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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对近代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

2024-06-26 19:24|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来源   微信公众号  玛雅人  

 在今天网络上,几乎都是这样一种腔调: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不兼容,只有基督文化才能更好兼容民主!是不是真的这样?我用今天大家都熟知和崇拜的西方民主启蒙先哲们的原话来揭晓这个答案!这里并不是说我要去吹嘘中国传统文化有多么伟大了不起,只是想借西方民主大师们的眼光来证明中国文化与民主不兼容的荒谬性。

众所周知现代文明起源于欧洲三大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后,从西罗马帝国到文艺复兴这一千多年的时间,欧洲一直处在封建统治与基督教神权统治相互勾结的双重压迫之下,人们迫切需要反抗这种愚昧、残酷的神权统治的理论依据。于是在17世纪至18世纪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一个新思维不断涌现的时代,与理性主义等一起构成一个较长的文化运动时期,史学者们称之为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同时为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提供了框架,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

这种反抗神权统治的理论依据是如何找到的呢?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七年,他于1598年完成了用拉丁文注释《四书》的工作,1610年去世,留下了一本《出访中国记》,欧洲人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的圣人孔子和儒家经典。至18世纪下半叶,儒学主要经典的各种译本在欧洲已经蔚为大观,而西方人笔下林林总总的同名传记《孔子传》竟达16种之多。

17-18世纪的“中国潮”时期,孔子的道德哲学、老子的治国思想、中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哲学意义,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1600 年到1649年,欧洲每年就要出现30-50部包含中国的著作,1700-1759年共出版了599部有关中国的著作。

中华文明西传可以分为启蒙运动前期和启蒙运动时期两个阶段。启蒙运动前期主要是介绍传播阶段,而启蒙运动时期,则是西方思想家直接用中华文明对西方中世纪文明宣战,这一时期的思想奠定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

1275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并在政府任职。他在华二十余年,回国后大力宣传中国文明,激起了强烈反响,从此西方人知道了在东方存在一个强盛繁荣的中国,这也拉开了中华文明向西方传播的序幕。

     当时欧洲各大学术研究中心和他们著名的汉学家们无不热衷于孔孟学说,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是公正和仁爱的,成为启发民主政治的一大源泉和创造西方民主政治的一大动力、法国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等人都受到儒学性善、平等和民本主义的深刻影响。

17世纪“礼仪争论”在欧洲主流社会影响巨大,教会、思想界都加入讨论中。这种争论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使中国文化在欧洲得到了广泛传播。寻求精神解放的欧洲哲学家们,惊喜地从耶酥会士们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中发现了新的精神世界。他们看到,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历史悠久的有秩序的国度竟然不需要神的启示,而可以建立在无神论和道德哲学的基础上。

1624年:英国人赫伯特就发表了《真理论》,奠定了“自然神”论基础。该书认为孔子是“自然神”论者,他汲取孔子的思想,反对超自然的力量,反对“神的启示”。

1697年:英国另一位自然神论者廷德尔发表《基督教探源》一书,直斥“启示的神学”不合理、危险,是引起种种迷信的根源,应予清除;大力肯定孔子学说的合乎理性,合乎自然。

很多的西方学者经过研究后认为,在欧洲启蒙时代,中国文化思想影响了欧洲的哲学家,进而促进了欧洲的启蒙运动。美国学者孟德卫评价说:“事实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异己的希腊罗马权威和基督教相调和,这就为17世纪基督教与中国哲学相调和提供了先例。随后,在18世纪的法国,没有神圣启示的儒学,作为一种令人赞赏的哲学被反基督教的启蒙思想家接受。信奉自然神论和开明专制的中国君主成了启蒙思想家向欧洲宣传的极好典范。”

伏尔泰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民主政治的创立者之一,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家。启蒙运动阶段就是伏尔泰等人直接用中华文化向欧洲的宗教愚昧和封建专制进行攻击的时刻(读到这里,有种中国文化被人当枪使了的感觉)。伏尔泰甚至肉麻地宣称,“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着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孔子的书中全部是最纯洁的道德,在这个地球上最幸福的、最值得尊敬的时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正是这些近乎拍马屁式的吹捧变成了后来人攻击中国文化的自大)

