面向微观纵深发展，表现为学术分科的细化；一方面又向宏观层面延伸，表现为学术研究层次的多维化、研究对象的世界化和内容范围的无限拓展。现代学术正是在宏观与微观的两极建构中走向深入的。传统学术研究由于宗教和政治的多重限制，其研究的领域禁区重重。现代学术的研究则呈现多元化趋势，学术研究的对象范围基本上随着学术主体认识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增长。

   在学科自身的结构来说，现代学术的各门具体学科还表现为知识内容从零碎到系统化的转换,有严密的学术体系和知识系统。这也是学术现代转型的重要内容。

   第五，就学术生产机制而言。中国古代教育素称发达，自成体系，大致可分为官学与私学两类。对于近代教育影响最大的教育制度是书院制和科举制。书院制兴起于唐宋、繁荣于明清。科举制自隋唐开创后一直延续。唐宋以降至清末，中国学术的发展实有赖于这两大制度的支撑。而现代学术的生产机制是以大学、科研机构为核心的现代教育体系。学术传承的方式主要是学校式的课堂教学。另外，现代学术的生产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有一些特别的优势是传统学术生产无法想像的。如现代交通的便利，信息的畅通，技术手段的强大，出版机构的发达等等，像现代学报和现代学术文化出版机构，乃至现代稿费、版权制度的出现和运行，就是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些外在条件的生成，使得现代学术生产具备了一种全新的形态。这与传统学术生产机制不可同日而语。在新的学术体制下，具有了初步的现代学术知识、视野和研究交流愿望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其精英分子的带领和示范下，获得相对独立生存的空间，得以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最终完成一种现代“学术社会”的建设任务。因此，学术生产机制的变革在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第六，就学术的语言载体而言。值得重视的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在清末民初，大量的带有现代学术文化意义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从西方翻译和从日本传播进来，它们不仅成为学术文化实现现代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且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转型的进程。就学术本身来说，中国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术语体系，是在清末民初奠定的。它们既为各种新学科的建立提供了概念框架，又通过概念的流通作用，为学术的整体转型铺设了公共使用的“术语”平台[8]；另一方面，则是传统文言文的主导地位逐渐被白话文所取代，这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过程中不容忽视的一环。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形式的转换问题，更牵涉到中国人思维模式的变革，甚至影响到民族精神的重塑，其思想史和学术史的意义相当深刻。文言文使得文与言分，学问成为士的专利，这不能不影响到学术创造和发展的社会化程度，白话文则显然为这一弊端的克服提供了新的可能。这一变化对于现代学术的影响也十分深远。

   与学术的语言载体，即基本学术概念的传播和白话文的逐渐流行紧密相伴的转型因素，还表现为现代科学的最基本知识（如一般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物理学、数学等的现代常识），在一般人至少是普通知识人当中得到较为广泛的重视和传播。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后发”现代性学术国度，这种起码的现代科学常识的一定程度的社会化，乃是“学术社会”得以运行、整个学术现代转型得以实现的前提之一。在这一点上，体现了西方和日本等外来因素的强烈影响。

   当然，学术转型是一个持续的较长时期的历史过程。其整体的转换是就其联动态势而言的。换言之，其转型的整体萌发，意味着上述各个方面都有所表现，并形成一种互相促动的联动态势，一种整体性的学术反映。至于各个方面的表现和发展程度，一开始必然是参差不齐的。就拿社科门类新学术的引进来说，“群学”（社会学）在清末民初表现出某种精英认知突出的优先性，就是一个侧面的证明。

   与上述几个方面联动相关，我们认为学术转型的整体萌发，还应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标志，那就是社会上出现知识人对于传统学术整体性的不满和批评，出现与这种“整体性”传统相对的对于现代学术的整体性象征性事物的一种全方位的肯定、一种热烈的期盼和明确呼唤的学术文化现象。而在此种现象背后，通常还会获得一种强大的驱动力。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这一驱动力往往和民族危机的空前激化有着直接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它对上述各方面的联动态势的形成，通常会起到一种加速和整合的作用。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这一动力机制，突出地表现为一种逐渐明确、日益强烈的“学战”思潮的提出和强化。

    下面，我们就依据上述理解，对戊戌维新时期学术转型整体萌发的情形作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戊戌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之表征

