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命运的交织

1. 引言

马可·奥勒留(121~180)活动于公元二世纪的罗马，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作为晚期斯多葛学派的三大代表人物之一，他也是“五贤帝”的最后一位，此后的罗马帝国不可遏止地走向衰落，所谓“三世纪危机”正是其体现。而这样的衰落不仅限于政治经济的糟糕状况，如奴隶起义、蛮族战争等。在思想文化领域，罗马帝国引以为豪的多神教信仰、官方推崇的斯多葛哲学似乎也走到了末路。基督教迅速崛起，罗马帝国的精神支柱正在变更。“即使马可·奥勒留凭借其坚定精神和智慧，夙兴夜寐地工作，也不能阻挡古罗马帝国的颓势。” [1] 对这一段历史进行考察，可以更好地理解罗马帝国当时思想的转变，以及帝国本身的衰落。

《沉思录》一般而言指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在其生命篇章中为自己而写的书，内容多以短句、段落的形式呈现，不成有体系的文章，但处处是对理性、命运、自由等主题的探讨。可能因为同属斯多葛学派，中央编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沉思录Ⅱ》和《沉思录Ⅲ》，包含的是爱比克泰德(Epictetus)和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思想内容，在此不将其纳入讨论的范围。

关于《沉思录》的版本，何怀宏在《品读》中有一个大致的分析。杰里米·柯里尔(Jeremy Collier)和乔治·朗(George Long)贡献了主要的英文译本，中译本也基本出自于这两者。中文的相关译注还是比较多，梁实秋、朱汝庆、王焕生、何怀宏等都曾顺利翻译出版过《沉思录》。其中王焕生先生是直接翻译的古希腊语，没有通过英文转译。在本文中引用的相关原文主要参考何怀宏的《品读》，因为这本书出版时间是2016年，相对较晚，吸收了很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且作者对斯多葛学派有训练和了解 [1] 。

《沉思录》是马可的自省之书，并未想要公之于众，很多内容是他在军马生涯中写出的，也被译作《马上沉思录》。哲学史上对其评价很高，罗素(William Russell)认为《沉思录》体现了斯多葛学派伦理学与神学、自由意志与定命论之间的矛盾 [2] 。当前很多关于奥勒留与《沉思录》的研究也是从哲学视角切入的。当然，马可不只是哲学家，对他自己来说，可能更重要的是作为罗马的统治者治理国家。所以，对马可和《沉思录》成书的历史背景进行分析，可以作为对其哲学思想考察的重要补充。布伦特(P. A. Brunt)认为粗略的解读确实会显示出马可主要关注宇宙的神圣秩序和人类在宇宙秩序中的位置，其中明显暗示个人的内容是少见的。但如果他的反思，与其个人经历的痕迹相差甚远的话，这会令人感到匪夷所思。马可在《沉思录》中经常重复某些主题，显示出他对作为统治者的专注。除此之外，在书中还有其他需要发掘认识的历史价值。所以，不能仅仅把这部作品看作是一本精神日记，或者忽视其哲学意义之外的其他价值 [3] 。当然，《沉思录》的成书也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样在《西方哲学史》中，罗素提到，“但即使是他们，也不能超出于他们自己时代更大的善与恶的范围之外……斯多葛派的伦理学投合了爱比克泰德和马尔库斯·奥勒留的时代，因为它的福音是一种忍受的福音而不是一种希望的福音。” [2]

无论是从《沉思录》的内容还是成因上看，其历史价值都值得重视。在此主要关注它的成书原因。首先《沉思录》是用古希腊语写成的，即使现在已经有很多译本，但若没有足够的语言能力，想要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是很难做到的。其次《沉思录》中有很多哲学思考，对内容的解读要求对当时以及之前的哲学环境有充分的了解，比如柏拉图、学园派、犬儒主义、伊比鸠鲁学派等等。甚至是在基督教中，部分概念也和斯多葛学派有一脉相承之处。马可的行文方式也加大了理解难度。书的内容本身不成完整的体系，碎片化式的箴言交织着历史与哲学，难解难分。若从成书的背景入手，分析与之相关的历史情境，能更深刻地认识马可·奥勒留身为帝王与哲学家的多重面相，进而试图拨开罗马帝国转向衰落的迷雾。

从史料入手，以史料的分析、解读为基础，是很重要的研究途径。但可惜的是，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留下来直接的文献史料并不算丰富。其中，比较有名的是《罗马君王传》(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这是一本从公元117年到公元284年元首们的传记汇编，不过有学者认为这个汇编的质量并不高，引用虚假的事实和伪造的书信。对汇编进行补充的重要史料来自于赫洛狄亚努斯(Herodianus)，但作者把着重点放在马可死后的罗马帝国，记载止于马克西姆斯(Gaius Julius Verus Maximinus)逝世，即公元238年 [4] 。当然，铭文、纸草、钱币等也是重要的原始史料，相对于共和国时期也更多，不过使用的难度也较大。

好在前人的研究已是汗牛充栋，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作为古典世界的一部分，罗马就已经受到很多关注。“文艺复兴时代复兴古典学术方面最大的成就，是古典文献的搜集与整理。” [5] 此后博物学兴起，钱币、铭文、碑刻等实物史料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至今日，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已经沉淀了数个世纪的研究成果。所以，对于《沉思录》成因的探究，现在能做到的，是在前人解读、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整合与分析。希望最后能够经由不断地思考与求证，对相关问题形成初步的认识。