伏尔泰一生反对宗教愚昧,认为宗教愚昧是理性的最大敌人,宗教愚昧带来封建迷信、愚昧与专制。伏尔泰反对神权,向往无神论的中国,敬仰无神哲学大师孔子。他说,他的民主思想就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自于孔子。伏尔泰一生中最崇拜的人是中国孔子,孔子的民本思想,让伏尔泰欣喜不已。他把自己的书斋取名“孔庙”,自己的笔名为“孔庙大王持”。

所以,后人说,孔子启蒙伏尔泰,伏尔泰启蒙西方。

正如伏尔泰所言:“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发现精神的世界。” 当时西方的学者大部分都是汉学家

伏尔泰作诗称颂孔子:“他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他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

伏尔泰在《哲学辞典》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还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

伏尔泰一生写有15部悲剧,其中有一部是《中国孤儿》,总标题为“五幕孔子伦理剧”。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搜孤救孤”即赵氏孤儿的故事。

伏尔泰写《中国孤儿》,目的是弘扬儒教文化中不畏强暴的精神力量。

伏尔泰如此崇奉这个“征服征服者”的文化,以至二十年如一日始终在室内挂着一幅孔子画像。他认为孔子训导的儒生讲究气节,讲究尊严,还讲究坐怀不乱,道德上远比巴黎文人来得清爽。

伏尔泰后半生只有用中国的蓝花瓷碗,才喝得下巴黎送来的咖啡。

魁奈、狄德罗、爱尔维修都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认为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

 

正是中国的儒学文化,又启蒙了他们批判神权政治和贵族政治,最后终于掀起了世界历史上著名的那场大革命。1793年法国的宪法(雅各宾宪法或共和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中就明确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欲人施己先施于人”的儒学原旨。

200多年前,由于返欧传教士们中国文明带入欧洲,极大地催醒了欧洲人,欧洲继而兴起中国文化热。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

在宗教化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便会下地狱。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里人民的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

这就引发并促进了欧洲人关于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

17世纪开始,儒道学说著作是欧洲知识分子的必读作品,《论语》和《道德经》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中国的书画作品、瓷器,漆品也成为人们最想得到的艺术品。从路易十四到路易十六,法国三代国王都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和收藏中国艺术品。法国王宫凡尔赛宫,就是用中国砖建造的,而且是皇家专用,民间不许用中国砖。

法国的这股“中国热”,给欧洲人带来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欧洲人尤其是当时的上流社会,都以学习中国风格为荣,绘画、室内装饰、建筑、家具、瓷器、纺织品等都模仿中国的风格。用中式红木家俱,穿中国丝绸,用中国瓷器喝中国茶是贵族身份标志。

法语“Chinoiserie”是来形容当年这股学习中国文化的浪潮的名词,意思就是“中国风”或“中国热”。直到今天,法国每年都要举办“中国节”。如今欧洲各地,仍然有许多建筑显示出这股中国热的烙印。

如,德国波茨坦无忧宫里的中式茶亭、英国的逑园宝塔、瑞典丹麦的中式凉亭、维也纳的美丽泉宫里的中国房间以及许许多多的瓷器家具用品和大量的中国风格的绘画,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中国热”的情形。

法国主要思想流派百科全书派以及重农学派等,都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很多营养,推动法国的思想启蒙运动。百科全书派最重要的思想家狄德罗曾这样评价中国:“中国民族,其历史的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  

 重农学派的始祖魁奈,因自信是孔子学说的继承人,被称为“欧洲的孔子”。

魁奈源于对古代中国农业经济成就的研究思考,创立了西方经济学重农学派。魁奈反对当时在欧洲占据主流的重商主义“国民财富即是货币”的思想,指出国民财富并非来自于贱买贵卖的贸易,而是来自全民耕作后的纯产品。失去生产,国民经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所谓“纯产品就是财富的增加,也就是新生产出来的产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馀额,也就是剩馀价值”。

