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兵问一名中国“慰安妇”：跟我回日本还是投奔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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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8年中秋前夕，两位记者拎着两盒双黄莲蓉月饼来到了武汉的一间简陋屋子里。

刚一进来，屋主人——一位年过七旬的独居老太便立刻笑着将她们请到了沙发上。

不一会的功夫，老太太就端来了两杯热茶以及两个刚刚洗过的李子。

两位记者当时并不怎么口渴，所以也就没有去喝那茶缸里的茶水，怎料，老太太见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说：

“这杯子、这李子都是干净的，我洗过了，我都洗过了……”

这一幕让其中一位记者印象深刻，后来她特意将此情此景写进了自己的书中——《烟花三月》。

这位名叫袁竹林的老者，几乎一辈子都在挣扎着想要清洗掉那些缠绕其灵魂的“肮脏”。

因为她曾是一位“慰安妇”，一个曾和日本兵生活过的中国女人。

她本来可以和丈夫幸福的生活下去，但因为侵华战争的突然爆发，她的人生便彻底毁了……

一、战火摧毁了她的人生

袁竹林小名玉珍，生于1922年农历5月。

那时候，袁竹林的父亲帮人看仓库、厂房，裹了小脚的母亲则整日为有钱人绣花。

因为没有钱，她们一家十几口人只能“蜗居”在武汉城边的一个芦苇棚子里。

后来长江涨水，棚子被洪水淹没，她们一家又不得不跑到市内一个空厂房的楼上寄住。

14岁那年，袁竹林的父亲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名叫汪国栋的男人。

此人的工作不错，是给当地政府开货车的司机，旱涝保收，嫁给了他，袁竹林今后的生活也能有个保障。

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夫妻俩的幸福生活仅仅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日寇就打了进来。

当时的武汉已经岌岌可危，国民政府要撤到大后方去，作为政府司机的汪国栋自然也要跟着撤走。

可袁竹林的婆婆死活都不让儿媳跟着儿子走，理由是她年老体弱需要儿媳妇养活。

就这样，刚刚成婚的袁竹林不得不与丈夫分居两地，而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自此一别之后，她与丈夫便再也没能重逢。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军占领武汉后，手持屠刀，奸淫掳掠，横行滥杀。

记得在汉口江汉路海关前，他们抓住近八十人，当场刺死几个，然后全部带到长江边，推入江中。

岸上的日军用机枪扫射，鲜血随波扩散，把江水染得一片殷红，日寇却在岸上拍手大笑……

而这只是掀起了残杀无辜的序幕。

日军在武汉城里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百姓们则人人自危，苦不堪言。

当时，全城每家每户，无论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一个个都被日本人吓得不敢出门。

有的妇女长得漂亮些，为了不被日本兵看上，她们干脆把锅底灰抹在脸上，或者故意穿又破又旧的衣裳，更有甚者直接把头发剃光用以逃避厄运。

那段时期，袁竹林的生活简直堪称灾难，她不光吃不饱饭，整日还要忍受婆婆的刁难。

最终，在婆婆的逼迫下袁竹林改嫁了，嫁给了一个名叫刘旺海的伙夫。

1940年，十八岁的袁竹林给刘旺海生了一个女儿。

这丫头大眼睛小嘴巴，笑起来还有两个小酒窝，挺可爱的，取名“蓉仙”，由外婆（袁的母亲）带，吃不饱，常常大哭。

刘旺海见女儿饿得慌，一天从干活的餐馆里带回家三块蛋糕，没想到这件事后来被老板知道了，老板一怒之下竟然把他辞退了。

做饭是刘旺海唯一的手艺，老板把他辞退了，在武汉城里他竟再也找不到第二份厨子的活计。

那段时期刘的心情特别坏，经常酗酒，到最后，这个男人竟撇下了老婆孩子独自跑了，从此杳无音讯。

刘旺海这一跑，抚养女儿的重担就全都压在了袁竹林的身上，起初，她和母亲靠给日本兵洗脏衣服赚些零钱维持生计。

可后来有一天，一个名叫张秀英的女人突然出现在袁竹林的面前，告诉她说：

“我能帮你找到在旅店给人洗床单、拖地板的活计，你跟不跟我走？”

