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再思考：本质、理论与方法

 摘要：自高等教育学学科建制在中国确立以来，高等教育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复杂而特殊的问题。在社会急剧转型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推进的叠加背景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日益成为众多专家和学者关注的议题。而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建设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需要再次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对高等教育现象、问题以及发展趋势的研判，以历史经验和逻辑检视结合为基本进路，明晰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应用性本质、发展具有中国特征的本土化理论以及提升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以切实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应用性，本土化，科学化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0年度重大课题“高等教育支撑西部地区发展战略研究”（2020ZD003）。

在当前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方向转变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推进的多重背景下，“学科建设”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自1983年高等教育学获得学科建制以来，“高等教育研究在研究问题、研究主体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推进，渐进趋向专业化和体系化的高等教育研究被人们视为一种普遍的理解和预期”[1]。但事实上，高等教育学的发展一直饱受学科身份“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困扰。从根本上看，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明确自身方向、构建体系化理论与方法的过程。直到今天，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话题一直从未停止。究其原因，一方面既是本学科领域内高等教育研究学人具有主动探索和开拓的崇高使命意识和精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为一门年轻学科的高等教育学仍然面临着诸多的障碍。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等教育介入社会发展的程度与日俱增，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问题和事务几乎呈现爆发性增长，也由此增加了人们对用高等教育学来解释和解决众多问题的期望。显然，要面对这样的情形和迎接当下的挑战，高等教育学需要不断通过强化自身建设来回应内外部压力。因此，反思并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学，是一项十分有意义而又尤为困难的事情。也正如林肯所言，“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哪里，要走向哪里，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要做什么，如何做。”对于一门学科的建设发展而言，更是如此。高等教育学的建设既无法摆脱自身发展过程中所存在和积累至今的历史惯习与传统，又无时无刻不受到外部社会力量的影响。所以，为了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学，本文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逻辑的双重进路，首先厘清和明确学科的本质属性；其次，在理论上探讨要处理好西方化与本土化、理论与实践这两对关系的问题，进而凸现理论的本土化特色和学术品格；最后，在方法层面，则要根植于现实问题来提升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一、明确学科的本质属性：应用性

当代高等教育学应该追求何种目标和使命？这关涉应当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和愿景来建设高等教育学。在此之前，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迄今不少人依然没有厘清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属性或是对此关注不足，以至于在“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问题上摇摆不定。事实上，高等教育学并不是一门纯基础性学科，而是偏向于应用学科。潘懋元先生曾指出，“高等教育学不是一门纯理论学科，而是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如果不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不投入到实践中……就不符合学科的性质，这一学科就很难有新的发展”[2]。然而，即便如此，还有不少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基础学科，是因为高等教育学的上位学科——普通教育学，本身就是一门研究教育规律的基础理论学科。这也使得在对高等教育学学科本质属性的统一认识上产生了分歧，削弱了学科内部的学术共同体力量。诚然，高等教育学确要承担起理论建设的任务和使命，但这并不表示它就是一门纯粹的基础理论学科。因为高等教育学更重要的任务在于“运用教育学的基础理论去认识和解决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同时要进行一部分基础理论研究，用以指导高等教育活动”[3]。可以认为，高等教育学与纯基础理论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完全的“规律”研究，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成员，具有双重的目标追求和使命。一方面，是指向呈现和描述客观存在的现象或事实“是什么”和“怎么样”，即对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说明。它表明的是高等教育在具体社会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客观特征，它是一种怎样的事实以及该事实存在的方式和形态，甚至是追溯其起源和演变的历程等。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属于对高等教育客观存在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则是指向了反思和探寻“如何做”，即在认识和理解高等教育及其学科相关特性的基础上，强调对高等教育学价值功能的阐释和发挥，探究高等教育学在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以及它理应起到的作用等。从现实来看，前者的存在往往主要是为了服务于后者实现的需要。可以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以深入实践和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从根本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学就是人学”。作为研究人成长和发展规律的学科，高等教育学并非只是局限于阐述和呈现人的精神价值追求，不是追求其表面性的象征价值而是切实关注存在性的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深入与人相关的实践活动，解决人发展的各类问题。因此，人们应尝试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建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应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还应保持不间断地关注、分析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以及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以及文化等变化对本门学科建设发展所带来的多方面影响。换言之，作为应用学科的内部共同体成员，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领导者和管理者都要避免陷入静态的思考框架，要以一种动态性、发展性和战略性的眼光来把握形势和开展前瞻性研究。更重要的一点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要与基础理论学科的发展途径及模式区别开来。

