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思想

西泠印社后山石坊。

汉三老石室。

吴昌硕作品“西泠印社中人”

马衡作品“不登大雅之堂”

沙孟海作品“无限风光在险峰”

王禔作品“我书意造本无法”

吴隐作品“怕你不雕虫篆刻”

文彭作品“琴罢倚松玩鹤”

奚冈作品“自得逍遥意”

丁辅之作品“剑胆琴心”

叶为铭作品“三让家风”

钱松作品“文章有神交有道”

本报见习记者　陈佩珍　驻浙记者　蒋萍

日前，西泠印社春季雅集活动在杭州孤山举行。西泠印社每年有春、秋两季雅集。春季为小雅集、秋季为大雅集，分别在清明和重阳前后举办。“有一个孤山社址，是百年西泠的‘福分’。”中国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在今年的春季雅集上如是说。

西泠印社坐落于西湖孤山南麓、西泠桥畔，园林精致幽雅，亭台楼阁布置错落有致，康有为曾题词为“湖山最胜”。柏堂隶书匾额“西泠印社”，是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所书。

清光绪年间，印社创始人“会集湖滨，慨然有感印学之将湮没也，谋于西泠数峰阁之侧辟地若干弓，筑茅三两室，风潇雨晦，乐石吉金，唯印是求，即以为社，遂曰西泠。”由此，在杭州便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由印人自发组织的，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的民间社团———西泠印社。印社自创立以来，百余年间庋集了大量金石书画藏品，为中国篆刻，乃至近代艺术史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实物史料。印社不仅拥有中国唯一的印学专业博物馆，而且拥有自己的文物库房，藏有文物数万件，包括数千件古代金石、印章实物和数百种印谱古籍，形成印社独特的社藏文物体系。

2004年以来，印社恢复传统，恢复了创社之初崇祀印学先贤的祭祖仪式，包括宣读雅集序文和祭文。“这些古色古香的古文(祭文、序文)的宣读，其意义在于坚持、守望一种理想，是百余年精神文化的贯通，是立社之本。”陈振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建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资料库

2006年，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金石篆刻”名列其中。2009年，由西泠印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联合申报的“中国篆刻”成功入选联合国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西泠印社篆刻传承保护工作从此进入了国际视野。遵照世界级“非遗”保护传承的要求，同年年底，西泠印社制定了　《杭州市篆刻传承保护工作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在坚持传承为主、维护篆刻艺术独立性与原真性的前提下确保中国篆刻艺术生命力的各种措施，为推动篆刻艺术振兴和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建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资料库的工作也因此展开。西泠印社高龄社员较多，85岁以上的艺术家有30多人，及时把艺术家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留存下来，成为当务之急。

91岁高龄的印社执行副社长刘江、90岁高龄的名誉副社长吕国璋、96岁高龄的名誉副社长高式熊的影像资料已拍摄完成，目前正在拍摄百岁高龄的饶宗颐社长。饶宗颐先生是国际汉学界景仰的一代宗师、学界泰斗，也是功力深湛、才赋过人的艺术大家，在传统文史研究和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近东文明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精深研究，又精通琴、诗、书、画，具有深厚的艺术修养。

艺术家珍贵的影像资料以访谈为主，由艺术家陈述其创作取径范围和具体对象，曾由哪些艺术流派或艺术家获得启发、艺术道路中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或突破点，自身艺术创作的审美取向、创作理念。艺术家也会根据其专业特长，按篆刻、书法、国画等门类，分别进行现场创作；尤其对于篆刻，还需记录艺术家的创作工具、详细步骤、握笔握刀手法、运刀方法、修改处理、钤拓方法。演示过程中，艺术家也会作讲解说明。“拍摄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和留下一些遗憾，有的高龄社员因身体原因，家属会拒绝拍摄；有的在筹备拍摄过程中，老先生身体不好了，我们说再等一等，等他出院再拍，结果……”西泠印社社委会社团事务处处长顾祥森告诉记者。

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能成为社员是来之不易的荣誉。如何加入西泠印社也是社会文化艺术界比较关心的问题。目前加入西泠印社共有三种方式：推荐、评奖和特邀。首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元老前辈级的资深人士，采取特邀入社的办法；其次，由社员推荐，在适当考虑分门分类分区域分层次的前提上，理事会审查投票表决；再次，评奖入社，包括创作评奖入社与论文评奖入社两大类。

在这次春季雅集上参与祭拜印学先贤的年轻社员代表顾建全，是去年通过西泠印社的考试入社的，他正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硕士学位论文是对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扇面艺术的探究。“吴昌硕社长是我国近、现代书画艺术发展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诗、书、画、印’四绝的一代倡导者。他的艺术别辟蹊径、贵于创造，最擅长写意花卉，他以书法入画，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章法融入绘画，形成富有金石味的独特画风。扇面艺术是他的艺苑中的一朵奇葩，应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顾建全说。

让中国篆刻艺术也走向世界

篆刻是由中国古代印章发展而来的，以金石等材质和刻刀等工具，通过特定镌刻技法来表现的、以汉字　(尤其篆体汉字)　为主体的造型艺术。篆刻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华夏先民在甲骨上的契刻，伴随着以契刻形式诞生的汉字文字体系一直传承延续，直至今天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