  （一）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和自主意识的初步萌生    对学术价值的强烈执着，是学术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表征和前提。戊戌时期，中国士人对学术价值的认识和强调，超越了此前的任何时期。这一点，只要我们稍稍翻阅一下戊戌维新时期的报刊即可有强烈的体认。不仅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所谓“资产阶级维新派”如此，张之洞、盛宣怀等所谓“后期洋务派”也是如此。如康有为在总结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时就强调：“近者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9]又说：“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10]严复也认为“学术”是西方强大的根本：“约而论之，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11]张之洞撰写《劝学篇》，在序文中也是认定泰西人才的众多和国家的强盛，“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正因为普遍认识到学术的重要性，所以戊戌时期，人们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呼吁成立各种分支学会，提倡发展各门科学、“兴学育才”之声于是此起彼伏。                

   戊戌时期国人对“学术”价值的空前自觉，是从“开民智”的高度着眼的。“开民智”求富强，可谓当时各派思想人士广泛认同的时代强音。但如何开民智？严复从“尚学问”与“重事功”两者“相资而不可偏废”的角度，对此作出了回答。但他认为若两者相比，又必须以“尚学问”为基础：“顾功名之士多有，而学问之人难求，是则学问贵也。东土之人，见西国今日之财利，……又莫知其所以然；及观其治生理财之多术，然后知其悉归功于亚丹斯密之一书，此泰西有识之公论也。是以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舟车之神，可推其源于瓦德；用电之利，则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寿，则哈尔斐之业也。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以为术，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强之源。”[12] 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严复进一步将“学问之用”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专门之用”和“公家之用”。“何为专门之用？如算学则以核数，三角则以测量，化学则以制造，电学则以为电工，植物学则以栽种之类，此其用已大矣”。然而“专门之用”还不是最大的“用”，最大的“用”是所谓“公家之用”：“公家之用者，举其炼心制事是也”。[13]即通过学问，受到严格的科学训练，开阔眼界、增长识见，养成良好的素质，终能至人民智慧、国家富强。因此，严复又极力强调自然科学的基础性作用，他反复告诫国人：“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之来，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猲，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14]

   由重视学术，到关注如何成就学术，继而认识到“学问之道，不专不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建议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时，就主张各门学科“分立学堂”，以成“专门之业”。此期唐才常撰写《尊专》一文，在这方面更有代表性。他写道：“学问之道，不专不成，古今之通病，天地之达忧也。……惟泰西格致之学，及一切公法律例专科，则断不能剽窃绪余，卤莽灭裂，蕲为世用，故往往攻一艺终其身焉……极巧研机。无他，专故也”。[15]

   如果说学术“尚专”，尚可代表戊戌时期不少人的共识，那么由此进而主张做学问与做官两相分离，在当时则还只属于极少数个别人的先觉之见。严复就是这样的先觉者。在1898年7月发表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他明确主张：“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16]学术独立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正式标举出来。在他看来，“学成必予以名位，不如是不足以劝”诚然不错，但“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应该各因其才才对。“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这样，“农工商各业之中，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多于入仕之学人，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少于入仕之学人，则国不治。----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自由于农、工、商之事，而国家优其体制，谨其保护，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而民权之意亦寓焉。”[17]应当说，将“学术独立”与尊重“民权”之政治体制结合起来，显示出严复思想的超前性。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论学术势力左右世界大势》和《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等文中，极力讴歌学术的价值，猛烈抨击“学界之奴性”，强调“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从出也”，明显表现出对于前述戊戌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二）以学术分科精密化为特征的整个现代学术结构之观念体系初步形成；与之相配合的学科教育体系初步酝酿；重要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如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和逻辑学等，都开始了自觉的倡导；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已出现了现代性变革的主张。   戊戌以前，西方现代自然科学许多门类的知识都曾得到一定传播，如数学（包括几何、代学、微积分等）、物理学（包括力学、光学等）、化学、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机械工程学、医学（包括解剖学）、心理学、全体学（后来的生理学）等，其中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的现代名义已经形成。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只有法学（主要是国际法学），经济学和西方历史的有关知识等有过一些值得一提的传播。到戊戌时期，西方各门新式科学则开始得到较具整体性的传扬。特别是由于学制问题的凸显，部分官员已致力于从日本引进较为完整的现代分科设学观念。1896年孙家鼐草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就分“十科立学”，即天学科、地学科、道学科、政学科、文学科、武学科、农学科、工学科、商学科、医学科。张元济1897年创办通艺学堂，分“文学门”和“艺术门”两门设学，“文学门”开设名学、计学、公法学、理学、政学、舆地志、泰西近史等九门课程；“艺术门”开设算学、几何、化学、格物学等十门课程。它们基本上都已属于一种现代分科设学方式。在晚清，现代分科设学并不从戊戌始，[18]但包含现代社会政治学说各主要门类的较为完整成熟的现代分科体系之观念和方案，确是在戊戌时期才传播开来并得到较多认同和实践的。这与当时“西学”浪潮的急剧高涨有关。在这方面，不少应时而生的西学和新学“书目”起到积极作用。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和黄庆橙的《中西普通书目表》等，堪称其中的突出代表。