袁竹林大喜过望，当即表示愿意跟她去鄂城当长工。

当时的她本以为自己的生活马上就要变好了，可此后的现实却狠狠地打了她一记耳光。

哪里有什么旅馆，这分明就是人间炼狱！

二、进入慰安所

高高的围墙，密密麻麻的铁丝网，还有一个又一个表情严肃、荷枪实弹的日本兵。

刚一来到鄂城，眼前的一切就让袁竹林胆战心惊。

她不明白，张秀英口口声声地说带她们这帮妇女来旅馆做长工，怎么忽然就出现这么多日本军人了呢？

有些女人害怕了，用颤抖的嗓音说：

“我不干了，我要回家！送我回去吧！”

就在这时，前几日还满脸堆笑的张秀英立刻露出了凶相，恶狠狠地冲这帮妇女们喊道：

“想走？走不了了！既然来了这里，你们一个也别想再回去！”

就在这时，袁竹林忽然听见了一连串“滴答滴答”的响声。

片刻之后，一个身着和服、脚下踩着木屐的日本男人走进她们的视野。

这日本男人身材中等，皮肤略黑，黑眼眶，双眼皮，双眼有些鼓，估计是有什么毛病。

只见这男人将这些妇女全都赶进了一座破庙里，庙已经被日本人做了改装，诺大的寺庙此刻被分成了若干个仅有七八平米的小房间。

待到袁竹林等人进去之后，一个日本军官命令她们脱掉衣服。

这帮妇女都是良家，自然不想在男人面前脱得一丝不挂，见此情景，两个日本兵就端着刺刀威胁她们。

就这样，她们一个一个，非常耻辱地被检查了全身上下。

由于都是良家妇女没有性病，她们每一个人都顺利通过了体检。

在这之后，她们每人都被分配了一个小房间，房内有床、被、褥子、桌子、镜子以及各种避孕用品。

直到这时袁竹林才恍然大悟，这哪里是什么旅馆，这分明就是专门给日本人开设的妓院！

等待着她们的，将是永无尽头的折磨与凌辱！

慰安所的老板给袁竹林取了一个日本名字——“玛莎姑”（记音），这个名字被写在了一个小木牌上，并挂在了袁竹林的房门上。

头几天，她们这帮新来的女人没有一个愿接客。

可是怕也没用，求也没用，反抗也没用，她们只能不断忍受惨无人道的凌辱，无路可逃。

在日本人的刺刀面前，袁竹林无可奈何。

她开始极不情愿地接客，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一样，让那些禽兽不如的日寇肆意宣泄着欲火。

一个、两个……八个、九个……

袁竹林已经记不清自己一天要接多少客了，此刻只有下体传来的阵阵剧痛还在告诉她：自己依旧活着。

在每一个小小的房间中，羞耻观念都不复存在，没有人情，只有兽性。

一个个日本兵像饥饿的恶狼，将欲火发泄在这帮可怜的中国妇女身上，当时的日本兵甚至认为：

“占有中国的女人，等于占有腐败无能的中国！”“‘慰安妇’是战争的营养！”

1942年的一天，无法忍受这非人生活的袁竹林准备逃跑。

她和另一个妇女计划趁着夜色翻墙逃出去，但最后还是被慰安所的老板捉了回来。

为了惩罚她们，慰安所的老板叫人对她们拳脚相加，两人被打得鼻青脸肿，被关在小黑屋里住了好多天才放出来。

三、再遇“西山”

在慰安所中，袁竹林是长得最漂亮的“慰安妇”，当时，一个名叫藤村的日本军官想要独享她。

于是乎，这人找到慰安所的老板娘，指着那个写着“玛莎姑”的木牌告诉她说：

“以后就别叫她接客了。我包了。”

