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新领域与新方法

作为构建新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2020年国际中文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2020年6月 16日，经民政部批准，由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参与发起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正式成立，该基金会为非营利民间慈善组织（以下简称“基金会”）。据该基金会官网介绍，“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注册的慈善组织，于2020年6月在北京成立。基金会由27家高校、企业和社会组织联合发起，旨在通过支持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教育项目，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为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7]。基金会章程第二章第七条明确规定其业务范围：“（一）研究提出全球孔子学院和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愿景；（二）制定孔子学院品牌标准和规范，授权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三）评估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办学质量；（四）开展其他符合基金会宗旨的国际中文教育项目等相关业务。”从其简介和章程看，基金会主要负责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品牌运营和质量管理，但在对国际中文教育项目的支持方面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有所交叉。

2020年7月6日，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 该中心为事业单位。原“孔子学院总部”和“国家汉办”两个机构名称不再使用。两个机构的设立将对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带来的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急需深入研究。语合中心的主要职能是：“为发展国际中文教育与促进中外语言 交流合作提供服务，统筹建设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系，参与制定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标准并组织实施；支 持国际中文教师、教材、学科等建设和学术研究；组织实施国际中文教师考试、外国人中文水平系列考试，开展相关评估认定；运行汉语桥、新汉学、奖学金等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品牌项目；组织开展中外语言交流合作等。”[8]从这些职能定位看，语合中心虽为事业单位，但被赋予了管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 科发展的组织领导职能。

上述两个机构的成立，只是国际中文教育体系构建的开始，新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构建面临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三）疫情改变了行业生态，催生了中文教学模式创新

2020年快速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各行各业带来了严重冲击，国际中文教育亦不例外。国际旅行限制、社交空间隔离、校园持续封闭等诸多疫情防控措施，给传统的中文教育形态和组织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迫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改变了教育方式。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中文教育领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导致来华学习中文的人数锐减并对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就业带来冲击。中国来华留学生人数锐减导致短聘中文教师失去工作，长聘教师收入大幅减少。新冠肺炎疫情在许多国家尚未得到控制，也将导致各国教育机构中文学习人数减少，从而给国际中文教育师资就业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一些高校因注册学习中文人数减少而裁减中文教师岗位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传染风险和许多国家的封国政策，也导致拟赴海外以志愿者身份实习的汉语国际教育学生和国家公派教师不得不推迟出国赴任时间。

二是给传统教学模式和观念带来颠覆性影响。长期以来，面对面的课堂教学模式在中国及世界各国的中文教学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然而，为了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而必须实施的人际隔离，使传统的教育形态和组织方式被彻底颠覆，面对面的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被远程虚拟课堂所取代，直播、录播、录播直播并用等教学形式成为新的主要教学方式。为解决时差问题，授课时间不得不进行人性化调整；为适应不同国别学习者的使用习惯，多平台切换成 为许多中文教师的必备技能。腾讯会议、Zoom、Google Glassroom、钉钉、雨课堂、超星、Welink等成为使用较多的教学平台，微信、抖音、快手、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多种社交工具开始用于辅助中文教学。新兴国际中文教育平台快速成长， “全球中文学习平台”“中文联盟”“庞帝智能”“赛酷雅”“唐风汉语”“中文路”“沃动科技”等在线学习平台在数字化中文教育方面崭露头角。

三是极大地推动了国际中文教育技术的普及应用。教学模式的巨大改变，给国际中文教师的技术应用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在线教育模式实施初期，许多教师对各种教学平台缺乏了解，普遍存在 “技术焦虑”。为完成教学任务，对相关应用技术不得不从零开始学习，以至于在教学初期花费比传统课堂教学多几倍的时间精力。调研结果表明，“国际 中文教师数字态度总体较好，对数字能力的态度是正向的、积极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知识呈现出各维度发展不均衡的态势，各维度之间的得分存在显著差异，数字知识和数字技能都存在需要提升的方面”[9]。国际中文教师在熟悉在线教学相关技术后， 其教学观念也会产生根本性反转，从对相关技术的陌生、被动、焦虑和怀疑转变为熟悉、主动、赞赏和积极使用，甚至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轻视远程教育的观念，创造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线上主讲＋社交 媒体辅导训练等多种中文教学模式。这种从“技术焦虑”到“技术能手”的转变，也使教学效率实现了从 “事倍功半”到“事半功倍”的根本性变化。上述转变 客观地反映了教育技术在疫情之下得以快速普及的 “意外收获”，对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

