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

二、 英语教育政策与实践

斯里兰卡的英语教育始于殖民时代，当时教会为了传播基督教而向民众提供有限的英语教育。1833年，英国派遣到斯里兰卡的科尔布鲁克·卡梅隆委员会在报告中推荐将英语同时作为行政语言和教育语言，提议选择部分学校开展以英语为媒介语的教学。然而，以维系殖民统治为目的的教育并未真正提升斯里兰卡人的英语水平。195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殖民教育，会讲英语的民众只占斯里兰卡人口的7.4%。

独立以后的30年里，由于民族情绪高涨、国有化战略施行以及政局动荡不安，斯里兰卡的各项政策逐渐趋向于保守，英语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边缘化。直到1977年，新政府上台后推行综合改革，对外经贸和外资准入才逐步放开，私有企业和旅游业也开始获得发展，社会对英语的需求不断增大，同时英语作为国内僧伽罗人与泰米尔等少数族群沟通的“桥梁”也获得一致认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开始采取多项措施促进英语教育的发展。

首先，重视英语师资建设。大多数斯里兰卡人希望学习英语，但长期以来斯里兰卡官方和主要政党却拒绝让英语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这一方面固然与师资短缺有关，但同时也有政治方面的考虑。这一政策加剧了少数族群的边缘化，也造成合格英语师资的短缺，从而导致了斯里兰卡英语教育质量的恶性循环。

在此背景下，政府于1985年成立了英语教育高等研究院，为中小学教师提供培训，为合格学员颁发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学历证书、英语语言教育者证书等。该研究院的许多员工被送往英国知名高校进修或攻读研究生，回国后教授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相关课程，教学水平、教学质量都比较高。为解决师资短缺问题，全国各地成立了多个英语语言中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文化委员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一些国际组织与志愿者的帮助下开展师资培训工作。政府还通过对在职中学英语教师的通用英语课程教学水平进行评估等方式，进一步确保英语师资队伍的质量。

第二，集中国内外力量抓好各种类型课程的开发。吸引亚洲基金会等一批国外机构与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密切合作，为英语教育提供各方面的课程资源。亚洲基金会曾派遣顾问帮助斯里兰卡九所大学建设英语精读课程与科技英语、法律英语等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第三，前移英语教育起始时间。从1999年开始，将以会话交际为主要形式的英语教学引入一年级课程；从三年级开始，学生开始使用必要的教科书、辅导书、听力磁带等补充教学材料进行正式的英语学习。

第四，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评估，适时推行双语教育政策。2003年，政府决定在教育体系内引入双语政策，强化中学阶段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教育，从而使学生获得进入大学深造及将来进入职场所必需的英语能力。缺乏师资的中学，由国家教育研究院、国家教育学院以及其他大学的毕业生及时补充。此外，双语教育政策实施的情况下，中学仍将英语作为一门科目进行教学，以保证学生的语言能力达到学习要求。

第五，多措并举推进教材建设。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政府先与国外机构合作编写了English for Me 、English Everyday 、An Integrated Course in English for A-Level 等面向不同年龄群体英语学习者的教材。针对英语学习起始年龄提前的情况，国家教育研究院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合作出版了供3到5年级学生使用的教科书。同时，政府还大力培养本土的教材开发者与编写者，逐步摆脱对外部援助的依赖。随着双语教育政策在中学的实施，政府规定必须用英语来编写相应的课程教材；对于数学和科学等课程，也可采用改编英美等国教材的方法。此外，国家还决定免费为中小学提供教材。这些举措对于学习者起到了正面的激励作用。

第六，逐渐重视英语口语交际水平的提高。2008年，斯里兰卡政府启动“英语作为生活技能项目”。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推动民众接受“斯里兰卡英语”这一英语口语变体，增强民众用英语进行口语交际的信心；同时，通过项目实施培养能教授口语交际课程的合格英语师资，从而为在“普通教育证书考试（一般水平）”中增加听说能力测试做好准备。把英语交际能力作为一项生活技能进行普及，显示了政府推进英语教育的决心，英语属于精英阶层这一刻板印象也逐渐弱化。

三、 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斯里兰卡英语教育政策

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背后，通常都有复杂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权利、语言与国家利益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语言教育的生态环境。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经过长期的探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有助于实现国内语言生态平衡的英语教育政策。从国家战略角度审视，斯里兰卡的英语教育政策在以下两个方面的经验值得关注：

首先，斯里兰卡的英语教育政策建立在平衡国内各族群利益的基础上。英语教育在斯里兰卡的曲折命运，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近年来斯里兰卡英语教育的发展，缓解了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等少数族群的矛盾，英语也从“阶层隔离之剑”变成了促进民族和谐交往的润滑剂以及加速阶层流动、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力量。

其次，近年来斯里兰卡的英语教育政策与实践顺应了国家崛起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在借助国际社会力量发展本国英语教育的同时，政府也积极扶持“斯里兰卡英语”，重视本土化的教材、师资和课程建设，这既便于与国际接轨，接受先进的国际理念与经验，也有助于树立斯里兰卡作为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独立意识和文化自信。

语言与国家利益休戚相关，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基于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经科学研判后制定，必须以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要为根本诉求，这是斯里兰卡的英语教育政策与实践带给我们的基本启示。

[本文系国家语委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关键本土语言研究（项目编号ZAI135-78）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全球胜任力视域下上海大中小学外语教育规划研究”（项目编号2019BYY017）的阶段性成果。]

文/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邓世平

内容来源：《21世纪英语教育》2020年6月刊（总第310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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