目前国内对马可·奥勒留的研究主要从哲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在哲学史上的作用或者现实意义等。强调马可身为皇帝与哲学家，有着身份多重性的同时，又特别注重对马可思想中道德意义的发掘，以资今人借鉴。

在国内的研究论文中，质量比较高的是岳衡的《论马可·奥勒留的善恶观》 [6] ，以及金鑫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德性观》 [7] 。前者更注重从《沉思录》的文本中寻找马可哲学上蛛丝马迹，和历史的联系并不多。而后者以《沉思录》为基础，从罗马帝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宗教、社会等方面分析其德性观，参考价值较大。

现代学者写作的传记，国内翻译过来了两本。一本是弗兰克·麦克林恩(Frank Mclynn)的《马可·奥勒留》 [8] ，一本是亨利·怀特·塞奇威克(Henry Dwight Seilgwick)的《马可·奥勒留传》 [9] 。前者更偏向于寻常意义的传记，内容丰富，将历史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吸收当时的一些研究成果。后者内容更加自由一点，其中还收录了马可与其老师的部分信件，阅读价值很高。

而国外对马可的研究论文浩如烟海，在此无法一一整理。相关的传记也是难以阅尽。在此主要介绍本文主要参考的两本传记。分别是阿达姆(G. W. Adams)的《中与外的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 in the Historia Augusta and Beyond) [10] ，以及安东尼·伯利(Anthony Birley)的《马可·奥勒留传》(Marcus Aurelius A Biograghy) [11] 。前者的文本中引用了大量的古希腊语、拉丁语材料，还对比了不同的传记内容，研究价值很高。后者则更像传统的传记，内容详尽，非常适用于对史实的解释和补充。

2. 童年与青年中理性与命运的种子

2.1. 马可的教育经历

马可在很小的时候即被哈德良(Publius Aelius Traianus Hadrianus)皇帝定为安东尼·庇护(Caesar Titus Aelius Hadrianus Antoninus Augustus Pius)之后的罗马帝国掌权人之一，但他直到40岁时才当上皇帝。这一段时期的教育与生活经历应当对马可的人生轨迹有着重大的影响。从中可以发现影响《沉思录》成书的某些因素。

当时很多罗马的权贵家庭认为孩子的教育应该在家庭中进行。他们认为学校的纪律性差，也会让人道德堕落，父母虽关爱孩子，却对孩子的教育不够重视 [8] 。因此，家庭教师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马可在《沉思录》的开篇部分提到，“从我的曾祖父那里，我懂得了不要时常出入公共学校，而是要在家里有好的教师；懂得了在这些事情上一个人要不吝钱财。” [1] 可见老师对他的影响很深。马可的老师有很多，在很多方面给予他知识，包括几何、艺术、文学、戏剧、音乐、古希腊语、拉丁语等。马可从小接受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育，这也是他用古希腊语写作《沉思录》的原因之一。

在所有老师中，有两位老师对马可的影响很大。一位是克劳狄乌斯·马克西姆斯(Claudius Maximus)，另一位是科尔内利乌斯·弗龙托(Cornelius Fronto) [8]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马可影响最大的应当是昆图斯·尤尼乌斯·卢斯提库斯(Quintus Junius Rusticus)。安东尼·伯利提到，尤尼乌斯至少比马可大20岁，可能比弗龙托大一点，他的名字本身几乎就是一种政治哲学或思想，这与其身为图密善(Caesar Domitianus Augustus)暴政下牺牲者的后代有关。公元一世纪对坏皇帝的“斯多葛式反对”，特别是对尼禄(Nero Claud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和图密善的反对，是塑造安东尼王朝元首政治的重要力量 [11] 。这在此后的章节中还有进一步的阐释。同样是在《沉思录》开篇不久，马可写下，“从拉斯蒂克斯，我领悟到我的品格需要改进和训练，知道不迷误于诡辩的竞赛，不写作投机的东西，不进行烦琐的劝诫，不显示自己训练有素，或者做仁慈的行为以图炫耀；学会了避免辞藻华丽、构思精巧的写作；不穿着出门用的衣服在室内行走及别的类似事情；学会了以朴素的风格写信，就像拉斯蒂克斯从锡纽埃瑟给我的母亲写的信一样；对于那些以言辞冒犯我，或者对我做了错事的人，一旦他们表现出和解的意愿，就乐意地与他们和解；从他，我也学会仔细地阅读，不满足于表面的理解，不轻率地同意那些夸夸其谈的人；我亦感谢他使我熟悉了爱比克泰德的言论，那是他从自己的收藏中传授给我的。” [1] 可见，卢斯提库斯本身是一位斯多葛学派的信奉者，他在教给马可文学、修辞、行为等方面的技艺时也在给予其斯多葛学派思想的影响。这其中也中暗含着对弗龙托的批评，比如远离演讲术的诱惑，不必过于尊敬弗龙托等 [11] 。不过，卢斯提库斯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他在马可哲学理解能力的成长过程中给予帮助 [10] 。

