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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和“发生”了解《文明的进程》一书，首先要弄清“文明”的含义，此乃关键中的关键。该著作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那时的“文明”一词是对现代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总结性的概念，也是当时西方人面对先行的历史时期文明较低的社会，面对同时代其他各国“开化”程度较低的社会的一种鹤立鸡群的“自我意识”。“文明”一词涵盖如下的概念：较高水准的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以及某种生活方式。“文明”是一个过程，至少是一种过程的结果；这一过程抑或进程被大多数西方人理解为社会进步和优势的证明。埃利亚斯在这里将“文明”的概念和西方社会挂起钩来，以示有别于其他“不开化”的社会。埃利亚斯并没有进行价值评判，只是试图进行客观的表述。而以往，正如埃利亚斯所说：“我们习惯把文明看成是一种财富，一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成的财富。至于我们究竟是如何达到这一步的，我们现在是处在进程之中，还是处于进程的某一阶段，则不加闻问。”埃氏认为，这样一种“反历史的”文明观是无法解释文明现象的。要想对西方文明有个全面的理解，就要相应地探讨文明的发生，“揭示历史变化的定则、变化的必经过程和其具体的机制”。 批注：仔细想来，如果我们抛开情感的因素不谈，就想着西方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它宣称的“文明”或许会更好接受些。 欧洲从中世纪早期的封建社会到18世纪宫廷专制社会，逐步形成了民族国家，而各民族国家对文化都有不同的理解，其行为规范和个性结构也不尽相同。埃利亚斯在其《文明的进程》中提出了一种长期进程的理论，他用这一理论分析了欧洲各国的社会张力结构，或者说社会矛盾结构。这里用文明发生（Genese），切不可将其译为文明起源（Ursprung），虽然Genese有时也可译为“起源”。“起源”和“发生”两者不可混淆，因为埃利亚斯的研究表明，社会的进程是没有一个绝对起点的。《文明的进程》的副标题为“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所谓“心理发生”是指人类的个性结构的长期发展，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人的举止表情、心理结构、情感的表达，都和古人不同，在中国，甚至“文革”前后也有所不同。从长远看来，人的行为方式是逐步“文明化”的。而“社会发生”则是指社会结构的长期发展，亦即社会不均衡性（比如说等级、阶级、阶层）、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结构，首先是国家的逐步形成的过程。埃利亚斯的功绩不仅在于描绘出西方社会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的基本轨迹，而且也揭示出作为文明进程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在这种综合的基础上，埃利亚斯创立了两个相互密切关联的理论：一为个性和行为变迁的理论，一为社会发展的，亦即国家形成的理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出现稳定和整合，亦即形成国家。《文明的进程》的第一卷主要是对文明进程进行经验的表述，而在第二卷则主要是对国家形成的进程进行经验的分析，并且也包含了以“文明论纲”的形式对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分析的综合。埃利亚斯在这里所讲的文明进程限于欧洲，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很少涉及。个性和行为变迁理论埃利亚斯的论点可以概括如下：源于人类本性，人总是要竞争的，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形式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使得社会经济情况发生分化，其表现为职能（功能）分工的复杂化。职能分工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单个的行动和过程定要愈益相互协调配合，这样就会愈益提高单个人和各个人的单位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水平。随着功能分工的日益复杂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这样的行动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以调解的、可以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链条就会运转不灵。埃利亚斯进行了大量的社会历史调查，结果表明，人的行为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冲动的、本能的、情绪化的行动逐步为经过调控的、自我强制的行为所代替。人的每一行动都处于相互依赖、错综复杂的网络之中，这一网络要求人在采取行动之时瞻前顾后，而这种瞻前顾后慢慢成了自动化的机制，成了自我调控的机制，从而也变成了人的个性结构的因子。对自己本能和情绪的控制，一种高水平的社会分化与相互依存所需要的长远眼光的、也可说是“合理化”行为的发展，埃利亚斯就将其称为“文明的进程”。而经过调控的、“文明化”的行为又会翻转过来促进社会进一步的分化或者说多元化。所以说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这两种进程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社会共同生活总要采取一种形式，而今天最重要的形式依然是国家，尽管全球化在大踏步前进。国家还是有其稳定的规则和建制，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对暴力的独占，有了它，内部的和平才能得以保障。