   就学科而言，学术转型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新学科的引进，一是传统学科的转换。戊戌时期学术转型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在以往引进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新兴学科开始萌动了引入和建设的自觉，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明确提出了变革的要求。下面，我们不妨分科略作具体的说明。

   社会学   中国的社会学起源于戊戌。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首倡“群学”，群学遂成为盛行一时的新学。该学新知传入之初，就成为士大夫组织学会、进行变法活动的理论武器。当时，这门学问主要流行的名义虽是“群学”，但“社会学”的概念、定义甚至内容较为丰富的专门译著，也都已经出现了。1898年6-7月，维新派在日本创办、面向国人传播新知的《东亚报》上，就曾分11册连载了斯宾塞著、日本涩江保编纂、广东人韩昙首译的《社会学新义》一书。该书认为，社会学研究社会，“故名之为社会研究进化盛衰原理定则之学，又名之社会生态学”。这应当是国人所见到的关于“社会学”的最早定义了。较之章太炎1902年所译的那本被认为是社会学传入中国最早译本的《社会学》，它要早近4年。可惜该刊很快停刊，此书最终未能译完。

   法学   中国现代法学的自觉，一般均认为以梁启超戊戌时期发表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一文为主要标志之一。此文写作于1896年，1898年3月发表在《湘报》上。该**调重视法律与讲求法学与否，乃是文明和野蛮的分界所在，并深情地呼唤现代法学的来临：“吾愿发明西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中国，又愿发明吾圣人法律之学，以文明我地球”。[19]此种法学的倡导，的确具有界标意义，它与法律变革政治环境的逐渐形成有密切的关联。1898年，伍廷芳上《奏请变通成法折》，已公然提出变革法律的主张，这当绝非偶然。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虽曾出版过丁韪良等翻译《国际公法》、《公法会通》等国际法方面的著作，但对于中国士大夫来说，那主要都不过是为了同列强实际交涉的政治需要而已，并无真正的学理探求兴趣。而戊戌时期，热衷于讲求“公法学”和“法律学”的知识人却急剧增多，人们纷纷成立“公法学会”和“法律学会”之类的学会组织，开始定期专门地研习法学。与此同时，日本所堪定的现代法律术语，也通过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4-1895年首次公开出版）中的“刑法志”等媒介，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此时活跃起来的梁启超、伍廷芳，后来与沈家本等一道，则成为清末最早现代意义上的法学思想家。

   经济学   经济学的现代自觉，戊戌时期也是一个关键阶段。此前，传教士虽曾翻译出版《富国策》等书，但很少有人问津。这类译著此时才开始受到较多关注。这一时期翻译和改编出版的经济学译著主要有艾约瑟译的《富国养民策》、傅兰雅译的《保富述要》、李提摩太写的《生利分利之别》、林乐知译的《列国岁计政要》、陈炽的《续富国策》和《重译富国策》，山雅谷译的《富国新策》等等。严复、梁启超等人是此期自觉倡导经济学研究的先驱。在戊戌时期的一系列文章和“按语”中，严复已经介绍了西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主要观点。同时他译经济学为“计学”，影响深远。后来他出版的译著《国富论》，其主体部分实际上也完成于戊戌时期。[20]在《救亡决论》一文中，严复严厉谴责“中国之治财赋者，因于西洋最要之理财一学，从未问津，致一是云为，自亏自损，病民害国，暗不自知”；[21]在《天演论》按语里，他更称“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22]梁启超1897年发表的《今义》，堪称以现代西方经济学观念阐发中国古代经典之经济思想的开创性论著。他在文中按语指出：“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才士，相与讲习之。中国则邃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23]同严复一样，梁启超也大力提倡经济学。这一时期，除了“富国策”、“理财学”和“计学”等名目外，现代“经济学”的名义也已正式出现。1896年12月，《时务报》译载日本经济杂志的《日本名士谈经济学》一文，这大约是现代“经济学”名义在中文里的最早使用之一。与此同时，经济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现代“农学”和“商学”等的名义得以广泛传播开来，也是始于戊戌时期的。

