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读后感

有人说过，在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位伟大的“马克斯”，一位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一位是大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还有一位就是社会学奠基人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他曾经对科学与现代社会进行过深入的反思，一生中视野开阔、涉猎广泛、著述丰富，是典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被人提及时，也经常会带上“大思想家”的前缀。

而这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他所创作的社会学著作，首次发表于1904—1905年《社会政治与社会政治文献》杂志20-21期上，后收录于1920年的《宗教社会学文集》，并于1930年被第一次翻译为英文。在该书中，韦伯在肯定精神与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力的前提下，阐述了新教伦理与潜藏在资本主义发展后面的某种心理驱动力（即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某些关系，对于这种关系，韦伯谨慎地使用了一个化学用语，“选择性亲和”或者翻译为“内在性亲和”。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对韦伯提到的“资本主义精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为这是我的读后感，我本人亦非社会学专业人士，所以可能有不少偏颇和错误，以下都是我的一家之言，大家姑且听之，觉得不对了姑且骂之。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资本主义精神，正确来说应该是“近代资本主义“或”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与之相对的是“传统资本主义”，以及“当代资本主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对他谈论的“资本主义”进行了明确的限定：“本文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指的是近代的资本主义。因为，此处所谈的仅止于此种欧洲及美国的资本主义，这自然是由于提问的方式使然。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与中世纪，都曾有过‘资本主义’。”

对此，我就先开门见山地说一句，马克斯韦伯所提到的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我认为在当代已经基本见不到了，同时，就算它依旧存在，也掩盖不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

韦伯对他所定义出的那种“理想”的现代资本主义，是有严格的限制的，即不以抢劫、掠夺等暴力手段获得原始积累，而是以合理的计算收支、有条理地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来使得资本增值，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韦伯以对美国独立有重大贡献的著名的政治家、科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例，来举证和分析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曾经说过，“认为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违犯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富兰克林这句话中体现出来的这种观念、伦理、精神，就是说韦伯所谓的，或者说他所理解、所定义的“资本主义精神”。

更具体来说，就是指个人把努力使自己资本增值或以其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拥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应当把使自己的资本增值当作一种目的、一种责任——或者借用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一个词来说，这是一种上帝给人安排的“天职”——并且还是美德和能力的表现。对此，韦伯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在这种精神存在的同时，还有一种“理性主义”作为其强力的内核驱动因素。在韦伯看来，大部分与理性资本主义有关的因素都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西方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的一般特征，就是理性主义，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整个西方文明的传统。对此我表示怀疑，世界如此之大，人类历史如此悠久，又怎可能断言理性主义时西方文明所独有的呢。更何况西方文明也可以是一个筐，地中海文明起源自埃及，发扬于希腊、罗马，期间还有北欧维京海盗、日耳曼野蛮人登上舞台，更有强大的匈人、奥斯曼帝国、蒙古帝国占据一席之地，单纯一个“西方文明”，又是如何界定和划分和其他类型文明的界线的呢？或者说，与“西方文明”并列的，都是些什么呢？难道是要天下四分，分为西方、非洲、中东、远东？我尊重韦伯先生的研究与智慧，但我也对他的这种认知表示怀疑。当然，理性主义是一件进步的事物，是一件对人类有益的事物，我们要尊重、学习并发扬理性主义，让理性主义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认可理性主义，和认定理性主义是西方独有的东西，这是两回事。

同时，韦伯也清晰地认识到，虽然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在起源时与宗教伦理关系密切，但很快这种资本主义也与其宗教根基一刀两断，成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通常是在纯正宗教热潮已经过了巅峰之时，也就是追求天国的奋斗开始慢慢消解成冷静的职业道德，宗教的根基逐渐枯萎，并且被功利的现实执着所取代……”在此意义上，宗教意义上的“朝圣者”逐渐被资本主义发展之中的诞生的“经济人”这一身份所取代，后世的资本主义（即当代资本主义）与宗教改革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不能同日而语了。

韦伯曾经多次强调，贪婪是存在于各个民族之中的，这也是传统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现代资本主义所拥有的这种理性主义，反而是对这种贪婪的一种管制和约束。然而事实却如我们所见，理性对资本主义在贪婪这件事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变本加厉。