从那之后，袁竹林便成了藤村的“私人物品”，藤村也会偶尔带她去外面的餐馆吃饭，只不过袁竹林从未见过他结账付钱。

大约半年之后，袁竹林被调到（也可能是被卖了）鄂城东门外一个日本人开的餐馆里当服务员。

在这里袁竹林没有工钱，只是偶尔会有些小费，不过老板也答应她，在这里干活起码能保证她的温饱。

袁竹林本以为自己逃离了妓院，怎料，日本人将她送到这里为的就是让她陪他们喝酒、陪他们过夜。

就在她对人生彻底失望的时候，一个善良的日本人却走进了袁竹林的人生。

这个人名叫“西山”，中等个头，会说几句中国话。

那天，西山来到这家酒馆喝酒，刚好陪酒的侍女是袁竹林。

刚一坐下，西山就认出了袁竹林，当即便喊出了袁竹林的日本名字：“玛莎姑”！

他这一喊让袁竹林倍感意外，她仔细一瞧竟也认出了这个日本兵。

在慰安所时袁竹林见过的日本兵没有一百也有八十，可唯独这个叫西山的家伙令她印象深刻。

因为西山是日本兵中，仅有的一个见袁竹林身上有伤就特意买票让她休息的人。

在短暂的接触过程中，这个名叫西山的日本兵教会了袁竹林一些简单的日语，还教会了她唱日本歌。

曾经在慰安所里，西山向袁竹林诉说过自己的身世，他是日本的一个普通工人，本不愿意参军打仗。

只不过日本政府强制要求每个成年男性要当兵三年，他这才穿上了这身军装。

袁竹林至今还记得，当初在慰安所里，西山曾对自己说：

“等我服完兵役，我就想办法把你从这里救出去……”

此刻在酒桌上，西山告诉袁竹林：

他的兵役已经服完了，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士兵了，而是一个在矿场上给人打工的日本长工。

这天晚上，在西山的帮助下，袁竹林逃出了那如同地狱一般的酒馆，从此以后，袁竹林便与这个日本人相依为命了。

没过几年，日本宣布投降了，西山知道自己不能继续留在中国了，于是他便主动问袁竹林：

“你是想和我回日本去，还是去投奔新四军？”

袁竹林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我哪也不去，我只想回家！”

西山理解袁竹林的苦衷，所以也没有挽留她。

从那之后两个人便分道扬镳，再也没有相见了，袁竹林回到了武汉，回到了母亲的老家。

1946年，被日本人残害到无法生育的袁竹林从邻居家抱养了一个女婴，原了她为人母的愿望。（袁竹林与刘旺海所生的女儿三岁时夭折了）

1949年，袁竹林的母亲在一场大会上将自己女儿的悲惨经历说了出去。

老人家本想着凭借这个故事让大家同情自己的女儿，可到最后竟让女儿成了人人谩骂的“日本婆”。

1958年，居委会就是以这个理由强迫袁竹林到黑龙江拓荒的。

此后，袁竹林在米山建设兵团足足呆了17个年头，饱受污蔑与摧残，最后在热心好人的帮助下才于1975年重新回到了武汉。

小结

晚年，袁竹林常常因为头疼而彻夜难眠，这是当年在慰安所里被日本人虐待所留下的病根。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睡不着的袁竹林就呆呆地坐在床边，一边回想着过往的一切，一边静静地等待着天明。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慰安妇”问题被全世界人民所关注，越来越多曾当过“慰安妇”的老人站了出来，公开控诉日本人的罪行。

袁竹林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也开始松动起来。

在她看来，自己现在已经七十多岁了，没几年就要去见爹妈了，干脆豁出去将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统统说出去。

也让世人听一听，当年日本那帮恶魔究竟干了多少罪恶的事情。

1992 年 12 月，在日本战后补偿国际听证会中，荷兰幸存者扬·露芙，中国大陆幸存者万爱花、袁竹林以亲身经历证明了亚洲、欧洲女性曾受日军蹂躏的残酷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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