不仅仅是卢斯提库斯，马克西姆斯对马可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有着斯多葛学派的影子。安东尼·伯利将马克西姆斯、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of Chalcis)、以及卢斯提库斯作为影响马可性格形成的三个最重要的人物。为帮助马可熟悉政务，克劳狄乌斯·塞维鲁·阿拉比亚鲁斯(Claudius Severus Arabianus)、马可西姆斯、弗龙托、希罗德、卢斯提库斯被安排为他的老师 [8] 。所以，在此也将他们作为老师讨论。马克西姆斯也被人为是斯多葛学派的坚持者之一，他于144年成为执政官，在150到154年之间任上潘诺尼亚(Upper Pannonia)行政长官， [10] 158年去往非洲任总督 [11] 。马可对他的评价是非常自制、对他人不抱有恶意、不惊骇、狂热或多疑、习惯于仁慈、幽默等 [1] 。他给马可带来的影响也是斯多葛式的。麦克林恩认为，马克西姆斯清正廉明、诚实可信，由自己的选择，过着循规蹈矩的高尚生活，与他人平等相待 [8] 。由此可见，马克西姆斯具有较为典型的斯多葛学派的特质。

让马可能够好好学习哲学、了解斯多葛学派的老师应当是阿波罗尼奥斯。马可从十一岁起就一直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十四岁时就得到了这门学科的第一批教师的指导，其中就有阿波罗尼奥斯。同样作为马可的老师，弗龙托却在信中告诫马可不要涉足哲学 [11] 。当然，马可最终还是深受斯多葛学派的影响。他对老师阿波罗尼奥斯也非常地尊重 [10] 。在《沉思录》中，马可写道，“从阿波罗尼奥斯，我懂得了意志的自由……任何时候要依赖理性……清醒不自傲……学会了如何从值得尊敬的朋友那里得到好感而又丝毫不显得卑微，或者对他们置若罔闻。” [1]

虽然不属于斯多葛学派，但同样对马可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克劳狄乌斯·塞维鲁·阿拉比亚鲁斯。塞维鲁信奉逍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对希腊文化非常感兴趣，146年成为了执政官。他和马可的关系非常密切，其子与马可的女儿安娜·伽列里娅·福斯蒂娜(Annia Galeria Aurelia Faustina)结婚 [10] 。塞维鲁让马可学会了对家庭的爱、对真理的爱、对正义的爱。要求有平等的法律与权利、言论的自由。对哲学始终如一，随和向善 [1] 。安东尼·伯利认为，包括塞维鲁在内的当时的政治思想对马可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即使这些思想的应用对专制的帝国统治没有长期的影响，但他们找到了一位统治者，并且这位统治者有这样的迹象，即愿意为他们的意见付诸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1] 。

这些将马可引向哲学之路的老师对马可写作《沉思录》有着重要的作用。阿达姆认为，斯多葛学派的原则及力量渗透于其中。马可也与这些斯多葛学派的老师关系甚好，对他们非常地尊重。如卢斯提库斯于133年和162年两度出任执政官，昆图斯也可能建议马可在《沉思录》中更强调他的贡献。这和弗龙托在《沉思录》的寥寥笔墨形成鲜明对比 [10] 。

提比略·克劳狄乌斯·希罗德·阿提库斯(Tiberius Claudius Herodes Atticus)本身是一个希腊人，他也是马可的一位比较重要的老师。希罗德和弗龙托分别是当时希腊世界和拉丁世界最为著名的人物，有关他们的很多生活细节都非常出名。140年，希罗德被安东尼任命为马可的修辞学老师，他非常富有、才华横溢，在醉酒、睡觉时都可以学习，时人对他的口才评价很高。希罗德对斯多葛学派并不认同，并有批评流传 [10] 。他教授马可丰富知识的同时却也给马可带来了一些麻烦。他在家乡雅典的声望并不好，受到雅典人的控告、卷入官司。马可在成为皇帝之后，认为从希罗德那里能够学到的东西不够了。这也是他在《沉思录》中较少提到希罗德原因 [8] 。希罗德以及其他两位来自希腊的老师阿尼纽斯·麦克尔(Aninius Macer)、卡尼纽斯·塞勒(Caninius Celer)为马可创造出了良好的学习古希腊语、希腊文化的环境，为《沉思录》的成书提供重要的条件。

相比于希罗德，弗龙托与马可的联系则更为密切。当时的人们对弗龙托的评价也非常高，他被认为仅次于西塞罗，甚至被冠以“罗马修辞学的荣耀”一誉，这在现在看来令人费解，因为只有他当时的演讲片段和一些信件、轶事幸存下来 [10] 。弗龙托对马可的教导主要是修辞学和拉丁语，现在还留有马可和他交流的部分信件，其中的内容可被解读为弗龙托对马可的修辞学训练。在担任马可的老师期间，弗龙托尽力维系他与马可的关系。然而144年后，马可的兴趣中心逐渐转移到斯多葛学派上来，弗龙托也与马可的联系也逐渐减少了。但他对马可影响根深蒂固，比如需要用华丽的辞藻装饰哲学想法，重视敬畏和尊敬，要认识到真情实意的重要性等等 [8] 。“从弗龙托，我学会了观察仅仅在一个暴君那里存在的嫉妒、伪善和口是心非，知道我们中间那些被称为上流人的一般是相当缺乏仁慈之情的。” [1] 《沉思录》的这一部分显示出弗龙托对马可关于人性的教导。