如果说“不断地努力使资本增值”是一位资本家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天职，那么这种职业道德和伦理天职就会驱使着他不断地降低成本、增加利润、扩宽市场、加大产业规模，具体体现出来就是降低员工待遇、获取廉价原材料、剥削更多剩余价值、抢占更多生产资料、拉动更多消费需求。由此又引发出圈地、殖民地运作、打压工人运动、挑动战争、鼓吹消费主义等资本主义常见操作，从而造成了无数惨剧，全球底层百姓受苦受难、流离失所，哪里有抵抗，哪里就有屠戮和毁灭。而就算是没有被暴力波及的地域，又会消费主义横行，拜金成为信仰，贫富差距拉大，阶级割裂严重等情形发生。

毕竟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杀掉某些人群、封住某些人的口、毁掉某些美好事物所付出的代价，比资本无法继续快速大量增值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流失要小得多，而且这一切都是符合其职业道德和伦理道德的，不用受到任何道德约束和内心谴责。毕竟在基督教新教让·加尔文宗的观点看来，人死后能否被上帝所救赎，取决于上帝早就做好、甚至可能是在创世纪之前做好的判断，或者说是给各个人类分别定下的“天命”，你做过什么和没做什么，并不能决定你死后的命运。资本家们拼命地完成自己被上帝赋予的“让资本增值”的这个“天职”，反而更能进一步体现自己是被这个“天命”所选中的“天选之人”。简而言之，无论资本家们做了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无法撼动上帝的选择，上帝的行为和想法是不会被普通人类的行为和想法所左右的，如果上帝想要挽救你，那么你是个十恶不赦的刽子手也无所谓，如果上帝想要抛弃你，你就是修桥铺路大搞慈善也毫无用途。这种宗教伦理客观上助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开明进步，然而早期清教徒式的克己与慈悲早已被时代所抛弃，正如上文韦伯所说，与宗教伦理斩断了根基，更不要提资本主义全球化后，那些与基督徒毫无关系的资本主义社会了，基督教里善良的一面在理性的资本眼中毫无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更进一步的说，就算是资本家在运作资本时内心带有善意，那他也无法撼动资本运作、扩张、增值中的种种罪孽。就好比一个小偷心怀着歉意，心中念念有词地祷告着偷东西，那他还是偷东西了，还是对别人造成了伤害，和他的主观想法无关。

甚至这一切“理性”的资本主义行为都是合法的，毕竟法律总是滞后于科技与商业模式的发展，法律体系是不会清算颁布之前的违法行为的，而资本家们等到法律出来后再行改正其行为就好了。更进一步的是，很多政府、立法、司法机构本身就是与资本相互勾结杂糅起来的，资本已然是权力的重要一环了。读过或者看过我国著名戏剧《雷雨》的朋友们想必都能记得，里面的反派资本家是如何通过故意造成施工事故来理性地挣得拿人命换来的钱的。甚至还有很多资本主义的信徒为其叫好，说他作为资本家的的行为是正当的，就算怪罪也应该怪法律体系不完毕，劳工们的自我保护能力差。你看看，这说的是人话吗？受害者有罪论玩的一套一套的。

如果说货币的购买力和汇率是一个政权集体的综合实力和权力的体现，那么由大量资本就是某些权力大量堆积的合集。人们常常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让权力作为公仆好好地服务人民大众。可是资本呢？是不是也该把资本好好地监管起来，给资本的自由不断地划定严格的边界？

以上，算是我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读后感。如果有读者问我该如何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种种问题，那我可以简单地回答，坚持探索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既然资本主义追求理性的增值，那我们就必须不断地通过阶级斗争来让他们看到，想要通过压榨无产阶级、控制公共权力、发动侵略战争来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增值资本，是万难做到的，或者要付出巨大成本和代价的，也只有这样，他们的“理性”才会有所退缩和让步。

如果有读者对我这个答案嗤之以鼻，或者发出嘲笑，那我只能再吟某位伟人的两句词了：“无需放屁！且看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