   此外，政治学、哲学等其他重要的社会科学门类，此期也开始受到重视和提倡。政治学在戊戌时期主要被称为“政学”或“政治之学”。梁启超就建议张之洞开设“政治学院”。虽然，当时所谓“政学”内容比后来的政治学范围要广泛得多，它包括了法学和几乎所有行政管理方面的内容，如商政、学政、军政、矿政、船政等等，但其治理国政的核心内容和一些重要的现代政治观念也还是得到了一定传播。“哲学”的名义这时也逐渐传播开来。除了黄遵宪1894年正式出版的《日本国志》和一些报刊传播了“哲学”概念外，宋恕等维新思想家还对“哲学”这门新学科表现出格外的热情。1896年7月，他曾专门致信给日本友人冈千仞，详细了解日本哲学会和哲学学科发展的情形，拟在中国创办哲学会。至于进化论的引入对于中国哲学观念变革的意义，谭嗣同的《仁学》在中国哲学从传统到现代转换过程中的价值等，就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内容了。我们还可以提及传统教育学和语言学在戊戌时期的重要变革。以教育学而论，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师范教育、女学、现代体育等现代教育学说得到广泛绍介，并付诸实践；马建忠撰成《马氏文通》出版，被公认为中国的现代语言学之开端，等等，凡此都可视为传统学术在戊戌时期实现现代转型之整体萌动的具体表现。

   这一时期，传统学术的重镇史学也提出转型的要求，这或许值得引起我们更大的重视。以往，一提及史学的转型，人们总要从梁启超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和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说起，这诚然不错。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史学革命”的思想，实际上孕育于戊戌时期。如果说，戊戌以前，一系列外国史地著作的编译出版，已经相当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人的世界眼光和域外知识，提高了其经世意识，那么从戊戌时期起，则已经开始有人以此为依据，沉痛地反思传统史学的不足，并由此萌生史学根本变革的观念了。以梁启超为例，早在1897年上半年，他在连载于《时务报》的《论译书》一文中，就曾比较中西史学之异同，而强调中国传统史学的缺陷，并指出：“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之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之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故外史中有农业史、商业史、工艺史、矿史、交际史、理学史（谓格致等新理）等名，实史裁之正轨也”。[24]同年底，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中，他又训教学生：“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以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为未尽善也。若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无数以往人与骨皆朽化矣，而斤斤记其鸡虫得失，而自夸史学史学，岂不谬哉！”。[25]梁启超对中西史学的比较还太过简单化，对传统史学的否定太过情绪化，其所谓“重事”与“重政”等的中西史学分别也不尽妥当，但其改革传统史学的意识和目标却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这已构成其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源头。同梁启超相比，戊戌时期另一重视史学变革的维新思想家唐才常，则要显得稍为慎重些。他和其同道在《湘学报》上辟有“史学”专栏，并发表《史学论略》一文，提出通“中西之史”，“合中西之古以为鉴”的主张，认为“考古以证今，由中以逮西，博观而约采，规时而达用，之四者，史学之宗旨也”，要求“儒者平心静气，以西史之精者，与中史参互研究可耳”。甚至强调：“未有西学，华人罕能通史学”，主张史学应探究和比较各国政治发展得失，强弱存亡之本，做到“有君史又有民史”，学习西方，“以报馆为史馆”，把社会各方面的内容，无不记载其中。他还呼吁应将史馆视为“一国公有之权”，使史学“成为四民与知之业”，等等。[26]这些主张对待传统史学的变革态度较梁启超要相对平和，但同时与其也有明显的相通之处。