二、发展学科的理论支点：本土化

如何在遵循高等教育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普遍规律的同时，探索、发展适合中国本土学科建设现实的理论，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融合、西方与本土的有机结合，做出在学科内容和发展路径上都有益于理论建设的研究，是高等教育学多年来一直反思和探讨的课题。目前，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当前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难以适应和满足学科建设的需要。正因如此，高等教育学要建立和发展本土化的理论，关键在于要解决上述问题。究其原因，这种“滞后”主要源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西方化”与“本土化”的失衡。因此，高等教育学要发展本土化理论，需要紧紧围绕“理论和实践结合、西方与本土对话”这两个核心点，着眼于双线并行的研究进路，借此来提高本学科的本土化理论体系与水平。在理论与实践结合层面，此处的“结合”包含了两方面含义：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设要契合我国高等教育具体实践的发展及其需要；经过筛选和归纳后的高等教育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互嵌融合。认识、了解和解决高等教育现象和问题需要有理论的指导，也需要行之有效的具体操作策略，而理论视野的形成也要以实践经验为重要支撑。可见，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发展是与实践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发展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基于现实国情的自身发展理论建设诉求，而实践关怀则体现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设行动方式是将理论与实践统一为一体。其中，“理论与实践结合”问题的展开与实现均是基于本土的研究场域和话语逻辑的框架内进行。在西方与本土对话层面，“西方化/国际化与本土化”是一个充满张力的长久争议话题，几乎自始至终贯穿在高等教育学的理论建设过程。各类关于“西方化与本土化”问题的探讨繁多，且往往各有见解，无法统一。但诸多观点的背后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高等教育领域各种反思普遍主义的知识论立场，而这恰恰为后来者探究学科的本土化理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就像“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关系，“西方化与本土化”也只是“在处理社会关系上有不同的标准和方式，二者其实并非绝然对立，非此即彼”[4]。在推进高等教育学的本土化理论建设时，需要学习和借鉴西方优秀的高等教育思想、观念、理论、工具和方法等，将之有选择性地融入进本土学术话语体系中，并要做到“坚持以‘国际视野’来总结和创新中国经验”[5]。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高等教育学本土化理论建设问题上，相当一部分学者遵循“知识论”的建构思路，即把高等教育学理论看作是一种学科知识，并根据其知识谱系来加以创建，致力于使学科理论“知识化”，将学科理论建设等同于“知识生产”。当然，这样做有其价值和意义，可以为理论的整体构建打下知识体系基础。但是，“知识”不等于“理论”，它只有参照性作用而非功能性。“它主要告诉我们关于某种事物有什么和是什么，而并没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和针对性。”[6]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本土化理论建设需要同时开辟“功能论”的建设思路，关注和发挥理论应有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指导性功能，以对本国高等教育实践进行必要的观照、归纳与指导。

三、规范学科的方法运用：科学化

从整体上看，近年来高等教育研究者对“学科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具”等问题的探讨于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而言，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打破不同学科方法以及工具使用的界限和限制。除了传统的思辨研究外，人们越来越注重开展实证研究、质性研究、跨学科研究等多种方法。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研究者已经意识到扩大相关学科的知识面和扩增吸纳其他方法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为高等教育研究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繁荣。然而，从当前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方法使用情况来看，最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研究方法的种类不多，而是使用的不规范和随意性[7]。例如，相当一部分的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或是为凸显专业性而大量罗列多种研究方法，且未在实际研究和写作中加以整合运用；又或是在尚未完全确定和了解研究主题、内容和重点的情况下，随意选择研究方法；更有甚者虽不知具体研究方法的性质、适用范围和条件就加以使用。因此，当现今的研究者提出让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走向科学化的时候，就一定不能只是单方面强调定量研究、实证研究的应用和普及，而要把工具、方法以及方法论引入更深层次的规范层面。因为方法的出现和使用背后往往是与某一学科理论或背景相连，不同的理论流派、不同的学科，它们创建“方法”的初衷也是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种工具和方法也会存在不同的应用场景和层次。换言之，在高等教育研究中使用的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它是有自身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基础的，研究方法与学科、理论、思想以及场景等是高度联系的整体，必须要考虑到研究方法的应用前提、逻辑、规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规范”。故而，“规范”应该成为“方法”使用者和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共识和前提。另外，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很少有研究者去反思，为何高等教育学学科领域中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方法，而作为常规性研究方法的思辨研究却仍然保持着主导地位，这或许从侧面说明了两点问题：一是，研究方法的传承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方法的更新迭代是一个漫长的周期；二是，思辨研究本身的方法特性天然地与高等教育学科特质相契合。但不论是哪种方法都各有优势和局限，不论使用哪一种研究方法，也都必须要关注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研究方法不仅因问题而起，在很多情况下更由问题所构建和决定。因而，问题以及对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决定了方法使用的有效性。这也启示我们，要根据问题的性质和类型来选择方法，不应一味偏向思辨的方法或是实证的方法，一定要具有开放的视角，只要有利于揭示和解决问题的，都可以在高等教育学这一学科占得一席之地。也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提出了关于“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从分野到共生的观点：“两种研究范式在促进教育知识进步中前后相承，各司其职，不能相互取代。同时，就两种教育研究范式自身发展而言，每一种范式都可以从对方优秀研究成果中获益……教育研究者需要面向教育事情本身，使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相得益彰的共生合力发挥出来。”[8]从更深层次的角度而言，高等教育学研究方法要走向科学化，就不能“唯方法主义”，而是要遵循规范，立足问题，彰显实效。

参考文献：