马可的祖父是马可·阿尼厄斯·维勒斯(Marcus Annius Verus)，他的父亲与祖父同名，但当马可还在襁褓中时，其父就死于执政官任上 [1] 。所以，在马可成为继承人接收家庭教师的教育之前，马可受到他祖父的影响很大。祖父于97年、121年、127年任执政官，深受哈德良皇帝的重视。 [10] 马可从小在他父母的家中被抚养，他们的家在罗马七丘之一凯利安(Caelian)，此后又到了他祖父家中，并在那里度过了马可大部分的童年时光 [11] 。在《沉思录》中，马可的祖父也成为马可第一个提及的人物，“从我的祖父维勒斯，我学习到宏德和制怒。” [1]

哈德良皇帝在马可幼年时就对他很重视，仅仅六岁马可就被提拔到骑士阶级。在哈德良的养子埃利乌斯(Lucius Aelius Caesar)去世后，138年，他决定安东尼为其继承人，但条件是安东尼收养马可，以及埃利乌斯之子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安东尼之后的继承人虽然有两位，但一般认为哈德良更倾向于马可。哈德良对安东尼的生命期望远低于其实际统治的二十三年，他的本意是给马可一个缓冲。安东尼从来不会给维鲁斯以凯撒的头衔，也不会给他任何可以考验他能力的职位。即使维鲁斯已经到了三十岁，却是马可很快就被任命为皇帝。依靠安东尼，哈德良把权力传给马可。哈德良收养了安东尼，正是因为马可是安东尼的自然继承人，他可以指望马可的能力 [3] 。虽然哈德良非常赏识马可，但他对马可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麦克林恩认为，哈德良在位时，即使推行和平政策，帝国的财产人力在各种工程建设中也被浪费了。他自称温和、公正、宽容、宁静，却不一定得到马可的认可。哈德良在政治中使用的谋杀和恐怖等手段，也招致马可的厌恶 [8] 。

相较于哈德良，马可对安东尼的认可程度则更高。在《沉思录》中，马可花费了大量篇幅赞美他的养父，包括温柔的气质、持之以恒、视人平等、保持友谊、易满足快乐、富有远见、不迷信神灵、不炫耀推辞、尊重哲学家等 [1] 。可见马可对安东尼的印象非常好，安东尼也非常器重马可，帮助他锻炼执政能力，为以后成为皇帝打下基础 [10] 。在马可的传记中，亨利也指出马可欣赏安东尼的节俭，尊重罗马的传统等 [8] 。

2.2. 马可的生活经历

安娜·伽列里娅·福斯蒂娜(Annia Galeria Faustina Minor)，也称小福斯蒂娜，以区别于她的母亲福斯蒂娜(Annia Galeria Faustina Major)。她是安东尼的女儿，145年，与马可正式成婚。马可与福斯蒂娜的婚姻应属于政治联姻，但他与妻子的关系保持得很好。当马可出征时，福斯蒂娜收到错误情报，以为马可身亡，造成了一场动乱，但马可并没有怀疑她 [12] 。在福斯蒂娜死后，马可也并未再婚，受到人们的称赞。 [13] 在《沉思录》中，马可对福斯蒂娜少有提及，也许是因为他们较为稳定的关系。

在马可的十二或十三个孩子中，有六七个死在了婴儿期。在马可死后，接替帝位的康茂德(Lucius Aurelius Commodus Antoninus)是唯一幸存的儿子 [13] 。在与弗龙托的交流信件中，可以看出马可对于女儿生病时的关心，以及在女儿逝世后的悲痛 [14]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孩子的死亡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贵族也不得不面对。总人口的死亡率很高，而孩子的死亡率在所有的家庭中都居高不下。贵族们也有很多不愿意多要孩子，因为他们不准备面临失子的悲痛，尤其是在如此高的死亡率之下。部分富人选择杀死新生儿，或者将其置于险地，或者交给奶妈抚养，以不受感情影响 [8] 。马可在《沉思录》中也多次流露出丧子之痛，“当你跟你的孩子说晚安时，跟自己悄悄说第二天早上他可能已经去世。你可以说，不要害怕命运，就像谈论一件自然发生的事情。当谈到收割的庄稼的时候，你会觉得命运可怕吗？” [1] 《沉思录》对于马可来说是自省之书，其中也有对自己的安慰。

3. 帝国的政治对理性与命运的传承

3.1. 元首政治的继续

自“五贤帝”统治时期开始，皇帝与元老院出现了相对和谐的情况。在涅尔瓦(Nerva Caesar Augustus)当政时期，他发誓若不得到元老院本身的许可，不会对元老院用死刑。元老院对国家大事的热情又再次提升，法律、合约的讨论在继续。元老院和元首之间的和好协议一直持续到康茂德，王朝中他们的关系相对和谐。图拉真(Caesar Nerva Traianus Germanicus)也继续复兴元老院，他从东方、希腊化各行省中任命元老院等级的新成员，东方奴隶主的利益也可以在元老院中得到体现 [4] 。