   戊戌学人在知识和研究视野上一方面是更加专门化，另一方面则开始初步意识到“全球化”和“世界性”的来临。这一时期，在舆论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已经将这种观念反复传导给中国士大夫。他在著名的《速兴新学条例》一文中郑重强调：“今泰西各大国之士人，无不究心于学问，而其所究之舆地，遍地球之舆地也；所究之教化，逾地球之教化也；所究之史学，遍地球之史学也；所究之格致算法诸学，遍地球之格致算法诸学也。集思广益，故能日起有功也。中国自古迄今，但究心于本国之学，明哲诸巨公，及今而犹不速加整顿，亘古著名之大国，将奈之何？”[27]这种学术视野的世界化之自觉，其实也是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不可忽视的内容。只不过，当时中国学人的此种自觉还严重不足罢了。

   （三）现代思维模式和治学方法的最初转变    戊戌维新时期，如何建立现代思维方式，已作为一个时代课题被提了出来。当时的维新派主将们对这一工作倾注了相当大的热情。像严复、康有为、谭嗣同等都是科学方法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行者。揭示科学方法并加以实践的最早的是康有为。还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康有为在阅读了大量西学书籍后，对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依几何原理著《人类公理》和《公理书》，后来又著《实理公法全书》，从而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科学观念。[28]康有为从几何学的公理受到启发，认为人类社会也存在同样的“公理” 。在《实理公法全书》中，他分门别类地描述了这些公理在“夫妇门”、“礼仪门”、“刑法门”、“教义门”等方面的表现，认为人类的生活方式要符合科学的公理。由科学出发而不是从圣人教条出发，这是思维方式的一大变化。康有为在书中的论证方式也值得注意。他书中的每一个门类都分成“实理”、“公法”、“比例”三个部分。按他的解释，“实理”代表事物的普遍规律，公法是由实理推断出的具体制度，而比例则是制度兴革的判断标准。这种论证方法，是一次方法论上的大胆革新。[29]维新派中热衷于“公理”讨论的还有谭嗣同。谭嗣同受《几何原本》的影响，推断出27条 “公理”，这些“公理”贯穿于《仁学》全书的始终。重视公理、公例的探讨，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尽管他们还不免带有严重的机械论色彩和唯科学主义的倾向，但它却表明传统士人开始走出“宗经征圣”的思维模式，独立地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则，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意义。

   对于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论介绍最为系统、影响最大的首推严复。由于对西学有深入了解，严复对于中国传统思维缺陷的认识也最为深刻，并提出了系统的改进办法。对于逻辑学的译介是严复除进化论之外最为留意的一个领域，他把这作为变革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工具。正如蔡元培所指出的，“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重要的关键”。[30]他后来在翻译《穆勒名学》之时，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此书一出，其力能使中国旧理什九尽废，而人心得所用力之端。故虽劳苦，而愈译愈形得意”。[31]严复对逻辑学的传播主要是戊戌以后的事情，但早在戊戌时期，他就重视对“名学”意义的阐发。在《原强》中，他强调“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32]在著名的《天演论》译序中，他则告之国人：“迨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此及物穷理之最要二途也”。[33]这里的“内导”和“外导”，就是归纳和演绎。在《西学门径功用》一文中，除了归纳和演绎，他又介绍了三段论，称之为“联珠”，强调它们“不是学者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34]1898年在通艺学堂，他还特别为人书写了《界说五例》，强调“一、界说必尽其物之德，违此者其失混；二、界说不得用所界之字，违此者其失环；三、界说必括取名之物，违此者其失漏；四、界说不得用诂训不明之字，犯此者其失荧；五、界说不用‘非’、‘无’、‘不’等字，犯此者其失负”。[35]凡此，都可见其在戊戌时期对现代科学、严密的思维方式的建设，已予以了多么高度的重视。

   除此之外，严复还大力提倡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天演论》中，他对西方先进的治学方法进行了概括，指出其“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缺一，不明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尓。”[36]在《西学门径功用》中，他对此又作出具体的阐述。指出：“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类观同，道通为一。----第三层，谓之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37]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予以检验的现代科学方法程序。严复将逻辑的方法与实证的方法介绍进来，这是中国近代科学方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事件。它与后来胡适在二十年代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有着某种历史的延续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