四是对在线中文教育资源供给和理论支撑带来挑战。由于疫情暴发，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在线教育被迫仓促上阵，因此，该领域也暴露出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如缺乏与在线教育高度匹配的数字化中文教学资源；缺乏适合在线教育的课程体系，许多课程不得不边建设边使用，边探索边优化，边使用边迭代更新；世界各国网络保障条件差异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网络及设备条件不能很好地满足在线中文教育需要；国际中文教师培养中技术教育缺失，如许多学校的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中，缺少中文教育技术 训练相关课程或训练环节；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教育理念、教育模式等方面存在一些空白 点和短板，缺乏较为成熟的在线中文教育理论体系，如在线中文教学基本原则、方法、模式、学习心理、在线评价系统等，全球在线中文教育均处于缺乏科学 理论指导的自我探索之中，难免要走许多弯路。

五是促进数字化中文教育技术加速创新。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各国各类学校的中文教育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将传统的课堂教学转变为在线教学。疫情暴发后，在线教育相关企业为满足疫情防控需要，快速做出应急反应，及时优化了教学平台功能，快速开发了多种教学资源和工具。许多教学机构及时调整教学组织管理形式，摸索在线教学新模式。不论是管理者、教师还是学生都不得不学习使用各 种教学平台、教学软件，确保在线教学顺利开展。因此，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地推动了在线中文教育相关技术的加速创新发展。

六是为国际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途径。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建设的扎实推进，各国中文人才需求持续增长，学习中文成为许多国家民众的“教育刚需”。“国际中文教学资源具有提供中文教学内容， 承载中华文化，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功能，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发 挥积极作用。”[10]“我国已成为中文教学资源最大产出国”[11]；然而，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资源还不能充分满足世界各国的中文学习需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国际中文教育界在没有任何提前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实施在线教育，且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良好效果。越来越多的在线中文教学个案反馈表明，在线中文教学效果超过教师和学习者预期。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在世界许多国家中文教育资源不足，而我国的部分中文教师由于多种原因不愿出国任教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在线中文教育，完全可能成为推动国际中文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

二、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内涵与研究新领域

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历经四十余年，汉语教学学科依次经历了从 “对外汉语教学”到 “汉语国际教育”，再到“国际中文教育”的迭代升级。学科内涵也随之在继承中创新，在升级中拓展，在服务事业发展中深化。学科内涵决定着研究领域，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学科内涵。令人欣慰的是，学界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学科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郭熙认为，国际中文教育可以定义为：中文在全球的传播与传承工作，它包括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 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12] 王辉认为，“国际中文教育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概念，涉及全球范围的各类汉语教学，既可包括国内面向留学生的 ‘对外汉语教学’，又可包括国外面向当地居民的汉语教学及面向华侨华人的华文教育，既涉及学历教育，又涉及非学历教育。‘对外汉语教学’ ‘汉语国际教育’及 ‘海外华文教育’三者可放置于 ‘国际中文教育’框架下”[13]。笔者基本同意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但术语内涵理解及表述方面略有差异，建议将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表述为：国际中文教育包括中国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国外的中文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和海外华文教育三大组成部分，既包括各层次学历教育也包括各类非学历培训。其实，这一表述与郭熙和王辉所表述的内容是一致的，只是把郭熙的“海外的国际中文教学”和王辉的“汉语国际教育”改为 “国外的中文作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教学”，这样从学理上看更清晰一些。