魁奈非常推崇中国古代“道法自然”、“治大国如烹小鲜”、“无为而治”思想,提出了国家不干预经济,让生产者自由生产,生产者“自由放任,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的自由经济思想。 

魁奈思想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催生了西方经济学不朽名著《国富论》,为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改变了世界。

古典经济学核心理论中有关“国民财富来自于实体经济”、市场“自由竞争”、市场有只“看不见手”等见解就是受到了魁奈自由经济思想的启发。 

 莱布尼茨是承认中国文化促进西方发展的第一个人。莱布尼茨就勤于研究中国文化,他年轻的时候就阅读了法文版的孔子传记,后来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莱布尼茨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家,其哲学体系的创立远在希腊哲学之前。他认为宋儒哲学家“尊崇理,即最高的理性。”(《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244页)他曾撰写《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驳斥耶酥会士认为中国哲学是无神论的观点,认为宋儒哲学的“理”跟基督教最高神并无区别。且不管他的观点是否合理,由此却可以看到他接受了理学的思想。著名学者朱谦之先生考证,莱布尼茨根据宋儒的“理”建立了他的哲学中心,就是所谓“理由律”。他用种种名称如“我的大原理”,或“最高秩序之法则”,或“一般秩序的法则”等,都和宋儒理学有明显的联系。

莱布尼茨的学生、哲学家沃尔夫因极力赞美儒学轻视基督教,结果被驱逐出国境。费希特、谢林等也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影响。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认为儒家哲学具有理性的特点,是非宗教性的。康德、赫尔德等人都很了解中国,也了解孔子和儒家的主张。真正把东方价值观研究透了的是文学家歌德,他大量阅读来自中国的著作,学中国诗的体裁做诗,学写中国字。

英国著名学者赫德逊认为:18世纪的欧洲在思想上受到压力和传统信念的崩溃,使得天主教传教士带回来的某些中国思想在欧洲具有的影响,超过了天主教在中国宣传的宗教。(245页,《欧洲与中国》)法国学者安田朴说:“尽管有传教士的入侵,中国被欧洲化的程度则远没有基督教西方的中国化程度明显。

“18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不论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或是新君主主义者,几乎都是自然神论者,他们相信没有奇迹、启示或圣事的常识的‘自然宗教’……在欧洲异教的古代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对儒教那样地正式采纳过这种类型的哲学。法国的自然神教者相信他们在中国看到了这种作为全国崇拜的‘哲学家的宗教’。”

英国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认定欧洲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相当积极:“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吾人皆知彼启蒙时期之哲学家,为法国大革命及其后诸种进步运动导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于孔子之学说。”

  

更是有人评价这段历史说,“启蒙哲学家们简直把孔子当作他们自己的圣人”(《1500-1800,中西方的伟大相遇》,174页)德国学者赖希魏因更认为:“孔子是(欧洲)这个世纪的守护神”。

美国学者孟德卫认为,中国哲学中包含的理性是欧洲人所推崇的。“孔子最有名的一幅肖像在1687年由耶酥会士呈现给欧洲人,这幅肖像把孔子描绘成在图书馆内的学术贤哲而非在庙宇中的神祗先知。这种描绘显示了耶酥会士是如何强调孔子的理性一面,这正是欧洲人推崇孔子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源自古希腊,同时也吸收了中国文化中的有益元素。

清朝康熙时期,由于欧洲发生教会派系之争,耶稣教会被教皇判为邪教。来中国的传教士大都属耶稣教会派,因邪教之嫌,被康熙驱逐出境回国,但他们却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带到了西方,其中有两条影响最大,一是民本思想,二是科举制。

西方长期以来,盛行是君权神授,君神为本,民为轻的思想文化。中国人提倡的是道德和礼教。中国早在四千年前夏禹时期就有了“民为本”观念,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

中国传统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思想,给了西方人以极大的心灵冲击,成为西方学者学习、研究和推广的重要思想学说;“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现代民主、人权观念,也就成了欧洲主流思想。