不过国家形式的出现只有在个人行为文明化——比如对攻击性的自我监控——达到一定水准时才有可能。而今对“文明”和“文化”的定义不下于千种，德国和法国对“文明”的理解大相径庭。在法国“civilité”（文明）原指宫廷高雅的风俗习惯。这一概念又引发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写了一本名为《论儿童教育》（1530年发表）的小册子，正是这本小册子，连同为数众多的有关风度举止礼貌的书变成了埃利亚斯进行心理发生研究的主要资料。乍一看来，这些资料无法登历史研究的大雅之堂，传统的历史科学主要是以“过硬”的正规的文件和文献为其研究的依托。而埃利亚斯则打破成规，资料利用不拘一格，关键在于可信度。况且他所探讨的乃是过往时代人的行为举止的变迁，而这些有关行为规范、礼貌守则一类的书籍为实际的行为方式提供了最好的见证。规范与守则的长期发展和雅致化，也正是文明理论的研究题目。而今习以为常之事，自然而然之事，绝非原本如此，天然如此，而是历经数百年的时间逐步演变的结果，是心理逐步规范的结果。埃利亚斯以人的就餐、如厕、擤鼻涕、吐痰、男女关系和攻击性等方面的行为举止为例，来表明这种规范进程的方向。埃利亚斯对中世纪早期人的行为进行了分析。那时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较少调节，主要由冲动的情绪和本能主宰。吃饭时用脏兮兮的手去抓，吃起菜来狼吞虎咽，吃相难看得很；啃过的肉骨头乱扔一气。用赤手擤鼻涕，擤毕便在衣服上擦手。而那时的宫廷，有资料表明，已不是如此行事了，而是文雅起来。不过整个中世纪，人的行为举止变化不是太大。直至中世纪末期，风俗才逐渐雅致化。比如说，16世纪，首先是在意大利，继而在法国，最后在英国和德国，贵族上层才开始用刀叉进餐。13世纪拜占庭的公主在威尼斯的宫廷用一枚小巧的两股金叉将饭菜送进口中时，竟引起轩然大波，被视为绝大的“丑闻”，不少神父跳将出来诅咒这一“犯罪”行为，甚至认为，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公主为此会遭到天谴。在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行为举止可以说是上了一个新台阶。那时不仅将先前的行为举止视为“不文明”，加以禁止，而且还注意观察自己的行为，并以新的规矩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人们认为，人的行为举止，人的外在表现，反映出人的心灵。重视自己的行为，观察别人的举止，这是人与人关系中的新方式，是一种“新的整合形式”。正如埃利亚斯在第一卷中所说：“这表明，行为的整个问题有了完全不同于以前的性质：较之中世纪人们更加有意识地塑造自己和塑造他人。”在继之而来的几个世纪里，对行为的观察和调节加速进行，在宫廷社会里则达到了高峰。这时决定行为方式的不再是冲动的本能和情绪，而是社会的习俗规则：“人的体察更加细微，对情绪的控制更加审慎。”这时，至少是在宫廷或贵族社会里，已开始使用自己的盘子分而食之，餐具也极为考究，也开始使用餐巾。进餐时的谈话也都精心措辞，洋溢着一种“高雅”的气氛。人的行为举止，有文明与不文明、上层和下层之分。首先为行为调节新潮所感染的总是社会的上层，只是在以后他们雅致的行为方式才耗散于中层和下层。人体的“方便”活动，以及性行为也都转移至“幕后”，转移至家庭的私人领域。如果把行为方式的变迁只看作是有等级区分的雅致化，那也是低估了它的意义。行为的调节更多是个性深化塑造的结果，也可说是心理机制发展的结果。行为变化的特点就是对本能和情绪经常不懈地克制，形成一种调节机制。随着社会的分化抑或多元化与社会整合的日益发展，本能或情绪化的行为一定要加以调整，只有这样共同生活才能运转。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性生活，适用于攻击性，以及身体的卫生清洁。人的行为一定能够估计得到，必须有一定的可靠性，而要达到这一步，就得对本能和情绪进行经常性的监控。情绪监控首先是由社会禁律和制裁，亦即外在强制来完成的。如要使这种外在强制长期发挥作用，那就得实现外在强制向自我强制的转变。自我强制一定要达到自动运作的地步，以便能“适应现存社会的水准”。而这种适应要经过心理结构的培训才能实现。这种心理结构用通常的话来说就是“良心”“理性”，也可说是社会的“超我”心理结构：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人与人之间相互施加的强制愈益鲜明地变成了个人的自我强制，超我的结构愈益巩固。总之，个体中代表社会规范的那部分，就是原本的超我，今天才促使个人经常梳洗和保持清洁的。这种超我是社会化的自我监控机制，它反映了社会的必然。按其本质来说，它是社会性的。说到餐饮、擤鼻涕和吐痰方式的变迁，有人可能一笑置之。那么对人的攻击性的发展演变的分析，也会显示出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而这更加明显地具有社会理论的分量。在中世纪，在民族大迁徙时期，未加调节的、本能冲动的攻击性在肆虐。埃利亚斯利用历史资料描绘出当时骑士生活的画面：他们抢劫、破坏、杀人越货，将无辜者致残，无所不用其极。这种情绪的发泄并非病态，而是骑士社会发展的水准使然：那种残酷的发泄并没有从社会交往中排除出去。……折磨人，残害人，其乐无穷，而这也是社会认可的乐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结构促使人们朝着这一方向发展，使得人们不得不然，使得人们觉得，如此行事才能得其所哉。这种冲动的、感情用事的攻击性，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所进行的突袭、杀戮、抢劫和战争，表现为一种淘汰的方式。攻击性和暴力行为是社会功能的必然性，是秩序和整合处于低水平的社会的必然性。情绪性的攻击性是卫护自身、维护财货和巩固自己的政权所必须的。在暴力实施无法进行调节的社会里，个人的攻击性也几乎无法调节。而在平和的社会里，稳定的政权为个人提供了足以使其放弃暴力的安全，个人攻击性的监控和调节便成了共同生活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情绪的监控只有通过自我强制才会有效。后者会使得攻击性的冲动得以遏止，抑或将攻击性的情绪扼杀于萌芽之中。暴力实施的心理调节的前提是社会对暴力的调节，其形式是国家对任何暴力实施的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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