从 “对外汉语教学”到 “汉语国际教育”，再到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重点一直在发生变化。如果我们把 “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内容分为内部问题和外部问题研究两大类，那么， “对外汉语教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主要是与教学紧密相关的内部问题，侧重于 “汉语语言学、汉语习得理论、汉语教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学等基础理论和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测试评估、教学管理和教师培养等应用研究”[14]，总体上以微观研究为主。进入 “汉语国际教育”和“国际中文教育”的新时代，相关研究应紧扣时代脉搏，才能更好地服务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的快速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冲击的背景下，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秩序进入重新分化组合的变革进程之中，国际中文教育置身其中，必然在诸多方面受到直接和间接影响。因此，其研究领域不仅要做好内部问题研究，即教学相关的各个方面的研究，而且要高度重视外部问题的研究，即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对国际中文教育影响的研究。基于上述认识， 笔者提出国际中文教育的八个研究领域。

（一）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对中文教育的影响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受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大。一个国家与中国关系的状况、经贸合作交流的程度，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常常对本国中文教育产生重要影响。国际政治对中文教育的影响往往通过制定促进或阻碍中文教育发展的国家政策体现，如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末，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关系恶化，印尼采取反华排华政策，其中之一便是禁止教授华文并关闭华校，此政策延续约30年，导致印尼华文教育中断30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印尼关系持续向好发展，中文教育相 关政策彻底改变，推动了印尼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又如泰国20世纪冷战时期长期跟随西方阵营，中泰关系处于低潮，导致中文课程长期被排除在中小学课程目录之外。随着中泰关系的改善，1992年泰国教育部将中文课程列入了中小学课程目录，并陆续推出了《泰国促 进汉语教学，提高国家竞争力规划》[15]等一系列政策，推动泰国中文教育取得了快速发展，使泰国成为全球中文教育发展的先进典型。近年来美国实施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战略，通过《国防授权法案（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of the United States)》中 关于孔子学院和中文领航项目 “二选一”的政策，使一批已经建立孔子学院多年的大学不得不选择美国国防部主导的中文领航项目而关闭孔子学院，导致美国孔子学院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际政治对中文教育的影响一般通过相关政策实施，因此，对各国中文教育相关政策的研究可精准把握国别中文教育走向，为国际中文教育发展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国际经济贸易对各国中文教育具有多种形式的推动作用，目前相关研究才刚刚起步，如《国际贸易与海外经贸领域汉语教育相关性研究》[16] 《基于经贸领域需求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17]等。此类问题属于国际中文教育的外部问题，但往往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且在各类国家社科基金等科研项目立项中占比较高，是非常需要研究的重要领域。

（二）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研究

学科理论体系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都进入了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 我们需要构建一套崭新的学科理论体系，以支撑学科建设和事业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构建应着力夯实基础，兼顾系统性与分支领域特色、注重原创性与本土性、突出时代性与国际性，遵循主动服务中国国家战略和世界各国中文教育需求，注重继承、转型与重构等基本策略。在内容和框架上涵盖学科基本理论、学科应用理论、区域／国别／语别中文教育特色理论和国际中文教育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理论。”[18]主要理论体系框架见表１：

（三）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研究

任何事物都自成系统并由若干层层细化的子系统组成一个有机体系。国际中文教育也不例外，从全球视角看它是一个包括世界各国中文教育子系统在内的中文教育大系统；从跨国区域、国别、国内地区等视角考察，则又有区域系统、国别系统、国内地区系统等；从国际中文教育的要素考察，又可分为师资系统、教学资源系统、教学理论方法系统、政策系统、标准体系，等等。总之，对国际中文教育不同层次、不同专题、不同类型系统的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全球、区域、国别、语别、专题的整体面貌。

（四）“三教”问题研究

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教师、教学资源和教学法，学界习惯称为“三教”。“三教”是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文师资、教学资源和教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既可直接应用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又可丰富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教师是中文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可以从中文师资教育体系和与其紧密相关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实习实践等方面开展研究，也可以研究国际中文师资相关政策、供需状况、师资评价、师资类别、职业 发展、区域国别比较，等等。国际中文教学资源研究可以分纸质和数字化两大类，并可进一步细分，如纸质教学资源可以细分为纸质教材和教辅材料，教辅材料又可分为教师用书、练习册、学习辅导、工具书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可细分为数字教材、慕课、微课、 教学应用程序、教学网站、教学平台等等。对这些教学资源的深入研究和开发应用，既有利于提高效率和质量，也有利于教学资源相关理论体系构建。教学法则应包括教学理论与方法两大部分，我们以研究如何借鉴国外第二语言教学理论与方法在文教学中的应用问题，但应该更加重视基于中文色的国际中文教育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如汉字教学 理论与方法，语言要素的国别化、语别化教学，中华文化教学，中文的习得、认知与测试研究等。今后还应该高度重视新兴技术，如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国际中文教育中应用的研究。