篆刻创作主要使用石、金属、水晶、玉、兽角、象牙、竹木、陶瓷等材质和刻刀、印泥、印床、毛笔、墨、宣纸、印规、砂纸、印筋、印刷、棕刷、拓包等工具。经过数千年的演进和发展，篆刻创作形成了篆法、章法、刀法三大技术体系，主要包括篆稿、上石、奏刀、刻款、钤印、拓款等创作步骤。这些技法代代相传，至今仍是篆刻艺术创作的基本程式。篆刻审美则从元代开始出现，其标准主要借鉴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逐渐发展出疏密、轻重、屈伸、挪让、损益等审美概念，并被运用于对创作技法、艺术风格的完善和创新。从明代后期开始流行印谱辑拓之风，不少印谱实物完好地留存至今，呈现了当时篆刻创作的丰富面目，是篆刻艺术传承和发展的实证。

篆刻艺术通过镌刻的方法，在方寸之间追求分朱布白的精雅趣味，其朱白两色的运用、线条对色块的分割、虚实向背的和谐统一，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观和阴阳和谐思想。篆刻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它与汉字同根同源，融合了书法、绘画、雕刻、金属冶铸、古文字学等多学科领域的学养；即便在传播到日本、韩国等周边其他国家之后，其材质工具、技法体系、创作程式和审美标准仍得以严格遵循。

篆刻的实物作品———印章，贯穿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整个发展进程，是中华历史与文明的重要载体之一。作为印学领域的“天下第一社”———西泠印社在传统印学方面开疆拓土，形成了深广的专业学术脉络。“然而，如果西泠印社没有新思维、新观念、新想法，就不符合当下社会与时代的发展现状。因此，西泠印社提出了‘零起点，再出发’的学术新理念。”陈振濂说。

去年，二十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在杭州举办。西泠印社主办了“篆物铭形———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专家学者50余人，围绕图形印与非汉字系统印章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

“杭州提出城市国际化，对于百年名社西泠印社来说，正是奉行、发展沙孟海先生建设‘国际印学研究中心’的契机。我们围绕‘域外印章’和‘非汉字印章’两个主题开了这个国际研讨会。域外印章，包含除了中国以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古印章，如印度、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伊朗，甚至古埃及、古罗马等。非汉字系统的印章，如中国古代的西夏文，元朝的蒙古文，云南的傣族印章，巴蜀地区图形印等。旨在从世界印章史的角度，考察其他地区或文化背景中的印章，对其材质、形制、功用及相关历史现象展开研究。”陈振濂解释。

说到这场学术会议的“论文集”时，陈振濂一脸兴奋。他对记者说：“西泠印社过去一本论文集30万字，现在一本论文集都是一千多页，洋洋百余万字的篇幅，充分说明了会议学术成果的厚重分量。”

和人们对研讨会枯燥乏味印象不同的是，西泠印社举办的这次研讨会迸发出很多有趣的讨论。比如，“印章的起源到底是在中国，还是从两河流域的伊朗、伊拉克那里传到中国来的？”

“有定论吗？”记者问。

“尚无定论，大家拿到的资料都足以证明自己，但无法反驳别人。”陈振濂笑着回答，“无论哪方的观点，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证据和实物资料来论证，所以，这也正是西泠印社举办本次研讨会的意义所在。关注域外印章的专题学术研讨，这还只是‘第一次’，印社将持续关注这一新的印学领域，相信随着更多资料的汇总、更多研究者的介入，我们将收获更多成果，终有一天能解决这个疑题。”

由于书画篆刻艺术本身的特点，过去西泠印社对外文化交流范围主要集中在汉文化圈内，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周边国家。但是，西泠印社要建设“天下之社”、要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中国印”，仅仅局限于汉文化圈是不够的。

这几年来，西泠印社积极拓展交流领域，一方面依托传统地缘优势，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在汉文化圈内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广泛延伸触角，主动与汉文化圈以外的欧美国家和地区联系，开展访问交流，扩大西泠印社辐射力、影响力。西泠印社走出亚洲，走入美洲、欧洲，走向世界，中国篆刻艺术也走出汉文化圈，为世界上更多国家的人们所认识和了解。

“重振”金石学

“保存金石”是西泠印社宗旨之一。西泠印社收藏的“汉三老碑”是镇社之宝。有“浙东第一石”美誉的“汉三老碑”于清咸丰二年　(1852)　出土于浙江余姚。1921年，有古董商想要将此碑购入运往海外。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丁辅之得知消息后马上和其他社员商议，并发动社会书画义卖与集资赎回，不到一个月便集资11270大洋。其中8000元购石，余款兴建石室庋藏。1922年秋，三老碑入藏西泠印社。这是一次凝聚社会力量保护国家文物的典范，也是西泠精神的写照；20世纪40年代末，请金石学家马衡出任社长。这些都在表明“保存金石”在西泠印社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有了它，西泠印社才超越了一个普通的、刻印的“篆刻学会”，而具有了更广阔的历史、学术背景。