当时欧洲,国家主要由君权和封建贵族所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长期以来实行是按爵位当官,世代相袭的政治制度。平民,尤其是新兴资本所有者根本没有机会参政。中国实行的是人人都可以从政做官,考试录用,大家平等的制度。

中国科举制的这种选贤选才的政治思想给了欧洲人极大心灵冲击。这种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被欧洲人极为推崇,逐渐推广开来。

在上述两大思想冲击下,加之欧洲人文化上传承千年的民主基因的萌动,于是,欧洲人开始了追求平等、自由,追求人权的思想萌动,产生了自由、民主的启蒙运动,也催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萌芽。

1789年,法国最终爆发了大革命,彻底推翻了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这两座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并且经过拿破仑战争,将法国的启蒙思想成果推广到全欧洲及美国,这时欧洲人也开始了历史的新纪元,从此进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张彭春,1892年生于天津,张伯苓先生胞弟。1946年成立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负责起草《世界人权宣言》,张彭春与吴德耀先生代表中华民国会同美国、法国、黎巴嫩等国学者共同起草之。

张吴二先生将儒家精神引入了《世界人权宣言》,正是由于他们的折冲樽俎,宣言的起草才得以顺利进行而免于流产。而作為《世界人权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副主席,张彭春先生更是以其卓越的学识以及独特的魅力,为宣言的起草和内容的补充以及各国之间的协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他与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汉弗莱、罗斯福遗孀埃莉诺并称为“宣言之父”。在起草宣言时,张彭春特别强调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指出,十八世纪西欧民主运动的兴起,就是因为当时的西欧进步思想家如伏尔泰、魁奈和狄德罗正是受到孟子思想的启发。

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大会上,他还特别提出该理事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孟子的惠民思想。

    

宣言第一条即开宗明义: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这部分即源自孔子的“仁者爱人”和孟子的“四端之心”说。(他把“仁”翻译成conscience“良心”,为各国代表所欣赏并认可)。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以48票赞成,0票反对,8票弃权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该宣言的通过,标志着人类完成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人类的文明更因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今天,当我们感受18世纪欧洲文化巨人之伟大的时候,是否知道,这些先哲们正是因为中国、因为儒学对他们的启蒙,才有了他们后来的反对欧洲神权统治和封建专制?才有了他们那著名的西方启蒙运动?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在很多人今天看来,西方这些国家对中国的过度吹捧是不是有捧杀的嫌疑?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有其精华与糟粕的地方。但在双方智者的眼里,他们往往看到的是对方的长处而过滤了对方的短处,这就是取长补短原则!这样才能超越对方。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功不可没,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主要思想源泉之一,中国先是西方的老师,后是西方的学生。

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联合催生了欧洲启蒙运动,也给欧洲人带来了崭新生活观念。西方现代文明得益于他们懂得如何取长补短,而反观中国,虽有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却一直没有正确吸收到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等普世价值观,导致今天的全面落败,很多人没有看懂其中奥妙,却主张大力引进曾经被西方民主先驱们一直反抗的基督教,鼓吹什么基督救中国,简直大错特错!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前苏联(也是以前的沙俄),它们信仰的是什么?信仰的正好就是基督教!而且是基督东正教的大本营!中国是紧挨着苏联的邻国,受其影响完全是属地缘关系,但以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民国政府一直是抵制这种思潮的,即便是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也是为了推墙的需要,直到今天保持最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台湾都是以西方民主体制为样版的.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持批判、继承并吸收,中国文化好比是一个系统需要不停的升级一样,而宗教就好比是一个永远也不用升级的系统,因为那程序是神写的。我认为任何一位国学大师如果没有批评精神并不能提出新颖观点的,根本不配称大师,那只能叫传话筒大师,我对鲁迅的批判精神也是非常欣赏,如果没有他的批判,中国文化许多的糟粕还会存在,但我旗帜鲜明的支持由中国传统文化来主导中国的道德及信仰自由,因为宗教的单一性与侵蚀性决定了它一定不会包容其它信仰的,并很容易发生冲突。这好比是今天的美国,大家都欢迎所有批判甚至嘲讽,但绝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把这个国家推翻取代,道理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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