（五）国际中文教育项目管理研究

全球中文教育项目很多，对推动中文教育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项目中有众所周知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汉语桥大赛、汉教英雄会、汉语微课大赛 等著名项目，其他国家还有许多各具特色的中文教学项目，如一些学校开展的高层次人才中外联合培养项目，美国的中文领航项目，中文沉浸式项目，高校暑期来华中文教学项目，英国的“中文培优计划” 项目，泰国的“宝石王杯”汉语大赛等等。这些项目的策划、实施、效果也很值得研究，一些优质项目的 经验和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对中文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借鉴价值。

（六）国际中文教育中的典型案例研究

各国中文教育实践中常常出现一些典型案例，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均具有研究价值。案例有大有小，大者可至国家甚至包括多个国家和地区， 如泰国便是一个中文教育快速发展的先进典型案例，马来西亚则是华文教育体系最完善的国家案例， 东南亚地区则是华人移民中文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最典型的地区案例。小者可为学校、班级甚至师生个体，如中文教育特色鲜明的学校可以作为案例，高水平中文学习者、表现优异或特殊的外派汉语教师、 志愿者等也可以是案例。通过对典型案例的研究，可以为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借鉴。

（七）中文国际传播研究

中文和中华文化如何从中国向世界传播，包括传播现状与传播历史，全球、区域和国别传播相关的各种问题，如区域、国别传播整体状况与比较，传播要素如政策、途径、学习者群体、学习者人数、传播体制机制、传播资源配置、传播体系建设、传播中的跨文化问题，中文和中华文化传播对提升我国软实力的影响等研究具有直接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笔者指导中外博士生撰写的四十余篇博士学位论文涉及泰国、缅甸、越南、马来西亚、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 、韩国、美国以及部分区域如东南亚、中亚、中东欧中文传播的整体性问题和一些中文国 际传播专题性问题研究，如汉语国际传播史、华人移 民对中文国际传播的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组织比较、中文国际传播对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等研究。这些研究多为前人很少涉足的领域，对后续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八）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技术应用研究

当今世界，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市场驱动下，新兴技术会快速渗透到各个行业。在国际中文教育领域，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正快速融入。国际中文教育与技术融合给该领域带来了深刻变革，不仅催生了数字化教学资源的研发，如数字教材、数字教辅资料、数字教学平台、数字资源平台、中文教学小程序等，更重要的是颠覆了人们对数字化教学方式的认知，从固守传统的课堂教学向对在线教育优势认可的转变，并主动提升应对 新兴技术带来的变革与挑战。许多从业者已经成为技术应用的积极推动者、创新者和引领者。由于在线中文教育具有超越时空障碍、大幅降低学习成本等优势，随着技术不断进步，即使疫情结束后，在线中文教育方式也将长期存在，甚至将获得更加迅速的发展。这将为我们深入开展国际中文教育与技术 融合的相关研究拓展广阔空间。

