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不是一种退步？

原标题：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不是一种退步？

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无论是作家们写作还是说话都用了白话文，似乎比较亲民，随意性很大，代表了历史的进步，但从文学方面来说，却并不一定是进步，很可能是一种退步。

在古代，知识文化成了区分阶层的标志。老百姓大多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自惭形秽，不愿意和文化人对话，以免被嘲笑，也就失去了话语权。农民平时说话比较直白浅陋，并不会那么温文尔雅，即便是书生说话，也不是完全按照文言文的写法来说话，而是有一定的白话倾向。不管是体制内的文人还是体制外的文人写诗作词，都只是在有知识有文化的圈子里欣赏、传播，而不会给老百姓看。一般来说，权贵们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而不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他们会写诗作文，在自己的圈子里流传，还要互相吹捧。当然，老百姓没办法和他们对话，就只能说一些粗俗的话、上不了台面的话。老百姓看不懂诗文，却能听懂评书先生讲的评书，看懂戏子们演的戏剧，听懂笑话，看懂杂耍。于是，通俗文学有了市场之后，很快产生了。或者说，文学产生之初就是通俗的，到了后来出现了分野，有高居庙堂之上的统治阶级玩弄的高雅文学，还有在民间流传的通俗文学。

可以说，高雅文学要脱离民间，成为文雅的东西，不会和通俗文学一般见识，要保持文言文写作的属性。而通俗文学却并不会那么固执和倔强，而是迅速适应市场需求，迅速适应人们的接受心理，要人们都来接近。接近的人越多就越好，作者和出版商赚钱就越多。为了适应老百姓的需要，通俗文学在唐代就出现了白话倾向，到了宋元时代有了话本小说，到了明清时期，话本小说达到创作高峰。也就是说，白话自古就有，并非高雅文学中纯粹的文言文，也并非官员们满口之乎者也的官话，而是一种夹杂了地方方言和一些日常口语的语言。相对于文言文来说，白话就像口语，像白开水，没什么味道。或许，只是当时弄高雅文学的人这么认为，还不屑于读这样的作品。而对于当时的普通人来说却还是觉得深奥，毕竟大家都是农民，不识字，只能听人家讲，等着说评书的说出来，唱戏的唱出来了。

当时人们交流并非纯粹用文言文，而是用了比较倾向于白话的口语，甚至完全口语化，看看雍正批阅的奏章就知道了，在年羹尧的妹妹被封为贵妃之后，年羹尧递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上，雍正皇帝批道：“知道了。一切总仗不得。大丈夫汉，自己挣出来的，方是真体面，勉之。”批石文焯奏折道：“喜也凭你，笑也任你，气也随你，愧也由你，感也在你，恼也从你，朕从来不会心口相异。”还有回复众多奏折中，有一句话写道：“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看来，雍正皇帝已经完全掌握了白话的使用技巧，还加上一点文言的成分，就显得有意思了。

当时文人们似乎都会说白话，在诗文里面也有白话的成分，但并没有掀起白话文的革命运动。毕竟，文言文历来就是正统的文字使用规矩，而封建王朝沿袭两千多年，有着“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要遵从“祖宗之法”，虽然语言有了白话倾向，但并不能完全变成白话文。只是经济发展到那样的程度还不行，需要制度跟上。而封建王朝历来比较封闭保守，不喜欢变革，也就没有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说白了就是没有在写诗文的过程中完全使用白话文。新文化运动过程中，胡适带头写新诗，要用白话文写诗，完全从语言方面改变传承上千年的诗歌，其次就是改变文章语言，用白话文写小说和散文，也就完全把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高雅文学拉到了地面上，使之不得不用白话文写作。

从历史发展来看白话文确实是一种巨大的进步，除了让文学更贴近老百姓之外，就是老百姓文化水平的提高了。人们大多开始识字，也就能读书看报了。可是，白话文发展了上百年，却很难和文言文相媲美。尤其是诗词，新诗写了很多，却不并不能广为流传，还不如李白的《静夜思》流传广泛，不如屈原的《离骚》流传久远。是不是白话文的语言出现了问题？

当然出现了问题。较之文言文，尽管白话文句式多变，文字随意性更大，但还是缺少了典雅凝练的风格，缺少了韵律的美学意义，当然并非完全没有韵律，而是大多失去了韵律，变得浅显通俗。此外，白话文还吸收了西方的词汇资源、语法结构，变得土洋结合，应用更加灵活广泛，却缺少了文言文的很多内涵和美学特征。

著名语言文学家、教育家王力先生在《古代汉语》中指出：“文言是指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文言文作为一种定型化的书面语言，沿用了两三千年，从先秦诸子、两汉辞赋、史传散文，到唐宋古文、明清八股等都属于文言文的范围。也就是说，文言文是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是现代汉语的源头。或许，从书面语言发展来看，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是一种退步，而从语言文字的普及以及打破阶级局限方面来看，却是进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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