金石学研究作为学术形态，从宋代欧阳修、赵明诚以来，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程。在清代中期，金石学曾经有过第二次辉煌。从器形、文字考订到金石拓片制作，从制订石刻目录、青铜器名录到玺印文物鉴定，一大批金石学家如阮元、毕沅、翁方纲、陈介祺、吴大澂等鱼贯而出。

民国时期金石学的巨擘，前期有罗振玉、王国维，后来则有马衡。此外，金石学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宋明以来的限于青铜器、碑刻到今天的上涉甲骨文、下涉瓦当铜镜陶文画像石等，随着地下出土文物种类的日益丰富，新学问不断涌现出来。

当代以来，在西方学科分类体系日渐占据主流的情况下，作为中国传统学术门类之一的金石学，却越来越遭遇了无可归依的困境。肇端于宋代的金石学，由史部地理类的金石碑版著录，发展到证经考史的朴学一门，再扩大到版本比勘、文字释解、形质审美、锤拓技艺、乃至书法绘画领域“金石气”的出现，内涵不断延展，概念却愈益模糊。民国以来的数种主要金石学著录，对于其学科指向已经有不同的理解；近半个世纪来日益细化的专业分工，更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分别纳入考古学、古器物学、文字学等不同学科，在研究方法上又往往精于一门而难及其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金石学在中国当代学术语境中的离析。

当前环境下如何去“重振”金石学，谁能承担这项艰巨任务？“由于金石学是一门‘旧学’、‘国学’，以现代新学科分类、分野为根基的如文物考古博物馆学、美术学、绘画书法篆刻之学，分支越细，要把握它的整体内涵就越难，而西泠印社作为百年名社，它走的却不是分科的路子而是综合的路子。由它来承担重振金石学研究项目工程，应该是可望有所收获的。更何况，西泠印社的创社宗旨，即是‘保存金石，研究印学’，能把‘金石’与‘印学’这个印社的立身之本并列，表明西泠印社从一开始即是视‘金石’为己任的。金石学作为一门学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看你用什么标准，比如进入教育部的课程目录，那是完全西方化的。我们在倡导金石学的同时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反过来，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又带动了这个学术的发展。”陈振濂对记者说。

要“顶天”，也要“立地”

西泠印社是由杭州印人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隐创建，众多的金石名家，有志于弘扬和发展国粹，王福庵、丁辅之、叶为铭、吴隐等人结社于孤山南麓西泠桥畔，研讨印学。于是，“人以印集、社以地名”，取名“西泠印社”。在印社初创的十年，四位创始人团结同仁，集资、规划，“买山立社”，先后建造了“仰贤亭”等九处园林建筑，印社初具规模。

作为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之悠久、成就之大和影响之广均为首屈一指的民间艺术社团，西泠印社从创社至今，先后有700多位海内外社员，几乎将现当代重要的金石书画家悉数囊括。近代金石书画泰斗吴昌硕为印社首任社长，此后六位继任者分别为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和饶宗颐。走过百余年的西泠印社守望着自己的一份坚持：“顶天”和“立地”。

“顶天”，是指在组织活动时坚守住高端、精品的质量要求，每出手必是一流，又必须有原创价值。而“立地”，是指它不能是文人小圈子孤芳自赏，更要扎根于社会。

西泠印社素以学术立社。回顾11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正是艺术创作和学术研究的丰硕成果，造就了西泠印社在国际印学界的崇高声望和引领地位。多年来，西泠印社将学术建设作为社团工作重点，每年举办一次国际性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和一到两次专题学术研讨会，并出版　《论文集》。尤其是“孤山证印”国际印学峰会为西泠印社有史以来、也是国际印学界有史以来最高规格的学术活动，汇集海内外印学研究领域顶尖级专家学者百余人，围绕相关论题展开交流研讨，全面展示了西泠印社乃至国际印学研究领域的现有成果积累，对促进国际印学界学术资源的整合、共享与交流，推动当代国际印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学科体系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立地”上，西泠印社广泛团结海内外印学社团组织及相关机构力量，面向书画篆刻爱好者，举办大型国际性艺术选拔与展览，识拔优秀艺术人才；借助博物馆、篆刻院等平台，在大中小学、社区设置教学点，已先后在中国计量学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杭州市第二中学、杭州市聋哑学校、杭州春芽实验学校开设篆刻艺术课。杭州市江干区洁莲社区首个篆刻教学点也顺利开班，西泠印社专家定期定点教学、组织展览，吸引了众多社区群众前来学习，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此外，西泠印社还举办了针对青少年的“发现未来艺术家”主题活动，通过引荐拜师学艺、海外艺术交流等形式，努力打造出一个杭州市中小学开展素质教育、培养艺术特长的品牌项目，达到普及篆刻文化、扩大篆刻艺术传承覆盖面和社会基础的目的。

“现任社长饶宗颐先生是我们‘请’来的，对于印社来说，饶公就是我们的旗帜，他在传统经史研究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重要贡献，在汉学界享有崇高声望。我们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旗帜在，以彰显西泠印社弘扬国粹的立社之本。”陈振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