三、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新方法

（一）问题本位研究法

科学研究有许多方法，并各有其合理性。但目前学界存在一种过度推崇国外理论，在研究中被理论牵着鼻子走而迷失了探索事物内在本质和规律初衷的错误倾向。这一问题尤其在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相关研究中最为明显。一些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论文，片面追求所谓的“理论性”。问题研究还没真正开始，便用大量篇幅阐述理论基础，试图用某一理论指导其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由于学术自信不够， 研究往往并非从研究对象的本质出发，而是牵强套用关联性很弱甚至完全没有关系的理论，在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机械关联，从而导致研究者丧失独立思维，得出离开事物本原的牵强附会的研究结论。这样的研究不能客观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能揭示事 物背后的规律，自然也不能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有时可能还会危害这项事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提出“问题本位研究法”，用于国际中文教育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问题 本位研究法”是研究方法论，而非具体方法，也可以 称为“问题本位观”，是指在科学研究中高度重视对问题本身的研究，通过对问题本身的深入研究揭示问题背后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方法。“问题本位研究法”与科学研究中的“问题导向”提法既有联系又 有本质区别。“问题导向”是指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选题过程中，要选择经济社会发展或学科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即要研究真问题，而“问题本位研究法”则是一种方法论，即在确定需要研究的问题后，应深入研究问题本身，即要真研究问题。问题本位研究法并不排斥理论，只是强调研究中要首先把问题研究清楚，然后再探索问题背后的理论问题，在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过程中也应参考借鉴其他相关理论，力求超越已有理论，提出创新观点，并将其应用于实践。“从问题出发，从问题到理论，用理论解决问题”[19]可以很好地诠释“问题本位研究法”的本意。

（二）全球视野比较法

结合笔者及带领的研究团队长期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相关研究的体悟，笔者曾在2013年提出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的“全球视野比较法”[20]。经过十余年来的应用，证明这也是一种比较适合于国际中文教育的研究方法。“全球视野比较法”是指对国际中文教育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时，应将其置于全球视野下，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同类或相似问题进行比较，力求发现其共性特征和个性差异的研究方法。“全球视野比较法”强调的国际视野，并非要求在所有国家间比较，区域比较也属于全球视野比较。“全球视野比较法”强调全球视野下大洲之间、区域之间、国家之间、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不同语言背景之下国际中文教育问题的定量和定性的比较研究。通过这种比较，发现世界各国中文教育有关问题在上述比较单位之间的共性、差异、各自特征及其规律。因此，这是一种与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高度契合的研究方法。阐释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状况，需要大量的全球视野比较研究，中文教育的国别综合比较、地区比较、各个纵向领域的专题比较也往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因而全球视野下的各种综合和专题比较都会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重要研究领域，例如不同国别中文教育政策、教学资源、教学法（含教学模式）、中文师资培养、中文教育状况等方面的研究都可以使用全球视野比较法，以提高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全球视野比较法”还有助于研究者通过研究逐渐构建全球化理念。全球视野比较法既是一种具体的方法，也是一种方法论，是指在研究国际中文教育问题时不仅要关注研究对象本身，而且要将其置于全球背景下考察，努力揭示该研究对象在全球背景下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共性和差异，在研究过程中 逐渐树立全球化意识，形成国际化思维习惯。一个研究者如果长期使用全球视野比较法，将有助于拓展其国际视野并助力其建构全球化理念，有助于其研究成果的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传播。

（三）整体系统分析法

笔者曾在2013年提出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中的 “宏观系统分析法”[21]，这一方法在课题选题上，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乃至于全球中文传播状况的研究方面发挥了方法论指导作用。但少数读者在学习使用中对此方法容易产生误读，认为宏观系统分析法只能用于研究宏观问题。众所周知，宏观和微观是相对的，不能说只有研究全球、地区和国别的问题才叫宏观问题，相对于一些强调细节研究的选题来说，许多关于事物整体性的研究都可以归入宏观范畴。为避免对此方法的误读，笔者将原来的“宏观系统分析法”更名为“整体系统分析法”并结合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学科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指出此方法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根据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及相关研究需要，笔者提出了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的“整体系统分析法”。“整体系统分析法”是一种以系统论及系统分析法为基础，主要从整体视角研究问题的总体特征和解决办法，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基础上力求从整体上把 握问题本质和规律的研究方法。 “整体系统分析法” 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着眼整体把握；二是进行系统分析；三是提出解决方案；四是力求理论发现。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整体”概念具有层次性，主要包括全球、区域、次区域、国别、地区（国家内部）、语别、学校、特定群体等不同层次。因此，“整体系统分析法”对课题选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如国家社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就是把全球中文传播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研究”是把一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