元老院的财富在公元二世纪非常地庞大，私有财产的税率并不高。其精英阶层非常地富裕，小普林尼(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拥有两千万塞斯特斯，奥勒留时期的中等元老院成员一年的收入约在600万到900万赛斯特斯。在马可的时代，骑士阶级的地位有不错的提升。元老院中的成员越来越向距离罗马帝国远的地方进行招募，当马可当政时，出生于意大利的成员的比例只有一半。元老院成员们希望马可能给他们带来荣誉、让他们的出身、财富、职务所赐予的优先权能够得到维护。对于权力的掌握，他们非常渴望。罗马皇帝虽然依旧有着绝对的君权，但元老院的意见也很重要，马可在位时，请愿非常多 [8] 。在这样的政治情况下，马可显得非常仁慈，《沉思录》中的体现也很明显。“那么，如果所有别的一切我刚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共同的，还留下什么为善良的人们所独有呢？那就是对所有发生的事情，对为他而纺的命运之线感到满意和愉悦；就是不玷污和不以一堆形象搅乱植入他心中的神性，而是使它保持宁静，把它作为一个神而忠顺地服从它，决不说任何违背真理的话，不做违背正义的事。即使所有别人都不相信他是过着一种简朴、谦虚和满足的生活，他也决不对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感到愤怒，也不偏离那引到生命的终结的这条道路，循此一个人应当达到纯粹、宁静、乐意离去，没有任何强迫地完全安心于他的命运。” [1] 马可此前以尼禄为诫，希望自己也不会成为暴君，简朴谦虚、仁慈不愤怒，应当是他作为皇帝的准则之一。

对马可自身而言，也许他也并不是很想要成为罗马的统治者。有学者曾认为，马可表示不愿意承担帝国的重担；传记作者写道，安东尼死后，他被元老院强迫承担国家的方向。这种不愿统治的说法常能见到。提贝里乌斯(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同马可一样，也提出了这样的抗议——毫无疑问，两人都感到真正的不情愿。在提贝里乌斯的例子中，他的复杂性格使人们永远不知道他的真实感情是什么，但他原始家庭的传统是一个令人厌恶的帝制，而这样一个人被要求作为皇帝，进行公开统治是令人不快的。而马可，在将自己的命运归于帝制家庭存在的同时，由于新的境遇，展现出了不同的面相。他的自然倾向不是公共生活，但他二十三年的训练和他的斯多葛派哲学使承担责任的道路变得平坦。他知道，帝国需要一位统治者。他一定觉得，有一个帝国统治伙伴的存在可能会减轻他的任务。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将履行哈德良的义务，哈德良的意图已经清楚地表明，马可和卢修斯应该联合统治，以继承安东尼 [11] 。

元老院和元首的关系自帝国初期就受到关注。奥古斯都(Gaius Octavius Augustus)尝试了一种小心翼翼的平衡方法，除了赋予元老院额外的特权和标榜自己的公民身份，他还试图将这个昔日的共和国机构改造得更像是自己新政权的行政部门。这是一种脆弱的折中方案，导致元老院的政治角色在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专制者统治下缺乏明确定位，非常尴尬。大部分罗马元老同时选择了合作与持异议，第一位奥古斯都别扭地在元老院拥有权力和为皇帝效劳之间做出了妥协。在纪元后的前两个世纪里，元老们的人员构成逐渐有了改变。和普林尼一样，绝大部分人来自新的或相对较新的家族，并越来越多地出自海外行省。他们可能对过去的共和国远没有那么多幻想，对皇帝的心血来潮也远没有那么在意，而是乐于做好自己的工作 [15] 。

马可在任时也经常帮助元老院提升地位。学者们认为，马可立法的一些动机，他的许多创新旨在提高元老院的威望和特权。他任命了许多监察官，以增强元老院的职能 [13] 。马可和元老院能够和谐相处，他也正如他在《沉思录》中所写道的，成为一名正直、仁慈的君主。至少对于自己的国家是如此。

除了元老院，元首制下的行省也是重要的考察对象。科瓦略夫认为元首关心行省的疾苦，但主要是对行省生活的琐屑和吹毛求疵的监督。而行省的长官并没有主动权，比如小普林尼没有图拉真的同意就不能修造浴池、成立消防队等 [4] 。

不过，部分学者也认为罗马帝国对当时行省的统治是比较经济而节俭的。哈德良在位时期，喜欢周游各省巡查。但马可认为这比较铺张浪费，在他的一生中，很少有四处巡查的时候。公元二世纪初，小普林尼担任执政官，在比提尼亚–本都的管理活动必要却也平庸。帝国对行省的干预是很少的。城市的地方精英阶层发展起来，得到帝国的支持，有着重要性和权威性的保障。在此基础上人们也有了修建纪念建筑的冲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行省对于罗马帝国的忠诚限度是模糊的。当然，罗马也可以随时察觉其反抗，在罗马的报复下，地方精英阶层的统治也难以维继 [16] 。

军队在罗马管理行省的过程中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在实行帝制的最初几十年间，士兵越来越多地从意大利之外招募，并越来越多地驻扎到罗马世界的边缘。除了前线工作，他们在行政事务中也开始扮演重要角色。过去40年间从温多兰达(Vindolanda)一处小兵营——就在哈德良长城的南面，驻扎着守卫长城的一支罗马军队——发掘出的书信和文献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它们来自公元2世纪初，原本写在蜡上，在留存的下方木板上留下了依稀的痕迹。这里是罗马世界的另一端，但这些文献与小普林尼和图拉真的通信大致同时 [15] 。不过总体而言，马可在任时对行省的管理并不是非常严格，对于行省文化，也如传统一般不会强行将罗马文化加之于上。

3.2. 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改变

从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到塔西陀(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帝国的政治思想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屋大维统治着罗马，罗马由共和走向帝制。塞涅卡约公元前4年到公元65年在世，作为晚期的斯多葛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应当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特别是他曾作为尼禄的老师，深度参与帝国政治。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也提到了那个时期的统治者，如《论愤怒》(De Ira)中，塞涅卡就举了奥古斯都的例子，“神圣的奥古斯都也做了和说了一些值得纪念的事，这些事表明他并没有被愤怒所统治。作了些不友好的评论……皇帝耐心地忍受了这一切，即使他的声望和功绩受到了攻击也不改初衷；他并没有抱怨那些招待他的敌人的主人。” [17] 同时，塞涅卡对暴政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认为暴政其实是诅咒人类的，不符自然的。愤怒–凶残也悖于人性，与灵魂的伟大背道而驰。愤怒在君主制中既不高贵，也不伟大……他们实质是膨胀，其下是是虚弱和疲惫，是自卑和胆小 [18] 。那么，当时处于帝国初期的人们，对于共和向帝制的转变有着怎样的思考？这些思考会影响晚期斯多葛学派在罗马的发展吗？

从文献史料上来看，帝国的早期有着很多阴暗面，元首们或者癫狂、或者淫乱、或者残暴、或者不务正业，宫中到处都是阴谋，而阿谀奉承的小人充斥着元老院。如此景象在塔西佗的《历史》(Historiae)、《编年史》(Annales)及苏维托尼乌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的《罗马十二帝王传》(De Vita Caesarum)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这些并非正面的描述有其独特的价值，并非空穴来风，他们揭示了元首与旧族的冲突，还有政治斗争的残酷 [19] 。虽然在此更加想要说明的是不应忽视帝国交通运输、城市建设、商业贸易、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帝国初期，当时的人们对政治的思考很多是处于悲观态度的。在塔西佗《编年史》译本的《关于塔西佗》中，译者总结道：

奥古斯都对罗马的混战局面有着结束之功，然而他也见识到了部分人民群众的力量，同时又有凯撒的教训。故而，共和的传统至少要在表面得到保存，但暗中独揽大权。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和平”(pax Romana)得到了显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了起来，正是平稳、繁荣的迹象。可是，也有人指出，这样的和平是有问题的。塔西佗认为这是血腥的和平；其下是委靡与卑怯。可是如此和平依旧是大多数人们所希望的，即使还有其消极的一面，正如塔西佗在已经指出的：生杀予夺皆决于个人；元老院仅是应声虫及附庸，成为了歌功颂德之所；而人民，在实际上从权力的主体，最终变成了臣民。奥古斯都当政时期，因为个人和历史存在的特殊情况，人民的感觉还不太突出，没有察觉的太多。而到了提贝里乌斯当政时期，消极黑暗的一面就突出了，最后竟然发展到尼禄那般的胡作非为。当人们忍无可忍之时，就只好用宫廷政变或者军队哗变的办法，以求解决问题。自此，全国再度陷入混战的局面。军队，甚至只是少量的军队，都可以参加皇帝的推举，以决定帝国的命运 [20] 。

当帝制来临，当时的史学家如塔西佗对这样的改变感到悲观，个人的权力增强，元老院与人民已不能与共和国时期同日而语。在《编年史》中，他写道，“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已荡然无存。政治上的平等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信念，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在望着皇帝的敕令。” [20] 这是塔西佗对奥古斯都时期的一个评价。“皇帝”成为新的中心，统治者的个人品质有更重大的影响，其下的自由难以得到保证。“多米提安死后，塔西佗虽然称赞纳尔瓦能够把权威和自由这两个难以调和的事物结合到一起，但另一方面，对于多米提安的残暴统治仍然难以释怀。” [20] 尼禄之后罗马的帝位之争也可以看出塔西佗对帝制统治的反思，帝制的权力与元老院、百姓的自由相冲突，塔西佗有这样的思考，而作为年轻尼禄的导师，塞涅卡也不乏类似的想法。

关于塔西佗对共和与帝制的思考，美国学者里克写的、肖涧翻译的《塔西佗的教诲——与自由在罗马的衰落》有详细的探讨。作者认为，塔西佗并不完全赞颂共和，但比之于帝制更倾向共和。他对于罗马共和国的“褊狭”攻击揭示出真正的美德在所有时代，在所有地方都处于备受攻击和岌岌可危的境况。社会目标和真正美德的目标并不同一，它们之间存在着永恒的不协调。有真正美德的人，是渴望自身幸福和自足的，并且在与同胞的关系上也渴望正义。正是因为其心灵的伟大，他意图造福他人，以在政治上实现自身的愿望。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罗马共和国中，可以更好地激励有美德之人，使其帮助社会寻求大多数人而等同为自足的好与荣誉。即使这样，共和制的目标也未放在促进美德上，而是在于其成员的幸福。其中，美德不过是此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就像政治运用美德实现自身的目的，美德也运用政治实现其自身的目的。因为这个原因，塔西佗爱共和国更胜爱帝国，在共和政治中有美德的人，至少也可以积极参与 [21] 。所以，在塔西佗的眼中，从共和转向帝制，这并非一个向好方向的转变。对真正美德的呼唤，对何为真正自由的探讨，如何对待命运、自由，也正是斯多葛学派探讨的主题。因此，将共和走向帝制的政治现实与晚期斯多葛学派联系起来不无道理。