系统可大可小，如全球中文教育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各国的中文教育体系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孔子学院又是国际中文教育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中文教育中的教师、教学资源、教学法也是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课题涉及领域广泛，研究内容纷繁复杂，但研究目标比较明确， 通常是为了解决某一方面问题或为了完成某一务，急需大量的整体系统研究。研究中需要从全球 中文教育或某一国别、地区中文教育的整体视角把握大局，要站得高、看得远，善于鉴别筛选有价值的材料，并进行综合分析处理，最后得出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成果。因此，这种方法较适合于国际中文教育方略、对策、专项调研、项目论证等综合性较强的课题的研究。

采用整体系统分析法进行研究，可以参考以下步骤：一是锁定中文教育系统及目标，如全球系统、国别系统、区域系统、语别系统、文化系统、综合系统、专题系统等；二是进行深入调研，获取相关资料；三是中文教育系统要素分析，如教师、教材、教学法、中文教育政策、教育体制、中文教育基础等；四是中 文教育环境分析，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五是国际中文教育资源分析，如经费、人力、校舍、设施、图书等；六是中文教育系统运行体制和运营机制分析，如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市场运作还是计划配置等；七是大系统分析，根据各系统要素或子系统研究结论进行整合，形成大系统整体研究结果，并提出解决方案；八是对系统进行理论分析，揭示问题本质并进行理论升华。

（四）基于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方法

基于大数据的量化研究方法是当前广泛应用于各学科的新兴研究方法，在量化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必要倡导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领域积极使用。大数据（BigData）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大数据可分为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等类型，目前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主要利用结构化数据，未来随着技术进步，应争取利用更多的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基于大数据的国际中文教育量化研究刚刚开始，前景广阔。如在“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研究”和“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两个课题研究中，我们就使用了大数据技术获取世界各国网络中的中文教学资源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深入的量化研究。未来国际中文教育的中文学习意愿、学习者人数建模研究、中文专业设置、人才培养、供需状况等许多研究领域 都需要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结语

国际中文教育既是一项紧密服务国家战略的事业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学科。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教育，再到国际中文教育的迭代升级，给学界带来了许多挑战，但也带来了很多机遇。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开启了构建新的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的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的新时代。只有把握时代脉搏，不断开拓研究领域，创新研究方法，才能使我们永葆学术活力，不断推出精品力作，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和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和学科发展，推动中文和中华文化加快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

（作者简介：吴应辉，男，云南宣威人，法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华文教育研究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李宇明：《强国的语言与语言的强国》，《光明日报》，2004年7月28日。

[2]吴应辉：《国家硬实力是语言国际传播的决定性因素》，《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1年第１期。

[3]李宝贵，刘家宁：《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的转型向度、现实挑战及因应对策》，《世界汉语教学》，2021年第１期。

[4]吴应辉：《汉语国际教育面临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5]2019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于2019年12月9日至10日在湖南长沙召开，这是首次国际中文教育大会，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副部长田学军等领导出席大会。

[7]《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简介》，https://www.cief.org.cn/jj，2021年10月5日。

[8]《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简介》，www.Chinese.cn/page/#/pcpage/publicinfodetail?id=140,2021年10月7日。

[9]刘玉屏，李晓东，郝佳昕：《国际中文教师数字能力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21年第3期。

[10]吴应辉，梁宇，郭晶，等：《全球中文教学资源现状与展望》，《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1年第5期。

[11]马箭飞，梁宇，吴应辉，等：《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建设70年：成就与展望》，《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12]郭熙，林瑀欢：《明确“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6日。

[14]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9页。

[15]吴应辉，龙伟华，冯忠芳，等：《泰国促进汉语教学，提高国家竞争力规划》，《国际汉语教育》，2009年第１期。

[16]曾晨刚：《国际贸易与海外经贸领域汉语教育相关性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

[17]余江英：《基于经贸领域需求的汉语国际传播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年。

[18]吴应辉，梁宇：《国际中文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构建》， 《教育研究》，2020年第12期。

[19]崔希亮：《从问题到理论还是从理论到问题》，《汉语国际传播研究》，2011年第２期。

[20]吴应辉：《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6-187页。

[21]吴应辉：《汉语国际传播研究理论与方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83-185页。

今日责编：Cecily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