塞涅卡的经历在塔西佗的《编年史》中得到了详细的记录。“在王后的干预下被召回，条件却是担任尼禄的太子太傅。这对于已经五十多岁的塞涅卡来说，意味着的恐怕不仅仅是诱惑，而更多的是潜在的危机，毕竟克劳迪乌斯王朝的皇帝们几乎都是病态的专制者。塞涅卡何等聪明的一个人，想必看到不祥的前景，但是他最终接受了。” [22] 塔西佗笔下，塞涅卡有着他想要在帝制之中赞扬的美德。塞涅卡在政治上的作为，也可以反映他帝制之下的反思。塔西佗提到应该恢复元老院古老的义务。他的意思是，元老院应当在其认为合适的情况下，独立地进行立法。而公民，将成为仁慈的君主，在法律发挥其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统治。如此在他难以控制的家庭内部，就不会再次出现僭主式的狂妄随意。塞涅卡的意图应当属于最高的那一类型，其希望将自由通过法律以及正义的良好统治，最终重新带回罗马。但是，塞涅卡并没有宣称说他要恢复共和制，因其十分明白罗马人不再有能力去享有过多的自由。而这一切都将取决于统治者的能力品质，塞涅卡一人无法改变。然而，现在已经可以认为，正是塞涅卡，恢复了元老院的重要性，而且他为其余政府部门也设立了一个基调，它们只要听从元老院，并从中得益，就能够实行良好统治的自由 [21] 。对于如何在帝制之下寻求自由，塞涅卡已经在政治实践中进行。所以，他在哲学著作中追求自由、美德、理性应当也不难理解。

“塞内加毫无畏色……于是他就转向他的朋友，要他们证实这样一件事情：由于他无法对他的朋友的服务表示感谢，这样他便只能把他唯一的但是最美好的所有物，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留给他们了。如果他们把他的生活方式记在心里，那他们便可以从他们的真诚的友谊取得酬报，这就是因道德上的成就而享有的声誉。” [23] 塞涅卡在死亡时依旧践行者他的伦理哲学，这应该是帝制之下他最后能尽力做到的。里克对塞涅卡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塞涅卡当具美德，但同时他也做到了审慎。塞涅卡渴望自己倡导的正义可以取得胜利。他并不单纯或者说是头脑简单，但政治的天性是时常要求人们在困难、不利的条件下去对抗恶的。在那些时代中，特别是在腐化的时代中，一个人所能做的，怕是唯塞涅卡马首是瞻，其并非真正独立。一个人所为毕竟有限。然而，塞涅卡可以做得如此之多、做得如此之久，这正是其伟大之处 [21] 。

对于共和向帝制的转变，当时的人们并非完全认同。这种不认同，以及帝制下对自由的追寻，也许正为斯多葛学派铺平了道路。“尼禄时代的诗人卢坎(Marcus Annaeus Lucanus，英文作Lucan)所作的政治长诗《法萨里亚》(Pharsalia，也常称为《内战记》)，以苍劲班极富渲染性的笔法描写恺撒与庞培的内战。在诗人的笔下，这是罗马史上惨烈与阴暗的一页，诗人感慨自由(libertas)的丧失，对小加图的殉道者形象渲染有加。公元1世纪下半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把恺撒的所作所为称为对人类的冒犯(iniuria)，但同时又认为这是必要的。” [19] 相关学者也提到了一些看法，城邦制度的瓦解促进了罗马帝国社会个体化进程，个体伦理意识的觉醒为塞涅卡“德性先行”的幸福思想发展创设了现实基础 [24] 。

斯多葛学派在帝国的政治中艰难前行，最终也传承到了马可的思想中。161年，马可在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之后，接手了“大祭司”一职。大祭司与神灵沟通，以国家宗教传播皇权神授的理念，以便统治 [8] 。这是马可作为罗马帝国皇帝应尽的职责。但对于身为皇帝必须信仰的神与马可作为斯多葛学派的信奉者之间存在矛盾。在《沉思录》中，马可写道，“神注视所有人的去掉了质料、罩衣、外壳和杂物的心灵。” [1] “每个人爱自己都超过爱所有其他人，但他重视别人关于他自己的意见，却更甚于重视自己关于自己的意见。那么如果一个神或一个明智的教师竟然来到一个人面前，命令他只是思考和计划那些他一旦想到就要说出来的念头，那他甚至一天也不能忍受。” [1] 在这两处有关神的讨论中，存在着不一致的地方，也许这正是马可身为皇帝、身为大祭司的同时，也是一个斯多葛学派的信奉者之间的矛盾。

4. 帝国的社会对理性与命运的挑战

4.1. 战争频繁

帕提亚战争(The Parthian War)与日耳曼战争(The Marcomannic War)给帝国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罗马帝国著名的“五贤帝”时期，晚期斯多葛学派更偏向伦理哲学，好像与繁荣的年代不怎么相适配。但可能并非如此。“图拉真称得上‘好大喜功，勒兵于远’，公元2世纪初，图拉真远征达西亚(Dacia，约今罗马尼亚)，经两次战争(101~102年，105~106年)后，征服达西亚并创建达西亚行省，从帝国各地移民新省创建罗马式城市。图拉真还远征帕提亚帝国，攻下帕提亚的都城泰西封(Ctesiphon)，并一度推进到波斯湾……的扩张策略显然在财政上和军事上都给帝国造成了负担，其养子及继任者哈德良(公元117~138年在位)采取守业的政策，放弃了新征服的东方行省，甚至考虑过放弃达西亚行省。” [19] 所以，即使在“五贤帝”时期，罗马帝国依旧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下。吉本也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写道，“图拉真极端好名；在人类对自身的杀戮者发出的欢呼声仍高于对人类的造福者的情况下，对显赫军功的追求便将永远是最伟大人物的一大罪行。” [25]

日耳曼战争从166年持续到180年，由周边日耳曼部落挑起，分成两个阶段作战。马可身为帝王，不得不参与战争。《沉思录》中经常可以看见马可对命运、战争、生命、死亡的思考。“考虑一下例如维斯佩申(Vespasian)的时代，你将看到所有这些事情：人们婚育、生病、死亡、交战、饮宴、贸易、耕种、奉承、自大、多疑，阴谋、诅咒、抱怨、恋爱、聚财、欲求元老和王者的权力。而这些人的生活现在已全然不复存在了。再回到图拉真的时代，所有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的生命也已逝去。也以同样的方式观察一下别的时代和整个民族，看看有多少人在巨大的努力之后很快就倒下了，分解为元素。” [1] 在第二次日耳曼战争即将取得大获全胜之时，马可病倒了，将其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康茂德。180年3月7日，马可逝世，罗马帝国也没有改变衰落的命运。

4.2. 瘟疫肆虐

战争之外，还有瘟疫带来重要影响。“帝国遭受天灾人祸的双重打击。东部，帕提亚帝国进犯。远征的罗马军队带回了瘟疫，瘟疫公元165年开始在帝国蔓延，杀伤力和影响有类于中世纪的黑死病，史称‘安东尼疫灾’(The Antonine Plague)。据估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在350万至500万之间，导致了帝国10%的人口损失。人口比较稠密的城市和军队受创最重，大疫之后继之以饥荒，而北部边界恰逢一些日耳曼部落骚动不安(Marcomanni, Quadi, Iazyges)等等形势之危急迫使马可·奥勒留御驾亲征，长期驻扎在边境地带，与北方部落进行持续而长久的战争。边界问题尚未解决，帝国境内又添内乱。公元175年，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Avidius Cassius)叛乱。浩繁的经费开支之下，帝国遭遇财政困难，马可·奧勒留甚至不得不出售王室珍宝来筹款。” [19] 对于当时帝国的环境，马可作为帝王，看到死亡随时而至，绝望蔓延，他希望在命运中追求自由，心存到达理性、美德的愿望。这正是斯多葛学派的延续。

对于瘟疫，《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反思》中有更为详尽的描述。公元165年，这场瘟疫首先侵人了维卢斯在帝国东部作战的军队，然后就从那里蔓延到了整个罗马帝国。在许多城市之中，死亡率非常之高，以至于罗马皇帝奥勒留谈到，当时篷车、推车还有马车日夜赶运，把死尸运到城外去。作家们对此写道：当时，死亡的人数多得不可胜数，意大利和外省的城市和乡村都变得荒无人烟，最终沦为废墟。人们心情抑郁，行为散乱，结果原计划针对马科曼尼人(Marcommani)的战争不得不被推迟。当公元169年，战争终于得以重新进行的时候，作家记录下了惊人的一幕：成千上万的日耳曼武士——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横尸旷野，而身上并无刀伤。他们都身染时疫，不治而亡……我们无法得出准确的实际死亡人数，但是死亡人数相当的高，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认为在这一次瘟疫中死亡的人数大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26] 。人们对瘟疫很难采取有效的作用，斯多葛学派在奥勒留的时代愈加与绝望的现实进行讨论，这正是其在晚期发展的原因，可能也是马可之后斯多葛学派逐渐式微的原因。

本杰明认为，帝国的“衰落”很可能是由从马可·奥勒留这个时间点开始的，可能有人同意人口的减少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瘟疫也许会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在战争与瘟疫中，生命的凋零过于寻常，因此，马可在《沉思录》中对生命短暂的思考也就非常多 [27] 。

5. 结语

马可从小接受古希腊语、拉丁语的教育，受到双重语言文化的影响，有着深厚的修辞学基础。在老师们的影响下，他又逐渐走向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之路。这些为《沉思录》的成书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政治思想上，从塞涅卡到爱比克泰德、再到奥勒留，晚期斯多葛哲学家经历了罗马帝国初期帝制与共和的思考、“五贤帝”治下的繁荣与危机。引起塞涅卡与奥勒留最为关心的现实也许不同。塞涅卡在走向帝制之后，感受到在专制之下的自由实现难以如前，在帝制之下的美德追寻受到限制。自由、理性、命运，斯多葛学派的伦理哲学顺应此时的思考。而在马可统治时期，战争的痛苦、瘟疫的肆虐应当是更加触动作为帝王的奥勒留的现实因素。幸而，斯多葛学派指向的解救方式依旧可以传承下来。因此，在这看似悲伤、痛苦的现实中，奥勒留探寻着追求自由、实现美德的方法，以到达理性与命运的终点。

所以，晚期斯多葛哲学派各个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有一定的传承，即使其面对的历史现实不同，但理性、命运、自由等斯多葛学派追寻与探讨的主题，正与他们的思考契合。当然，他们的差距也正是由这现实的差异造成。如塞涅卡为尼禄写下《论仁慈》(De Clementia)，希望他成为一个好的君主，这其中包含着许多政治哲学的思考。而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所反映的内容则更加偏向个人的治疗。马可身为帝王，传承了斯多葛学派的精神，再根据对现实的思考，不断地反思、警醒自己，才有《沉思录》的成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